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历史学家、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胡宝国研究员因病于2023年2月9日逝世，享年66岁。
胡宝国先生1957年生，山西定襄人。1982年毕业于河北师院历史系，同年入北京大学历史系，师从周一良先生攻读硕士学位。1984年12月毕业留校任教。1989年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长期从事魏晋南北朝史研究，在中古史学史、制度史、政治文化，以及东晋南朝士族研究等领域，都有卓越建树。
胡宝国先生笔名“将无同”。2019年，同门好友为他编辑文集，定名《将无同：中古史研究论文集》，并合撰序言。所拟序言当时未收录，今稍事修改后刊布，以为纪念。
胡宝国先生近日病故，引发哀悼。作为历史学家，在给世人留下的记忆中，学术贡献当然占有最重份量。其主要学术贡献，见于《汉唐间史学的发展》（商务印书馆2003初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修订版）、《虚实之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将无同：中古史研究论文集》（中华书局2020）。其文风具有个人特色，剪裁得当，思辨清爽，文句简净流畅，往往以寥寥数语做宏观提炼，闪耀智慧光芒。在评价他人优点时，胡宝国的习惯性赞语是“写得聪明”。如其所云：“每当我们看到智慧的光芒时，就会感到由衷的喜悦。”这也是作者对自己的学术要求。相同专业方向的学者，对胡宝国的文章自不陌生，不劳辞费，兹以内容提要形式，再向普通读者做一推介。
《〈史记〉、〈汉书〉籍贯书法与区域观念变动》一文，排比文献所见地域称谓习尚变化，如《史记》叙籍贯多举县名，而《汉书》则多在籍贯上加之以郡名，由此指出以县为籍贯的战国旧习，在西汉后期转变为以郡为单位的风习。作者进而揭示，以战国国名指称地域的旧习，在东汉演变为以州为单位的表述风习。作者曾说自己“比较喜好‘地域史’”。这种地域观照，与作者对士人的关注，对其学风变异、政治沉浮的思考，在一系列论文中叠加了。如《两汉家学的变化》《汉晋之际的汝颍名士》《南阳士与中州士》《习凿齿与襄阳》《从会稽到建康——江左士人与皇权》《两晋时期的“南人”、“北人”》《晚渡北人与东晋中期的历史变化》《“西人”与“东人”──读南朝史札记》《从南京出土的东晋南朝墓志推论侨旧之别》，大抵都聚焦于士人地域分野、文化风尚、社会特征、政治升降，进及相关的政治、社会、经济、文化重大问题。《两汉家学的变化》一文认为，西汉的家学现象盛于东汉，东汉的经学家族往往是中原以外的家族。究其原因，一是在东汉文化中心地区的学人中，存在“博通五经”的崇尚，这种崇尚是难以由“家学”来满足的，必须在家族外另行求师就学；二是士林舆论成了荐举依据，使经学入仕的意义下降，相应地家学的意义也下降了。作者进而认为，家学与世族不一定有必然联系。这样一来，把“世代传经”看成世族发展之基本条件的传统观点，也许要做适当调整了。《汉晋之际的汝颍名士》就汉晋间的“汝颍多奇士”之说展开，把汝颍名士置于东汉经学、魏晋玄学之间，以及置于文化与政治之间，进行透视。文章首先辨析了东汉汝、颍二地风尚异同。东汉以来这里曾出现了一批经学大师，但顺帝以后汝颍士人转而热衷政治，得以在清议政治风潮中雄踞士林之首，为此也在党锢中受害最深；魏晋以来汝颍士人因不能适应玄学风气，影响力便为之下降了。《习凿齿与襄阳》一文，从落后的“荆蛮”地区为何诞生了一位清谈水平居然不输中州士的习凿齿出发，指出在习凿齿之前，此地已出现若干清谈人士了。究其原因，是中州学风通过南阳而影响到了襄阳。曾为刘表主持荆州学官的士人就是中州士，魏西晋的荆州学校仍承袭了中州文化传统。所以襄阳学风上承中州。东晋政治文化中心移到建康，大量流民入居襄阳，襄阳的昔日文化传统无法维持，就边缘化了。由此，作者把习凿齿称为襄阳之汉魏文化传统的最后一位继承者。“北人学问，渊综广博”、“南人学问，清通简要”之论，为人熟知。唐长孺推测，其所谓的南、北，可能是大河南北。作者的《两晋时期的“南人”、“北人”》一文对这个论断予以订正：大河之南北在当时并不省称为“南”、“北”；魏晋习惯，“南人”、“北人”分指南方人、北方人，与大河南北无关。在南北学风的异同上，东汉以来北方学者受古学影响，不但在经学上尚“博通”，其文化兴趣还每每超出经学，兼及子史术艺。南方学者则受地理限制，直到汉魏之际，往往谨守家传之今文经学，“学问不博”。所以，“清通简要”并不如前人所云，是就玄学相对而言的，而是相对于上述“渊综广博”的学术风尚而言的。江左社会对晚至东晋中期才南来江东的“晚渡北人”有歧视，“南度不早，便以荒伧赐隔”，难以进入政治权力中心。《晚渡北人与东晋中期的历史变化》对此现象的考察表明，排挤晚渡北人的并非南方土著，而是最早过江的侨姓士大夫的第二代子弟。侨姓第二代自幼生长在南方，对北方无归属感；而晚渡北人多以武力见长，文化上无可称道，故被前者歧视。作者还发现，前者对北伐并不积极，后者则多热衷北伐。第一代北人尚无求田问舍之事，而其第二代子弟，大约在晋成帝之后成批地定居于会稽，由此深受江南文化──如方言、民歌、风俗、宗教等──影响。《“西人”与“东人”——读南朝史札记》一文，其所谓“西人”即荆州本地人士，其所谓“东”即来自建康的士人。梁元帝即位，“西人”希望建都江陵，“东人”则主张还都建康。“西人”不少重要人物是永嘉之乱后从南阳迁来的，文章阐述了这批居于荆州的南阳士人的来龙去脉和文化特点，指出孙吴、东晋至南朝，荆州士人因远离下游都城，而难至高位；又指出主张还都建康的“东人”，主要是侨姓后代，也有三吴土著、建康士人。文章为地域出身、空间流动与各类士人──还兼及寒人──的政治发展之关系，展示一幅具体图景。《从会稽到建康——江左士人与皇权》一文的切入点，是东晋初年在会稽聚集的侨人及僧人的一个动向：到了东晋后期至南朝，他们逐渐移居都城建康了，而且拓宽视野，还能看到同期各地的士人及僧人都在向建康集中。作者用“南朝皇权复兴”来解释这个文化人向建康集中的趋势，指出这造成了地方文教缺失，给地方豪强的兴起留下了空间。《释“少孤贫”》一文也涉及了南朝士族问题。面对众多南朝士族“少孤贫”的记载，作者用当时人的寿命往往不过四五十岁，来解释其后代的“少孤”；至于“贫”，则源于过江“朝士”多数并没有地产，而是靠俸禄为生，所以父辈中年殒没，子弟就很容易陷入贫困。在此基础上作者推论：在维持士族政治社会地位上，最重要的并不是经济富有，而在于文化素养。士族“戒子书”都很强调让子弟学习文化的重要性，也是为此。《从南京出土的东晋南朝墓志推论侨旧之别》一文，也跟上述论题相关。此文考察了南京地区所出东晋南朝墓志53方，它们绝大多数属于北方侨人。而当时南方本土特别是三吴人士，在京城任高官的也很多，为什么在京城不见其墓葬、墓志呢？作者的分析举证表明，南方土著高官的家族墓地可能大多在故乡。结合各种迹象，作者给出了这一论断：“侨人在南方没有‘乡里’。”随即考察了与之相关的文化问题，指出南方土著之乡居者，多恪守经学、礼学传统；至于自幼就长期生活在建康的南方士人，就深受南朝建康文化圈的追求渊博、崇拜知识的风气的影响了。上述考察，都深化了对中古士族的社会形态、文化特征及其权势基础之认识。
田余庆先生八十华诞庆寿会，二排左三为胡宝国，2004年2月6日对于南朝士人的追求渊博、崇拜知识之风气，在《知识至上的南朝学风》《东晋南朝的书籍整理与学术总结》《南朝学风与社会》一组文章中，作者做出了集中讨论。诸文揭举“知识至上的时代”之命题，视之为南朝政权与社会的重大特点，并多方阐述证成。作者指出，相对于昔日对哲理、史学问题的关注，南朝士人转而普遍追求渊博、崇拜知识。诗文中大量堆砌典故来夸示阅读记忆丰富，日常交往话语中也引经据典，甚至直接以“隶事”，即比赛各人所掌握典故多少为乐。不仅文学，玄学、史学、儒学也变成了一种渊博的炫耀。由此，作者还得以对前人所论南朝“儒学与玄学的合流”现象提出新解：“当对经学、玄学以及其它学问的讨论都演变为知识性的讨论时，彼此之间便有了共同点。”这甚至还导致了士人称谓的变化：汉晋多使用“名士”，南朝则更多地使用“学士”，“学士”称谓成了使用频度极高的习用语，聪敏好学的儿童则美称为“童子学士”。作者进而从社会文化发展，讨论了这种崇尚的社会条件与政治意义。如“博通群书”与“广集坟籍”的相关性，南朝大量公私藏书，推动了编目、校对、注释、汇编等工作，以及学术总结；如士人大量聚居京师，得以激荡出新的学风；如造纸业的发达、纸张的普及，推动图书大量增加；如长期和平与经济发展，为学术文化繁荣提供了保障，等等。作者还指出，崇尚渊博，表明在皇权复兴、知识至上的新时代，士族地位的传承已在很大程度上要凭借文化了；这种“重文轻武”风气，造成了南方政权在军事上不堪一击。《读三种〈观世音应验记〉》别出心裁，围绕观世音应验故事的宗教背景与地域背景。三种应验记的原始作者都是南方本土人士，但所录发生在南方土著身上的应验故事却并不多。其他类型的应验故事也有类似情况，主人公多为僧人或北来侨人。作者认为，这跟汉晋间南方流行的巫术、道教传统与佛教间的冲突，密切相关。志怪小说中的佛教战胜了道教的情节，也反映了两种宗教在争夺民众上曾存在斗争。至南朝，佛教终于压倒了道教。在制度史方面，作者也有文探索。其中三篇是考察九品中正制的实态及其政治作用的。《魏西晋时的九品中正制》一文区分了“世族”与“势族”二词，“世族”是拥有传统门望的家族，“势族”则是拥有当朝权势的家族；魏西晋的中正品评，不仅仅考虑先世族望，也深受当朝权势的影响。《东晋南朝的九品中正制》对“门第二品”和“二品才堪”的考辨显示，南朝的中正二品，高门士族可以依其族姓地位获得，一些非高门者也可凭才能获得；“清议”针对的主要是违反礼教的行为，其承担者在中正与御史中丞间曾有转移。宫崎市定的名著《九品官人法之研究》提出了一个著名观点：起家官品与乡品差四品。而作者在《九品中正制杂考》一文中，多方举证，修正宫崎之说，论定中正品所对应是具体官职，而不是对应官品；还揭示了中正的一个特殊职能：任命州郡迎吏。此外在制度史方面，还有一篇《对复客制与世袭领兵制的再探讨》。此文的考察显示，复客制仅在建安年间对江北军人遗属实施，具有补偿将领世袭领兵特权受损的意义，黄武元年废止；世袭领兵制与复客制意义相关。上述各篇论文，其特点是由小见大，考辨细腻，从若干要点切入，深化了对魏晋南北朝的政治、文化与社会的理解。
胡宝国、阎步克和田余庆先生的合影，2013年6月1日，北医三院
陈爽/摄
此外胡宝国的杂文，也颇具可读性。在这些杂文中，对现代学者的学术评论颇引人瞩目，涉及了田余庆、唐长孺、周一良、逯耀东、钱穆、侯旭东以及作者的父亲胡如雷先生等人。在评论中，阐发诸位学者的论点与特点，提示精彩之处，其着眼之处与赞许之点，颇具独到眼光。以对田余庆《东晋门阀政治》的书评为例。书评对此书的“流民帅”部分特别加以提示：“找到了流民帅，才终于找到了东晋通往南朝的历史之门。”把流民帅问题纳入考虑，使之成为“门阀政治”的内在内容，乃是此书的突出贡献之一。胡宝国的评论，可谓点睛之笔。又如书中论述南渡建议者有三种记载：“以上三说，各从不同的方面反映了一些真实情况，可以互相补充，而不是互相排斥。它说明南渡问题不是一人一时的匆匆决断，而是经过很多人的反复谋划。”胡宝国评价说：“这个结论真可谓是预料之外，情理之中。在考证到了最关键的时候，他突然不考证了，用敏捷的思维化解了这个问题。”提示人们要注意名家在解析复杂史实时，所灵活运用的各种技巧。这篇书评的又一大亮点，是拿陈寅恪的政治史来比较田余庆：陈寅恪有理论背景，涉及时段较长，有气魄；田余庆在气魄方面略逊一筹，但思考缜密，一旦得出结论，往往不可动摇。而陈寅恪的各论点往往有较大跨越，跨越幅度越大，失误机会也就越大。可见“大师并不是没有缺点的，大师也不是因为克服了缺点才成为大师的。大师之所以成为大师，只是因为他们把自己的优点发挥得淋漓尽致”。这类议论，对学子都有特殊启发。可以为学子提供启发的，还有其学术自述，在其中胡宝国追忆了走进史学领域后的内心感受，叙述了个人学术路数的形成过程和对学术境界的理解认知，写法颇能直面自我，诙谐率真。其诙谐机智的特点，在《虚实之间》的后一部分所收文学性文字之中，更为突出。胡宝国颇受青年学人喜爱，也在于其学术作品能给人“读其文而想见其人”之感，其鲜活个性又能给人“观其人而想读其文”之感。斯人虽去，其文长存。▞
编辑：sp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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