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几个月市场对美国经济增长的乐观情绪显著上升。针对消费者、企业主及专业人士的调查都显示，人们对短期和长期美国经济增长的预期都在上升。自从选举以来美国股票价格大幅上涨也证明了对经济的乐观情绪，反映了预期资本收入的上升。关于这种乐观态度提升的原因，最流行的解释来源于对市场对新一届政府刺激政策的预期。特朗普一再表示美国较高的企业税率打击了商业投资，还导致美国企业和外商企业将其业务更多地转移到国外，强调使用财政政策来提高美国经济增长率。考虑到总统所在的共和党也控制了国会，实施总统期望的财政变革的预期也进一步加强。

然而美方专家认为，市场过度乐观了。全面的财政刺激政策很可能不会实现，即便实现了也对长期经济增长影响有限。尽管两党都长期对税改兴趣浓厚，但税改中任何一个具体的方案却都得不到足够的支持。例如，税收改革是收入中性还是增加赤字，是分配中性的还是有利于高收入纳税人，是否转向消费税为主的税制 — 在这几个关键问题上民主党和共和党、以及共和党内部都有很大分歧。特朗普本人支持提高赤字且高收入人群受益较多的税改方案，但这种税改即便能在短期促进经济增长，长期来看财政赤字上升也会制约经济增长，更重要的是会进一步恶化美国收入不平等的问题。美方专家表示，即便国会最终能通过收入中性和分配中性的税改法案，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也非常小。根据无党派的联合税务委员会（JCT）的研究，该方案预计可能在10 年后提高美国国内生产总值0.1％至1.6％。这个范围的中值意味着对年均增长率的提升不到0.1 个百分点。

许多人认为在目前税收制度下美国企业资金被困海外，阻碍了企业扩大在美国的投资，阻碍了经济增长。然而美方专家表示，对跨国公司的资金汇回给予税收减免会促进美国增长的观点经不起推敲。因为大多数的这类公司本身在美国已经拥有大量现金，却也并没有用于投资。虽然税收优惠可能增加公司利润并有利于这些公司的股东，但对扩大招聘和投资的直接影响可能是有限的。另一个重要的议题是边境税收调整（BAT）。美方专家认为，边境税收调整有一些重要的优势（包括可能将美国税收制度与采用增值税国家的税收体系相协调），但评估其影响主要在于判断美元将如何随之变化。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美元的价值将上升到足以完全抵消边境税对出口和进口的影响。反之，如果美元没有得到充分调整，美国进口商将面临巨大的成本压力，在一定程度上损害进口商利润或被转嫁给美国消费者。

美方认为，综合性的税改在国会通过的可能性较低，比较可能实现的是简单的减税方案，尤其是像2001年那样通过在10 年内到期的减税方案。如果将对中产阶级的减税纳入方案，也可能吸引一些民主党的投票。然而，即使是全面的税改对长期的增长的影响也可能相当有限，何况是单纯的减税方案。

根据特朗普政府3月中发布的联邦自主性支出计划，2018 年度自主性支出为1.151 万亿美元，比2017年度的估计实际水平下降了140 亿美元，这相当于对总需求带来一定程度的紧缩。更重要的是，特朗普将自主性支出中的国防支出增加了540 亿美元，意味着非国防支出会有相应幅度的下降。根据特朗普的预算方案，非国防自主性支出将下降到国内生产总值的2.75％，远低于过去50 多年3-5%的规模。美方专家认为，非国防自主性支出大幅下降对长期经济增长的拖累令人担忧，因为这意味着减少基础设施、重点教育和培训资金以及研究和开发方面的投资。由于目前利率仍处于历史低位，最佳的经济增长方案恰恰就是提高这些长期投资，因此特朗普的预算并非“有利增长”。然而美方专家也指出，在实际操作中，总统的预算通常都不会被完全实施。因为具体到执行时，非国防自主性支出的下调会受到受影响部门的抵制，因此最终可能不会如特朗普的计划那样大幅下降。

此外，特朗普的一万亿美元的基础设施投资的承诺也难以兑现。截止目前没有任何关于如何实现这一计划的具体细节，无论是资金来源、形式或时间安排。由于在税改上共和党尚未达成一致，大规模基建的计划在短期内不太可能发生。

特朗普总统承诺放松监管，并发布了一项行政命令，要求联邦机构每发布一条新法规的同时必须废除两项法规。美方专家认为，有些监管确实会影响产出和就业的结构，包括改变总支出的构成（例如，在一种能源上的支出转向另一种能源的支出），但对经济总量没有最直接的影响。在金融监管层面，《多德-弗兰克法案》的部分条例可能被简化或放松，但不大可能被全面废除。如果实施激进的去监管化，例如美国退出金融稳定理事会（FSB）或其它国际监管合作，可能引发各国竞相放松金融监管底线，引发新一轮全球金融动荡，最终造成所有人的损失。

货币政策也将抵消一部分短期刺激政策的影响。许多数据都证明美国已经实现充分就业，基本不存在产出缺口。若不能提高潜在增长率，而又实行刺激需求的政策，就可能带来通胀压力上升，美联储需要通过货币政策的收紧抵消增长和通胀的势头，因此财政刺激和金融监管放松对短期经济增长的净影响将会比较有限。

美方认为，即便扩张性的财政政能刺激短期经济增长，也难以提高长期的潜在经济增长，甚至可能带来负面影响。特朗普政府宣称应限制移民，包括沿墨西哥边界造墙。虽然这个想法在其支持者中很受欢迎，但实际上不利于经济增长。美国经济增长放缓的主要原因是劳动力增长速度的下降，而减少移民只会加剧这一趋势。还有研究表明移民申请的专利数量是美国本地出生人口的两倍，显示移民有利于提高生产率。如果特朗普政府出台严格的移民政策，将是对美国长期增长的最大威胁。

特朗普政府经济政策的具体内容和实施力度尚待观察，对经济的总体影响还不明朗，但即便只有部分计划得到实施，也会对中国产生一定溢出效应。

中美双方认为，如果美国国会确实通过了大规模基建投资的计划，将有利于中国出口。大规模基建会推动全球钢铁、混凝土等商品价格上扬，有利于消化中国的过剩产能。此外，中国基础设施建设方面有很多经验，中国企业可以在资金和技术层面加强与美国的合作，实现双赢。

中方专家认为，美国的税改则会对中国形成一定压力，可能倒逼中国进行税制改革。尽管特朗普总统认为美国企业所得税太高，但许多中国企业家认为中国的实际税收更高，高于25% 的法定税率。根据2017年世界银行发布的《全球商业环境报告》，中国企业总税率（包括直接和间接税收）高达68%，而美国这一税率为44%。除了法定的税收，中国的非税支出，如雇员的社会保险、土地成本、资源和融资成本，以及政府征收的各类费用也给企业带来了沉重的负担。近年来中国对美国直接投资快速增加，部分原因可能在于美国的实际企业税更低、税收也更为透明。对于中国企业来说，若美国政府大幅降低企业所得税，将使美国成为更具有具吸引力的投资目的地，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中国资本外流的压力。中方专家建议，中国应当通过税收制度改革来加快推进经济结构转型，包括降低流转税，提高消费占比，促进经济再平衡。

中方专家表示，美联储加息和美元指数走强也会对人民币汇率带来调整的压力，但总体来说，美国货币紧缩对中国的影响可控。中国的经常账户顺差规模较大，且外债与外汇资产相比规模仍然较小，资本账户尚未完全开放，而资本管制对遏制大规模资本外流非常有效。

中方专家表示，中国需要准备好应对美国金融市场调整和增长放缓带来的溢出效应。由于目前美国股市的估值处于历史高位，一旦特朗普的刺激政策未达到市场预期，美国资本市场的大幅调整将会对包括中国在内的全球金融市场产生直接的溢出效应。随之而来的美国经济放缓将会通过贸易渠道影响中国的实体经济发展。由于中国的汇率缺乏弹性，外部冲击可能对中国经济带来一定挑战。鉴于美国已经经历了长达8 年的史上罕见的经济复苏，中国需要就美国最终经济增长放缓或衰退的影响做好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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