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北伟：“31542”，五个数字认知中国社会企业生态

写在前面

在过去的十余年里，社会企业与影响力投资对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从公益到商业，再到资本行业，在全国范围内，社会企业家和影响力投资者正在创造越来越大的价值。实际上，自2006年尤努斯的自传《穷人的银行家》和戴维·伯恩斯坦的《如何改变世界——社会企业家与新思想的威力》在中国的出版，社会企业的种子便被撒下。

我们相信，在改革开放四十年后的今天，中国社会面临着的诸多问题，将让社会企业与影响力投资大有用武之地。他们有理想，但是能够把理想和现实紧密结合在一起；他们能赚钱，但赚钱是为了解决更多的社会问题，“他们”越多，社会便越美好。

当然，与任何领域的其他理念到实践如出一辙，社会企业与影响力投资的诞生和发展同样归功于一小群积极踊跃的人。在过去的十余年里，正是他们让社会企业与影响力投资这一理念可以走进任何领域，慢慢从无到有，发展壮大，并且最终深入人心。

为此，我们联合中国社会企业与影响力投资论坛推出《社会企业与影响力投资访谈录》专题，走访全国范围内这一小群积极踊跃的人中的部分学者和实践者，聆听他们一路走来的、精彩纷呈的第一手故事，探询他们的观点、意见和指导，并且了解他们对社会企业与影响力投资未来的发展预见。

通过阅读这些访谈，我们希望您聆听他们的所思，学习他们对于未来的社会企业与影响力投资的眼界，并且最终找到适合自己的发展之路。希望有更多的人在这条路上做出自己对于中国的贡献，甚至推进这个领域的前沿发展。

——善达网执行总编 马广志

本期受访嘉宾：李北伟

嘉宾简介：毕业于北京大学经济系，后先后就读美国密歇根大学福特公共政策学院MPA、美国纽约大学斯顿商学院MBA。回国后先后中国电子工业总公司办公厅秘书、亚洲战略投资公司合资公司总经理、荷皇天地中国有限公司(TNT China)区域总经理兼EMS事业部总经理。现任北京亿方公益基金会秘书长、河南振豫教育基金会理事长、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基金会监事、成都共益社会企业认证中心副理事长。

采访时间：2018年3月20日

采访地点：北京天元港中心B座2201室

全文约5600字，预计阅读时间：13分钟

马广志：社会企业的发展，对整个中国公益事业的影响非常大。投资社会企业是億方公益基金会的主要方向，你作为秘书长，对中国社会企业的发展也一定有自己的思考。

李北伟：确实，社会企业近年来在中国风起云涌，在公益和商业两个领域都产生了广泛影响，这值得思考。我愿意从个人观察的角度分析社会企业的现状，作一些总结。

我认为，社会企业是现今全球最大的社会创新，是对资本和公益的双重反思。既是对“唯利是图”的资本属性、对利润导向的企业属性的反思，也是对公益不能自我造血、缺乏可持续性在反思。

马广志：2016年你被聘请为億方公益基金会秘书长，这也是全国第一家以投资社会企业为方向的基金会。当时你对社会企业有怎样的理解？

李北伟：当基金会负责人问我对“社会企业”的看法时，我还根本不知道这个概念，就望文生义地“社会”+“企业”的解释了一通。我原来是做企业的，所以解释还说得过去。后来查资料才知道，社会企业在中国已经有近十年的发展历史了。

马广志：但是短短三年，你就已经形成了自己的一套社会企业的知识框架。

李北伟：这个框架也是最近才形成的，我把它总结为社会企业发展的“31542”。一会儿我会给你详细介绍。 

马广志：億方公益基金会为什么把投资社会企业作为业务方向之一？

李北伟：我们认为社会企业是现代社会变化的有效推动点。我们希望自己立足于民间智慧，促进社会变得更好，最后推动社会创新。具体而言，我们从两个方向着手，一个是研究，从上层建筑和政策倡导上着力；另一个是实践，我们想自己发力来做社会企业。

马广志：投资社会企业的标准是什么？

李北伟：社会影响力投资非常难的一点，是在衡量其商业模式之后，还要确定这些社会企业家的社会使命不会漂移，要确定这两点都是真实而长期的。我们希望创造一个模式，即既要盈利又不暴利。

2016年我们决定开始社会企业投资，迄今为止投入两家社会企业，都是股权投资，億方投资的社会企业有一个硬性指标，就是要求被投企业同意捐赠20%税前利润用于慈善。所投两家企业，一家是成都朗力养老股份有限公司，做适老化改造养老服务的。另一家是北京同心互惠有限公司，是通过二手衣服回收支持农民工及其子弟教育的。

億方公益基金会的价值观是人本、专业、创新和前瞻。所以，我们选企业的时候，人本上看领导人、企业家；创新上看社会性；专业上看商业模型。朗力养老和同心同惠两家企业都符合我们的价值观。

马广志：你如何判断社会企业在中国的发展？

李北伟：追溯历史和立足现实，中国必将成为社会企业第一大国，社会企业在中国的激发，一定能促进其蓬勃发展。

马广志：在2018中国社会企业与社会投资论坛年会上，你提出了社会企业发展的“五驾马车”概念。

李北伟：是的。我认为中国的社会企业运动，背后有5支力量在驱动，即five drivers：学者共识、企业实践、政府倡导、投资介入和公众认知／道德消费。億方公益基金会对这五驾马车中的四驾，即“学者共识”、“企业实践”、“政府倡导”和“投资介入”都有推动，但没有涉及“公众认知”道德消费的倡导，时机还未到。

这五驾马车里，“学者共识”也分5个研究，我们支持了其中4个。一是北京大学袁瑞军老师领导30名各大学学者团队进行的“什么是社会企业”研究，是关于社会企业认证的，最终想达成“社会企业论”的一个理论体系；二是中央民族大学李健老师的“世界各国扶持社会企业政策”研究，研究了34个国家的政府是怎么资助扶持社会企业发展的，成果是《社会企业政策：国际经验与中国选择》一书的发布；三是印第安纳大学王群老师牵头进行的“影响力投资”研究，就是理清投资界与资本圈是怎么投资社会企业的；最后是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大学金仁仙老师的“中日韩社会企业发展路径比较”，目的在于针对于亚洲特点找出本地社会企发展的有效实践。

这四项研究的出炉，再加上中国人民大学尤奴斯中国中心赵萌老师的《中国社会企业家精神》持续案例研究，关于社会企业研究方面的“中国学者共识”，已基本形成了一个闭环。

马广志：在2018年的慈展会上，你还提出了社会企业发展的5个派别。

李北伟：是的。一派是以徐永光老师为代表的“市场派”，主张社会企业在中国新兴，不要去规制认证打标签，道德绑架，不管最好。这一派也可称之为“野蛮生长派”。

第二派是“认证派”，是以认证促发展，纲举则目张，名不正则言不顺，增加社会企业家的自我认知与资本、社会、政府的认识，社企认证是有效手段，这派是以袁瑞军老师和亿方公益基金会为代表。还有深圳中国慈展会的典春丽、夏璇，以及顺德市、成都市和北京市等。

第三派是以乐平基金会沈东曙为代表的“引进派”，通过把美国的B Corp认证引进中国，从而推动更多企业成为“共益企业”，以推动企业“商业向善”。它的内生问题在于其认证的二百多问题，很多不符合中国国情，但又不会本地化修正。长期上看，这一派会像所有纯国外产品和服务一样，中国标准与产品出来后，会边缘化和被挤出市场。但这一派是有短期效应的，几十年内对中国是有影响的。

第四派我把它称为“原教旨派”，以赵萌老师为代表。它力图在中国推广的是孟加拉诺贝尔奖获得者尤奴斯教授的“社会事业”，socialbusiness，不同于社会企业social enterprise，“社会事业”要求资产锁定，绝不分红。这支在中国的发展前景如何，我尚无从判断，预计会比社会企业发展更慢，因为它和纯慈善捐赠交集过多。

其实，赵萌老师也是认证派，我只是为了把这一派别单独拎出来。这一派将来会有很大的市场空间，比如中国大量的事业单位，因为不适合分红，可以成为social enterprise。

最后一派，也是至关重要的一类是广大民间社会企业家们为代表的“实践派”，也可以叫做“干了再说派”，他们不理会学者争论与政府或资本，埋头实干，一心创新找路径解决面对的社会问题，比如杭州的魏文峰，他专注于解决有毒有害产品问题。这些社会企业家是社会企业发展的原动力。我拜访过湖南的几家企业，以“社会企业”的方式都干了十几年了，还不知道“社会企业”这个概念。实践远远走到了理论前面。

总之，这五个派别都在推动社会企业运动在中国的发展，而且社会企业的发展也需要多元的力量来共同促进。

马广志：五驾马车，五项研究，五大派别，如果知道了这三个“5”，也就对中国社会企业的生态有了一个基本的认知。

李北伟：可以这么说，它起码形成了一个对社会企业认知的基本轮廓。当然，这一个轮廓应该基于对社会企业的本质的认知，也就说，要清楚社会企业的本质是什么。

马广志：前边你提到，社会企业是对资本和公益的双重反思。

李北伟：这正是我讲的“31542”中的“1”。社会企业的本质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论述，从理论上来讲，社会企业是对资本和公益的双重反思；从实践上来看，资本背后是代表资本主义社会，公益背后的大制度则是社会主义社会。所以从更高层面来讲，社会企业是对这两种制度的反思。

资本主义的本质是，资本和控制权是相对应的；而在社会企业，资本即使占很大的股份，也不是有百分百的话语权的，而是一定要考虑到员工、社区、环境等所有利益相关方，这样就成了一个更平衡的状态。这就是我认为的社会企业的本质。

马广志：“31542”中的“3”是指什么？

李北伟：徐永光老师认为，中国必将成为社会企业的世界第一大国，我赞同他的观点。社会企业一定会在中国在大放异彩，因为社会企业在中国具有深厚而广泛的三重DNA。

首先，是“历史上的社会企业DNA”，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过去中国的企业是“企业办社会”，国企在从事本行生产的同时，还承办了众多的社会功能，从幼儿园到食堂，到电影院，到医院，到养老院，几乎从摇篮到坟墓，从而失去了经济效率，结果也削弱社会效益。

1978年改革开放，进行国企层面的“政企分开”，企业层面的“经营与社会功能”分开，解放了生产力。经过40年的市场化运作，企业思维己经深入人心和社会肌理，这时候再以“社会企业”的形式，把“社会性”交还给企业，倡导企业向善，就不是简单回归，是“否定之否定”，从而可能创造出有中国社会主义特质的新的企业形态，中国社会企业，兼顾企业的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

其次，是“现实中的社会企业DNA”，就是中国经济中己经存在了大量的“社会企业性质”的经济现实，即1996年概念提出的“民办非企业单位”。以1998年10月25日国务院颁布的《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条例》为标志，中国在教育、文化、科研、卫生领域的几十万家民办非企业单位，就是存量的社会企业，只是需要梳理和认证认知引导。

第三，是“文化上的社会企业DNA”。我有个说法是，社会企业就是新儒商，为什么这么说呢？儒商讲“端木遗风”，孔子的弟子子贡，就是儒商之祖。子贡叫端木赐，儒商就是所谓“端木遗风”：“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就是诚信经商；不能“为富不仁”，就是义利并举；不能“涸泽而渔”，就是遗泽子孙。

这三条含义很符合目前在全世界新兴的公司经营与投资理念ESG，即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E是环境，Environmental；S是社会，Social；G是管理，Governance。

如果翻译成英文，“为富不仁”的“富”，就是profit，利润；“仁”者爱人，就是关怀人，people；“涸泽而渔”的“泽”，代表的就是环境自然，planet。所以儒商“端木遗风”的三重含义，几乎可以直译，literally，就是社会企业所追求的平衡“三重底线”：profit，people，planet，利润，人，环境。

马广志：如果社会企业的这三重DNA被激发，那社会企业在中国一定会遍地开花，真正的成为“社会企业第一大国”，也会成为另一张“中国名片”。

李北伟：这正是我要讲的另一个数字“4”的内容之一，这个“4”是指四个方面的影响：中国名片，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的特色之一，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具体载体，一种新的有别于现行资本主义的新制度输出。

首先，社会企业可能会成为一个中国名片，因为社会企业在全世界发展这么多年，但还是数量有限的，比如共益企业B Corp注册登记才2000余家，但是，如果中国发展梳理得好，很快就会有几十万家社会企业的基数，体量之大，足以成为“中国特色”的另一个特征。

其次，社会企业作为一种制度性输出，有可能成为一带一路的有机组成部分，成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具体载体。我理解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是项目性的基础建设支援项目，而是最后的财富制造和分配方面的创新，应该是多元主体的，而不是目前资本主义以资本为主体的分配机制。社会企业的出现，PPP模式的出现，结合一带一路，提供了新的可能性。

马广志：那在你看来，社会企业发展的可能路径是怎样的？

李北伟：有两个具体路径，即政府和国企，两者在推动社会企业发展上都会发挥重要作用。这也是“31542”中的“2”。

先说政府，政府支持社会企业发展，先是有广东顺德，然后是深圳福田区，现在北京、成都也都出台了相关政策。成都是走得最快的，其出台的《关于培育社会企业促进社区发展治理的意见》，引起广泛关注，还认定了首批12家社会企业。我跟他们讲，这就像当初的小岗村一样，是制度创新，是有历史地位的。

学者们一直在争论，社会企业究竟是第二部门还是第三部门。有人说，成都的做法可能会让社会企业成为第四部门，因为它是工商注册了一个门类就是“社会企业”。再就是现在地方政府都在搞开发区，如果政府出手，像推动开发区一样推动社会企业，那社会企业的发展可想而知。

如果说这是社会企业发展“地利”的话，那“天时”也值得期待。2020年后，扶贫任务基本完成了，政府引导资金向何处去？我觉得支持社会企业是一个重要的出口。而且，中国经济发展已经进入一个小时代，资源未来会沉到社会和乡村中去，这都需要小规模创新和创业，而这恰恰是社会企业最容易发力的地方，助力社会治理，建设美丽乡村，又能可持续发展。

再来看国企。参照韩国经验，韩国的几乎所有社会企业，都是一家大型企业孵化的，而韩国在社会企业方面在东亚是走得最快的，这只是基于一家大企业的力量。SK集团在韩国孵化了几千家社会企业，它的模式是一家大型企业集团带动数千社会企业。中国的国企力量是很强的，中国的国企可以大量采取这个模式带动社会企业发展，带动就业，带动社区发展，带动美丽乡村建设。那时各大型国企的对口地区扶贫工作己经完成，解放出来的能力，正好接手带动社会企业雨后春笋般地生长，创制与改制并行，孵化与扶持社企，是非常水到渠成的事情。

马广志： 社会企业的兴起和发展与慈善事业密切相关，但形势的发展往往超过了人们的认识水平，有人就认为社会企业发展会弱化慈善行为和传统公益。

李北伟：这种看法也有一定的道理，我欣赏生态的多样化，但有些人要坚守也是对的。就像我们想展开一个美丽的围巾一样，很多人抻着才能舒展开，否则就卷成一团了，社会的多元性发展视角，有利于社会更美好。

马广志：现在广东顺德、深圳福田、成都、北京等地方政府都已经出台政策，支持社会企业与影响力投资发展。你认为接下来是否要推动国家在社会企业立法和制度上的顶层设计？

李北伟：当然要推动。对成都而言，现在政府的支持力度已够顶层了。如果能像当初小岗村那样，再扩展到其他地区，继而在由国家层面以法律的形式推广到全国，如果政府专门成立一个社会企业部来指导工作，社会企业的发展将迎来大爆发，不但能解决大量的就业，也能凝聚人心。  

马广志：億方公益基金会接下来会做怎样的努力？

李北伟：我们还会继续投资新的社会企业，欢迎申请，也欢迎参与我们联合投资，但我们有一个硬性指标：所投企业章程约定捐赠20%税前利润给公益慈善。我们也将探讨建立以互联网为基础的公益性社会企业认证系统，免费开放给行业使用。我们还要资助关于“影响力投资评估”的研究资助，这是社会企业发展的工具性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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