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文杰 | “落凤坡”的巴塘往事

当车驶过巴塘姊妹湖，我们逐渐远离了川西草原景观，进入到山谷之中。318国道沿着河流延伸，弯弯曲曲，海拔逐渐降低，大家的高反大为缓解。在山谷河流两侧的宽阔地带，满是青稞和玉米。

2022年8月10日，当我们抵达巴塘县城时，已是下午六点半。这里经度偏西，天黑也晚。为赶在天黑之前找到传说中的鹦哥嘴“驻藏大臣凤全殉难节处”，我们带着行李直接打车，依照旧茶马古道的路径前行。茶马古道在出城后，沿着河流先往东再向南，与318国道自北入城的路线不同。

1905年4月5日，驻藏帮办大臣凤全在离开巴塘折返里塘（今理塘）途中，被埋伏在城外鹦哥嘴地方的寺庙势力伏击，他本人与卫队50余人罹难。这件事被称为“巴塘之乱”，深刻影响了川西地区的历史发展。当地文史专家在介绍该处地方时，只说明在巴塘县城东南3公里处有相关的摩崖石刻，却并未说明具体地点。我们通过手机上的地图软件，也未能搜出鹦哥嘴之名。司机师傅是位藏族小哥，他表示并没有听说过“鹦哥嘴”，听闻我们说起过去的战事，他以为是在找红军长征旧址。1936年6月初，红二军团在贺龙的率领下，途经巴塘北上，这也是长征中最西的一条线路。

对于我们提及的摩崖石刻，师傅表示似乎见到过，于是他试着驱车前往。好在东南方向出城就只有一条路，与旧的茶马古道一致。当行至沿山谷中新修的公路桥时，我们看见上面赫然挂着“鹦哥嘴大桥”汉藏文字的路牌。公路桥下有土坡，于是我们下车顺着土路来到河边，发现山坡上“鹦哥嘴石刻群”的指示。继续往前走，在离地面五米的左侧山坡的草丛中，隐约有一条小路，路边石壁上刻有文字。我们一行三人掩藏不住内心激动，从缓坡爬上小路，脚底碎石不断滑落。

鹦哥嘴石刻群指示碑

沿着废弛的小路，踏过草丛荆棘，各种汉藏文字的摩崖石刻开始出现在我们视线之中。石刻文字的时间从清中期到民国不等，包括藏文的六字箴言、同治年间的德政碑等。但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一方巨大的石壁。这方大石壁，其实可以分为上下两个部分，上半部分的文字是：

这其中，“凤都护殉节处”六个颜体大字尤其醒目，甚至让人触目惊心！这就是1904年驻藏帮办大臣凤全被巴塘喇嘛围攻杀害之处。“都护”，借用汉唐边地的都护之名，类比清朝的驻藏大臣。在山谷窄路看这个六个字，我不禁想起《三国演义》中庞统殒命的落凤坡。此刻，脚下土地是名副其实的落凤坡——驻藏帮办大臣凤全被害之处。（巧的是，两处落凤坡都在四川）而下方的石刻，则是内容独立的一方《巴塘修路记》和“孔道大通”四个大字，《修路记》有部分地方已被凿平，其内容大致如下：

紧接着《巴塘修路记》之后的，是“孔道大通”四字，右上有“光绪戊申”四个小字，光绪戊申即1908年。这样看来，《巴塘修路记》也可看成是“孔道大通”的题识。

摩崖石刻上的“凤都护殉节处”与《巴塘修路记》石刻

巴塘摩崖石刻示意图

从文字内容判断，上方的石刻是四川提督马维骐、四川建昌道赵尔丰、候补道钱锡宝在1905年巴塘之乱平定后，为纪念凤全所刻。下方1908年的《巴塘修路记》，作者是主持川边学务的吴嘉谟，记录了巴塘之乱发生后，赵尔丰（后升任川滇边务大臣、驻藏办事大臣，赏兵部尚书衔）在乡城、稻城、里塘、巴塘镇压寺庙力量、改土归流，并派董公整修该处茶马道的始末。两方石刻的背后，是20世纪初川西波谲云诡的往事。

1904年，58岁的四川候补道凤全被任命为驻藏帮办大臣。这个职位与驻藏办事大臣一样，都可被称作“驻藏大臣”，原本同在拉萨，轮流外出巡历，职位也一直由旗人担任。不过，与其说凤全是旗人，不如说他更是湖北人。凤全家族是荆州驻防八旗，他本人的主要经历都在湖北与四川。在家书中，凤全把云南阿墩子写作“阿登子”：湖北话的墩、登同音，都念作den。而清国史馆给凤全修的传记，说他性格急躁，“遇所不可，不问上官同僚辄谩骂，或发狂自称‘老子’”。其实，自称“老子”未必是发狂，甚至连性格急躁也算不上，放在江汉平原的语境中，“老子”往往只是长辈或上级不在场时粗犷豪爽的自称而已。从细节可以看出，这位荆州旗人早已深度“汉化”。

凤全的前任，是贵州贵西道桂霖。驻藏大臣从川西入藏，路途艰险。高原的海拔、气候，对于年近六旬的官员很不友好。桂霖之前的几位大臣更迭频繁，文海、庆善、安成、讷钦几人，要么在任病故，要么因病解职。裕钢倒是成功到任，却遇到中英边境交涉的难题，无法有所作为，于是上奏请辞。当桂霖于1903年接到任命后，先是主动要求调往广西效力，遭到驳回；接着他又抱怨两位驻藏大臣在一起不好相处（当时驻藏办事大臣有泰刚刚上任）。随着英国势力介入西藏，川边的局势变得复杂。清廷顺桂霖之请，命帮办大臣改驻察木多（今昌都），将两位大臣做了分离。当大家以为桂霖无话可说，只能乖乖上任之时，他仍一直拖延，在成都住上了大半年。朝廷看他毫无动静，连降两道电旨，催其上任。桂霖不想步前任的后尘，抛出了终极的借口，说自己“两目青盲，不能见物”，他要以一个自断仕途的方式，规避赴任高原的危险。目盲意味着无法独立行走，更不用说在险峻的高原地区。这个理由让皇帝无法拒绝，只能同意桂霖的辞职请求，当天便改派四川候补道凤全接替前往。

身为旗人的凤全，仕途并不算顺利。21岁的时候，随营参加镇压捻军，混了个“俟补笔帖式后以知县遇缺先选用”的保举。笔帖式是初级的文员，也是专为旗人预留的出身。他并没有等待补上笔帖式，又在27岁那年参加了湖北乡试，考中举人。凤全没有选择大部分满人的上升路径，而是去考全国范围内认可度更高的科举，驻防八旗的乡试取中率为十取一，这也说明他的儒学功底是过硬的。不过，旗籍和举人出身并没能帮他快速晋升，他只能通过捐纳，免去笔帖式那一关，直接以知县候补，去四川做一个前途未知的候补知县。那一年是1876年，凤全刚满30岁。此后十年，他署理过开县、成都等地知县。到40岁时，终于补上蒲江知县的实缺。再十年，方官升一级，补上正五品的邛州直隶州知州。

在任期间，凤全得到时任总督鹿传霖的赏识，被保举“性情劲直，办事勤能，治盗安民，立志向上”。他在捕盗方面的表现尤为突出。1902年，总督奎俊开去凤全的直隶州知州，将他升为道员，留在成都专门办理警察总局事务。就在警务有起色之时，朝廷命凤全接任驻藏帮办大臣桂霖的职务。从档案中可以发现，光绪帝批示桂霖辞职、任命凤全接替发生在同一天。如此迅速的反应，说明有人在御前进言举荐。毫无疑问，这个人就是凤全的老上司、时任军机大臣的鹿传霖。接到上谕，凤全一反前几任扭扭捏捏的常态，于1904年9月17日辞别家人，从成都出发，踏上了西行之路。

这年秋天，凤全沿着新津、雅州、荥经，过飞越岭、泸定桥，朝川藏高原开进。一路上，海拔逐渐抬升，地势变得险峻。他在书信里描述飞越岭（今泸定、汉源县交界处）“上则烟雾密天，下则深涧万丈，路多乱石，滑而且窄，夫役人等无不叫苦喊天”；又描绘泸定桥“其桥身用铁连十三根，每根长五十余丈，粗如南竹，两头嵌入两岸石崖内，中悬江心半空，形如弯弓，上铺木板，宽不及丈，人行其上，不敢停留一步，停则桥身摇摆，行人脚站不稳，即倒入河，桥下雪浪奔腾，声如雷动”。过泸定桥之后，路就更不好走了，“皆缘山边而行，羊肠一线，其险倍于栈道”，“其中有六十余里，一边高崖，一边涧深，涧路窄难行，舆夫稍不留意，即有身命糜碎之虞”。这些都是他为官数十年所未见。10月5日，凤全抵达打箭炉（今康定市区）。那里“每日狂风怒吼，彻人肌骨”，他水土不服，“痰喘气冷，手足如冰”。此后，他在打箭炉的明正土司官寨休整了一个多月，调养身体，同时开始他的练兵大计。他计划仿照湘军营制，在川边练兵一营约500人：由明正土司手下分驻各地的藏兵中调集150至200人，在打箭炉、里塘、巴塘共招土兵400人。这些土兵专门配有学生、翻译，用西式洋操进行训练，然后分驻四川至西藏各重要据点。

这一年，清朝正在处理棘手的英国侵藏的善后问题。为巩固边防，朝廷在10月初发下上谕，令已改驻察木多（今昌都）的帮办大臣凤全专门办理西藏东南至四川云南一带事务。这一从察木多至打箭炉的广大区域，后来被称作“西康”，当时由地方土司而非中央统一任命的流官管理，这样一来，驻藏帮办大臣实际上暂变成西康大臣。11月28日，凤全从打箭炉出发，冒着风雪，翻过折多山，抵达里塘。他在里塘停留多日，审理那里的“夹坝”（强盗）案，最后于12月24日到达巴塘。

一路上，凤全心心念念想做的事有三件：一是采用西法练兵，二是屯垦，三是收瞻（在今四川新龙县），即从西藏地方政府手中收回同治年间因参与平定瞻对土司之乱而被清政府赐予的管辖权，将该地改为川属。这些事项，主要是在练兵的基础上，将川西逐渐改土归流。到巴塘后，他一直念叨这些事情，又认为巴塘距离瞻对、滇北、打箭炉路程最为适宜，故上奏要求将驻地由察木多再改为巴塘。将来，半年驻巴塘，半年驻打箭炉。

与驻藏办事大臣有泰一样，凤全也认为康区的寺庙人数过多，应予以限制。他提出方案：土司所管地方，也就是巴塘、里塘等地，大寺喇嘛不得过300人，20年内暂缓剃度。13岁以内喇嘛则由家庭领回还俗。但是，光巴塘当地的丁林寺就有1500名喇嘛，勒令还俗的政策引起当地寺庙力量的不满。当时，天主教也进入巴塘，修筑教堂，积极传教，凤全依照条约予以保护。与此同时，凤全按计划在里塘、巴塘招募土兵，用洋操加以训练。这种种迹象，让当地寺庙与土司势力感到不安。此外，凤全与他们使用不同的语言，双方在交流的时候，未必能准确有效地进行沟通。于是，当地寺庙和土司势力深感受到了针对和威胁。1905年4月初，他们烧毁教堂，围攻凤全住所。4月5日中午，预判情势不妙的凤全从巴塘正土司寨内撤出，试图东归，退回打箭炉。然而，当凤全与随从及卫队50多人走出巴塘不远，便遭到早已埋伏的寺庙和土司势力的攻击，他后脑中枪，当场殒命。不仅如此，当地势力随后向四川官员递交“禀文”，说将汉官和洋人一并诛戮，是“为国除害，实出无奈”，还宣称：“如再有差派官兵勇丁进来，则众百姓发咒立盟，定将东至里塘、西至南墩十余站差事撤站，公文折报一切阻挡，甘愿先将地方人民尽行诛灭，鸡犬寸草不留，誓愿尽除根株，亦无所憾也。”

当巴塘的消息传到成都和北京时，朝野震惊。上谕命道员赵尔丰会同四川提督马维骐前往剿办。经过充分准备，马维骐、赵尔丰于当年7月率军开进巴塘。月底，清军攻克巴塘土司官寨，俘获正副土司。随后，赵尔丰攻克丁林寺，火焚寺庙。8月初，攻击凤全的当地势力基本被抓获，遭到赵尔丰严惩。此时，滇北、乡城、稻城、里塘仍有战事，但巴塘之乱已告一段落。凤全以身殉职，死事惨烈。清朝给了他极高的恤典，照副都统阵亡例从优议恤，谥号“威愍”，将其事迹宣付史馆立传，并在成都建立专祠。凤全的继室李佳氏，名文珮，也是荆州驻防旗人，两人感情极深。1907年10月，凤全专祠落成。在那个深秋的夜晚，文珮投湖殉夫。

这些，便是石刻背后的往事。

本来，我对自己探访所见的“凤都护殉节处”、《巴塘修路记》确信不已，或者说从来没想过去质疑它们，郑少雄老师的一番话却提醒了我。仔细想来，这个与凤全殉难相关的现场及证据，至少有以下两个疑点：据巴塘粮台吴锡珍事发后给四川总督锡良的禀文，凤全“行至二十里之鹦哥嘴地方，前路遇伏升天”。但今天的“鹦哥嘴石刻群”离巴塘城区不过3公里而已，无论如何也没有20里之远，这是其一。其二，巴塘东南茶马古道上的摩崖石刻群是历史形成的，并非巴塘乱后。那么，为何历来的往来官商开雕石刻、凤全遇伏、赵尔丰纪念修路，都发生在同一地点呢，难道这仅仅是巧合？

再来查考文献细节。据四川提督马维骐在打箭炉收到的战报及总督锡良给北京的奏报，凤全在巴塘遇袭的具体地点是“（巴塘）里许之红亭子”。另据驻藏办事大臣有泰在拉萨得到的情报，凤全“行至三里余路名热水塘，番子围上，身受廿多伤，死之”。不论是里许之红亭子，还是三里余之热水塘，从空间距离而言，与眼前我们看到的石刻群所在地更为一致。那么，吴锡珍“行至二十里之鹦哥嘴地方”的描述就是不准确的。如果二十里外真有鹦哥嘴，它与红亭子或热水塘应该不是一个地方。会不会有这种可能：距离巴塘粮台二十里真有鹦哥嘴，但凤全遇难并非在鹦哥嘴，而只是在城外不远处的红亭子，由于吴锡珍将鹦哥嘴的地名与凤全殉难联系起来，鹦哥嘴便“挪”至此地，此前及此后的碑刻叙事更是加深了这个空间符号，取代了红亭子或热水塘之名。又或者，凤全遇难并非在此，只是因为这里便于雕刻，便于提升事迹的能见度，于是，围绕巴塘的各种相关叙事：粮台的德政，殉节的忠义，惠民的筑路乃至正确的政治口号，便都集中到了这里。

不过，无论“落凤坡”具体在哪里，也无论“落凤坡”具体叫什么，凤全都是川边改制的先驱，是清朝的忠臣。他的名字和事迹，被永久留在了石刻之上。石无语，水潺潺，依旧向人们叙说着那段“落凤坡”的往事。

（作者为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