曼哈顿叙事：重建记忆地图——1980年代华人女工运动的叙述传承 | 海外观察员37

在《曼哈顿叙事》的前两篇中，都不同程度提到了二战之后，许多华人女性来到曼哈顿下城区落脚，成为纺织女工的历史进程。1982年的罢工游行，标志着女性华人第一次通过大规模占据纽约曼哈顿的公共空间以彰显自身的历史重要性。整个事件的记忆如何叙述与传承，也关系到历史遗产在城市空间中如何被重新发现。21世纪以后，曼哈顿的华裔社区在地理上越来越分散，年轻一代继承了最初叙述者的故事，倾向于在更广阔的历史背景和多种媒体叙事中增强女性先驱者的历史贡献，而早期的相关历史叙事仅仅局限在华人聚居区。这些变化提供了更多保存华人历史记忆地图的机会。

1990年代之后，由于全球产业链的变化与曼哈顿的服装业升级，多数华人街服装厂陆续迁走或倒闭。因此在华人街的公共场所中，几乎没有留下关于该次事件的纪念物或纪念建筑，而关于1982年华人街纺织女工游行的相关历史叙事，主要以家庭的代际叙事传承为主要表现方式。

在这种情况下，1982年纺织女工大游行的亲历者们既是相关历史遗产的保护者，也是故事的讲述者，这两种身份的重叠性，是该文化遗产保护案例的重要特征。

例如，这些亲历者们主持并参与了华人街社区博物馆（即后来的美国华人历史博物馆/Museum of Chinese in America）纪念华人街女性纺织工人的专题展览，在罢工游行结束之后，收集了游行相关的物品并无偿捐赠给学术机构及社区博物馆，或是摆放在自家客厅最显眼的地方；她们同时还自觉地写下了关于这次事件的回忆录和记录口述史，这些后期都成为研究该历史事件的第一手资料。

1982年华人纺织女工游行现场（图片来源/The Kheel Center ILGWU Collection, Cornell University）

游行现场，纺织女工举着有ILGWU标志的牌子抗议。（图片来源/Getty Images）

分析1982年华人街纺织女工游行的历史叙事，会发现有两个共同特征：首先，叙事都与位置和空间名词紧密相关，而这些空间也是华人女性工人群体最先出现和人数最多的地方；其次，叙述者们对于在女性代际间复述此次事件的历史细节表现出了很高的自觉性。

借助第一个叙事特征，后期研究该段历史的学者们得以完整拼凑出1980年代美国女权运动的完整记忆地图；凭借第二个故事特征，这段几乎没有任何有形建筑遗存遗留下来的历史事件得以被代代传承讲述，相关的有形和无形纪念物也得以被保存。在华人街街区经历士绅化演变（gentrification）的同时，这两个特征为日后保护街区内边缘化少数族裔群体的历史遗产提供了一种可持续的解决方案。

集体记忆的历史叙事

第一代的叙述者几乎都是亲历过历史事件的女性纺织工人，其中部分人是国际妇女服装工人工会（ILGWU）的成员。而第二代叙述者的类型则趋向多样化，其中大部分叙述者是亲历者的家庭成员，或者是研究华裔美国工人历史的学者、记者，以及参与华人街历史叙述的社区博物馆策展人。在叙述者的代际变化之中，历史叙事本身的内容和形式也发生了变化。其中，第一代叙述者帮助后期研究者重建了1980年代女权运动的空间纪念地图，第二代叙述者则反映了关于1982年罢工的记忆叙事的可持续性。

1982年曼哈顿华人街华人纺织女工游行的主要叙述者姓名、身份及相应史料记录。（本文作者根据公开口述史资料和回忆录整理，制表/唐菲）

第一个历史事件亲历者自觉保护历史遗产的例子来自于女工Katie Quan的个人回忆录《1982年纽约华人街ILGWU罢工回忆录》( The Memories of The 1982 ILGWU Strike in New York Chinatown) ，该书于2009年成文。受访者主动记下了从长辈那里听来的女性劳工家庭故事，然后又复述给年轻的家庭成员。

在Katie的叙述中，与事件相关的场景（scene）作为激活世代之间共同记忆的关键，在故事中经常被提及。例如，女工们在工厂劳作的场景作为这一事件中的典型场景频繁出现在口述史中，作为唤起几代人和社区共同记忆的关键。

“一天深夜，我往奥克兰华人街的一家小缝纫厂瞥了一眼，震惊地看到女工们还在昏暗的荧光灯下缝纫，周围是成堆的衣服……这张照片让我想起了我的祖母，她们是来自中国的移民妇女，她们在像这样的血汗工厂里辛勤劳作，为自己的子孙后代过上更好的生活而奋斗……我岳母的工作是剪线。我的工作是缝制衣服……有一次她的手指被针扎了她还缠着绷带，像个大冰淇淋。”

另一种传递记忆的主要方式则是收集事件相关的纪念物，并在各类公众或私人陈列中展出。其中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在哥伦布公园集会上发表演讲的Shui Mak Ka的个人收藏。Shui Mak Ka是罢工的核心组织者。在2019年发表的文章《美国华裔女性如何改变美国劳工历史》中，作者Huiying Chan在她的公寓采访了她：

“她的起居室里堆满了相册、杂志和t恤。她的儿子、电影人成嘉坐在作者旁边的沙发上。‘给这件衬衫拍张照吧，’ 年近90的Ka女士说，她举着放在市中心公寓扶手椅上的白色ILGWU T恤…… ‘下一代人需要学习如何组织。要知道别人的问题就是你自己的问题。如果你不组织起来，你也会失去所有的利益。”

Shui Mak Ka（左）在哥伦布公园向游行队伍发表演讲。（图片来源/The Kheel Center ILGWU Collection, Cornell University）

Shui Mak Ka手持印有ILGWU标志的衬衫。（图片来源/Huiying Chan）

此外，更多实实在在的纪念物，包括请愿书，杂志，传单，历史照片，联盟帽，T恤等，都由她们自发地收集和捐赠给公共纪念机构，并参与了相关纪念展览的策划和开发。例如，为纪念二战后在纽约的中国服装女工而举办的最早公开展览，是由纽约华人街历史项目组织（即后来的华人历史博物馆）并向公众开放的临时展览，名为 “布料的两面”（Both Sides of the Cloth）。

这次展览还采访了1982年罢工的参与者，其中包括策展人叶诗文。在《纽约时报》当年报道展览开幕的一篇文章中指出，不同时代的人对展览历史价值的态度各不相同，显示出故事在传承过程中历史意识的缺失。老一辈人往往不喜欢讲述自己的故事，比如陈丽妃（Fay Chew，华埠历史研究项目创办人之一）的母亲，她在1980年代左右退休，没有深入参与女工运动。相反，经历过1980年代劳工运动的那代人，她们还是女工的时候，是增强自己历史角色的主要叙述者，往往会热情地把自己的故事讲给孩子听。一个例子显示了年轻一代是如何受到现有故事的影响，历史场景让他想起了祖母的经历：

我第一次看到亚裔老年移民的黑白照片是在十年前，当时我还在上高中……我的第一反应是震惊——我从未见过或听说过社区里的祖母们会参与抗议活动；然后是好奇——华人街历史上的这个时刻是什么?为什么之前没有人告诉我？（Fay）

性别地理：叙述者对罢工的空间记忆

正如学者鲍晓兰在她的书中指出的，性别地理在历史上一直是美国劳工历史的特征之一。“从历史上看，美国工人阶级的特征是白人、工业工作环境和男性身份，这些特征不仅基于其成员的生理特征，还基于他们的性别行为、工作文化和职业身份。”因此，重新发现和强调故事中提到的与性别相关的空间，可能是在接下来创建华人街社区纪念地图的关键资源。

具体来说，对于1982年罢工故事的空间相关记忆的高度再现，不仅应当与1982年罢工期间和之后有关，与罢工前也有关，前后过程相勾连，构成一幅完整的华人纺织女工工作和生活环境的画面。

a) 罢工前

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就在纽约华人街从事纺织业工作的Katie Quan，作为ILGWU的成员参加了1982年的罢工。在她的回忆录的开篇，她以让人身临其境的叙事风格提到了华埠当时繁荣的服装业:

1975年，当我来到纽约华人街时，服装业正在蓬勃发展，有超过1万名移民妇女在大约300家华人拥有的工厂里为第七大道的品牌进行缝纫……在每一个街区，你都能听到缝纫机的嗡嗡声和蒸汽印刷机的嘶嘶声，它们来自19世纪的砖砌阁楼建筑，灯光昏暗，一直到深夜。

1981年，曼哈顿华人街的一家制衣厂。（图片来源/Getty Images）

除了服装厂附近的街景，更多的记忆是服装女工们肩并肩工作的室内场景。这些发生在工厂内部的个人故事也提供了描述工人之间相互关系、雇佣关系以及缝纫机如何营造出一种特殊的工业氛围的第一手资料：

这简直是超现实的场景，就像在看特吕弗的电影，除了我也身处其中……同事们指着我咯咯地笑，而我坐在那里，把自己的手指缝了个洞。心里很受伤，说不出话来……老板检查了我手指上的针头碎片，看清楚了，给了我碘酒和创可贴，并宣布我“毕业了”……如果价格太低，工人们就会抱怨，有时还会发生激烈的争吵。

此外，纺织女工在罢工之前的准备工作不仅发生在工厂内，也发生在自己家里。更多的故事表明女性工人的家庭如何成为一个重要的历史空间，而她们的个人经历影响了至少两代人。

1982年，纽约华人街的雇主拒绝签署ILGWU所提供的旨在保障劳工权益的合同，并要求工人放弃合法假期和其他福利，之后不久即爆发了声势浩大的抗议活动。在后来的亲历者回忆录中，被提及最多的公共空间是位于曼哈顿中城的ILGWU办公大厅、工人们签署罢工请愿书的工厂，以及工人们散发传单的华人街地铁站。

在关于这一过程的叙事中，叙述者大量使用了时间、方向、行动、地理位置等相关词语，形成亲历者的回忆地图。一大批女性出现在华人街公共空间的这一历史罕见一幕，在罢工期间高频率重复出现，成为1982年罢工公众记忆中的典型场景。

第二天下午5点，我们都关掉了机器，从工会工作人员那里拿到了中文传单，然后散开到华人街的不同地方……这个社区第一次被如此多的中国移民妇女淹没，她们拿着装满传单的塑料购物袋，大谈特谈参加集会的必要性……

我们都关掉了机器，穿过华人街，来到了位于一幢旧公寓楼里的广播电台……数十名成员在电话银行里自愿提供服务，把信封塞进给成员的信里，并对媒体发表了讲话。在华人街开设了一个办公室，工作人员和成员在那里写传单，画横幅，并举行小型会议。

此外，纺织女工们在罢工前曾经举行集会的地方之一就是1909年“20000工人集会”（The Uprising of 20000）的纽约著名工人罢工纪念地，而且1982年罢工者也自觉地意识到了他们在历史上的相似之处。

纽约下城社区电视中心（DCTV）拍摄的有关1982年华人纺织女工游行的影片截图（来源/youtube）

b) 罢工期间和之后

在罢工开始之后，华人街中央的哥伦布公园成为最明显的地标，而它的历史价值体现在抗议者自发意识到她们占领公共空间的重要性：

第二天，是纽约6月的一个闷热潮湿的早晨，但即便如此，距离集会原定开始还有两个小时，数千名工人已经涌入了哥伦布公园，给自己扇风降温，耐心等待。

集会开始时，有近2万名华埠制衣工人挤进公园，所有人都戴着工会帽，举着罢工标志和横幅……集会结束后，人群游行穿过华人街的街道。这是一个令人兴奋的时刻。成千上万的中国移民服装女工团结起来，为自己挺身而出。

当罢工结束时，哥伦布公园恢复了原来的状态，没有留下明显的牌匾或纪念碑来纪念这次历史事件。自1980年代末以来，越来越多的服装厂倒闭。随着时间的推移，尤其是当曼哈顿的华人街在9·11危机后面临前所未有的破坏和士绅化时，追踪这一历史事件线索的途径之一，就是查看罢工者在自己家里展示的、或捐赠给社区博物馆和ILGWU的剩余纪念物。此外，博物馆、图书馆等公共文化组织也成为继续讲述社区故事的重要渠道。

1982年华人纺织女工游行的参与者们在家中为记者展示自己收藏的游行纪念品。站立者May Chen是国际妇女服装工人工会（ILGWU）的核心组织者之一。（照片来源/May Chen）

2012年，在纽约市美国华人博物馆 (MOCA) 展出的“我们在一起”时事通讯（“We Are One” ILGWU newsletter, 1982）（图片来源/rememberthetrianglefire.org）

游行线路与相关历史地标

21世纪以来，随着不可逆转的华人街街区改造、服装厂的关闭和越来越多的华人居民搬离华人街，曼哈顿华人街社区人群构成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面对着新的挑战，重新发现和列出潜在的历史景点，作为故事发生的中心舞台，可以作为一种保护社区历史的有效工具。以口述历史档案、新闻采访和个人回忆录为基础，详细的故事揭示了重要历史事件发生的相关空间被淹没的价值。

关于1982年罢工的潜在历史景点，大多是公共场所，罢工的痕迹大多是在罢工者回忆那天的记忆时被提及的。罢工的路线从四面八方开始，人们游行穿过华人街的三条主要街道：Canal Street、Pell Street 和Mott Street，来到哥伦布公园，在那里，人们聚集、发表演讲、高喊口号。

根据其他口述历史，其他一些具有代表性的历史景点——包括位于下东区的Cooper Union和位于第七大道275号的23-25国际妇女服装工人工会(ILGWU)总部办公室，这些地方也被列为路线上的重要历史景点。此外，书中亦提到一些制衣厂的重要地点，包括建业运动服厂。建业运动服厂是1982年最大的制衣厂之一，也是准备罢工的中心之一。

1946-1980年纽约华人街相关女性历史地标（本文作者整理，制表/唐菲）

美国华人街女性相关历史地标分布空间地图（本文作者整理）

参考文献（下滑查看）

1.http://dlib.nyu.edu/findingaids/html/tamwag/oh_018/dsc.html.

2.https://digitaltamiment.hosting.nyu.edu/s/asian-garment-workers-in-new-york-city-oral-history- collection-oh-018/item/5940

3.https://digitalcommons.ilr.cornell.edu/kheel/

4.http://laborcenter.berkeley.edu/memories-of-the-1982-ilgwu-strike-in-new- york-chinatown/

5.https://opencitymag.aaww.org/chinatown-garment- strike-1982/

6.Both Sides of the Cloth: Chinese American Women in the New York City Garment Industry by Anne Ho， Dorothy Rony， Mei Chiu Crain， Sokie Lee， Mary. Tingyi. Lui. Hood Clifton， The Public Historian 12， no. 3 (1990): 165-67.

本文作者

邓菲，哥伦比亚大学建筑规划与保护学院历史保护专业；《城市中国》第四期海外观察员（UCO），现为北京国文琰文化遗产保护中心规划师。

海外观察计划（UCO）统筹/崔国
文/邓菲
编辑/宋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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