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26年，伏尔泰得罪权贵，被投入巴士底狱，旋即被驱逐出国。这年5月，伏尔泰到了英国，在英国居留了两年多，结识了蒲柏、斯威夫特等作家。回到法国后，他在《哲学书简》中竭力推崇英国的社会政治制度，对英国的商业和文学也赞赏有加，他还向法国读者介绍了莎士比亚。1753年，伏尔泰迁居日内瓦，在此完成了《风俗论》，这是一部论述罗马帝国灭亡后的世界历史。1758年，伏尔泰在离瑞士边境不远的费尔奈购置了地产，建造了一幢小别墅，一面从事写作，一面接待各方来客，并且同欧洲各国各阶层人士广泛通信，使费尔奈成为欧洲舆论的中心。这一时期，他创作了《哲学词典》和《历史哲学》；在戏剧方面，他的观念趋向保守，企图阻止戏剧向浪漫主义方向发展，甚至想重新回到严格的古典主义，对莎士比亚戏剧在法国的影响之大感到不安，而他自己的悲剧创作都不成功。

伏尔泰一生的履历和行藏远非上述寥寥数语可以概括，我之所以仅仅列出这样简单的几条，是考虑在我谈及他与同时期几位英国名人之间的关系时，有助于读者理解，因而加深印象。除了上文提及的蒲柏、斯威夫特等诗人作家外，他还与史学家爱德华·吉本、传记作家詹姆斯·鲍斯威尔、经济学家亚当·斯密有过直接接触；英国文豪塞缪尔·约翰生与伏尔泰虽然没有直接接触，但互相对彼此的作品有所评骘。

晚年伏尔泰，拉莫特夫人刻，1805年印制于巴黎，法国国家图书馆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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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嘿，先生，确定他们的罪行孰重孰轻还真叫人犯难。”

鲍斯威尔在《约翰生传》中记录了约翰生对伏尔泰的一些评价。总的说来，约翰生对伏尔泰的为人和作品评价都不高。约翰生向人如此概括伏尔泰：一个智力非常敏锐、文学素养不高的人（《约翰生传》，蒲隆译）。这个评价尚称得上客气，更有甚者是在1766年2月15日，鲍斯威尔向约翰生提到他与卢梭在其意大利山野隐居处度过一段时光，约翰生说：“我认为他（卢梭）是个坏中之坏；一个应当被逐出社会的无赖。……”鲍斯威尔又问他：“先生，你认为他像伏尔泰一样坏吗？”约翰生的回答则是：“嘿，先生，确定他们的罪行孰重孰轻还真叫人犯难。”

约翰生对伏尔泰的恶评极有可能是因为伏尔泰对莎士比亚剧作评价不高，认为莎士比亚的戏剧违背了喜剧和悲剧不能相混的铁律，所以本质上是低劣之作；另外，伏尔泰对莎剧在法国的巨大影响也感到不满。在《莎士比亚戏剧集》的“序言”中，约翰生对伏尔泰嗤之以鼻，针对伏尔泰的一些说法，约翰生说：“这些都是小才做的小评。”针对伏尔泰的指责，约翰生犀利地指出：莎士比亚的戏剧，并非严格意义上批评者所理解的悲剧或喜剧，而是属于自成一种体裁的作品；它所展现的是凡尘俗世真实的状貌：有人受损，必然有人获益；有人在匆忙奔赴酒宴的途中，有人在把自己的亡友埋入土中（利奥·达姆罗施《重返昨日世界》）。

据鲍斯威尔回忆，伏尔泰出于报复，在他笔扫千军时，有次对约翰生发起攻击。约翰生虽未正面答复，但并非没有回应。后来蒙塔古夫人在其《莎士比亚论》里驳斥了伏尔泰对莎士比亚剧作的误读，维护了莎士比亚的地位。鲍斯威尔认为，考虑到多少年轻人被伏尔泰风趣却错误的看法所误导，蒙塔古夫人的论著对某一类读者理解莎士比亚是很有帮助的，因而也是值得称道的。他相信约翰生也会承认这一点。

当然，对伏尔泰的作品，约翰生并不是全盘否定的。约翰生承认法国人也许在文学各个门类中虽然不能说登峰造极，但都非常高超。他认为，伏尔泰是一位叙事高手，一大优点就在于对事件的巧妙挑选和安排；还曾说：没有一个作家像蒲柏和伏尔泰那样生前就名满天下。

还有一次，约翰生跟鲍斯威尔说他最近（1768年春天）在家乡利奇菲尔德待了很长一段时间，但离开前变得十分厌倦。鲍斯威尔说：“我感到奇怪，先生，那是您的故乡呀。”约翰生反唇相讥：“嘿，苏格兰也是你的故乡呀！”鲍斯威尔不喜欢在一个地方待久，在伦敦待久了也会厌倦，所以有约翰生那句名言：“如果你厌倦了伦敦，你就厌倦了生活。”接着，鲍斯威尔谈到苏格兰在文学方面的进展，约翰生表现出对苏格兰格外强烈的偏见：“先生，你们从我们这里学了一点东西，你们就自以为了不起了。休谟永远也写不出历史（写过《英格兰史》），如果不是伏尔泰在他之前树立了榜样的话（指《风俗论》），他是伏尔泰的应声虫。”这是对伏尔泰作品的间接肯定。

伏尔泰对约翰生编撰的《英语词典》十分欣赏，约翰生编撰词典时没有图书馆可供使用，却写出了四万多个词条，同时给每个词条下了定义，他还从前两个世纪以来的各个学科领域摘录了十一万四千条英语例句，以阐释这些词语在各个场合使用时的不同意义。法兰西科学院反对约翰生的做法，声称法兰西科学院的身份就是“权威”，因而不必引述其他权威。伏尔泰不同意法兰西科学院的意见，他在临终前还打算催促法兰西科学院学习约翰生的方法，以改进他们的编撰程序（沃尔特·杰克逊·贝特《约翰生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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伏尔泰不肯说英语的原因

鲍斯威尔本人应该见过伏尔泰不止一次，他在荷兰的乌特勒支大学学习法律期间，游遍了整个欧洲大陆。1763年5月16日他在伦敦见过约翰生后不久就出发去荷兰了，次年11月，他去了瑞士，在瑞士见了两位名人：卢梭和伏尔泰。

得到卢梭接待对鲍斯威尔来说是一项壮举，得到伏尔泰接待则不然。伏尔泰当时居住在法国与瑞士接壤的费尔奈，住在富丽堂皇的小别墅里。鲍斯威尔和伏尔泰的谈话随意而简短。他记录的最有趣的评论是，虽然伏尔泰曾在英国度过了两年多的流亡生活，能说一口流利的英语，但已经不再使用英语了：“说英语必须把舌头放在牙齿之间，可我的牙齿全都掉光了。”这里说的是1764年12月24日鲍斯威尔第一次见伏尔泰的故事。

钱锺书先生的散文《小说识小》里讲到伏尔泰的《老实人》时提及这则趣闻：

钱先生接着写道：盖指英语中th一音而言。

鲍斯威尔在日记里详细记录了这次会见过程。两人首先对基督教信仰展开了激烈争论。他们坐在客厅里，眼前摆放着一本大大的《圣经》，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伏尔泰和鲍斯威尔势均力敌。鲍斯威尔接着沾沾自喜地写道：“我的举止圆柔从容，人见人爱。我跟任何人相处，只要受得了他，就会调整自己，去迎合他的做派，这样一来，他就像与另一个自己相处时那样轻松自在，在我起身告辞之前，他都不会以为我是陌生的访客。”鲍斯威尔这些话说得过于自信了，其实无论是卢梭还是伏尔泰，对他这位访客的印象都没有那么深刻。伏尔泰对任何充满热情的年轻人都会亲切接待或者写信鼓励，但是一见完或者一写完就记不起来了，只隐约记得“那个英吉利小子”。几个月后，鲍斯威尔写信给伏尔泰，希望能够继续联系下去，却收到了伏尔泰冷嘲热讽的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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伏尔泰的才智和哲学、文章和戏剧，改善了洛桑的风气

在鲍斯威尔的《约翰生传》里，约翰生和鲍斯威尔都讨厌吉本，称他为异教徒。原因大约是吉本年轻时放弃了英国国教，皈依了罗马天主教；另一个原因是吉本的《罗马帝国衰亡史》第十五和第十六章引发了众怒。在当时，“一个人如果顺从了罗马教廷，或者勾引他人去顺从，其罪孽相当于叛国”。变成天主教徒后，吉本的人格备受斥责，被称为反复无常之徒。所以，吉本就再也无法在牛津大学呆下去了，于是父亲决定送他去洛桑。在他留居洛桑的几年时间里，吉本为渴求进步而勤奋学习，掌握了拉丁语和法语，法语的水平甚至比母语英语还好。

吉本在《自传》里写到在被父亲从瑞士洛桑召回英国之前，他有幸见到了当代最特出的人物。这个杰出人物就是伏尔泰。在吉本眼里，伏尔泰写有各种散文韵文的著作，都很出色，而且始终是引人入胜的。他说：“当时我对伏尔泰的评价，是超过他的实际分量的。我想见到他的愿望，很容易地得到了满足。他将我作为一名英国青年，有礼貌地接待了我。但我不能吹嘘说另眼相看。我就是这样见到了这位诗人。”从吉本的这番描述可以看出，伏尔泰确实忙于接待来自各地的来访者，据说他在洛桑居留期间曾接待过五百多位来自欧洲各地的来客。

吉本还提到他为了拜见伏尔泰，记熟了伏尔泰在莱芒湖畔写的一首颂歌，虽然一字不差地背诵给伏尔泰听，但他处事不够谨慎，把这首诗的抄本流传了出去，引起了伏尔泰的不快。吉本在与伏尔泰相处期间，有幸聆听了伏尔泰亲自登台朗诵自己的诗作。伏尔泰还组织了一个上流社会男女的演出班子，其中有些人颇具表演天才。伏尔泰将自己创作的剧本搬上舞台，亲自关心指导演员排演。两个冬天里，就在位于蒙雷波的地方剧场上演了他创作的三部悲剧和一部喜剧。伏尔泰还在剧中扮演了角色。

吉本热心地观看了所有的演出，从此培养起了观赏法国戏剧的爱好。吉本坦承，这一定程度上降低了他对莎士比亚伟大天才的盲目崇拜，而这种崇拜心理是任何一个英国人从孩提时代就逐渐形成的。吉本认为：伏尔泰的才智和哲学，他的文章和戏剧，在一个显而易见的程度上改善了洛桑的风气，他自己也受到了这种风气的影响。

五年后，吉本再次前往欧洲“壮游”：“按照习惯法则，也许还有理性法则，对于一个有身份的英国人来说，出国旅游是完成其应受的教育。”吉本这次绕道去了洛桑，而“由于某种宗教上的争吵，伏尔泰在一气之下，已经离开了洛桑，隐居到他在费尔奈的楼阁里去了”。吉本在这里再次拜访了伏尔泰，但这次的拜访，其热情已大不如前，吉本尽管具备了更好的与伏尔泰结交的资格——他发表了第一部用法语创作的作品《论文学研究》，在法国颇具影响，但他却并不想跟伏尔泰作更亲密的交往。

1928年，兰登书屋出版的第一本书即伏尔泰的《老实人》，由美国艺术家洛克威尔·肯特绘制插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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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对人类的贡献，远远大于那些板着脸的哲学家。”

跟吉本一样，亚当·斯密也对伏尔泰充满了崇敬之情。1765年10月间，斯密来到瑞士日内瓦旅行，在此逗留了两个多月，也是跟吉本一样的“壮游”。期间结交了许多私人朋友，其中就有一位特朗钦博士极其赞赏斯密的才华，经他介绍，斯密认识了伏尔泰。

斯密曾经见过伏尔泰五六次。同大多数英国客人一样，斯密肯定也在费尔奈，在这位文学泰斗的可俯瞰湖景的小别墅里受到了热情接待。据约翰·雷所撰《亚当·斯密传》记载：伏尔泰是斯密最崇敬的在世的伟人，因而斯密总是怀着激动的心情，回忆同伏尔泰的会面。但关于他们的交谈，留下的记录很少，仅存的记录是斯密好友塞缪尔·罗杰斯在斯密去世前一年访问爱丁堡时的日记

斯密与伏尔泰谈到了法国的一些名人，比如黎塞留公爵；也谈到了恢复省议会或维持省长特任制下的行政管理制度等政治问题。伏尔泰告诉斯密说，黎塞留是自己的老朋友，但此人性格怪僻。伏尔泰讲了一些黎塞留公爵的趣闻轶事：他进过巴士底监狱，在维也纳借过大使馆的餐具，从未归还。伏尔泰还跟斯密说，黎塞留公爵认为英国人只有一种调味品，即融化了的黄油。斯密自己谈及伏尔泰时语气中总是充满了崇敬，“当塞缪尔·罗杰斯偶然将某个很机敏然而浅薄的作家说成是‘一个伏尔泰’时，斯密使劲地拍着桌子，对罗杰斯说：‘先生，伏尔泰只有一个！’”

斯密的朋友们回忆，斯密在谈到他曾与伏尔泰有个人交往，而今仍景仰其风采时，总是带着明显的激动神情。有一天，斯密让一个朋友观看他房间里所供奉的伏尔泰的精致胸像时，慷慨激昂地说了这样一番话：“理性受赐于他之处不可估量。通过他给予一切教派的狂信者和异教徒的大量嘲笑和讽刺，才有可能使人类的知性产生真理之光，使人们作好准备，去进行一切有理智的头脑应该进行的探索。他对人类的贡献，远远大于那些板着脸的哲学家，后者写的书只有极少数人读，而伏尔泰的书是为一切人写的，一切人都在读。”

伏尔泰为一切人写、一切人都在读的这些书就是《哲学词典》和《历史哲学》。斯密所言不虚，伏尔泰的小说和哲学书籍至今尚有大量的读者，包括中国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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