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在此谈一谈对中国外交研究的想法。我的思考的中心点是，如何使我们这一代人，尤其是年轻一代外交研究学者，打开更多的“黑箱”，拓展更大的空间，嫁接更多的学科、特别是各学科新的进展。

研究视角:描述、建言、反思

在研究当代中国外交变革和转型这样一种特殊对象时，有三种视角:第一，描述。即怎么把它说得清楚、说得准确、说得比较全面。第二，建言。即对策或者战略研究:中国外交怎么走，怎么趋利避害。第三，反思。即以批判和审慎的态度去解剖对象。

我观察，这三种视角的作品都有，但都存在不足，其中最差的是第三类。

一是描述。实际上能做到客观、准确还真不容易，有的时候倒不完全是政治或意识形态方面的原因。举例来说，很多人现在谈怎么对待“伊斯兰国”，对待中东地区的动向，但是有几个人，包括我自己在内，真的能说清楚“伊斯兰国”是什么，为什么如此快速地蔓延，并且很难遏制?说实话，有时候和我们学校的一些中东专家，包括在那边游学的，在伊朗、埃及大学拿到学位的人交流，我感觉，现在决策者有些政策的制定是在背景知识比较模糊情况下作出的。所以中国外交研究，首先应该讨论的是如何把我们的研究对象描述得更加精准、更加客观，而不是按照我们单方面想象或某一种方便说法给出结论。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课题、课程、文章，这些是不是建立在对研究对象比较客观准确的描述上?国际关系理论确实有一派，过去叫行为科学学派，相对以往的学派，它有一个优点，就是很注重对研究对象的建模，注重行为的各种方式的比照，尽可能使得这个过程精准化，就像古巴危机的分析。

举一个例子，沈志华老师很大的贡献，就是用自己发现和解读的一些重要资料，校正了我们以往有关朝鲜战争，包括中苏两党关系，在对朝问题上的重大外交决策的由来、起源。没有这个客观研究，缺乏这样一种工作，我想很多决策，包括后来一系列的历史都会是不太一样的，这也提醒我们今天面对重大外交难题时，要把对象搞清楚，首先要定位精准。

二是建言。现在有很多建言的努力，如“一带一路”的各种建言，我自己也写了关于公共产品、关于中国外交投入的文章。问题是，学界怎样在这个问题上避免唯上唯书。过去说了很多，但是现在再认真思考它们的质量还真有必要。

与此相关的第三种视角，也是最缺少的，就是审视、反思和批判。从国际关系理论来看，20世纪80年代以后，后实证主义、建构主义发展很重视对于研究对象的批判性思考，中国外交研究，特别是转型期、变革期的中国外交研究可以借鉴它们的视角与工具。我很欣赏最近《外交评论》上时殷弘老师的一篇文章，里面提到如何防止战略透支，要有战略审慎、战略平衡感。他找了很多历史资料，包括汉代、西欧的。现在比较冒进、激进的一些政策，他用战略审慎的态度对待之，重视战略平衡意识。这方面的作品不是太多，想发表也不太容易。但是，如果研究中对有批判性、反思性、审慎性的部分不开放、不鼓励，我们的研究就算不上好的工作。

“转型的中国外交”有三种含义

“转型的中国外交”有三种不同的含义:

第一，指具体策略的调整。例如，中国外交和安全决策，正从过去重视陆权，到现在向海权方向、空间方向和网络安全方向过渡。

第二，指历史阶段的演进。例如，很多人认为，过去一段时期是搭便车、比较低调的外交，现在则朝着更加奋发有为，向在全球更多地发声、积极争取各种权利和利益的方向过渡。

第三，指中国外交适应国内社会变革的转型。这是我最关心的。其中一个研究主题是:如何从传统意义上的国家外交、政府外交，向新时期包括多个层次和复杂成分的金字塔型大外交范畴过渡?它要求从关注传统的政府对外博弈的外交，朝着更多互动和复杂的、多元多角色的、社会广泛参与同时发挥各部门作用的新方向过渡。“社会化转型”基础上的外交这种观念，强调以社会为基础，强调以公民的积极作用，强调各方面的共同贡献为前提，包括政治体制的完善、社会体制变革与创新之后的新外交方式。为什么强调这些?我在研究和创作时有一个感受，如果单指在没有发生重大政治社会变革与进步的前提下说外交积极作为，和在一种变化的、革新的、生气勃勃的、进步的环境中孕育出的对外关系氛围，中国外交可能是完全不一样的。一句话，基于社会转型的中国外交转型研究应该大大拓展和加强。

破除线性思维，打开“黑箱”

在方法上进一步推动创新的地方，可能有三点:破除旧式的线性思维;对某些核心范畴加以革新;打开更多“黑箱”。

我们过去的很多研究，主要基于老的发展阶段论、单向的进化思维，叫做经济决定政治、基础决定上层。我个人比较有兴趣的是复杂性理论、不确定性学说和概率思维。从国际政治和外交研究角度讲，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冲破了牛顿力学的机械定理画面，提醒研究者在可视的场域之外观察事物的变化和延展性;耗散结构理论强调，一个非线性的开放系统，通过不断与外界交换物质和能量，在系统内部某个参量的变化达到一定的阈值时，系统通过涨落可能发生突变，由原先的混沌无序状态转变为时间、空间或功能上的有序状态;量子力学和不确定性原理则教会我们，物质或能量的最小单位既是粒也是波，人类观察到的东西不可能百分百精准，存在的只是概率、倾向、或然率，不确定性是必然的。就我们熟悉的领域来说，所谓“战略意外”实际也是一种常态，经常存在的状态，只是它不同于规律论所讲的某些现象，不同于传统权力政治框架下的画面而已，它当然不应被国际问题研究者排斥在视野之外。依我观察，虽然这些有趣的思想、学说有这样那样的差异，它们都反对简单化和线性思维，反对用旧有权威观念排斥不同意见，强调非对称性和发散性思维，看重学习、适应、调试的动态过程。现在的外交理论，其思考基础很多是线性、简单化的，值得从其他学科借鉴。

关于核心范畴创新，我想提三个核心范畴:政治、安全和主权。它们在我们传统外交研究中一直处于重要地位，但现在考虑都有拓展、创新的必要。例如，“政治”概念，就像世界范围正在从传统国家间政治向新的多层次世界政治过渡一样，有关外交的国内政治，也在从小的外交决策层次向新的复杂的多层次互动方向变化。所以有关政治这个概念的创新是一个重要的着力点。“安全”概念亦如是，例如有关非传统安全威胁的讨论，对于我们现在外交工作及思路的拓展，对于中国在全球的合作与发力，起了引导作用。“主权”范畴尤其要紧。我在1995年的《当代国际政治析论》中曾经提到主权受到的外在十种约束，现在更可以说，主权范畴本身也在发生重大变化，从过去那种法理意义上单一层次的东西，变成更多有社会意义上的变化，从过去只讲国家与国家间的权利与权力争夺，到目前更多注重保护的责任，看重国内层面对社会公民义务的倡导的方向转变，从过去相对比较单一静态的形态，向现在多层次、变动而演化的主权思维与实践转变。主权范畴的更新，应当是我们研究新外交的一个抓手。

打开一些新的窗口或者打开我们传统国内外交决策的“黑箱”，同样是开展外交研究的新源泉。比如个人和制度究竟对我们的新外交起到什么不同的作用?另外，有关国内外交中的利益集团分析的研究非常少，比如探讨海洋的国家利益、探讨海权的时候，企业、地方政府、外交部门、军方和海洋各个口都有不同的追求与界定，外部看来是决策层的简单外交行为，实际上是多种力(要素)的合力。国外学者这方面的分析似乎比我们更多更深入。再有，有关中国作为一个超大国家或超大社会，内部的多样性、多元性、变动性、复杂性，它们对外交的潜移默化的影响的研究，也十分缺乏。我的《创造性介入:中国外交的转型》重点之一就是写中国社会转型。有人讲是“中”“西”“马”的结合，即中国传统、西方文化、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三种色彩的杂和，这种杂合对于中国的外交、对于中国一些重大战略也起到了微妙、但很重要的影响。

外交政策的评估基本没有

做起来，这也是一个重大的缺失。我们有不少论文及报告，但基本上是讲好话，讲成就，顶多说一些挑战，但是政策是不是有一些失误?　是不是可能有一些失败?　政策中间包含的复杂因素怎么实事求是去把握?　我很希望，对于中国未来转型过程中的外交政策评估，能提上研究界的议事日程。

我提到的“黑箱”，主要是指国内层面的各种因素及其互动，其实还有变革时代的风气，社会的各种动向及符号之类。它们影响外交政策了吗?通过哪些渠道影响?影响的大小如何衡量?从早期的革命语言　(“世界山河一片红”)，到温和的改造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口号，再到后来的“和谐世界”倡议，直至今日所说的“新义利观”、“命运共同体意识”等等，它们有什么联系与差异，反映政治外交的哪些代际变化，对未来的外交政策与国际形象起了或将起到什么引导作用，值得追索和分析。这个过程中，能看出我们政治体制和意识形态的优势与可能存在的不足，看出社会进步的节奏与社会进步的不足，看出公民意识与媒体兴趣的阶段改变，并揭示今后演化的重大线索。总之，这些属于传统国内政治或社会学的研究主题，也有理由纳入外交学和国际关系学者的视野。

论衡（2016.1.22）| 年轻一代外交学者应打开更多“黑箱”

王逸舟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教授

近日，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和中国国际关系学会共同主办的“国际政治理论与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研讨会暨“当代国际政治丛书”出版二十周年座谈会在北京召开。主编冯绍雷教授与丛书作者们济济一堂，发言讨论。二十年来，丛书先后出版了22位作者的28部学术作品，跨越中国国际关系研究的四个学术代际。本文系会场主题发言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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