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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一创新尹正：我投创新药这些年

包涵 E药经理人 2023-11-26
收录于合集 #高端访谈 176个

如果不做投资人，尹正的事业至少有另外两个选择———继续留在清华大学做教授，或者出来创立一家Biotech公司。
但这些都没有发生。
2016年，尹正加入国投创新，领衔先进制造产业基金的医药投资。至此，新世界的大门向他敞开。
三一创新投资管理合伙人尹正
“我没想到自己会这样喜欢创新药的投资，全然地投入，连睡觉时都在琢磨。好像我从前所有的积累，都是在为这一时刻做着准备。而我最享受的事，是基于自己科学上的认知，去孵化一个个真正站在前沿的优秀生物技术公司。”尹正说。 
就这样，从在海外做新药创制，到回国培养新药研究者，从掌管百亿级的国家队基金的医药投资，到自己出来创立三一创新投资，尹正在自我转型的同时，也助力了迪哲、康希诺、亚盛、信达、瑞博等一批本土Biotech的崛起，并成为中国生物医药最波澜壮阔的一段历史的见证者与推动者。 

01

三次抉择 

2008年年底，尹正回国。 
行囊里最重的，是他想亲手做成一款重磅新药的梦。
然而彼时国内新药创制刚刚起步，环境的萧瑟远超他的想象。尹正至今记得，当时国家“重大新药创制专项”承担着几十款新药的研发重任，但经费只有他老东家诺华一年的研发费用那么多。 
这让他意识到，比做一款药更迫切的，是为中国的医药产业打造一个良好的创新环境。最终，他选择进入南开大学与清华大学教书，为创新药的研制输送专业人才。 
不过需要正视的是，萧瑟之下，变化和发展的潮水正在涌动。 
“谁也没想到，正是‘重大新药创制专项’，撬动了中国生物医药产业轰轰烈烈的发展历史。其后，政策、资本、产业环境等因素都发生剧烈变化，在这些变化的驱动下，医药产业的发展跑出了中国速度。可以说，在全世界，也只有中国能跑出这样的速度。”尹正说。
气候的变迁中，有几个节点让尹正印象深刻。
一是伴随着高层次人才的引进，各地方政府开始纷纷修建生物医药产业园，包括苏州的BioBAY，武汉的光谷生物城等，这些产业集群成为中国Biotech孵化的摇篮。 
二是药品审评审批制度的改革，让中国医药产业第一次自己为自己打开了大门——放狼进来，也在与狼共舞中变得强大。
三是随着政策和产业环境的逐渐向好，带动了资本的涌入，2016年贝达药业登上创业板，更是给了产业和投资人巨大的鼓舞。
在2016年，尹正的人生也走上了一个十字路口。
这一年，中国最大的股权投资基金之一的国投创新向他递出了橄榄枝，如果接受，他将走向一个全新的未知。
选择是在艰难的纠结中做出的，但走出这一步，尹正便没再后悔。也是干了投资后，他开始用另一个视角去看待产业。
尹正初涉投资时，中国第一批Biotech信达、亚盛、康希诺等公司刚刚完成早期研发，正准备进入或刚刚进入临床，对资金的需求开始快速增加。但从资本的角度说，那时港股18A和科创板都还没有推出，大家看不到退出通道在什么地方。 
“我们犹豫过，但最终还是坚定地投了。这不仅仅是因为我们的基金承担着国家战略发展的一个重任，还有一个很朴素的想法就是，只要投资标的资质和资产够好，就不怕这个股权价值我们兑现不了。虽然那时会被反复问到以后怎么退出，但对我们来说，切实解决这些Biotech的好的品种进入临床时的燃眉之急是关键。现在回过头来看，当时应该是做对了。”尹正表示。
2018年年底，尹正离开国投创新，决定自己出来创业，仍做投资人。
不消说，这又是一个艰难的决定。这次他放弃的是一个十分成熟的投资平台，一切又要从零开始。
尹正坦言，做出这个选择，是基于自己对产业投资一个重要变化的思考。
2018年，港股18A推出，资本有了明确的退出渠道。而从2017年下半年开始，资金量充足的大基金基本都开始涉足医药投资，市场上这种进入临床阶段的公司从以前的“缺钱”，变成了被“抢着给钱”的状态。钱越来越多，好项目却越来越稀少。
“所以我当时开玩笑讲，要不要去做一个‘供给侧’的改革，创立一个早期的风险投资机构，从孵化的角度，给后面这些大基金提供一些优质的企业和资产，而且早期投资对技术的要求很高，能让我更好地发挥我科研上的专长。”尹正说。 
他回忆称，在发达国家，一个Biotech成功的要素往往是把科学家、职业经理人和专业的投资机构三者结合起来，缺一不可，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情，才能实现科学服务健康。他也希望为中国的Biotech做同样的事情，以此为逻辑，他为自己的公司起名为“三一创新”。

02

非典型投资人 

多年的投资生涯，尹正投资的项目星光熠熠。 
但在医药投资的职业生涯中让他最为难忘的一个项目，还是由国投创新与阿斯利康共同孵化的项目迪哲医药。2021年12月10日，迪哲医药正式登陆科创板，成为A股市场“最年轻”的上市公司。
2016年9月，尹正与时任阿斯利康中国创新中心负责人的张小林聚餐，席间聊起了跨国药企在华的发展。“我当时有了一个想法，很多Biotech其实就是由一两个跨国药企出来的高管创办的，组织一个‘游击队’式的团队来做平台。而像跨国药企研发中心这种软硬件齐备，高管背景过硬、人才齐整的团队则几乎没有，如果他们愿意‘整建制’地出来创业，那就是当之无愧的正规军，其投资价值也许更大。”尹正说。
有了这个想法后，他代表国投创新发起了迪哲的项目，并不遗余力地将其付诸实践。但说服一个老牌英国药企的过程是艰难的，屡屡受挫后，他与张小林决定在2017年的新年做最后一次努力，向阿斯利康的英国总部写了一封Email，详解了这次合作的规划与成功的可能性。两个星期后，他们收到阿斯利康总部的回复：“希望尽快推进”。
就这样，迪哲成为跨国药企在华研究中心裁撤潮中“唯一的幸存者”，并走上了上市之旅。 
“我说它难忘，并不仅仅是因为它今天上了市，而是这个项目的操作完全不同于我们往常的PE或VC投资，它倾注了我们极大的努力。”尹正介绍道，迪哲的交易结构设计比较复杂，他们与阿斯利康的谈判持续了三个月，可谓夜以继日地谈。对方的谈判和交易能力极强，在与高手过招的过程中，尹正的个人的能力也得到了极大提升。
而这次经历带给他的最大启示，就是好项目可遇不可求，得失只在一瞬间，一个好的投资人除了能够完成交易，还应该有创造交易的能力，并竭尽所能地推动这个交易落地。
如今，创业中的尹正开始聚焦早期投资，相比偏后期的投资，在这个阶段遴选公司，其关注点又会有所不同。 
尹正表示，对于他们自己孵化的公司，通常只需要有一个长板。就是至少要具备前述Biotech三种成功因素中的一种，要么人强，要么技术平台强，剩下的短板，他们可以通过投后服务去帮其补齐。 
“而对于偏后期的公司，我们则希望它没有短板，因为其长板早已被市场所认知，几乎就是一种‘它差的就是钱，你把钱给他，它就能跑得更快’的这种状态。这时的公司，人、技术、资产基本都不缺，身为投资人，你能改变它的东西已经很少了。”
早期的项目，投资人往往会深度介入，这种介入程度有时会超过人的想象。
三一创新投资目前孵化的项目，团队基本都是从头跟起。有的就像埋种子一样，在项目的前6到9个月，主要是由投资团队和科学家基于他的科研成果又或者干脆就是彼此的兴趣和共识来设计一个方案，共同推进。 
“很可能在试错阶段，我就是过渡的CEO，科学家就是过渡的CSO，谁也不拿工资，投的钱基本全在业务上，一起带着公司往前走，它的好处是钱都花在刀刃上，资本效率高。等进入到临床申报阶段时，前期风险实际上已经释放掉了，我们再通过我们的行业资源，将其核心管理层建立起来，把运营管理的职责让渡给新团队，由这些专业的人来做后面的事。三一与其他投资机构最大的不同是，除了商业模式和运营模式以外，我们在科研的进程上也能给到投资对象切实的帮助。”尹正说。

03

差异化生存

最近两年，产业的发展瞬息万变，尹正明显地感受到大家关注的东西在不断变化。
“2021年大家都说‘内卷’，药企们也希望走国际化之路，用海外市场的收入补贴国内的缺口。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感觉，平衡其实已在慢慢出现，今年是集采的第三年，其压力已经远没有前两年那样强，医保谈判也是如此，监管机构还是给行业留下了生存的空间。”
那么内卷又是什么造成的？ 
在尹正看来，医药创新只需做对两件事，一是靶点对，二是选择一个最好的治疗工具来干预疾病。两者中，难题在于靶点，而大家经常讨论的大分子、小分子、细胞治疗、PROTAC等不过是工具的范畴。“内卷之所以发生，是因为大家都不愿意承担靶点的风险，只想承担工具的风险，以为后者风险小，更容易实现，这样带来的就是靶点的同质化严重，结果最后变成了商业上的风险。”
三一创新投资目前的项目有大约三分之一是first-in-class，其筛选标准需要既是基于明确科学实证的靶点，又要同时满足一个大的临床需求。“但对工具，我们并不会局限在某个特定的赛道或方向。投资多年，我坚信大道至简。”
如今，国际化几乎已成创新的必由之路，可想走向全球，中国的Biotech还需补齐哪些短板？ 
在尹正看来，属于资产驱动型的本土Biotech，依靠临床品种的管线来定价，目前与海外的资产类Biotech差距并不大，重点是要在可控的成本下，切实做出能够国际化的高水平的临床数据。
相比之下，真正存在差距的，反而是新技术类的Biotech。 
他以美国做DNA合成的技术公司Twist举例称，Twist能够存活，是因为在美国的商业环境下，有合成生物学的公司每年在花两三千万美元来买他的服务,带动它发展。其实中国也有一些与Twist做对标的企业，但在国内，会否有上游用户愿意花这样的代价来带一个企业跑，是很大的疑问。“未来我们想参与全球竞争，这一块生态是一定要补足的。”
想解决这一问题，资本的扶持不可或缺。 
事实上，好的资本承担着把社会资源合理分配的重任，让钱流到对的地方和优秀的公司里去。而想实现资本的合理分配，投资机构就一定要多样化发展。
尹正认为，几年过去，大家正在陆续形成自己的差异化优势和打法，你投新技术，我投小分子，并据此寻找到相应的生存空间。在未来，跟风者肯定是越活越难的。 
“而投资机构的进化，实际上是与创新药企的发展，甚至监管的发展同频共振的。以这次CDE的临床价值导向新规为例，它就引导了行业的各个环节去提升质量。以前投资人可能觉得反正差不多的都能批，不会下功夫来研究细节。而新规之后，他必须要明确项目的临床价值优势，去判断哪个项目有可能会成为‘第一个’，这也倒逼大家去关注技术细节，去进步。实际上带动了全行业的成长。” 
谈到未来，尹正表示对未来十年中国医药产业的发展充满信心。 
“以今年7月2日药审中心发布临床价值导向的肿瘤药物临床试验指导原则为分水岭，中国医药创新完成了‘从无到有’的阶段性发展，进入‘从有到优’的发展阶段。如果说贝达和恒瑞是从无到有的杰出代表企业，我非常有信心从有到优的发展阶段一定会诞生一批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中国本土的biotech。”
从投资人的角度，他指出，未来创新药的发展有三个机遇不能不重视。 
一是中国的创新药市场至少能撑起10-20家千亿市值的药企，恒瑞、百济、信达等已经浮出水面，剩下的机会，也许就在大家正在孵化的企业中。 
二是审评审批制度的改革开启了中国创新药产业的WTO时代，伴随着中国加入ICH，国内外的临床数据可以实现互认，在此过程中会诞生各种跨境的合作机遇，这中间也会带来很多机会。 
三是中国的基础科研能力正在快速提升，未来十年，可以看到越来越多基于中国自己原创的科研成果所诞生的顶级Biotech，生物医药产业将迎来最好的时代。
“这在全球也是千载难逢的投资机遇，我庆幸自己有机会站在这个浪潮里。”尹正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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