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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赞大师 | 周予同:中国经学史研究的奠基者

陈瑜 文汇学人 2021-12-26

学术档案 

周予同(1898-1981),经学史家、教育家,浙江瑞安人。1920年毕业于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国文部。历任北京高师附中教员,厦门大学教员,商务印书馆编辑、《教育杂志》主编,安徽大学教授、中文系主任兼文学院院长,暨南大学教授、史地系主任,开明书店编辑,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兼系主任,兼任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所长、《辞海》副主编等职。著有《孔子》《朱熹》《群经概论》《中国现代教育史》《中国学校制度》等。


如果为周予同画像,“不高的身材,知天命后近乎‘矮胖’,头发梳得锃亮整齐,脸上总是带着令人如沐春风的笑容,缓慢的步伐,更增添了他温和的气质”,这就是在师友学生的回忆中大家的一致印象。这样平和、儒雅的周予同,让许多人也许难以想象,年轻时的他是一个激进果敢的爱国青年——1919年5月4日,赵家楼的那把大火“引燃”了震惊中外的五四运动,而时为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学生的周予同便是在场的“主角”之一。


但“火烧赵家楼”的革命经历只是他人生履历中的“惊鸿一瞥”,他更重要也更为人们所熟知的身份是经学史家,是中国经学史这门学科的开创者和奠基人。那个曾经一腔热血投身运动、寻求变革的年轻人,与后来在故纸堆里皓首穷经的学者,看似风马牛不相及,但事实上,周予同的经学史研究同样承继着他在“五四”未竟的理想。

学术上的周予同始终是那个锋芒毕露的战士——以史学为解剖刀,他去除了经学的光环,使其成为手术台上客观的研究对象;在浩瀚的古籍里去伪存真,他还原了孔子和儒家经典的本色,卸下了历代专制政府遮盖在其上的意识形态面纱,以“廓清旧日思想之途径,使后来者不致多走错路”。
       
他把旧中国的病症归咎于教育,希冀着以昌明教育、开启民智来改造社会
      
在从事经学史研究之前,周予同和那个年代的许多有志爱国青年一样,首先走上了一条“教育救国”的道路——他把旧中国的病症归咎于教育,希冀着以昌明教育、开启民智来改造社会。

这一学术旨趣的形成与他坎坷的求学之路不无关系。1898年,周予同出生于浙江瑞安一个贫寒的前清廪生家庭。1916年,他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北京高等师范学校——之所以千里迢迢北上求学,是因为这是当时为数不多的为“穷学生”敞开大门的学校。师范学校提供膳食、免除学费,即便这样,他的几位才高志大的中学同学,还是因经济拮据而放弃深造。切身的经历让他意识到,绝大多数的穷苦人民没有受教育的希望,痛感于当时学校制度的不平等,他想要去研究原因。

很快,周予同清醒地认识到当时社会制度的不平等,“所以在这种社会上建设的学校制度也跟着不平等”,正是抱着这种改造教育必须先改造社会的渴望,他投身于浩浩荡荡的五四运动。澎湃的新思潮激荡着周予同和其同伴们的心,他们在北高师先后发起励学会、工学会、平民教育社等组织,创办《教育丛刊》《工学》等杂志,从事印刷、木刻、办夜校等活动,天真地进行“工读主义”的实验,试图通过自身的努力,造就出一个平等的社会。他结识了一批进步青年,其中有毛泽东。怀着教育民众、改造社会的热忱,19岁的周予同写下了这样的诗篇,并在行动上化作了五四那一天的激愤:“今我是活泼泼的青年,扫却了悲观和闲愁;本着这肃杀的精神,打破了糊涂的九州!放出了万千的狱囚!”

经历五四运动之后,周予同想要改造旧式教育制度的信念更加坚定,“再也不能走清末以来‘中体西用’的老路了”。1920年,他以第一名的成绩从北高师毕业,毕业论文的题目是《我的理想的教育制度》。周予同对教育制度的思考有其历史语境,但哪怕放在今天来看,他在当时提出的那些理念依然是振聋发聩的:他批判科举制度的野蛮和扼杀人性,反对一切为了考试的学校教育制度;他揭露资本主义教育的伪善和势利,反对富有者阶层垄断教育资源;他提出应该吸收革命后的苏俄实行义务教育和大战后德国实行“能者升进”的免费教育的经验,在中国普及教育和实施终身教育,使教育成为改造社会的利器……这些思想主张,也成为他日后开展教育研究和工作的主旋律。

走出校门后,周予同辗转来到商务印书馆主编《教育杂志》,后又担任开明书店的编辑,他鼓励兴办教育,曾兼任了12所学校的校董。对周予同来说,从事出版工作同样也是为教育而服务:在商务印书馆期间,他就编过国文教科书;在开明书店期间,他与同样坚信“教育救国”的夏丏尊、叶圣陶共事,结下深厚友谊,他们以中小学学生和教师为对象,编写了一系列教科书和青少年课外读物,他们主张教育思想独立,要为学生提供“真的知识”,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便是《中学生》杂志。
作为《中学生》杂志的主要撰稿人之一,周予同的许多文章都刊载其中,包括他关于经学史研究的一系列论著,“经学史”和“甲骨学”这两个学科概念,也都是在他写给中学生的文章中第一次提出的。这本杂志影响了一代又一代青年学子,其中就有周予同后来的学生、著名历史学家朱维铮。他回忆说:“我小学是在农村读的,那时就通过这本杂志,认识到原来经学是这个样子,原来经学有它自己变化的一个过程……开明当年为中学生写的这些文章,超过了今天所谓的论文。”(来源:纪录片《大师·周予同》)
《周予同教育论著选编》
              
“经学之继承的研究已大可不必,而经学史的研究当立即开始”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让周予同将研究重点从教育转向经学史,成为后来人们熟知的一代经学史大家?促使他发生思想转变的,依旧是疾风骤雨的现实。

20世纪20年代,当周予同在对旧式教育发起猛烈抨击、大刀阔斧地进行教育改革时,有一种刺耳的声音却始终“死灰复燃”,那就是北洋军阀政府一再强迫学校添设“读经”课程。从当时的历史语境看,“读经”往往是军阀政府加强专制统治的手段,而周予同也清醒地认识到了这一点。于是,1926年8月,当孙传芳又强令东南五省学校添设读经时,他满怀激愤地写下了著名的《僵尸的出祟——异哉所谓学校读经问题》一文,呼吁:“经学之继承的研究已大可不必,而经学史的研究当立即开始。”他说,“经是可以研究的,但是绝对不可以迷恋的;经是可以让国内最少数的学者去研究,好象医学者检查粪便化学者化验尿素一样,但是绝对不可以让国内大多数的民众,更其是青年的学生去崇拜……”

现实的逼促之外,周予同立志要做的这项从历史入手来解剖经学来龙去脉的工作,也恰是当日学术界所需要的。在他看来,经历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后,文史学的情况仍落后于现实。当时学界对待经学的态度有四种:一派主张“废弃经学”,大学时受老师钱玄同影响,周予同原先也趋向否定“经学”,但他认为应该进行历史的研究,不必高呼口号,而使打倒和废弃的理由了然于胸中。另一派则是“抱残守缺”的国粹家们,周予同认为他们不顾经学内部巨大的认识分歧,“经史不分,汉学宋学不分,今文古文不分”,盲目宣扬专经复古,这在当时非常普遍。另外两派则是延续了晚清经学的两大学派,或继承孙诒让、章炳麟的学派坚持“古文”;或宣扬廖平、康有为的论点,专主“今文”。这两派在当时大学讲坛上势均力敌。在他看来,主“今文”的对新事物较易接受,主“古文”的则对新事物每趋抗拒。所以,“使青年学人超脱传统的学派偏见”,在历史中客观、系统地溯清经学的本来面目和演变历程,是当时必要的学术思想工作。

但关于经学史的研究宗旨,周予同自己却始终是谦逊的,在1928年给顾颉刚先生的信里,他说:“吾人愚拙,于社会无他贡献,只能廓清旧日思想之途径,使后来者不致多走错路,枉费精神而已。”在晚年的《自传》中,他写道:“我是命定的不得已去研究国故学的人。我研究中国的经学与史学,主观上是要从思想上文化上清算长期的封建社会,绝不是恋旧、怀古,也绝对不想赶时髦。”这便是周予同研究经学史的态度。他说,这是自己对社会应尽的义务,结果一发不可收拾。到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为止,他发表的论著绝大部分都属于经学史范围,包括《经今古文学》《群经概论》《经学历史》注释本、《孔子》《朱熹》《“孝”与“生殖器崇拜”》《经学史与经学的派别》《纬书与经今古文学》《纬谶中的孔圣与他的门徒》等等。经学问题是晦涩难懂的,但因为周予同的多数论著都是写给青年学生看的,他写得那样通俗清晰,而又饶有情趣,直到今天,依然是众多学习中国思想文化史青年的案头之书。


《周予同经学史论著选集》
      
恪守一生的治学原则:研究历史应该“古为今用”,但必须“论从史出”
  
作为中国古代学术的主体,经学遗产无疑是庞大而复杂的——自从西汉统治者把儒学当作治国法典而立为官学,宣告它的正式诞生开始,“经”的范围越来越多,解经的注疏也越来越多,发展到清末,经部书籍在数量上已非常惊人,仅《四库全书》经部就收录了经学著作一千七百七十三部、二万零四百二十七卷。但周予同正是从最基础性的整理材料入手,开始了他的经学史研究。

“先生认为,经学是封建时代统治学说的总称,但它决不是凝固的铁板,而是内部存在着不同学派的统一体,因此整理材料,首先应该注意经学的分派,求同,求异,决不能‘混’。”朱维铮这样说。那么,如何区分经学派别?周予同抓住了中国传统经学的中心人物——孔子,他认为历代经学家的一切分歧和争论,焦点便在于此。以此为标准,周予同将经学归为三大派,即“以孔子为政治家,以六经为孔子致治之说”的“西汉今文学”,“以孔子为史学家,以六经为孔子整理古代史料之书”的“东汉古文学”,和“以孔子为哲学家,以六经为孔子载道之具”的“宋学”。

为什么孔子问题总是争论不休?在周予同看来,这是因为历代经学家们总是用个人的主观的孔子,来代替客观的真正的孔子。从历史的视角探讨孔子,他认为:“真的孔子死了,假的孔子在依着中国的经济组织、政治状况与学术思想的变迁而挨次的出现。”他赞同梁启超的说法:“孔子渐渐的变为董仲舒、何休,渐渐地变为马融、郑玄,渐渐地变为韩愈、欧阳修,渐渐地变为程颐、朱熹,渐渐地变为陆九渊、王守仁,渐渐地变为顾炎武、戴震”,以适应不同时代的政治需要。于是,面对经学遗产里出现的形形色色的“孔子”,周予同尽心尽力地,通过大量史料的爬梳,试图还原出一个真的孔子的轮廓——历史只证明,“孔子是一位实际的教育家,他是一位不得意的政治思想家,他是一位专研道德问题的伦理学家”。他还撇清了孔子与六经的关系,认为六经之所以与孔子发生关系,是汉朝实行尊孔政策,以六经为儒家所专有的缘故;另一方面,对于那些“假的孔子”,他特别挑出两汉纬谶中的假孔子形象来示众,因为他认为,在中古时代,孔子由人变成超人,变成救世主的神灵,其源盖出于此,从此,便被专制统治者当作了“宗教教义大全”;并且,他毫不讳言,纬谶家们给孔子穿上奇装异服的伎俩,以后不断在历史中重演。(参考:朱维铮,《中国经学史研究五十年》)

从上述周予同对旧经学的清算不难发现,他的切入点是现实性的。对于旧经学,周予同的态度是鲜明的,可是,在治学方法上,他是以“谨严”而著称的学者,他始终秉承着科学的态度,从整理材料入手,坚持“论从史出”的踏实学风,而不是光喊义愤的口号。正如他自己所说:“对于研究对象,首先不要先存肯定或否定或半肯定半否定的主观,然后在这古往今来,浩如烟海的文献中找论证来替自己的臆说张目……研究历史应该‘古为今用’,但必须‘论从史出’,牵强比附的影射,主观武断的类比,种种非历史非科学的方法,需要在学术界继续扫除。”这是晚年他在《自传》中对青年学生的忠告,也是他恪守一生的治学原则。


《孔子、孔圣和朱熹》
         
“他有良心,有人类的爱,有贡献自己的力量为人群服务的意向”

       
然而,历史巨变前夜的中国,已经安放不得一张平静的书桌了。周予同的经学史研究也不得不中断,从抗战全面爆发到新中国成立前,他的著述寥寥无几。“崭新的社会正在临盆,这东亚的大地正在为阵痛而呼号而拘挛……现在已经不仅仅是说啊写啊的时代,不仅仅是组织的时代,而是要求行动的时代了!”他是这样呐喊的,也是这样做的——

他积极投入民主运动,成了闻名的民主教授。1946年,当李公朴、闻一多相继被国民党特务暗杀,周予同在课堂上拍案而起:“他们要独裁就独裁,要专制就专制,何必还要讲什么三民主义?假如要杀我的头,那么没有法子,我本来就活够了。读书人就是这一点是可以顶天立地的。”(金冲及回忆,来源:纪录片《大师·周予同》)随后,在中共上海地下党的帮助下,他与张志让、蔡尚思等发起成立了反对蒋介石独裁专制统治的团体——上海大学民主教授联谊会(“大教联”)。
他还不遗余力地对青年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1937年,在一篇面对中学生的笔谈中,周予同不仅希望青年一代可以摆脱“士大夫的末运”,并痛切于自己一辈人的堕落:“眼看见一批一批的青年们以革命志士的姿态踏上抗争的路,而终于以腐败的官僚、政客、土劣的身价送进坟墓里去。甚至于借着一切可利用的幌子,在任何机关里,进行其攫夺的私计。变了质的士大夫的丑态真可谓扮演到淋漓尽致了!”他希望青年一代挺起脊梁,“变为知识分子或生产技术人员,对于国家民族有所贡献”。

终于,漫漫长夜过去,周予同和友人彻夜不眠地听了一夜的炮声,等来了上海解放的曙光。周予同的学术生活又重回正轨——解放初期,他担任复旦大学历史系主任、副教务长,后兼任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所长。他重新投入经学史的研究,1959年,他在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开设了全国大学中独一无二的“中国经学史”课程,悉心地培育学生。

多年后,学生陈根棣回忆起当时的课堂场景,印象最深刻的是周予同总能通过有趣的比喻,把深奥难懂的经学理论讲得引人入胜。如讲儒家学说的发展史,他用造房子来做比喻:儒学学说打地基的是孔子,砌墙壁的是董仲舒,最后由朱熹盖屋顶。又如谈到论文中“史”与“论”的结合,他说大体有三种形式:一种文章立论明确,史料扎实,史料和理论观点是融会贯通于整篇文章之中,好似鸡蛋糕,分不出哪个是鸡蛋哪个是糕。第二种在引用资料叙述之中,往往引用一些经典作家的话,但比较生硬,这种文章好比一盘鸡蛋炒饭,虽然拌在一起,但蛋和饭泾渭分明。还有一种论文,整篇文章都是诗云、子曰,史料不少,但观点模糊,好似一盘盖浇饭。他鼓励学生学会写好第一类文章。

在师生们的记忆里,周予同的与人为善、宽厚热诚也是出了名的。正如廖梅所说:“仪表整洁,谦逊平和,乐善好施,这几乎是师友学生对周予同的一致评价。他信奉‘大德不逾闲,小德出入可也’,只要人们不违背道德原则,小缺点可以原谅。他总是尽心尽力替人分忧解难,朋友临危,他更是挺身而出。他支持过困境中的周谷城,还介绍失业的赵景深到绍兴第五中学教书,帮助贫困交加的陈守实找到教席。”(廖梅,《春风中的烈焰——记历史学家周予同教授》)所以,很多人说,周予同性情温和,怎么看都不像当年“火烧赵家楼”的人。

但是,骨子里那个不卑不亢的周予同始终都在。尽管他在“文革”中遭受挫折,但那份学术信念始终未曾泯灭——拨乱反正后,晚年的他瘫痪在床、无法执笔,却仍然指点朱维铮撰写有关论文,并编辑自己的论著选集,想为中断了数十年的经学史研究留下一些火种。《周予同经学史论著选集》问世后,经学史研究再次迎来了春天,作为海内外研究经学史学者的必读书目,直到今天依然润物无声。生命走到尽头的这年,他口述了《周予同自传》,回顾了他一生的忧虑和主张,并为青年学者指点迷津、提出厚望。

“他有良心,有人类的爱,有贡献自己的力量为人群服务的意向。他注重品性,尊敬学问,看不起投机取巧的家伙,看不惯装腔作势的派头。”这是周予同曾写下的自评,也是他用尽一生诠释的,“没有变质的士大夫精神”。


本文原载《文汇报》论苑·大师,2020年9月13日
本报记者 陈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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