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义孚：人们活在当下，却总被过去所包围 ｜ 每周新书
《人文主义地理学：对于意义的个体追寻》
[美]段义孚 著，宋秀葵、陈金凤、张盼盼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2020年5月，45元。
很多时候我们讨论城市应该怎么搞才好，最后都聊到“要靠教育”，不是说直接教人做什么事算对，而是“授人以渔”，通过提高市民的素质和城市知识素养，提高专业工作者各方面的认识水平，让整个行业和城市氛围都走上人人自发努力、事事自动向好的局面。著名的美国华裔地理学家段义孚这本《人文主义地理学》也是谈教育的，反映了作者作为一位经历沧桑的地理学家，既有庞大信息量又有深切情怀的城市研究者，对这个世界及其未来运行方向的理解。在一位笔友的启发下，段义孚决定为教育写点东西，《人文主义地理学》由此而生。教育在人文社会科学中的属性尤为复杂重要，人们不仅受教育之后拿到文凭找工作养家糊口，还能从受教育经历中更好地理解相关学科知识，知道自己作为居民和专业工作人员的使命。段义孚在开篇的小文章就指出，“人文主义地理学的两部分——个人和共同体——彼此有些矛盾。”这个话题的确贯穿了我们能体验和想象到的当今社会的大部分议题。作者用本书回答了关于这种矛盾的若干问题，并且称之为“对于意义的个体追寻。”在第一部分中，段义孚回忆自己求学的路程，理出其中的知识脉络，重提了一些要点，比如“文明人居住的建筑显然不是一天建成的”“城市是历史强有力的佐证，是长期历史进程累积的终点。”在第二部分《自我、共同体和世界》中，作者用散文来呈现对人生活在世界中怎样感知环境的观察思考。随后则是讲述人性和人类社会的缺陷，人的感官给我们带来的天赋，幻想及其可能缔造的未来。段义孚的“心灵地理学”看似诗性，浪漫无边无际，其实是坚持从人自身寻求认识问题方法的另一种努力。
在后文中，我们将选摘书中的两节，欢迎下拉详读。
延伸阅读：
逛街学 | 彳亍，原型意义的逛街学——街道实验戏剧“巷子戏”（二）
《在路上》
[美]杰克·凯鲁亚克 著，仲召明 译，
浦睿文化·上海文化出版社，2020年6月，56元。
人文精神是个复杂的存在，人文情怀稍微好理解一些。轻一点，难度就低一点，但在现代城市生活中就显得比较接地气。有些文化符号为什么现在能存在，人们大概率都已经忘记了，只是坦然接受就好，还能发明一大堆坦然的理由，媒体机器开动起来，宣传接受的好处。追溯一下，会觉得有很多惊喜的话题，凯鲁亚克的《在路上》就是其中一个。小编至少五次开始读这本书，十多年来居然都没有一次整体读完，这次看到这枚轻砖，又发了誓。这本书是有点魔力的，它特别像现在很常见的旅行网红帖子，但远比这样的文字要厉害。它十分青春气，自我解放得很，写得信马由缰，以一次漫长的旅行路上所见为骨头，种种年轻人心绪和内心的弹幕为肉，肥硕异常，发育顽强，分外妖娆。正襟危坐地讲，读完这本书（其实已经N次再版，这是最新简体中文版的译本之一，译者靠谱），一方面可以对美国公路文化有所了解，可以对1960年代美国城市青年生活状况作惊鸿一瞥；另一方面则可以正面了解什么是“垮掉的一代”，给当今你对世界状况的认识补上一部前传。不知道多少流行文化人以凯鲁亚克及其同伙们为效仿对象，“北漂”“沪漂”也有点这种类似的感觉，只是规模小得多，形式常规得多，物质条件也要好得多。另外从这本小说里，我们也可以再思考一下，为什么50年前的年轻人似乎写作也可以当个事业，现在就难得多了呢？
延伸阅读：
《亚洲高原之旅：文明的兴亡》
[英]阿诺德·汤因比 著，李娟 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光启书局，2020年7月，65元。
本期的第三段旅程来自当代大儒阿诺德·汤因比，就是那位著有《历史研究》的英国大学者。上海人民出版社·光启书局出版的汤因比著作集目前已经出了十多本书，除了汤因比的专业学术著作，还有晚年写的关于多位长辈的回忆录《交游录》，1956~1957环球旅行之后写下的旅行随笔《从东方到西方》，1929~1930年从伦敦出发一路向东横穿大陆最终抵达中国、日本的游记《中国纪行 : 从旧世界到新世界》，以及本期我们要推荐的《亚洲高原之旅：文明的兴亡》。1960年，汤因比71岁的时候到阿富汗、巴基斯坦、印度旅行了五个月。当时的国际背景十分复杂，冷战正如火如荼；阿富汗发生暴雨，冲垮不少道路桥梁。译者说“这是一本故作轻松的书”，大师出游自有他的便利条件，陪同人员都很专业，这也许对他的行文也有所影响。阿富汗之旅有擅长摄影的英国大使吉勒特同行，所以书中使用了不少吉勒特拍摄的照片。汤因比的写作非常轻快，每一篇都不长，把观察到的中亚风景与那块土地复杂的历史融合起来，旅途中的小事件有时是很有趣的，有时则有些危险，这为他的文化观察提供了若干新颖素材。从经济到艺术，从社会到民俗，从地理到军事，汤因比的记录值得我们对照地图一步一步细看。只是可惜，他笔下文明的兴亡已经是几十年前的图景，今非昔比了！想像他一样走这样的路线逛一圈也已经不大容易。
延伸阅读：
《新基建大商机》
《商业周刊/中文版》2020年第16期（总第460期）
5G到底能做什么？《商业周刊/中文版》说的第一个例子就是火神山医院2月时的网络远程会诊。当时，5G刚商用不久，火神山医院配备了一种5G远程医疗小推车，可以把CT影像检测指标等本地医疗数据共享给远端的医疗专家。5G机器人也在医疗现场承担了一些工作，代替医护人员。北京邮电大学孙松林教授指出，2016年与新基建相关的一系列概念就开始火了，重点领域一直是人工智能和工业互联网的各种应用场景。在供给侧新基建的投资可以带动全中国数字经济相关的产业，这对疫情之后的经济复兴是很有作用的。研究机构也认为，新基建的作用之一是调整经济结构，对GDP也会有贡献，但其释放影响力的过程是长期的，其发展进程也有赖于政策指引、补贴、税收减免等手段。新基建也会推动传统基建领域发生改变，比如变得更加智能化，这方面带动的新投资规模也不小。人工智能被谈及甚多，其融入到新基建领域，会发生很大程度上更具体的变化。专家还指出，在新基建的七大领域中，大数据中心、人工智能和工业互联网由于进入门槛较低，潜在投资规模大，在资本投入层面竞争将会很激烈。各方都在迅猛上马项目，比如每个月都有数十亿的互联网数据中心项目启动。工业互联网产业则可能出现供应商的整合，诞生几家更大的公司。专家还指出，5G的一个重要特点是逼近甚至超越人类的生理极限，其传送超高清视频的能力特别强大，使用户将在5G时代掌握巨大的视频传送主动权，因而迎来“长视频时代”。5G的基站和应用都是极大的潜力点。该刊还分产业对新基建的七大领域当前情况作了深入分析。
《“双循环”新局》
《财经》2020年第21期（总第598期）
该刊认为，在全球大变局之下，内需将成为支持中国经济平稳可持续增长的动力源。内需升级需要供给升级加持，新供给创造新需求和新就业。坚持改革攻坚，释放制度红利，处理好内外循环的关系，将能够开启国民经济的良心循环，从而开辟“双循环”的新局面。该刊从城镇老旧社区大规模改造谈起，认为城市更新是“国内大循环”的重要战略支撑。该刊采访了大批经济学家，受访者们基本上有共识，认为“双循环”是有历史可追溯的，体现出国内学界和决策层对一些正确做法的认识，同时也要注意在未来更新调整一些政策。该刊指出，“双循环”是强调经济发展的各种要素在国内和国际间充分自由流动。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除了提高内需比重，还要提高关键技术和重要产业链的可替代性，进而增加中国经济的韧性。中国经济“双循环”虽然强调“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但是并非走向“闭关自守”，而是通过向内发力，为高水平开放打开向外的新空间。从国内经济目前情况看，促进国内大循环是实现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通过优化经济结构，缓解区域性失衡，持续释放国内统一大市场的潜力，立足内循环，促进双循环，是实现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然选择。该刊还提出，“内循环”目前面临的制约，最大的是分配和消费问题，这两点的背后是居民收入的制约。居民收入增长缓慢、收入差距较大、居民杠杆率高这三大问题有待于长期深化改革继续解决。该刊援引专家观点，提出加快服务性消费供给提升，加快数字经济发展，把以前规模较大的境外消费这一块转移到国内消费市场中来。
人们活在当下，
却总被过去所包围
文/[美]段义孚
本文选自《人文主义地理学》第十三章《心灵能提供什么》，为该章中的两小节，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应允选摘并提供文字资料。未经许可，不得擅自使用。为便于阅读，文字有微小改动。标题为编者所拟。
段义孚教授（图片来源/geography.ruhosting.nl）
建筑
鸟类筑巢，白蚁建造蚁穴，但是动物们并没有建筑的概念：首先在心中有一幅图像——一幅理想的图像，然后将其转化成物质现实。人类做到了，因此人不仅仅在建造，还有建筑。建筑能够不断进步：不断的构想（规划）带来不断的建筑物。
我用内部空间来举例说明。一般而言，人更了解“内部空间”而不是“外部空间”，虽然体验的性质完全不同，取决于人接触建筑物的种类。从第三王朝的古埃及人开始，他们了解外部空间的崇高性（试想公元前2630年，埃及建筑师英霍蒂普在塞加拉设计的第一座金字塔，建在月光之下），但其内部空间却黑暗杂乱。古希腊人在卫城之巅筑造了帕台农神庙（Parthenon,公元前447~前432）以振奋精神，但神庙的内部空间并不比埃及的祭庙大。欧洲人不得不等到哈德良皇帝建造万神殿时（约126），首次实现内部空间的优雅庄严——转动的太阳照亮了广袤的半个地球。
另一巨大的飞跃是哥特式大教堂，它起源于20世纪的法国。进入哥特式教堂，首先映入眼帘的是立柱高耸的大厅。立柱在天花板呈扇形散开，就像森林中分枝上的树叶。比尖顶拱门与立柱更引人注目的是灯饰。哥特大教堂是穹顶式建筑，灯光闪烁，色彩斑斓。破窗而入的阳光，宝石闪闪的绣花长袍，镀金圣杯，珠宝镶嵌的十字架，使整个教堂熠熠生辉。这些颜色符合现代人的审美标准，因为其使得内部空间增色不少。
但是，对于中世纪的人来说，这些颜色也代表着基督教的美德——每种颜色都是一种美德。一流的视觉奇观是音乐的肃穆和辉煌。哥特大教堂是一个音乐盒，中世纪时充满了节奏舒缓但旋律极强的圣歌；后来，就有了欧洲最伟大的作曲家的奏鸣曲。在正常状态下，大教堂是一种精神和多种感官的体验。在过去，没有建筑空间提供过如此丰富的体验，当然，现在的建筑空间也没能做到。难怪哥特式大教堂被称为天堂的前院。
布达拉宫（图片来源/马蜂窝）
与内部空间相比，外部空间的宏伟更容易实现。我们都了解埃及金字塔、丧葬庙宇及雅典帕台农神庙的外部庄严和内部局限。又如西藏的布达拉宫（Potala Palace, 1645）和北京的天坛（Temple of Heaven, 1406~1420）。布达拉宫外部的雄伟壮观使内部显得狭小昏暗，本身就应提升精神境界的广阔外观必须凭借其他象征手法——闪烁的油灯、林立的雕像、跪拜祈福的僧侣——来提供精神启示。至于天坛的内部构造，精心制作的木梁吊顶悬于头顶，这的确引人注目，但缺乏步入哥特大教堂时那种高耸的感觉。中国建筑师，即使有这种想法，也缺乏技术手段来建造一个如此壮观、给人浮动幻象的光亮空间。中国的传统建筑中，最接近崇高的内部设计是大庭院，与世俗世界隔绝，但向天空敞开。
现代建筑师似乎拥有实现梦想所需的全部技术。令人惊讶的是，结果却重归于注重外部的壮观。建筑师法兰克·盖瑞（Frank Gehry,生于1949年）设计的西班牙毕尔巴鄂的古根海姆博物馆（Guggenheim Museum, 1997），荷兰建筑师雷姆·库哈斯（Rem Koolhaas,生于1949年）设计的北京中央电视台大楼（Central Television Tower, 2009），都是博人眼球的不朽之作。切记，不要单单满足于视觉新奇，而是要让人一直注目。
相比之下，身体作为一个整体是保守的，其舒适地带有限。建筑师无法设计出相互连通的内部空间或是呈弧线、曲线和斜线形状的外观而不引起眩晕和恶心。这些几何图形充其量只能吸引人的注意力，不仅让游客不能专心欣赏博物馆里的画作，如美国建筑师弗兰克·劳埃德·赖特（Frank Lloyd Wright, 1867~1959）设计的纽约市古根海姆博物馆，而且使工作人员也不能专注于手头的工作，如库哈斯设计的电视台大楼。
这种自相矛盾的目的不会发生在宗教建筑物中，礼拜者一进入教堂、清真寺或庙宇，就应该想到神。祷告、圣歌、赞美诗、诵读课程和布道都直接关注着神。远非多余，建筑是全部精神体验的核心。以一种奇特的方式，我们这个时代的样板建筑又回归到古代的样板建筑，两者都出现华丽的外观与朴素的内部形成鲜明对照的情景。然而，出现相同情景的原因却完全不同。古代建筑师缺乏技术来筑建宽敞且提升精神境界的内部空间。现代建筑师则没有了这种需求。在我们这个世俗的时代，最直接的“精神”体验出现在我们进入博物馆欣赏画作之时以及在音乐会倾听交响乐之时。
我们进入的建筑物内部通常是繁忙的酒店大堂，或是安静的办公室和公司走廊。无论如何，我们进去之后都不会遇见神！所以，对于建筑师来说，灵感——终极的灵感——来自何处呢？
纽约古根海姆博物馆（图片来源/britannica）
空间与空间感
空间感是大自然提供给我们的丰富体验。因此，我们可能会认为，即使在这里，建筑起的也是引导作用。细想杰弗里·泰茨（Jeffrey Tate,生于1943年）在法国索姆河河畔亚眠大教堂（Amiens Cathedral, 1220~1270）里的经历。杰弗里·泰茨小时候患脊髓缺陷症，走路不稳，这使得他在担任伦敦皇家歌剧院指挥时异常艰难。于他而言，走路是一种斗争。他对朋友们说，当进入教堂时，面对面前的空间，他有种非凡的感觉，感到自己可以随之而动。
亚眠大教堂以其建造规模和高度而著称。但我们真的需要建筑来理解规模吗？毕竟，即便是圣彼得大教堂的大厅，与它坐落的峡谷比起来也是那么渺小。然而是教堂而非峡谷给了我们居高临下的规模感及高度感。建筑物凭借其高度与规模的恰当比例，引导并指引着我们的视线。大自然很少有这种几何形式的清晰，一旦具有，我们就称其为雕塑或建筑。
另外两个例子揭示了我们的空间感如何通过文化技术手段得以延伸。从这个问题开始：“是什么给了我们最基本的空间概念？”答案，不是视力（眼睛看到以三维方式呈现的物体的能力），而是我们的移动能力。婴儿的踢腿便是开始；他们张开双臂，扩展了更大的空间；抛出一块石头，看着它飞向远处，开拓了更大的空间。这种例子不胜枚举。空间随着物体抛射方法的改进而不断扩大：从以手臂扔出到投掷器的助力抛出，从手中拉紧的弓箭到枪里发射的子弹，再到火箭、宇宙飞船的升空。
科技的发展给了我们更大的力量，最初抛出石块的动觉体验变成弓箭横空飞过的视觉感知，最终成为对空间延伸的抽象理解。换言之，我们感觉到的空间减少了。而抽象理解是否也能给人广阔的空间感，需要数学天才来回答。
亚眠大教堂（图片来源/ themaritimeexplorer）
另一个例子是我们在空间中移动时。从爬行到直立行走、再到跑，我们移动的速度越快，我们面前展现的空间越大，比起需要克服的阻力，我们面临着更多自由的诱惑。随着马的驯化，人类经历了不同的速度。想象一下策马者骑着马儿驰骋于内蒙古大草原的自由感。机器同样使人摆脱了速度的限制。试想这些机器速度和机动性的不断提升，如自行车、摩托车、跑车和轻如飞燕的轻型飞机。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随着机器越来越大，功能越来越强，速度越来越快，空间和空间感开始减少了。乘客被固定在巨型飞机的舒适座位上，有着婴儿般的静止，他们的空间和空间感降至最低。宇航员并没有享受到空间的无限，感受最深的是飞船的有限空间；没有感受到自身的运动力量，只是感受到自己的失重状态。他们飘浮在飞船中，自身无法控制加减速，而飞船看似不动，只是悬浮在漆黑的太空中。
空间与日常生活中的时间密切相关，我们将在后面看到。但在这里我会提及这样一个联系，一是因为它源于我刚刚提到的运动速度，二是因为它是仅在过去二十年左右才广为人知的联系。这正是我所想的。新闻传播的速度和我们自身的移动速度，都通过缩短我们所认为的过去而明显延长了我们的现在感。在不久前，远方传来的新闻并不是实时的，我们听到的都是过去发生的事情。
人们活在当下，却总被过去所包围。今天，甚至来自地球另一端的新闻也是同步的，我无时无刻不处于现时之中，而过去被快速的传播彻底抹去了。如果人的移动比消息的传播更快呢？那么再一次，现在得以延长，过去被缩短了。1941年，我历时三周从香港坐船到悉尼。回到香港，我可以把澳大利亚作为我的过去，因为我不可能再有时间穿越那些空间。如今十二个小时内我便可穿越它，结果，悉尼几乎等同于香港，同属于我的现在。这两座城市变成了循环路线的两端——一条通勤线路！所有通勤都像发生在延伸的当下。
行驶的速度，甚至是电子通信的速度都在急剧地缩小着空间。对于商业行为等生活的实用目的，空间是一种阻碍，因此我们希望缩小空间。然而，在其他情景和体验中，空间仍能提高我们的生活质量，依然暗示着美好的事物。因此我们可以说，一件杰出的艺术品给予了我们空间感，好像我们被邀请进入“某个巨大的反思大厅”，友谊是相互给予共鸣的空间。“友谊，”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说，“可以被界定为完全洪亮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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