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蓝皮书：中国教育发展报告（2019）
01
中国教育新生态值得关注
蓝皮书指出，在国家举办和管理的学前教育、义务教育、高中阶段教育、特殊教育、高等教育、成人和扫盲教育之外，还存在一个巨大的教育空间和市场，包括民办教育、课外培训、国际学校、留学教育、教育科技企业等类型和主体，主要是通过家长付费购买的教育服务，它们在“教育事业”之外构成新的教育业态，与体制内教育的互动越来越多，影响越来越复杂，成为教育发展和教育治理中不可忽视的现实。
01
民办教育
民办教育在早期发挥的主要是弥补政府教育经费不足的“拾遗补阙”的作用，近些年来，民办教育更多的是满足不同群体（如高收入群体、农民工群体）的差异化教育需求。由于学前教育的供给短缺，民办幼儿园得以大发展。2017年，民办幼儿园占全国幼儿园总数的62.9%，在园儿童占55.91%。在义务教育阶段，虽然全国民办小学在校生仅占全国小学在校生的8.1%、民办初中在校生占全国初中在校生的13%；但在一些地区，包括大城市的中心城区，民办教育的比重高达20%甚至30%~40%。民办中小学成为择校竞争的主要目标，原先优质的公办学校沦为“二流学校”。与房地产业相结合、规模巨大、高度商业化的“超级中学”恶性发展。国家通过修订《民办教育促进法》，对民办学校实行按营利和非营利“分类管理”的思路，规范民办教育发展。
02
教育培训机构
近些年来，火爆的课外补习热对青少年身心健康、教育公平等的伤害，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2018年是教育部和各有关部门重拳治理教育培训市场的一年。
北京大学中国教育财政科学研究所开展的2017年中国教育财政家庭调查数据显示，全国中小学阶段学生的校外培训总体参与率为48.3%（包括参加学科补习或兴趣扩展类培训）。由商业公司提供补习的占30%左右。在个人提供者中，在职教师占一定的比例。课外补习的生均支出，以东北地区最高，达4357元/年；其次为东部地区，为3592元/年；而中部地区（1970元/年）、西部地区（1806元/年）的生均支出只有东北地区的一半不到。城乡之间的差异更为惊人：农村学生的平均校外培训支出为419元/年，城市学生平均校外培训支出达3710元/年，为农村学生的近9倍。根据各层级在校生的规模估计，全国校外培训行业总体规模达到4900多亿元。
据德勤之前的研究，截至2017年底，全国有超过10万家K12课外辅导服务供应商，2018年整体市场规模预计达到4331亿元，到2020年预计超过5000亿元，未来三年复合增长率达9.2%。2017年大约有12.7%的幼儿园儿童、21.9%的小学生、36.8%的初中生，以及57.8%的高中生参加了K12课后培训课程，大量持续而稳定的生源将推动中国课后辅导市场保持稳定增长。中国城市学生每周平均花费10.6小时参加课外辅导。
早先德勤预计：2018年中国教育市场规模达到人民币2.68万亿元，其中占比最大的细分市场前三名分别是个人培训教育市场、K12与STEAM教育市场和民办幼儿园教育市场。
数据显示，2014年以来，风险投资和私募基金对教育市场的投资不断攀升。截至2018年6月，已发生137起教育行业投资案例，投资总额已达25.7亿美元，已经超过2017年全年的15.8亿美元。从2018年上半年投资案例数量来看，STEAM教育、职业教育和早教市场分别占据了投资热点的前三名。
03
国际学校
近年来，我国国际学校快速发展，反映了随着新兴富裕阶层人数增加，中国家庭在全球范围内配置教育资源的能力和意识大为增长。
2018年中国大陆地区国际学校总数为821所，其中，外籍人员子女学校121所、民办国际学校426所、公立学校国际部（班）274所。2018年新增国际学校87所，增幅高达12%，创近年新高。广东、上海、江苏、北京地区的国际学校数量位居前四，均超过80所。其中，广东的国际学校超130所，居于首位；上海近110所；江苏省已达90所，位居全国第三。
04
留学教育
中国留学人数呈现快速增长的趋势。2017年中国留学生人数首次突破60万人，相比上年增长11.7%，近10年复合增长率超过15%。增长迅猛的国际教育需求，为语言培训、游学、出国服务等创造了巨大的市场需求。
中国学生出国留学的趋势，有人归纳为三个特征：低龄化、平民化和常态化。根据《2017中国留学白皮书》的调研结果，2017年出国留学群体中就读本科及以下学段的学生占总人数的36%，已成为出国留学的主力军之一。
以美国为例，截至2017年5月，在美留学的中国K12学生共计3.7万人，硕士留学生规模的同比增速为2%，本科留学生规模的同比增速为9%，K12留学生规模的同比增速为40%。根据新东方的调研数据，2017年K12留学群体中就读于国际学校的约占27%，相较于2015年的占比约升高3个百分点。
据北京大学中国教育财政科学研究所的调查，在出国留学教育方面的原因中，有接近一半的学生选择了“国内名校总体质量不如国外名校”作为首要原因。另外，“在国内考名校的竞争太大”成为次多的选项。可见学生对国内名校的信心不足，而且应试竞争过于激烈，成为学生选择留学的重要原因。
在正规的学校教育、学历教育之外，多样化的教育需求、教育选择，巨大的教育市场，商业的、资本的、公益的多种社会价值和利益的博弈，构成了新的教育生态。教育治理很大程度上意味着改善这一教育生态，使之符合教育规律，保障教育的公平性、公益性，促进人尽其才的个性发展，促进社会的健康发展。
02
学前教育迎来第三个拐点，民办园的20年发展黄金时期宣告结束
改革开放以来，学前教育体制随着政府这双“有形的手”不断发生变化。从1979年到2019年的40年间，以三个“拐点”为节点，分为四个发展时期（见图1）。
1979年至1998年学前教育体制是以政府为主导，以具有单位福利性质的集体办园和其他部门办园的公办园为主、民办园为辅。
20世纪90年代末期之后，伴随着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学前教育被推向市场，供给资源急剧减少，供需矛盾大，民办园进入了一个黄金发展时期，公办园持续萎缩。
2010年后，学前教育重回“国策”层面，以政府为主导，大力发展学前教育，重建学前教育公共服务体系，尤其是公办资源，但在这一轮发展中民办园增速仍然很高。
2018年，新政再次强化学前教育的公益属性，明确提出公民办在园幼儿人数要占50%，并前所未有地加强对社会资本进入学前教育领域的管理。学前教育又将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蓝皮书指出，民办园的20年发展黄金时期宣告结束，面临着系统的“被改造”和重新选择定位。中国民办园发展有特殊的历史机遇：1998年政府机构、单位改革，学前教育被推向市场，给市场留下了一个巨大的空间。非营利机制的长期模糊缺位，家长的日益重视助推了民办幼儿园从1998年至2018年的20年黄金发展。
随着新政颁布，民办园发展黄金时期终结。一方面，民办园面临着小区配建园整治的釜底抽薪、普惠比例要求下的被改造，也将告别非营利机制的长期缺位。另一方面，与国家整个经济形势有关，这几年民办园生存扩张速度和营利前景也面临特别明显的瓶颈，如公办园的待遇改善之后，教师加速从民办园流向公办园，一线城市的幼儿园租金已经跟商业地产地租基本持平，这对民办园来说是很沉重的运营压力。压力叠加、拐点同至，民办园将面临数量萎缩、资本退潮，并将或主动或被动地承担普惠性公共服务职能。
03
中西部地区职业教育融入区域产业情况总体向好
当前，职业教育融入区域发展的趋势如何？基于田野调查和大量的实证分析，蓝皮书认为，中西部与东部有着不同的发展趋势。
在中西部地区，职业教育融入区域产业的情况总体向好。近年来，东部企业大量内迁，带去了职业教育发展所需的产业集群。产业集群所提供的税收，增强了地方政府提供面向本地产业的职业教育的意愿，产教融合日益成为中西部地区经济迅速发展县市政府的占优策略。而新兴产业集群所提供的技术岗位，逐渐提升居民选择职业教育的意愿。
公共政策也有所助力。在中职阶段，伴随“中央请客，中央买单”的免学费政策的实施，地方政府供给意愿和居民需求均有进一步提振，中职教育生源有所好转，辍学率也有所下降。虽然在缺乏产业基础、财政投入和合格师资的欠发达地区，免费政策更多刺激了低成本的升学教育，但在有限的对口高考本科名额下（某省甚至大幅压缩本科招生名额，从而压制中职学校的升学导向），面向产业培养学生依然还是主流。而在高职阶段，示范校引领、能力提升、生均经费达到1.2万元等政策的实施，改善了高职院校的办学条件，为其对接产业需求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受益于高职院校能力的提升，企业更加认可高职院校作为合作伙伴的价值，越来越多地以各种形式参与到校企合作中。
在东部地区，职业教育融入区域产业的程度有下滑的趋势。有观点认为，东部职业教育发展面临的挑战在于：随着东部居民收入的增长，老百姓不想读职业教育；随着产业发展，东部沿海企业需要更多本科毕业生或者至少是高职毕业生。
蓝皮书指出，职业教育并不是天然的“劣质品”。首先，在以区域就业为主、在本地产业集群建立了良好口碑的珠三角镇办中职学校，在与外资企业合作进行高质量学徒制培养的长三角县办中职学校，即使到了2010年，也有招生分数超过本地普高分数线的情况。高质量且质量信号能够有效传递的职业教育，即使在发达地区，也依然广受居民欢迎。其次，产业升级并不意味着对学历的要求提升。即使是首倡工业4.0的德国，对于技术工人认知能力要求虽有提高，但对学历的要求并未提升。近年来，德国企业人员的学历结构变化主要在于无学历的劳动者被替代，职业学校毕业的劳动者比例变化很小。奔驰公司等大公司在学徒工的招聘中也仍然会从学历较低的过渡系统中招募部分学徒。田野调查也为上述观点提供了对立面证据。调研中，一些行业隐形冠军企业表示，部分技术岗位，中职教育阶段的学徒制毕业生更加符合需求。而现实的困难在于，企业在招聘环节却越来越难以找到适合的中职毕业生。随着升学热的升温，优质生源越来越多地选择升学，这迫使企业不得不提高对员工学历的要求。
事实上，企业端的变化，有利于东部职业教育的产教融合。在东部腾笼换鸟的进程中，一部分中低端产业迁出，其技能人才需求结构有所优化。在人口红利消失、用工成本攀升的压力下，留守企业以机器换人成为普遍现象，将技能要求不高、重复性强的工作交由机器人完成，这在减少简单劳动需求的同时增加了对机器人操作、维修等技能人才的需求。在外资企业的带动和影响下，本土企业也开始认同参与校企合作对于企业人力资源建设的战略意义。而招工的日益困难、社会招聘员工忠诚度的不足，让越来越多的企业意识到介入学校人才培养过程的重要性——在订单班中，通过班级活动、团队建设不断增强学生和企业之间的纽带，已经成为企业参与校企合作的重要考量。而在居民方面，虽然伴随收入水平的持续上升，本地居民选择职业教育的意愿略有下降，但是外来人口的补充，抵消这一下降并非难事。
东部的忧虑在职业院校！职业院校在不断增加应对体系建设的精力，而放松对区域产业需求的关注。原本，珠三角专业镇“一镇一校、一校一品”的产教融合模式与德国区域性的产教融合高度相似。近年来，小规模职业学校的发展空间日益缩小，多个地区意图对辖区内的中职学校进行整合。在长三角某市，当地中职教育在全国享有盛誉。调研中，与当地中职学校有着长期合作的企业人力资源经理表示，学校更多转向境外机构认证的项目，对与本地企业合作的学徒制项目积极性在下降，“现在想找校长谈学徒制相关事情，电话总是打不通”。由于就业导向的中职教育信号不如升学导向的中职教育质量信号彰显，中职学校深耕校企合作的积极性下降，努力办升学教育的积极性在提升。在东南某市，笔者追踪了某大型制造业企业倾心投入、精心设计的校企合作项目。在项目合作高职院校中，有的工作重心在对标其他省份示范校排名最高的高职进行“指标建设”，有的项目负责人对于增加的工作量心存抵触，深度合作均难持续。校企合作中“虚的部分”在增加——越来越多的高职院校，在校企合作中倾向于与大企业联名建立冠名学院、争取财政资金补助的合作方式。
对于东部企业而言，一部分技能人才需求可以通过跨区域合作来满足。杭州湾南岸的纺织企业，在秦岭脚下的中职校举办订单班；珠三角腹地的家具厂商，远去广西南宁寻找高职开设冠名班。这样的跨区域校企合作，满足发达地区企业用人需求的同时，也有助于欠发达地区劳动力转移和职业教育发展，无疑是双赢之举。但是，遥远的距离，限制了合作的深度，企业难以深入职业院校人才目标确定、课程开发、实训基地建设之中，预定员工的意义大于合作培养的意义。技能水平要求高、技能专用性强的岗位，需要依靠本地的产教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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