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身上的三个纹身，和它们的故事 | 童言专栏
1
我揣着明确目的，在一个傍晚，来到远东大厦。
上世纪90年代，这里曾是新加坡最潮男女，寻觅最型牛仔裤的中心地带。而今，昔日地标不敌旁边乌节路的繁华。且不论装潢如一个模板复制出来，贩卖的内容也无甚特色。一层至五层，小打小闹小生意：廉价成衣，手机配件，美甲店，美容店。直到拐弯抹角至#04-15铺，这才窥见到这幢大楼还没被磨灭的点点个性。
Johnny Two Thumb Tattoo Studio，20平米不到的凌乱空间，每一处都散发着“酷”。推开西部牛仔酒吧式腰门，愤怒的重金属音乐，扑面而来。门边一堵墙，挂满来自各国海军棒球帽；一柜子玻璃酒瓶，盛着酒精与故事。店中上方角落，突兀地悬着一只绿油油的醒狮头，那双溜溜的眼睛，狠狠地盯着同样悬在空中的泰国佛像。
这样极具混搭风的装饰，很容易让人联想起海边某个小酒吧。但墙上飞扬的草图，随处而见的“tattoo”字样，还有耳边倔强的马达声，却又在提醒我：
这是一家纹身馆。
也即将是我第三个纹身诞生的地方。
Jaws过来和我打招呼。他是我泰拳课的同学，也是这家纹身馆的老板。Jaws本名叫Josh。大概为了吓唬人，所以取了电影“大白鲨”Jaws作为自己的艺名。
正如发型师都喜欢折腾自己的头发，Jaws也喜欢折腾自己的皮肤，全身上下，从脖子到脚踝，全被纹身热热闹闹地覆盖着。加上他黑白胡椒色的长头发长胡子，野性中缠着点看透，和乖乖坐在办公室的新加坡男人很不一样。
我其实早准备好了一大堆问题，等着问Jaws。但他来不及寒暄，正埋头修改我想要的纹身图案。我也不便打扰，只好坐在椅子上，用眼睛打量四周。
店里弥漫着浓浓的雄性荷尔蒙。唯一一位女纹身师，大耳洞，张扬纹身，打扮和男生差不多，都是T恤短裤。顾客也大多是肌肉饱满的男性，时不时一起开点带颜色的玩笑。我看到门口站了两个女孩，正为选择哪一个图案而烦恼。她们清一色墨黑紧身裙，身上隐隐飘着烟草与香水混合的味道。
没有人留意到，我坐在椅子上，十分不自在。就连口渴了，都不敢伸手去包里取。不知是因为不喜欢重金属音乐，还是因为这些人看上去都不像我的朋友圈，反正，“纹身”与“童言”这两个词组是不应该联想在一块的。可偏偏这种自带黑色素的艺术，却一直爬来我的生命，就像前世未洗干净的念头。而要追溯我与纹身的交集之初，我应该把时间倒回至1996年。
那时，我是刚上初二的中学生。因为读的是私立寄宿学校，学校为了让我们这些孩子戒骄戒躁，每年开学前都安排了为期一周的军训。烈日下站军姿，又苦又累，没什么盼头。唯独到了晚上，坐在操场上看电影，我们才得以做回孩子，好好放松。
因为我们是学外语的，学校放的电影除了“董存瑞”“刘胡兰”，也放英文片。一天晚上，居然还来了一部俄语片。
那部电影叫《红樱桃》，其实是中国导演叶大鹰拍的。故事的背景设在俄罗斯，两个中国孤儿被送去那儿的国际儿童院学习。本来快乐无忧的生活，被突然而至的二战打断。孤儿中的男孩，很快就牺牲了。而那个叫“楚楚”的女孩，尽管幸存下来，她的身体却被一名有纹身癖的德国军官，纹上了代表纳粹的蛇鹰图案，终生负载耻辱。
对于我，一个土生土长在广州珠江边的孩子，这部电影十分震撼。它把世界的一角，以一个残酷的角度，展现在我面前。屏幕一下把我拉到俄罗斯郊区，看着一群快乐少男少女在河边洗澡嬉戏。一下又来了德国纳粹份子，反人类罪行劈头盖脸砸过来。
那晚电影后，我为了“楚楚”悲惨的命运，难过了很久。但同时，一个概念，清晰地，理性地，不合时宜地从这堆情绪中挣脱出来：
人皮，竟可用来画画！
2
在来纹身馆前，我早已和Jaws在短信上沟通即将要纹身的部位与图案。
我本想纹一枚戒指，在无名指上。Jaws极力反对，理由是手指皮肤留不住墨，容易掉色。他甚至还十分严肃地说明：宁愿不赚钱，也不能做拆自己招牌的事情。
“那就纹朵花吧，” 我说，退而求此次。但Jaws依然没答应，他坚持让我自己好好上网搜一下再决定——也幸亏他这样“逼”了我一下，我最终决定了四个更有意义的图案：两个“星球大战”人物，一片雪花，和“IKEA”。
Jaws还在埋头修改草图。我忍不住好奇，悄悄凑过去。经过他的设计，四个图案连成一条手镯，很漂亮。但Jaws不甚满意，继续用笔这边修修，那边改改。台灯下的他十分专注，仿佛在修炼某种瑜伽，身外随着呼吸而远去。
许久，他终于转过来，这才记得我这个客人，寒暄了一句：
“这是你的第一个纹身吗？”
“不是，”我说，“背后还有两个。”
Jaws并没有追问下去，仿佛知晓了就足够了。他转身回到工作台，最后润滑每一根线条。反而我，被他这样撩动一下，记忆便不安分起来，奔着跑着要回到2003年的寒假。
我的叛逆期来得很晚，直到大学才鼓起勇气，决定体验安妮宝贝式的生活：谈恋爱、翘课、彻夜不归到酒吧采访同性恋。身体里措手不及地长出了“自我”这个东西，皮肤下蠢蠢欲动。我不知道如何驾驭这股力量，就像不知道应该把自己当作“女孩”还是“女人”。但我急于寻找坐标，一个惊世骇俗，标新立异，却绝不是粉红色系的坐标。我要给自己，重新下定义！
只是，该如何实施呢？
坐在北京返回广州的火车上，我如一个哲学家，苦苦思考这个问题的答案。也许是绿皮火车摇摇晃晃，初中时看的《红樱桃》，悄悄穿越时空，与我的脑细胞产生化学反应。
“我要纹身！” 一种魔鬼般的冲动，突然让心跳加速起来。
“可是......会不会.......” 我极力想把冲动安抚下去，毕竟从小到大，从未见过一个纹了身的男孩，更何况一个女孩子？！ （除了电影里的楚楚）大家会怎么看待我呢？
正当我左右徘徊之际，一阵不知哪里来的勇气，坚实而有力地搭在我的肩膀。于是，在离广州还有50里路的时候，我做出了人生第一个关于纹身的决定。
这，就是我赋予自己的成年礼！
我找来一位男性朋友，陪我到“状元坊”碰碰运气。那是一条上了年纪的老街，却贩卖着全广州年轻人最希望拥有的新潮：奇装异服，珍珠奶茶。纹身，大概也归属于此?
果然，在满墙“治疗性病”的牛皮藓间，我们发现了一小块相对高雅的纸条：纹身, 请打xxxxx。我们打了电话，一会儿，一个比我们大不了多少的年轻男生，逆着人潮走出来。
他带我们去了他的工作坊——也就是他的家。在一大堆生活用品中，和纹身有关的东西，占据极少比例。男生从角落翻出一根纹身枪，一张板凳，就算开门做生意了。他也拿来一本画册，让我选图案。我一眼相中一双小小的天使翅膀，准备纹在背后一块伤疤上面。并暗暗希望，翅膀会带我远走高飞。
人的身体，总能乖巧地遗忘疼痛。现在，我一点也想不起当时针头与皮肤接触的感觉。但我记得那马达，嗞嗞嗞，嗞嗞嗞，犹如半夜扰人清梦的蚊子，毫无畏惧。
回到学校，我带着纹身去澡堂洗澡。我没有傲人的胸部，也没有出众的臀部，而背上这双小翅膀，攒足了无数女生的艳羡目光。我还从师妹那儿听来，有人甚至想知道那个带着纹身的神秘女孩是谁。
“那是我师姐！” 师妹自豪地说。
几个月后，师妹也跑去纹身了。一只小小的蝴蝶，停在她洁白的肩胛骨上。
Jaws把图案从草图纸上剪下来，准备贴在我的手腕上。就像小朋友玩的纹身贴纸，他沾了点水，图案就印在皮肤上了。只是，孩子的，可以洗掉，大人的，即将长久停留。
3
Jaws手拿马克笔，一点一点给我的图案加深。
真看不出来，Jaws原来那么细腻。在泰拳课上，他总是最口花花（粤语，花言巧语）的那个，经常四处逗人开心，连教练都不放过。他打拳也很狠，腿踢到手靶，就属他的最响亮。我从来没和他做过搭档，和他几乎没什么交集，更不知道他是开纹身馆的。直到一次很偶然的机会，在泰拳课碰到一位德国女士，也是全身布满纹身。一问，才知道出自Jaws之手。
因此，当我计划给自己添上第三个纹身时，Jaws就现成站在眼前，得来全不费周折。不过，在记录Number 3之前，我有必要讲述第二个纹身的来历。因为，一个是因，一个是果。
2008年，我和我先生开始拍拖。他住在东京，我在北京，之间的交流除了视频、电话，还有手写通信（我俩都是比较老派的人）。一天，他给我寄了一张明信片，上面印着胖胖的天使，手执一封信。
不知道为什么，看到这个图案的瞬间，我马上就想把它纹在身上。这个念头十分强烈，以至于我没有和任何人商量，当下穿上衣服就跑出去找纹身店。
其实，我根本不知道上哪儿找去。但我隐约记起，常去做指甲的那家小店玻璃窗上，好像贴着红色的“纹身”字样。我几乎是跑着过去，一看，字样果然赫然入目。但我还是不确定，毕竟纹身这玩意儿挺地下的，怎会这样光天化日地暴露在人来人往的超市旁边？
我推开门，头探进去。里面坐着一位中年女士，身穿皮衣，头顶大卷发，长得有点像蒋雯丽。
“请问，这儿纹身吗？”
“可以啊！” 女士爽快回答道：“我就是纹身师。”
我放心走进去，脱去大衣，这才看到平时给我做美甲的两个女孩。我推测，这位女士大概是老板娘，平常不出现的。但在我最需要纹身的时刻，她就在这儿了。
老板娘接过我的明信片图案，并吩咐店员拿出墨水，纹身枪。她自己则坐上小凳子，两腿岔开，随时准备工作。
“纹那儿？” 她问。
“背部右下方。” 我说，手指在背上比划了一下。
老板娘揉起我的衣服看了看，突然叫起来：“啊，以前这个在哪儿纹的？手工那么差！”
我不敢说话，乖乖趴在桌子上，把身体放心交给她。
因为图案比第一次大了一倍，完成需要很长时间。我记得屁股都坐得酸了，还听到老板娘自言自语地说，“这里还得修一修。” 有时候，趁着她往后活动一下筋骨，我会和她聊会天。她说自己是学美术的，纹身只是兴趣。后来，她先生也来了，介绍自己是飞机师，还给我解释了飞机起飞和降落的原理。
纹完回到家后，我第一时间站在镜子前，好好端详这新加的图案。天使圆浑浑的小手，手上精致的信封，老板娘一一都纹到了。我也看了看背脊中央，从此，那双小翅膀不再孤单。
说来也奇怪，自从纹完身，那家指甲店就搬走了。不久，空洞的铺位成了迪亚天天超市。而我那时租的房子周围，除了超市，菜市场，就是居住小区，和纹身怎么酷的玩意儿，根本沾不上边。一切仿佛都是幻觉，只有身上那只天使，才觉得真实。
“喏，没开封的针头。” Jaws拿出一包小塑料袋，很认真地在我眼前晃了晃。他也把工具一一摆在铺了蓝色无纺布的台上，颜料，润肤膏，棉布，棉花。
纹身，正式开始。
4
针，在我皮肤上游走，以每秒150次的速度。针头，进入了我的真皮层，我感到了疼。尽管我对这种疼痛并不陌生，但缝纫机碾过的感觉，足以让全身血液迅速升温。
我把双手握成了拳头。
“放松点。” Jaws说。他一手在我皮肤上留下印记，另一只手不停抹去多余的颜料。墨黑色的液体，如眼泪，簌簌往下流。
我和他的距离很近，就像与发型师，美甲师，按摩师的距离。把自己身体部位打开，任由陌生人接管，这种关系自动让我们处于暂时的亲密。我们越过“同学”的距离，迅速成为仿佛相约在酒吧聊天的老朋友。
我这才发现，第三个纹身故事的主角，不是我手腕上的“IKEA”，而是面前这个脖子上纹了鲜红玫瑰的男人。
Jaws并非做纹身出身。他来自一个农民家庭。在新加坡还未成立前，Jaws家里种菜，养着鸡和猪。因为家里条件不好，Jaws16岁就辍了学。“读书没什么意思，” 他说。
在打了几年临时工后，Jaws成为了潜水教练。有时候为了赚点块钱，他也会帮警察做点事情。说好听点，是商业潜水，不好听，就是到河里面挖尸体。但他并不在意，骨子里天生就爱冒险。看他二十来岁时的照片，长头发，摩托车，潇潇洒洒闯天下。
也正因为潜水，Jaws认识了后来的搭档。搭档那时就是纹身馆的老板，Jaws整天去他那儿混，混多了，干脆辞职成为纹身学徒。对于许多人来说，这个跨越有点不着边际。但其实Jaws从小就爱画画。只因为家里觉得画画浪费纸墨，Jaws才放弃。现在学纹身，也算重拾旧爱。
然而，平常画画与在人皮上纹身，两者很有区别。毕竟，彩笔画错了可以擦掉，纹身可不能。再说，人的皮肤各式各样，嫩滑的，粗糙的，雪白的，黯淡的，纹身枪如何适应不同皮肤条件，这又是另一个挑战。
“你花了多长时间来练习？” 我问。
“一年多吧，” Jaws说，“先在鸡皮橘子皮上练习，等拿稳纹身枪了，才在人皮上。”
“为什么喜欢纹身呢？”
“因为想看图案在皮肤上绽放啊！” Jaws说，小小的豆子眼睛，像看到彩虹般，又惊又喜。
手腕上的图案，因为注入了颜色，顿时活了起来。我无法比较身上三个纹身，孰高孰低，但新添的图案，几乎都由细小而曲折的线条组成，足以考验纹身师的技巧。Jaws完成得很妙。而亲眼目睹他从设计到发挥，再到最后执行，我觉得Jaws不仅只是一位把图案搬到皮肤上的纹身师（Tattooist）。他还应该是纹身艺术师（Tattoo artist），一个把寻常想发转化成艺术的角色。
经过十多年打拼，Jaws已在行内做出了名堂。他现在自己带徒弟，每年还得去世界各地的纹身展会上作评委。他工作台上的墙面，除了挂满不同语言的工作证，还有一张褪了色的剪报，是本地媒体对他的采访，题目叫：辍学成就了他的纹身造诣 （School Dropout Made His Mark)
11年前，Jaws入股成为了这家纹身馆的合伙人。不说不知道，纹身馆本身也大有来头。它是新加坡，甚至是全世界最古老的纹身店之一。创始人来自尼泊尔，在上世纪四五十年代，专门给停泊在新加坡的海军纹身。而又因他右手多出一根大拇指，所以才有了Johnny Two Thumb的称号。
听Jaws说，纹身馆在美国海军中尤其出名。至今，仍有不少水兵一上岸就来找他纹身。为了感谢他的纹身技术，水手们会留下海军棒球帽作为回赠。这就解释了进门那堵墙上，为何挂了如此多的黑色海军帽了。
经过一小时四十分钟，我的纹身终于完成了。Jaws轻轻给我抹上润肤膏，再拿来纱布，严严实实地盖上。这时，Jaws问我：“为什么是IKEA？”
“因为我和先生在宜家认识啊！” 我说，“我们在一起十年了。”
“哦......”Jaws摸着胡子，说：“我和我太太也刚过十周年纪念。”
“她也喜欢纹身吗？”
Josh 摇摇头，“倒是我的两个女儿，很喜欢画画。”
“以后打算把纹身这门手艺传给她们吗？”
“由她们自己决定吧。” Jaws说，“现在，还是先读好书重要。”
出了远东大厦，我融进了熙熙攘攘的乌节路地铁。全新加坡最贵的广告位置，铺满了来自施华洛世奇的海报。那些闪闪发亮的水晶钻石，寄托了多少人的永恒诺言。
我一点也不稀罕。
全世界最永恒的美好，
就刺在我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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