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更年期——后工业时期的都柏林码头区｜海外观察员28

“都柏林码头区的历史是爱尔兰的缩影，她既古老又现代。码头区的建造宛如编织复杂织锦，勾勒出伟大的工程成就、远见与计谋、经济的兴衰和人类战胜逆境的过程。”

——《都柏林码头区发展计划》，都柏林码头区发展局，1997年

都柏林码头区卫星图。source/Google Earth

世界发达城市的码头区在后工业转型中，想当然的从去地方化（Delocalization）开始。然而，事实证明，除了那些一直“天赋异禀”的世界城市外，沿用这种模式进行码头区、工业区更新的其他城市，都不同程度的经历了挫折、失败。缺少“群众基础”，是关键阻力。再地方化（Relocalization）成为发达城市中传统工业区更新的新出路。

——《城市中国》研究中心

都柏林是爱尔兰的首都，也是一座重要的海港城市。都柏林码头区在经历海洋贸易和工业时代的繁荣之后，于上世纪60年代走向衰败。在新自由主义的影响下，都柏林学习城市企业主义模式，逐步向后工业社会转型。从1986成立的海关大楼码头区发展局（CHDDA），到1997年的都柏林码头区发展局（DDDA），码头区更新范围达到城市中心面积的十分之一，通过低税收和欧盟市场地缘优势，吸引国际流动资本，建成欧洲第二大离岸金融中心。在有效发展地方经济的同时，绅士化引发了社会分层和阶级隔离，矛盾显著。2008年突如其来的全球金融危机结束了“凯尔特之虎”（Celtic Tiger）的所创造的奇迹，随着大量开发商的破产，大部分码头区开发用地交由国家资产管理局（NAMA），政府在都柏林码头区指定战略开发区，设法走出危机。2016年，码头区监督与顾问组织（DOCF）成立，进一步引入社区和其它第三方机构参与，取代公私合作的二元模式。随着越来越多的跨国科技公司入驻，如今的“硅谷码头”（Silicon Dock）正在打造智慧社区，由政府与创新企业合作，形成协同社会网络，致力于城市管理和经济发展，并着力塑造地方感。

都柏林码头区的形成

都柏林港口历史演变（黑白部分显示城市肌理，虚线填充为港口位置） source/REDscape

都柏林的海洋贸易历史悠久，港口的形成至少可追溯至维京时代公元9世纪。1171年，英王亨利二世率军抵达爱尔兰，开启了英国对这片土地长达八百余年的统治（至1922年爱尔兰独立），并将都柏林确立为爱尔兰的行政中心。历任地方统治者所在地——都柏林城堡（Dublin Castle）坐落于城市中心，都柏林最早的港口紧邻如今的基督教会座堂（Christ Church Cathedral），海洋贸易的增长和传统纺织业的扩张引入大量欧洲移民。1801年，乔治亚时期的都柏林（Georgian Dublin）人口达17万，在大不列颠及爱尔兰联合王国（United Kingdom of Great Britain and Ireland）合并后，成为了当时英国的第二大城市及欧洲的第五大城市。

十七世纪1693年地图，贯穿城市的利菲河畔向东流入都柏林湾，城市与海洋之间存在明显空隙。source/ Captain G. Collins, Map of Dublin Bay from Portmarnock to Dunleary

然而，都柏林的港口运输长期受制于利菲河（River Liffey）河口的淤泥堆积以及风浪天气，为确保航运安全高效，入海口区域工程建设陆续展开，包括兴建普尔贝格灯塔（Poolbeg Lighthouse）、南海堤（South Bull Wall，超过4公里长，1795年建成时是世界上最长的海堤）及北海堤（North Bull Wall）。1791年新海关大楼建成后，城市贸易逐渐转移至利菲河北岸，此后，随着海关大楼码头区 （Custom House Docks）和东临城郊林森德区（Ringsend）的大运河码头区（Grand Canal Docks）的形成，又向利菲河下游移动。

南海堤上，分别望向灯塔和发电站烟囱。

19世纪后，都柏林码头区（Dublin Docklands）人口持续增长，带动土地开发，50年代期间，码头区建成南北两大铁路枢纽，分别位于Amiens Street（即如今Connolly火车站位置）和Westland Row，便捷的交通也使此处成为城市工业的聚集地。比如，煤气厂易于获取生产原料（进口焦炭、煤以及大量水），它的副产品又可被用于化工使用，而1903年建成的鸽子之屋发电站（Pigeon House Power Station）是随后半世纪内城市供电的主要来源。与此同时，贸易全球化依靠大型船舶提供服务，为达到水深需求，都柏林港口再度向东移动。另一方面，工业的兴起使得都柏林码头区被边缘化，加大了城市中心区与都柏林湾（Dublin Bay）之间的分离。

1883年地图，可见海关大楼（图左Custom House，黑框位置圈出）和利菲河河口之间的仓储和工业区。  source/Letts, Son & Co.，Plan of the city of Dublin，1883

Poolbeg 发电站，1903-1976年间使用，如今闲置，摄于2019年建筑开放日。

Poolbeg发电站旁，如今使用中的都柏林港。

左侧建筑为鸽子之屋旅店，远道而来的游客在这休息一夜，次日赶往都柏林中心，右侧可见如今使用中的发电站。

产业衰败与新自由主义转型

20世纪60年代以来，随着民航业的发展和海运货物的集装箱化，码头区逐步走向衰败。高效的起重设备代替了传统的工人劳力，造成就业率迅速下降。随着运输越来越便捷，原先紧邻港口工厂也纷纷搬迁至远郊。昔日繁忙的都柏林码头区面临荒废，沦为爱尔兰最贫穷的地区之一，居住环境恶劣。都柏林政府一度希望通过市政建设激活这片区域，如在海关大楼码头周边，建成都柏林长途汽车总站（Busaras，1955年）、工会总部（Liberty Hall，1965年建成时是全国最高建筑），保险公司总部（Irish Life Centre，1979年）等，但受全球经济危机影响，政府无力承担更多的复兴计划。

爱尔兰U2乐队曾租用旧仓库厂房作为音乐录音棚，歌曲MV展现了这一时期的城市风貌。截图为歌曲Van Diemen's Land，收录于1988年发行的Rattle and Hum专辑，右上高层为工会总部Liberty Hall。

爱尔兰著名歌手Lisa O'Neill于2018年发行的歌曲Rock The Machine的MV回顾了都柏林码头区设备机械化后的大量失业问题。

在新自由主义经济的背景下，都柏林借鉴世界其它港口城市后工业转型模式（如伦敦、巴尔的摩和鹿特丹），于1986年成立了海关大楼码头区发展局（Custom House Docks Development Authority, CHDDA）。通过低税率和欧盟市场的地缘优势，吸引私人投资，计划在11公顷（后拓展至21公顷）土地上打造现代国际化金融服务中心（International Financial Services Centre, IFSC），建设高档公寓、银行办公区，提供1.5万就业岗位。至1998年，IFSC 已建成欧洲第二大离岸金融中心。然而，该计划忽视了社会、文化、环境等因素，其制定过程缺乏公众参与，尽管在推行期间，越来越多中产阶级专业人士来此居住，本地居民的失业率仍居高不下，“绅士化”现象引起广泛争议。

建筑开放日当天，在工会大楼楼顶俯瞰码头区，远处为都柏林海湾，可望见建设工地上高高立起的脚手架，左侧穹顶建筑为海关大楼，玻璃幕墙建筑为IFSC大楼，摄于2018年建筑开放日。

1997年，都柏林码头区发展局（Dublin Docklands Development Authority，DDDA）成立，旨在将520公顷（占都柏林中心城区面积十分之一）的码头区打造成“世界级可持续内城再生区典范，使得整个社区享有最高水平的教育、就业、住房和社会便利设施”。与CHDDA相比，DDDA没有全面规划权，控制权仍在都柏林市法团（Dublin Corporation，2002年更名为都柏林市议会，Dublin City Council），但根据发展管理局法案25条*，在满足都柏林码头区整体发展计划的情况下，DDDA有权为部分地区制定详细规划方案，促进其“快速”发展（'fast-track' development），这便在很大程度上免于地方当局的控制。

受25条法令豁免的92公顷区域包括：海关码头港口区（21.2公顷）、码头区北洛特区（Docklands North Lotts Area，32.7公顷）、大运河码头区（38.2公顷），私人开放商可以跨过地方当局，直接向爱尔兰规划局（An Bord Pleanála）提出项目申请。例如，在斯宾塞码头（Spencer Dock）建造17层高的国家会议中心的提案引发了当地居民游行抗议，当地媒体长期关注该事件进展，直至2004年被正式否决。

根据 2003年修订发布的都柏林码头区总体规划，该区将获得70亿欧元的公私投资，创造3-4万工作岗位，并为当地提供教育和职业培训项目，以及1.1万户住房，其中20％为社会租赁和保障性住房。但是在实际推行中对房屋使用管理权、如何与高档住宅形成良好的“社会混合”（Social Mix）等方面产生了诸多分歧，私有化的新社区阻隔传统社区的联系，弱化当地居民的在精神层面上的归属感。

面积约一万平米的大运河广场（Grand Canal Square）由景观设计师Martha Schwartz设计， Bord Gáis Energy 剧场于2010年建成，设计师为世界知名建筑师丹尼尔·里伯斯金，其右侧为Marker五星酒店、毗邻的facebook总部由弗兰克·盖里设计。

大运河另一端坐落着三十年代建成的联排公寓、教堂塔尖、烟囱依稀可见。东西两端遥望对话，似乎在讲述这种城市的过去和未来。

码头区如今依旧保留着昔日的厂房、仓库，它们大都闲置或部分改造，与新颖的现代建筑并置出现。表皮为黄色的建筑为2017年建成使用的爱尔兰中央银行（CBI）总部。滨江区有步道、自行车道、驳船码头等设施。

CBI总部大楼曾因遭遇2008危机停工数年。source/William murphyMurphy

在码头区后工业化转型的过程中，都柏林与许多世界发达城市一样，同时面临着机遇和挑战。1986年起，海关大楼码头区发展局引导的早期发展战略借力海外投资，在实现快速收益的同时消解了“地方”的意义。1997年后，都柏林码头区发展局试图调和两者关系，关注社会效应。而即将到来的经济危机，引发了对国际资本不稳定性和持续性发展的更多思考。

本文作者

王正丰，爱尔兰都柏林大学艺术史博士候选人，《城市中国》第四期海外观察员。

编辑/宋代伦+崔国【城市中国研究中心（UCRC）】

文中未标注来源图片均由作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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