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景深（1902—1985）一生都在和书打交道。作为作家、翻译家、评论家、戏曲和民间文学研究专家，他一生著、编、译的书约有150余种；作为北新书局、开明书店总编辑，他策划出版过大量文学和学术著作；作为藏书家，他的藏书鼎盛时期多达3万余册。

以往人们多关注赵景深藏书中的古籍善本，但作为亲身参与新文化建设的文化名人，最能体现赵景深在新文化方面的贡献的，恰恰是他保存下来的平装书，尤其是其中的民国图书。在这些书中，有他早年出版的著作，有友人赠送的签名本，有他自己收藏的稀见本和名人签名本，也有他作为主编出版过的友人著作，以及留有他手迹的批校本和题跋本，还有他专门收藏的鲁迅、周作人、胡风等文人的著作。这些藏书是深入了解赵景深文化活动和人际交往的重要文献，更是了解20世纪中国文化发展的独特窗口。

— 《荷花》 —

“以显出我作风的清淡”

在赵景深自己的百余种书中，如果要选择一种展现赵景深的个性人格，诗集《荷花》无疑最具代表性。

▲ 《荷花》封面 钱君匋设计

《荷花》1928年6月由开明书店初版发行，1930年10月再版。赵景深在自序中说：“我的诗歌缺乏狂暴的热情，所以题名‘荷花’以显出我作风的清淡。”其实，“清淡”不只是他的诗歌风格，也是他文学评论的价值倾向，比如，他认为周作人的诗“极清隽”，朱湘的《草莽集》“清丽柔婉”，读冰心的《繁星》“如饮清凉芬冽的泉水”。而事实上，“清淡”也是赵景深个性的隐喻。

《荷花》封面由书画篆刻家、同时长于书籍装帧的钱君匋设计。钱君匋也是赵景深在开明书店工作时的同事和好友。钱君匋不只为《荷花》设计封面，也评论过《荷花》。可以说，不论对赵景深的诗歌，还是对赵景深的个性和人格，钱君匋都是非常熟悉的，也把他自己对《荷花》的理解和对赵景深的期待融进了封面设计中。封面的主体是一朵雪白的荷花，背景则是黑色和绿色两种泾渭分明甚至相互对峙的色块。构图中的黑色让人联想到1927年之后国民党高压统治下黑云压城的时代氛围；绿色则代表荷塘的脏水，容易让人想到闻一多在《死水》中说的“这是一沟绝望的死水”。荷花就处在这两种色块的边界处，没有被头顶的黑色熏染，也没有被脚下的绿水污染。在这样的背景下，这朵“荷花”就不仅仅是钱君匋对赵景深诗歌风格的概括，也隐含了钱君匋对好友个性、人格、价值立场的赞许或鼓励。

值得一提的是，钱君匋一生为赵景深设计的封面不下10种，仅1928年一年就为赵景深的《荷花》《栀子花球》《天鹅歌剧》《罗亭》4种著作设计封面，其中《荷花》是钱君匋为赵景深设计的第一幅封面作品。

另外，这本书内贴有一张黑色的人物剪影。赵景深在剪影下方题“赵景深像 万籁鸣剪影”。万籁鸣是民国时期剪纸艺术第一人，也是动画大师，1941年与人合作完成了中国也是亚洲第一部动画长片《铁扇公主》，1960年至1964年导演的《大闹天宫》更是荣获第22届伦敦国际电影节最佳影片奖。万籁鸣终生致力于通过动画艺术为少儿服务，赵景深也致力于通过儿童文学翻译、创作和研究为儿童服务。赵景深将万籁鸣为自己剪的侧影贴到诗集《荷花》内，一方面为我们考证赵景深与万籁鸣的交往提供依据，另一方面也显示出赵景深对这部诗集的珍爱。

此书封面还钤有一方“北新书局编辑所图书部”的蓝色印章，为我们考证这部著作的流传提供了线索。赵景深早年热衷于收藏新文学版本图书，后来因为兴趣转到文艺理论、学术研究领域，也因为家中空间狭小，于是在1930年代中期将早年收藏的新文学版本图书转移到自己工作的北新书局编辑部（《书呆温梦录》）。后因战乱、赠书、借阅未归等各种原因，早年收藏的《春雨》（卢冀野著，初版）、《春水》（冰心著，新潮社，初版）、《茵湖梦》（郭沫若译，泰东图书局，初版）等新文学珍本早已流失，但也有部分图书保存了下来，比如他在《书呆温梦录》一文中提到过的《绿帘》《北国的线》等。从《荷花》封面钤的印章，可初步推测此书所经历的流变：它是赵景深早年新文学版本收藏中的一册，曾被置于北新书局编辑所图书部，新中国成立后北新书局和其他出版单位合并，赵景深再次将此书带回家中。

— 《战时大鼓词》 —

“摇曳多姿”的毛笔题签

抗战全面爆发后，中国知识分子不论曾持何种政治与文化立场，此时大多放下成见，以笔为枪，投入抗战的洪流中。《战时大鼓词》就是在这一背景下创作的。此书于1938年由战时出版社出版。在书中，赵景深暂时放下“清淡”的风格，转而选择大鼓词这种颇具鼓动性的文体歌颂淞沪会战中的中国军队，展示出少见的“狂暴的热情”。

赵景深在序言中说：“新文学提倡了十几年，始终只在知识分子的圈子里转，与一般民众不相干涉。”可见，他选择大鼓词这种方式，是主动跳出五四新文学传统，思考其如何与民众、时代相结合的理论问题，并积极投身民间文艺的探索。这个作品的出现，让我们看到了一个温润如荷花的知识分子在民族大义面前的清醒选择，由此也不难理解赵景深从《荷花》到《战时大鼓词》的创作转型背后的逻辑。

《战时大鼓词》的封面设计采用了写实风格，将在茶楼上喝茶听鼓书的市井风情画直接移入封面。赵景深保存的这本《战时大鼓词》原封皮掉了，遂以牛皮纸重新制作封面，又以毛笔题签“抗战大鼓词 赵景深”，并钤朱文名印一枚。赵景深的毛笔字独具风格，用好友徐调孚的话说就是“摇曳多姿，似出自闺秀之手”。“摇曳多姿”的毛笔字加上文人钤印，再配上朴素的牛皮纸封面，让整本书显得颇具文人气息。

新中国成立后，赵景深曾对自己早年的作品作过修订。《战时大鼓词》中就有不少修改痕迹。同时，赵景深在修补的封皮上题签时，将题名“战时大鼓词”改为“抗战大鼓词”，多了一份回望时的距离感。这一修改也使得这本书具有了独特的版本价值。

▲ 赵景深自制封皮，改题名为“抗战大鼓词”

另外值得提及的是，赵景深藏书中有不少书重新修补过封面，并在新修补的封面上用毛笔题签、署名，但在修补封面时钤印倒是很少见。在赵景深藏书中，仅《抗战大鼓词》在修改后加盖名章。因此，这本用牛皮纸重新装帧，配上赵景深毛笔题签、署名和钤印的小书，具有独特的艺术价值。

— “文艺理论小丛书” —

赵景深与陈望道的交游

“文艺理论小丛书”是时任大江书铺经理陈望道策划的一套文艺理论丛书，开本只有16×12cm，全套共5册，分别是：

《艺术简论》

青野季吉著，陈望道译，大江书铺出版，1928年12月10日初版，1929年6月10日再版，1930年4月10日第3版

《文学及艺术之技术的革命》

平林初之辅著，陈望道译，大江书铺出版，1928年12月10日初版，1929年6月1日再版，1932年9月10日第3版

《文学之社会学的研究》

平林初之辅著，方光焘译，大江书铺出版，1928年12月10日初版，1929年6月1日再版，1932年9月10日第3版

《现代新兴文学的诸问题》

片上升著，鲁迅译，大江书铺出版，1929年4月1日初版，1930年2月1日再版

《艺术社会学底任务及问题》

茀理契著，冯雪峰译，大江书铺出版，1930年8月10日出版

从收藏角度看，这套文艺理论小丛书的收藏难点在于：首先，全套收藏并非易事，尤其是《艺术社会学底任务及问题》殊不易收集；其次，初版本集齐不易；第三，由于这套丛书采用的是民国时期最常用的木浆纸，时间一长，容易发黄发脆掉渣，因此品相上佳者难得；第四，版权页有版权印或版权票的相对少见。赵景深收藏的这套丛书5册齐全，且全是初版本，品相也属上品。另外，这5册书中，除方光焘译的《文学之社会学的研究》没有版权印外，其余4种均有版权票或版权印。

赵景深的购藏在当年就颇具特色。抗战时期曾流传一句话：“倘若你需要一本市上不大看见的中国新文学书，那只要去问赵景深借好了。”不过，1930年之后，赵景深的兴趣转向中国小说戏曲方面，藏书重点也随之转变，书架上“全是些文学史、文学理论或古代的诗文总集之类”的图书，新文学版本收藏就此搁浅。陈望道策划的这套文艺理论小译丛，就是赵景深收藏重心转移后在“文学理论”方面的成果之一。

本次展览将这套丛书展示出来，亦是希望通过它引出赵景深与陈望道的交往。赵景深保存着陈望道的《小品文和漫画》《美学概论》等多种著作，其中《美学概论》的前环衬有赵景深题字“本书为著者所赠，一九二七，九，一四”。由此可知，二人的交往可回溯到1927年9月。赠书时间距离出版时间还不到一个月，此时也正好是赵景深从广东海丰来上海入开明书店不久。另据林东海介绍，他自己收藏有1932年初版发行的《修辞学发凡》，内封有陈望道给赵景深的签名“景深先生指正，望道一九三二年九月三日”。

赵景深还在1930年代中期写过一篇短文《陈望道》，后收入1946年出版的散文集《文坛忆旧》。文中提到1930年陈望道婚礼现场的一些细节：“他与蔡慕晖女士的婚礼，是愉快的一晚。当时来宾须自我介绍。他的三个复旦大学的高足自己介绍，尤为特别有趣，至今我还记得。”由此可知，陈望道结婚时邀请了赵景深。

我们通过赵景深藏书中包含的诸多历史细节，可大体管窥赵景深与文艺界学界的交游。希望这部分展品的介绍，能抛砖引玉，引起今人对赵景深藏书的关注和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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