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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成为一个欧洲人 |三明治

围观的艾米 三明治 2020-09-06



文|围观的艾米





接到室友的消息时,我正在伦敦郊外的小镇像往常一样上班。“收到一封你的信,内政部的!” 手机屏幕上跳出来这样一列对话框,我心里一紧。


这封信我已经等了10个月。“牛皮纸大信封,应该是好消息!” 我几乎能看到那黄褐色的信封、那略为粗糙的纸质和有点折旧的边角,厚厚一叠,像是情报局的文档。


我在办公室里开始坐不住了,呼吸变得急促,不自觉的开始咬指甲——这感觉不对。它来得太过贸然。但是转念一想,或许真的就是我等到了?余下的那天我再也无法安心上班了,好不容易熬到下班,草草收拾便直奔家里那封信去。


我迫不及待地抓过信封,直接用手撕开,呼啦啦把里面的内容一并倒在桌上,在一堆熟悉的文件里找到一封信。对,就是它。心跳加速。我抓起信来,眼睛开始扫视却又怕漏看了些什么。信很简单,只有两行字:


“亲爱的女士你好,你的签证申请已被取消。随信归还所有材料。“


“啊?!” 我没忍住喊了一声。五雷轰顶。瞬间对内政部的效率与无为充满了厌恶与愤怒。随之而来的是无尽担忧和深深的恐惧:我是不是成“黑户”了?


先前的签证已过期9个月,而新的申请又被退了回来。也就是说,此刻的我在英国是没有合法居留的。我还能工作吗?我会被驱逐出境吗?我会被迫和大福分居地球两端吗?我刷着手机屏幕,上下翻滚着找移民律师的电话。在等接通的那十几秒,脑子里闪过这各种连续剧般的狗血情节。





一年前的九月,大福在塔桥向我求婚。


那是一个周末的下午,夏末的阳光开始失去温度,风里开始带着秋天的凉意。我们沿着伦敦塔桥从北岸走向南岸。走过大半时,大福说要停下来看看。当时有点想嘲笑他,都已经在这里生活个把年了,对旅游景点早已不再新鲜,怎么突然想要看风景了?带着一丝戏谑和疑惑,和他一起停下,面向滚滚的泰晤士河。刚站定不久,就见他从上衣口袋里拿出一个丝绒小盒子。脑中一念闪过,我倒吸一口气。他小心打开盒子,里面露出一个银闪闪的戒指。身边游人和车流的喧闹好像突然安静下来,大福的声音随着呼呼的风声传到我的耳朵里:嫁给我吧?


大福是罗马尼亚人。八个月前我们在一场朋友的生日聚会上认识。聚会本身就像是我们所知的伦敦的缩影,有着来自世界各地肤色各异的人们。认识他时离我留英签证到期还剩一年的时间。我拿的是当时英国政府为吸引国际学生而设的为期两年的PSW(post-study-working visa)签证,即毕业之后可以申请继续留英找工作。我也由此得以在伦敦逗留三年:一年读书,两年工作。


如果在开始之前就有一个期限,也知道或将面临永久的终结,那还有没有开始的必要?有。如果我在伦敦的生活有时限,那么就要尽可能做更多这里才能做的事。如果最终我会告别这里的一切回国,那么我也想要在回去之后可以安心地对自己说,这三年的生活,我没有白过。


塔桥上的风继续呼呼地吹,吹散的头发打在我的脸上。黄褐色的泰晤士河水粼粼地反射着阳光,晃着我的眼睛。我当然明白大福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作出这个决定:四个月后我的PSW签证到期,他想让我留下,并且他想让我以“欧盟国家公民的家属”的身份留下。


这个决定太过巨大,我的大脑决定当机。他笑咪咪地看着我,说他对自己终于向我提出了他的“提案”而如释重负。说他在桥头就想行动了但实在胆怯,走到快桥尾时觉得快没机会了才鼓足了勇气。我看看他,再看看戒指,有点想笑,又有点尴尬,最终清了清喉咙说:我……不知道……


之后我们怎么走下的塔桥我已经不记得了。只记得我们并肩坐在南岸市政厅前的绿地边,望着处在最佳拍摄角度的塔桥。我告诉他我得好好想想,感情在这里不是唯一的衡量标准。如果他在用行动告诉我他愿意帮我留下来并和我一起面对今后的生活,那我也希望自己的决定能对得起这份真诚与决心。我想让自己想清楚的,是为了他才选择留下来,还是为了留下来才选择了他。





是去还是留对我来说倒并不难回答——我是希望能继续留下的。毕竟当时我刚换了一个全职的工作,而老板也表示愿意支持我办工签。我更想给我和大福多一些相处的时间。那时我已经住在一起了。对刚工作不久的普通工薪移民来说,合租是唯一负担得起的方式。大福之前和他的朋友们合租了一套公寓,一个月前合约到期,他的朋友们离开伦敦各自回国,他就搬来和我同住了。


我们住在伦敦的东三区。像每个城市都有“上只角”和“下只角”一样,伦敦是一个可以从邮编就可以基本判断阶层的城市。总体来说,西边是与皇公贵族毗邻的高档富人区,而东边则是传统的“乱”区,移民混杂,有很多底层的平民百姓。


工作签证是个可能的途径。然而从保守党上台以来,英国就处在紧缩移民的大环境下。政府每年有个工作目标,要把移民数量控制在多少之内。由此每年全国可以发放的工签数额也有一个限定,也就是说,若是今年的数额已满,那么即使再如何符合申请条件,最终也是签不下来的。更何况我所工作的是家小型私企,老板必须先向内政部申请雇佣国际移民的资格,才能再来支持我办工签。整个过程将会耗费用人单位大量额外的时间、人力和财力,而这些只要我老板雇佣一个英籍或欧盟国家的人,是完全可以避免的。而与之相对的是家属签证。尤其是欧盟国家公民的家属,受限于欧盟的法律高于国家法律,英国单方面无法限制这部分的移民。


两周之后,我告诉他我接受他的“提案”。一切朝着新生活的方向发展。2011年11月,我们在区政府的市政厅登记结婚,来围观的大多是住在英国的朋友和大福在罗马尼亚的好友。各自的父母并没有悉数到场,因为我们打算来年分别在罗马尼亚和中国各自办一场适合当地风俗的婚礼。2011年12月,我们整理好所有的签证材料,递送内政部。





“欢迎致电欧盟国家在英居留专属电话,签证材料请按1,申请流程请按2,处理时间请按3……人工服务请按9。” 电话里机械的自动录音完全无视我的焦虑。按下9,嘟的一声拨号音之后,有人在那端说话:“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吗?” 听到活人的声音让我稍微放宽了点心。


“你好,我去年12月送交了欧盟国家公民家属的在英居住证的申请,现在已经5个月了没有任何消息。想问一下这是什么情况。”


“可以告诉我你内政部的案例号吗?”


“案例号……是什么?”我的心一沉。


“就是您送签之后内政部会给您寄一封信,确认已经收到申请,同时会有一个案例号,之后与我们沟通只要有这个号码就可以找到你的申请了。”


“可是我没有收到任何内政部的信啊,也没有什么案例号。”


“非常抱歉,如果没有案例号的话我无法为你提供信息。” 眼看着一扇好不容易开启的门在渐渐关上,我开始挣扎。


“可是我有材料已递交的签收单啊!”


“对不起,那只能表示材料已送达内政部,并不能表示申请被正式处理。”


“你是说5个月前寄的材料内政部到现在都没有开始看吗?!”


“对不起,我无法对个案进行评价。”


“可是……”


“您申请的签证类别平均处理时间是6个月。现在还在期限以内。”


“可是接下去的几个月我有出行的计划啊!” 我们就是因为知道6个月的平均处理时间,才把两地的婚礼分别定在了送签之后的10个月和1年之后。如果至今我的申请都还没开始受理,那么再要等6个月的话,婚礼和一切相关的计划都将成为泡影。


“对不起,我们建议在您收到有效签证之前不要安排任何出行。” 活人的声音竟比机器还无情。


“……” 我一时竟不知如何回答。


“请问还有什么可以帮到你的吗?”


“没有了……”  我被机构的政策与流程打败了,那扇大铁门在我眼前紧紧关上。


“感谢您的致电,您的意见很重要,若您愿意参加我们电话后的客服质量调查请按——”


我直接按掉了电话。不,我的意见不重要。我也不想参加什么客服质量调查。这只是一个假象。内政部为什么要提高对移民的服务质量呢?英国本来就不是一个移民国家。这一切只是他们不得已而为之的。


积压的委屈、愤怒和无助一起爆发。眼泪瞬间就下来了。





2012年6月,我们找了个移民律师正式代理了我的案子。那个夏天,伦敦满是奥运主题。尤其是东伦敦作为主会场,算是“落后地区”咸鱼翻身的一个高光时刻。而我们所期待的自己人生中的高光时刻,则随着时间的推移日渐暗淡。最终我们不得不面对现实:我的护照看来婚礼前是回不来了。取消计划,取消行程,告知亲友。


生活像是一潭死水。没有护照,没有签证,没有身份。不能搬家,不能换工作,不能坐飞机。当全世界的人涌来伦敦的时候,我只想逃离这个地方。


这个外在的限制像是一个放大镜,使眼前的不堪越发难以忍受,而那些求不得的则越发令人向往。我嫌弃眼下的工作收入不高没有前途,我觉得自己是被迫忍受着生活,我特别想说走就走地去世界各地旅行,哪里都好……护照这件事紧紧地锁住了我的注意,无时无刻搅得我心神不宁。


大福似乎没有我那么焦虑。他当然不能理解那种去哪里都要签证,做什么都要申请的感觉。即使他的护照和我一起送交了内政部,但他还有他罗马尼亚的身份证。只要凭这张身份证,他就可以在欧盟的任何成员国国家自由出入。我是嫉妒他的。


婚礼是取消了,婚假还在。我郁郁寡欢,想把这个假也取消了。还有什么意义呢?最终大福说,充分利用吧,既然不能去参加自己的婚礼,那么就退而求其次,在英国境内逛逛也是好的。坐不了飞机,就坐火车吧。我没有身份证明可以预定住宿,那么就用他的罗马尼亚身份证吧。


取消婚礼而废弃的请柬


我告诉他眼下我一面嫌弃他,一面又离不开他。嫌弃是因为觉得他无法理解我的处境,离不开是因为他有我们间唯一的身份证明。若有任何需要用到身份证明的情况,只能靠他。他听了呵呵笑着说:啊,这不是老夫老妻才会这样的吗?我们结婚一年不到就到这个境界了,还真是不错呢。


我突然看到了自己选择他的原因。他总是说我凡事只会看到糟糕的那一面,我管那叫面对现实。而他总会在不经意的地方让现实变得容易承受起来。


结婚一周年的纪念日,我们从伦敦坐了1个半小时的火车,去巴斯泡了温泉。那里的屋顶上有个露天的池子,冬天腾腾地冒着热气。我们浸在暖水里,嬉笑着说闭上眼睛,可以当我们是在冰岛的蓝湖。我们说,等我们重获自由,之后的每一个纪念日,都要去一个不同的国家。


我们也讨论自己的处境,试图解释为什么我们的申请一去不返。


“大概是因为我是罗马尼亚人的关系。” 大福表示。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是2007年新加入欧盟的两个国家,当时还处在为期7年的过渡期。在此期间这两国的人若想来英国工作,他们必须向内政部申请特定的许可证。因此,他们若要为他们“非欧盟国家”的家属申请签证,那么还要满足一系列特殊的要求和条件。欧洲也有鄙视链,东欧处在链子的底端。


“可能是他们认为时间方面看上去比较可疑吧。” 我说。毕竟我们11月登记结的婚,12月递的申请,而我原来的签证1月就到期了。一切都凑得刚刚好。


“当然住在伦敦东面也不是什么好印象。” 大福补充。这个移民混杂的区域,有人为骗取英国居留证而假结婚的情况也是有的。之前大福有位朋友在登记结婚,仪式上来了一位谁都不认识的客人观礼,据说那位客人是内政部派来观察新人的,看他们是否真的为了组建家庭而结婚。


“哈哈!我们身上可疑点太多了!”





“从某种层面上说,退下来也是件好事。” 移民律师的话像一贴镇静剂,把我从哭天抢地的剧情里拉了出来。“最怕的是材料不知道在哪里,事情就无限期的停滞。内政部丢申请材料的事也不是没有发生过。至少现在我们可以决定下一步的行动。”


下一步的行动就是重新申请,补上最新的账单税单工资单等各种材料,收拾整齐从头来过。他告诉我不必担心自己是否“被黑”,因为我在先前的签证逾期之前已经递交了申请,而被退也不是我的错。“我知道这看起来很糟糕,但坚持住,暗道之后终有光明(There is light at the end of the tunnel)”。


与内政部各种通信和邮寄单


我也知道自己还算是幸运的。至少我和大福还住在一起,我还能在英国境内基本正常的工作和生活。有太多的案例牵扯到一方在境内一方在境外,由于提供材料不符合标准,申请之路漫长又无望,连孩子都出生了,一家人还是被迫分居两地。


塔桥求婚的一年后,我们重新递交了申请。秋去冬来,随着天气越来越阴冷,白天也越来越短。漫长又幽黑的冬日,我收到了一封内政部的信,要求提供更多的材料。有回应是好事。我知道自己正沿着那条暗道在慢慢向前走。


日历又翻过新的一年。后院的樱桃树开了花,长了叶,又结了果。四季轮回,又到了白日冗长的夏天。内政部在沉寂了半年之后又想起了我,给我寄了另外一封信要求再提供更多的材料。照办。当我的留英签证最终下来的时候,离我最初递交申请已过了1年8个月。我以为自己会欣喜若狂到兴奋尖叫。但其实没有。我把阔别已久的护照拿在手上,看着本本里新贴的那张纸。长长地吸了一口气。空气中有自由的味道,生活又在眼前展开了无限的可能。我看到了暗道之后的光亮。


家后窗望出去的一棵樱桃树





拿到签证的三年,日子趋于平静。除了最初积压下来的集中性出行,我们并没有多少说走就走的旅行。没有换工作,也没有搬家。一切按部就班地日复一日,有着有无需为明天而担忧的安稳感。正常无聊的日子本身就预示着一种幸福。


家里留着近10年的账单税单等各种证明我们存在的文件


在这安稳下,我们有了自己的孩子。孩子1岁半的某一天醒来,脱欧公投出了结果。


那是一个白天很长的夏日,我们却清晰地感受到一种无比熟悉的终结感。作为欧盟的公民和他的家属,我们并不知道自己还能否正常在英国工作生活,我们也不知道,若想继续留在这里,我们是否需要再和内政部打某种交道。这些问题在当时,没有人知道答案。唯一可以肯定的就是,不远处的前方,又有一条暗道等着我们去穿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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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亡”这堂课,我上了十四年 




五年多来,这是我在老家待的时间最久的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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