迈向宜居和可持续的高密度城市发展：以中国香港为例 | UC海外观察员工作坊

可持续性和宜居性是两个含义不同但很容易混淆的学术概念，同时也都是当今热门城市话题。联合国人居署2014年出版的《城市可持续性住区规划纲领》将 “高密度” 定义为指导各国住区规划设计的五大可持续性基本原则之一。但是，放眼全球，总体印象却是低密度住区往往有更高的宜居性，比如温哥华、悉尼和日内瓦。相比较之下，在亚洲很多，特别是正在经历快速城镇化的，大城市都在不断变得更加紧凑和集聚，高密度下的宜居性也面临着诸如空气污染，高住房成本，人均居住面积狭小等挑战。全世界人口密度最高的10个国家就有6个来自于亚洲。在这批高密度都会城市中，中国香港所具备的特征和面对的挑战让它在当前这场讨论城市的可持续性和宜居性的热潮中更加受人瞩目。在类似地区，高密度城市已经是不可逆转的趋势，那么强可持续性和高宜居性能否并驾齐驱？在例如香港这样典型的紧凑大都会，高宜居性是否可以达到？

《城市中国》这期海外工作坊即围绕以上议题展开。本文为工作坊讨论纪实精华。

 主持人 

张起，香港理工大学建筑与房地产学系博士候选人，北卡罗莱纳大学教堂山分校城市与区域规划系访问学者。

 主要嘉宾  

TODD OWEN，北开罗莱纳大学教堂山分校城市与区域研究中心副主任

Lacey Lumpkin，北卡罗莱纳大学教堂山分校城市与区域规划系硕士研究生

曾晨， 华中农业大学土地管理系副教授

牟燕川， 四川大学建筑与环境学院人居环境专业博士研究生

朱高立，南京农业大学土地资源管理博士研究生

吴江月，北卡罗莱纳大学教堂山分校城市与区域规划系硕士研究生

主持人

“可持续发展”的概念兴起虽然是近几十年的事情，但是它对中国文化来说并不陌生，比如成语“寅吃卯粮”就是对于不可持续的生动描绘。本来粮食都是按年年有收获来计划食用，今年吃今年，明年吃明年，如果今年有余就更好，以备来年可能之饥荒，所以“寅吃寅粮”甚至“卯吃寅粮”才对。但如果今年稍有困难就提前透支下一年的储备粮，长此以往，国库也就日渐空虚，恶性循环下去国家的发展也就难以为继了。此谓不可持续。

这个道理同如今的可持续发展权威定义实为一脉相承。就是制定和推进社会经济文化发展时不能因为满足这一代人的需求而去牺牲下一代人满足他们需求的能力。我们有时理解为，当前所作的决定，不会明显限制未来所面临之选择。 近数十年，这个领域的关注点都是平衡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最近随着一些发达国家先后进入后工业化时代，关于社会和治理等维度的理论和实践也加入到了可持续发展的考虑当中，丰富了其内涵。行动层面，2015年9月25日，联合国193个成员国通过了《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17项可持续发展目标。这些全球性目标将在接下来的15年间（2016年-2030年）指导国际社会的行动。

而宜居性是一个不同的概念。它有时候被纳入到评估可持续性的标准里来，但它本身的内涵有所不同。讨论城市的宜居性关键在于其城市特性和资源的发展利用有没有提升居民生活质量，强化对于游客和商业的吸引力。而居民的生活质量又是重中之重，它常常与居民生活的意义和目的，以及所被提供的机会和多大程度上他们能享有这些机会有关。2017年由The Economist Intelligence Unit 发表的全球宜居性报告里，宜居性被分为了五大类指标，包括稳定性、医疗保健、环境、教育和基础设施。可以看出宜居性的内涵更加贴近于人本身作为一个个体的需求。

在城市规划层面，联合国人居署2014年出版的“城市可持续性住区规划纲领”将“高密度”定义为指导各国住区规划设计的五大可持续性基本原则之一。这点与以往的“最宜居的城市往往都为低密度都市，比如温哥华、悉尼、布鲁塞尔等等”的观点印象相向而行。

那究竟高密度和高宜居性之间是否存在矛盾点，能否兼而有之呢？我们可以看看香港的情况，哪位同事曾经去过香港可以谈谈自己的印象或感受？

吴江月：

这里我可以分享下，作为一个很多次在香港旅行的外来人士，谈一谈我对香港的印象。总体就是是很紧凑的城市景象，建高路宽比可以说很大，街区都相对于大陆较窄，市民无论是走路速度还是交往节奏都明显要快过中国其他大城市。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这里生活的人的工作还有生活压力非常大是完全可以想象并且理解的，因为本身生活成本的高企以及物质环境的紧迫。但是同时紧凑城市所拥有的交通便利，业态丰富等特征也会相对提高生活的便利度，我想这应该也是宜居性的指标之一。

主持人：

谢谢。其实首先，从人主观上，对于高密度的城市生活的宜居性，不同的态度和立场持有者就有不同的解读，如上图。乐观者认为高密度紧凑的城市更加步行友好，服务完善，高可达性，高薪水，多样性，更有活力以及能耗效率高，所以更宜居。相比较而言，悲观者会因为过度拥挤，高犯罪率，城市病，环境污染，贫富差距，高生活成本，密集而给人压力的城市景观，激烈的竞争以及社会冲突，由此持有低宜居度的看法。所以说，宜居性的测度本身是存在主观上的相对性的。

当然，科学客观测量数据层面也有相关的研究统计。根据新加坡政府宜居城市中心和世界著名智库城市土地协会在2013年发布的世界主要城市人口密度和宜居性数据。我们可以更加直观得看到，如下图所以，香港在“人口密度-宜居性矩阵”中处于几乎可以跨进高宜居度-高人口密度阵营的位置。位于其右边的新加坡和伦敦用实际表现展现了了实现双高的现实可能性。

那么从具体研究层面如何解读此排名结果呢？有相当的城市宜居性研究表明，高密度和高宜居性并不存在对立的关系，高密度本身并不是直接导致受访居民对于城市生活不满的原因，而是与高密度相关的环境质量、噪音、社区参与与归属感不足、交通不便、服务和住房缺乏所致 (Howley, P., Scott, M., & Redmond, D., 2009)。 换句话说，就是紧凑城市的高宜居性是完全有可能达到的，只要相关的配套规划设计能够做到因地制宜。从这个层面讲，政策制定者和专业人员如果面对的是打造高密度紧凑城市的局面，则应将建筑和人口密度与设计要点之间的关键联系考虑得更加细致和具体而不是仍旧抽象和粗放。特别是城市内的更小范围，比如社区的宜居性应该成为重中之重。

比如，在城市重建中更加注重和优先改善在地社区内或者周边居民的居住和交通质量（改进居住区通风、采光设计，关注高密度社区小气候，增加立体休憩空间及康乐设施，调整公共交通服务班次等），让规划设计对于解决本地的问题更加有针对性和实效性。通过调整具体设计而提高高密度规划片区的宜居性，以城市的使用者-居民的确切主观满意为最终目标来组织具体方案工作。此种体现在政策制定者和专业规划师的价值判断上的转变，对于追求高密度高宜居性的发展来说是非常必要和关键的，也是与时俱进的，即使它会面临一些制度障碍。

此类研究成果为那些正在迈向高密度形态的城市提供了有价值的可持续发展参考。既然高密度已经成为客观条件，可持续发展已经定为普遍性指导纲领，而宜居性又是可持续发展社会层面的重要指标，那城市的管理和规划者则有理由更加重视在地宜居性和独特性。不能再仅仅以简单地以加强人口城镇化和强化集约用地为政策指引，如何通过规划设计、管理和实施来使高密度社区内居民的生活质量水平至少与其他区域保持一致应成为重点工作目标。

TODD OWEN：

你刚才提到了宜居性，在中国其他城市，比如北京，我知道有很多人属于外来人口，他们的居住需求和宜居性有没有在城市化，比如城市更新中，得到考虑和照顾？

主持人：

这个问题是一个很典型但是也很复杂的问题，因为涉及到到本地及外来人口的权益问题，这有关的不仅仅是规划和城管方面。虽然中国特大城市为了控制未来增长人口, 进行产业结构调整，提升总体竞争力而采取一些政策措施是可以理解的。但这个措施的实施过程，特别是多方参与式的沟通以及应急预案是不是做的很充分，我认为还是有很大改善空间的。2005年韩国首尔的 “重建清溪川”工程就是一个不错的借鉴案例， 在平衡经济、环境和社会层面，该项目可以说做了最大的努力，提出了创新性的解决方案，既达到了了当前清溪川风貌恢复的目的，又提升了整个城市市民对于地方文化和政府施政的关注和参与度，还解决了受影响商户的出路问题。类似的动迁，改造，重建等工作，如果处理的不好，无论是城市的宜居性还是社会可持续性，都会承受损害。更不应该出现的就是粗糙的、一刀切的极端化的治理方式。

朱高立：

既然香港可利用土地资源这么有限，居住空间如此紧迫，能否考虑引导一部分香港居民北上到广东省其他地方就业生活，或者以租借方式划拨一篇广东省未开发土地给香港政府以应对严峻的用地短缺呢，还可以优化居住环境，比如在承受范围之内拥有更大的居住空间？

主持人：

其实早在2013年香港相关部门就提出了在南沙粤港深度合作区租赁一块地皮，实行香港法律制度进行管理。但是该项目本身没有得到后续推进，我想可能与可行性有关。但是，2017年粤港澳大湾区的提出给了珠三角的未来生活模式画出了一个更好的蓝图。香港居民未来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在大湾区择市择地发展事业或者生活，我认为，这个融合趋势目前在慢慢加快，并且我们也看到，一些地市区，比如前海，也正在逐步完善港澳居民来本市就业居住的政策。这对于区域优势互补，人才交流，提升居住质量，加强区域竞争力都是一个利好的消息。

总体来看，作为一个典型的紧凑型高密度都市，香港在兼顾宜居性和可持续性方面的成绩还是可圈可点的。我们如果看到可持续城市发展的世界城市排名，在2016年的Arcadis Sustainable Cities Index 排名中，香港整体可持续发展系数在100个国家或地区中排名第16，亚洲排名第三，大中华区排名第一。而且，我们仍然发现伦敦和新加坡不仅拥有之前高宜居性的排名，在高可持续性排名前十名中也都名列前茅。以上统计排名，再次印证了紧凑城市的高可持续性和高宜居性是完全可以达到的。

香港政府在打造宜居的可持续发展的国际都会上也是付诸了长期努力。回顾香港回归以后的二十年，特区政府推出了相当多的政策和措施来推进可持续城市发展。可持续发展委员会于2003年3月成立，负责从政策研究、策略咨询、基金支持和教育传播等方面推动香港的可持续发展，并且在各界都取得了一系列的成果。当前委员会也正在研究如何进一步推广运用生物资源， 如海鲜、木材和纸张。

但是想要进一步推进工作，香港社会所面临的挑战也仍然存在。虽然公众大部分都赞成可持续发展的原则，他们更为直接关心的是目前的居住环境能否因为政策的落实或者技术的发展而得到明显的改善。对于可持续发展，一是认为它是一个较为深奥的概念，未必能即时为市民所理解；二是对于能否保留后代满足其需求的能力，当代居民并非特别关心。此现象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毕竟常识性的判断都是基于现实的客观条件所作出，而一个超越当前客观限制的未来环境对于他们来说太过于抽象。香港立法会在讨论可持续发展研究时就曾讨论过。由于政府和社会民众在可持续性和宜居性的关注层面上的存在相对错位，后者对于他们的互动以及形成推进全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向心推力是不利的。从另一个策略实施角度讲，要想实现专家描绘的可持续发展的未来，目前的行动方案对于社会大众的吸引力和激励性不够。

因此，当前的主要工作就是继续加强市民对于可持续发展概念对于未来的重要性的了解和认识。在这个过程当中，大学可以扮演的角色是极其重要的。它拥有长期持续践行绿色承诺，跨学科解决方案构建，可持续建筑试验和演示以及教育和激励社会人士，宣传可持续发展观念等其他机构不可替代的社会作用。 当前，全世界80多所高校组成的“国际可持续校园联盟”正在发挥建设作用。香港大学也是其中一份子。

整体来看，对香港来说，可持续城市发展已然不遥远。但就如今天所讨论的那样，如何在维持城市竞争力，重视环境和文化保育的同时进一步提高宜居性，如何更好地联结城市可持续发展政策的迫切需要和市民对于美好居住环境的具体期待，从而推进政府和市民在包括宜居性在内的全面可持续发展上的良性互动，成为了香港迈向高可持续、高宜居性的亚洲国际都会所要突破的关键点。

文字整理+图片/张起 编辑/宋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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