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琦 | 建筑史研究与敦煌石窟——从新史料看梁思成与伯希和的交往
梁思成是最早利用敦煌石窟和壁画进行古建筑研究的学者,而伯希和的《敦煌石窟图录》激发了梁思成的思考。在法国巴黎吉美博物馆图书馆新发现的信件,展现了梁思成与伯希和的交往细节以及梁思成古建筑研究的历程。
1924年,梁思成赴美,在宾夕法尼亚大学学习建筑。次年底,他收到了梁启超寄送的宋代李诫的《营造法式》一书,此书后来成为他一生孜孜钻研的对象。在宾大期间,梁思成选修了建筑史的课程;1927—1928年,赴哈佛大学学习,期间应该看过德国人柏石曼(Ernst Boerschmann)新出版的《中国建筑》一书,进一步加深了对中国古代建筑的了解。柏石曼、瑞典人喜龙仁(Osvald Siren)和日本人伊东忠太、关野贞、常盘大定都是研究中国建筑史的重要人物。他们的著作引起了青年梁思成的注意。
1928年,梁思成回国并在东北大学任教。1931年6月,他受朱启钤之邀回到北京;9月,开始担任中国营造学社法式部主任。鉴于《营造法式》十分深奥难读,梁思成转而集中研究清代建筑,从清代工部的《工程做法》入手,并通过向老工匠学习,在全面理解清代建筑成就的基础上,再深入解读《营造法式》,尝试破译书中艰深的术语。
梁思成注重以实物调查配合古籍文献记录,与当时的国立北平图书馆副馆长袁同礼建立了十分密切的关系。北平图书馆给营造学社提供了一个研究室,相关书籍都可供研究室调阅使用。其中,就有法国著名汉学家伯希和(Paul Pelliot)的《敦煌石窟图录》(Les Grottes de Touen-houang,Paris, 1914—1924),这部书成为梁思成的案头常备。
敦煌藏经洞的发现是20世纪学术史上的大事,对敦煌文献的系统整理和研究,因此成为显学。敦煌石窟艺术和壁画也成为重要的研究对象。1906—1909年,伯希和组织了中亚考察团,最早对敦煌石窟进行编号和研究。1914年,《敦煌石窟图录》第一卷已整理完成,但由于一战的爆发,图录的出版不得不搁置,直至1920年起才陆续问世。此书虽不算石窟研究的专著,但披露了大量珍贵图片,引起了一些中国年轻学者的兴趣,其中就有后来投身于敦煌研究和保护的常书鸿先生。而梁思成则十分敏锐地注意到了这批图片中的五台山壁画,注意到图中的寺院、窟檐建筑与唐代建筑之间的关系。唐代中期之前的古代建筑,流传至今的绝大多数都是砖石佛塔,因此要对之前的建筑史进行研究,就要借助其他资料,而这批图片无疑是极有价值的史料。
梁思成非常注重实地考察,他曾指出:“近代学者治学之道,首重证据,以实物为理论之后盾,俗谚所谓‘百闻不如一见’。……故研究古建筑,非作遗物之实地调查测绘不可。”1932年4月,他调查测绘了蓟县独乐寺,并用科学的方法加以研究,撰写了考察报告,证明是辽代的建筑,由此开启了中国学者对于古代建筑的系统研究。
同年3月,在赴独乐寺考察前夕,梁思成发表了《我们所知道的唐代佛寺与宫殿》,首次讨论了唐代的佛寺建筑。在文章的开头,梁思成笔触颇为悲观:“唐代建筑遗物的实例,除去几座砖塔而外,差不多可以说没有。”在当时,由于缺乏系统的调查,所知的古建较早的仅有山西大同的辽代建筑上华严寺、下华严寺、应县佛宫寺木塔和嵩山少林寺初祖庵,有感于东邻日本保存的隋唐建筑,他继续写道:
梁思成在列举了众多文献资料之后,讨论了唐代的建筑,并特别提到了伯希和的敦煌图录:“幸而在记载之外我们又有一种新的考据材料。这项材料虽逊于实例遗物,却有时胜于史传记载。”这就是敦煌壁画的价值和意义所在。梁思成继续写道:“燉煌壁画将唐代的建筑——宫殿、佛寺,乃至平民住宅——在佛像背景里一概忠实的描绘下来,使得未发现当时的木质建筑遗物的我们,竟然可以对当时建筑大概情形,仍得一览无遗,实在是一件可喜的事。”(写于1932年3月9日)他特别引用了第117窟(今莫高窟第61窟五台山图),对唐代佛寺宫殿建筑进行了概要的介绍。
1932年对梁思成来说是一个学术上的转折点。经过对蓟县独乐寺的考察,梁思成对唐代建筑产生了浓厚兴趣,并转向对唐代佛寺建筑的系统研究。他试图从古代文献和绘画中寻找建筑史的讯息,如指出独乐寺中的观音阁与敦煌壁画中的唐代建筑十分相似,敦煌壁画因此成为他研读的重要对象。除了实测现存的建筑,梁思成对唐代之前建筑的研究,十分注重参考画像石、石窟壁画和明堂,作为实物资料的补充。他仔细阅读了《敦煌石窟图录》,仍感到尚有许多疑问,于是在5月28日提笔给伯希和写信,请求伯希和的解答和帮助,这是梁思成与伯希和直接交往的开端。
他在信中写道:
梁思成致伯希和信的信封。梁思成致伯希和的名片
法国巴黎吉美博物馆藏
梁思成之所以给伯希和写信,是因为《敦煌石窟图录》有几点引起了他的关注。一是伯希和题有“初游千佛洞”的照片,梁思成注意到其左上方有木质建筑一角,是窟前的檐廊,从这一角,他就敏锐地看出了“简单雄大的斗栱”以及其他结构,“无一不表示唐代的特征”。他还注意到了敦煌第130窟前室木梁斗栱照片,也推测为唐代的形制。但这些照片不完全或欠清晰,于是提笔给伯希和写信。
伯希和《敦煌石窟图录》中题有“初游千佛洞”的照片(左下)
法国巴黎吉美博物馆藏
图片来源:赵声良主编《敦煌壁画五台山图》
梁思成的这一发现,与敦煌壁画的指引有一定的关系,也应部分归功于伯希和的敦煌图录。需要提及的是,1927年,日本学者关野贞与常盘大定合编的《中国佛教史迹》第5卷,已收录日本僧人小野玄妙所摄佛光寺的照片,并得知殿前经幢有唐大中十一年(857)年号,但未能推断其建筑年代,关于佛光寺建造年代最终确定的历史使命由梁思成和林徽因完成。受战争影响,梁思成有关五台山唐代建筑的研究成果直到抗战末期才得以刊出,并为世人所逐渐了解。值得注意的是,1944—1945年梁思成发表的《记五台山佛光寺建筑》一文,只字未提《中国佛教史迹》关于佛光寺的内容,但引用了伯希和的《敦煌石窟图录》,提到“敦煌石室壁画五台山图中有‘大佛光之寺’。寺当时即得描影于数千里沙漠之外,其为唐代五台名刹,于此亦可征矣”。此文发表的背后也蕴含有复杂的学术和政治背景,特别是与日本学者的竞争。
梁思成虽然从未踏上过敦煌的土地,但他一直关注敦煌壁画和建筑。1951年,应常书鸿的邀请,他对敦煌壁画所见的中国古代建筑进行了深入的研究,特别强调了敦煌遗迹对研究古代建筑的重要价值,在文章的最后结论部分,他这样写道:
梁思成从壁画中寻找中国古代建筑的形制,是最早依据图像研究历史的先行者。敦煌壁画成就了梁思成和林徽因对唐代建筑的发现,成为建筑史研究中的重要篇章,也改变了中国没有唐代木构建筑的遗憾,无疑提高了中国人的民族自豪感。对传统科学技术的解读,是梁思成那一代人的共同使命,在很大程度上是出于爱国主义的情怀,以及与国际学者一争高下的气派。
(感谢沈弘先生和任丛丛、何蓓洁博士在本文撰写过程中提供的帮助。王其亨、王军、丁得天先生阅读了文章的初稿,并提出了宝贵的修改意见,特致谢意。)
全文和注释见《敦煌研究》2022年1期
猜你喜欢
◆
编辑:spr
学林(2022.3.3) | 建筑史研究与敦煌石窟——从新史料看梁思成与伯希和的交往
韩琦 浙江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订阅我们!点击标题右下“文汇学人”
转载本公众号文章请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