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理系列①去找长江的源头
十一期间，估计大家要么在旅途中，要么在家看别人在朋友圈发的旅行照片，所以我们推送两篇关于长江的书摘，帮助大家在纸面上活动活动腿脚。《长江文明》是历史学家冯天瑜教授、文化遗产研究者及中信建筑设计总院的研究员丁援、马志亮的合著作品，这本书借助了长江天然的自然文化线路特性，先谈自然地理，再谈人文地理、观念地理，最后谈经济地理。
由于长江太重要且太大，历史上中国人对长江也有一个逐渐调查、加深了解的过程。本次书摘从书中第二章《自然长江认知史》中选录第二节《江源考察》的部分内容，展示一下相关的努力。图文资料均由中信出版集团提供，未经许可不得擅自二次转载。为便于阅读，文字有微小改动。标题为编者所拟。
《长江文明》
冯天瑜、马志亮、丁援 著，
中信出版社，2021年9页，79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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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源兴叹：康熙朝的江源考察
虽然康熙年间（1662—1722年）已确定金沙江为长江源头，但直至此时，国人对长江源头的认识仍停留在对长江上游主干道的判定上，真正深入青藏高原、考察长江江源的工作，是从康熙后期才开启的。
康熙帝曾多次派专门使臣考察长江源头。康熙五十七年（1718年）,中国首次采用近代测量技术绘制成了《皇舆全览图》，绘出了金沙江之上的通天河上游（蒙古语称“木鲁乌苏河”，明末清初，蒙古和硕特部曾统治青藏高原70余年，故当地的蒙古语地名较多）水系的大致方位。
为求更加精确，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他再次派专使考察通天河上游，但由于江源地区的恶劣气候和困难交通，使臣们无法进一步深入探源，只得面对巴颜喀拉山南麓密如织网的河流“望源兴叹”，留下“江源如帚，分散甚阔”的结论（见图2-2-1、图2-2-2）。
由图2-2-2可见，当时所定长江正源为“母垒乌苏必拉”（通天河上游最早的名称），源于巴萨冬布阿林（巴萨通拉木山，即唐古拉山），该河段即今“布曲”。
布曲（摄影/刘平）
布曲为正：乾隆朝至近代的江源水系描述
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礼部侍郎齐召南著《水道提纲》，对江源水系的描述更为详尽。
大江源出岷山……《禹贡》导江之岷山……金沙江即古丽水，亦曰绳水，亦曰犁牛河，番名穆鲁乌苏。岷江最上源也，出西藏卫地之巴萨通拉木山东麓。山形高大，类乳牛，即古犁石山也。东北流，折而东南，又东北流，凡三百余里。其西北一源最远，出巴萨通拉木之西五百里。山曰勒斜尔乌兰达普苏阿林。水曰喀齐乌兰穆伦，东南流，曲曲凡九百里，东流来会，又东北流。其南一源，出拜都岭，北流，曰拜都河，自南行三百里来会，水势始盛。三源既合，东北曲曲流，有阿克打木河合二水自南来注之。北流稍折而西北，有托克托乃乌兰穆伦自西北九百余里，曲曲流来会。又北百余里，折而东流，又东南，有博啰必拉会枯蓝诸水，自南来注之。......有纳木齐图乌兰穆伦，西北自巴颜哈喇德里本山东南曲曲流八百余里，折而西南流来会。
虽对江源已有相当程度的了解，但礼官齐召南仍在《水道提纲》篇首维护“岷山导江”的经说，这说明当时清儒仍十分认可岷江为“长江文化源头”。不过此后官修的《大清一统志》仍以金沙江为江源，这表明金沙江江源的官方地位已经不可动摇。
齐召南以巴萨通拉木山为金沙江源头，合于康熙朝所定之长江源，但未能对今通天河上游以上诸水正确划分主支流——认为阿克达木河（今当曲）和托克托乃乌兰木伦（今沱沱河）为支流；对源流远近的分析也有误——认为喀齐乌兰木伦（今尕尔曲）为最远之源头，认为水从巴萨通拉木山流出后，会先后汇西北源喀齐乌兰木伦和南源拜都河（今冬曲）。
清末和民国时期仍有科考人员深入江源地区，但受限于复杂地理条件和恶劣气候环境，又缺乏更先进有效的测量手段，科考人员对长江源头的认识并无突破（见图2-2-3、图2-2-4）。
民国时期，学人对于江源的说法仍旧聚讼不已，大致可归为“唐古拉山说”“巴颜喀拉说”“南、北二源说”“三源说”。
“唐古拉山说”。唐古拉山又名“当拉山”“巴萨通拉木山”“巴萨冬布阿林”等，此说承袭清康熙以来的布曲说。其代表著作有1914年孔庭璋编著的《中华地理全志（第三编）》，1920年出版的《扬子江汉口吴淞间整理计划草案》，1931年亚新地学社编著的《中华析类分省图》，以及商务印书馆分别于1931年、1935年、1936年出版的《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见图2-2-5）《西北之地文与人文》《扬子江水利考》。
“巴颜喀拉说”。巴颜喀拉又名“巴颜喀喇得里奔”“巴颜喀喇”等。此说认为楚玛尔河为长江源头。其代表著作有1934年丁文江、翁文灏、曾世英等编制的《中华民国新地图》（见图2-2-6），1935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中国水利问题与二十四年之水利建设》，1939年的《川黔水道查勘报告》，以及1941年版的《辞海（合订本）》，1948年金擎宇著《中国地理教科图》。
“南、北二源说”。该说又可分两种，一种以布曲（木鲁乌苏或乌鲁木苏）为南源、楚玛尔河为北源，另一种则以尕尔曲为南源、沱沱河为北源。持前一种观点的著作较多，比如，《玉树县志稿》（据民国间手抄本影印）、1928年曹瑞荣著《青海旅行记》、1947年何敏求等著《中国地理概论》等。持后一种观点的代表作仅有1931年臧励和等编著的《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
“三源说”。该说支持南、北、中三源的说法。一种观点认为中源为布曲，南源为当曲，北源为楚玛尔河，其代表著作有1936年马鹤天著《西北考察记》（见图2-2-7）。
另一种观点认为：沱沱河为中源，尕尔曲为南源，楚玛尔河为北源,其代表著作有1938年周振鹤著《青海》（见图2-2-8）。
沱沱河，背后是雪山。（图片来源/携程网）
沱沱河还是当曲：现代人的江源考察和争论
新中国在成立初期，暂时无暇对青藏公路以西地区进行精确实测，故地图出版仍沿用旧图资料并加以订正，文字论述方面则多提南、北两源：南源为发源于祖尔肯乌拉山北麓的木（穆）鲁乌苏河（其位置是沱沱河），北源为发源于可可西里山东麓的楚玛尔河。如1954年陈桥驿的《祖国的河流》和胡夫的《中国地理基础知识》。
至1965年，《辞海》（未定稿）出版，其中有关江源的描述除了仍把楚玛尔河作为北源外，又指出：“木鲁乌苏河为长江南源，出青海西南唐古拉山北麓，支流乌兰木伦河（今按：沱沱河的蒙古语名称为“托克托乃乌兰木伦”，意为“滔滔的红水河”，后从蒙古语河名音译和意译转化而来汉语河名“滔滔河”“托托河”等）为长江正源，出祖尔肯乌拉山。”直至197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地图集》出版，沱沱河也只“到达”祖尔肯乌兰山北麓，并未向南“切穿”此山。（见图2-2-9）
1958年，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现称长江水利委员会，以下简称“长办”）重庆水文总站成立“长江河源水文勘测队”。该勘测队于当年六七月份及次年相继在沱沱河沿、楚玛尔河沿河布曲石屏设立了水文站，并在得列楚卡（今尕尔曲口）进行了水文测绘。
从1969年起，原兰州军区测绘部队采用航空摄影测量方法，开始对江源地区实施1：10万地形图测绘工作，于1974年完成了航测调绘，终于精确地反映了长江源地区山脉、水系的真实面貌，沱沱河终于“切穿”了祖尔肯乌拉山，抵达了各拉丹冬雪山西南侧。尕尔曲源头段的河流走向也得到了修正（见图2-2-10）。
此外，在经历波折后，原兰州军区第一测绘大队终于在1974年12月派出小组，成功在唐古拉山脉各拉丹冬雪山群中进行了细致测绘，查明沱沱河源位于姜根迪如和西侧的尕恰迪如岗之间。上述勘测工作为此后长办开展江源考察提供了基础资料。
1976年夏（7月21日-9月9日），长办派遣调查队，深入江源地区，进行水系、水文、地貌、冰川、气候等自然状况的详尽考察和研究（见图2-2-11），证实了长江源头有5条较大河流：楚玛尔河、沱沱河、当曲、布曲和尕尔曲，探明了沱沱河源头，且依“河源唯远”原则并考虑河道上下游的顺直一致性，提出了沱沱河为正源。
长办还重新划分了水系中河流的从属关系：根据河流长度，将尕尔曲划为布曲的支流，布曲则为当曲的支流，当曲、沱沱河汇于囊极巴陇，以下为通天河。考察结束后，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根据最新航测图，并将江口外伸及荆江裁弯取直等因素纳入考虑，最终将长江全长定为约6300千米（超越密西西比河，成为世界第三长河），修正了过去5800千米的长度数。
1977年，长办完成《有关长江源头若干情况的报告》，并上报水利电力部。随后，石铭鼎在《科学实验》《地理知识》等刊物上发文，向国内外做情况介绍。1978年1月13日，新华社正式报道了长江源查勘成果，公布沱沱河为长江正源。
1978年，为了给长江流域综合利用规划搜集资料，并向国内外系统介绍长江，长办需要进一步了解长江源地区的基本情况。于是，长办会同上海科学教育电影制片厂、中央电视台、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新华社等单位，并邀请中国科学院高原生物研究所和兰州大学等单位，在兰州部队的大力配合下，成立了长江源拍摄考察队，于6-9月再次组织了江源考察拍摄活动，并进一步认识了江源地区基本情况、水系面貌和河源特征。
当曲（图片来源/新华社）
第二次考察发现之前的测量数据有误，“主要是‘玛日阿错’幅图上沱沱河长度应为64.6公里，而1976年公布的长度为82.3公里”。为此，长办于1980年重新量算，直至1987年才正式确认沱沱河为长江正源，当曲和楚玛尔河则分别定为南源和北源，并指出“长江干流长度分别为以沱沱河为源，全长6397公里；以当曲河为源，全长6403公里；以楚玛尔河为源，全长6288公里”。但1983年当曲的量算数略长于沱沱河，以及1976年重划江源水系后当曲水系流域面积超过沱沱河水系的事实，也为今后的争论埋下了伏笔。
近年来，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和考察仪器装备的改进，江源地区的考察频次和规模骤增，人们对长江三源的了解日益深入，将长度和水量皆占优的当曲作为长江正源的呼声渐高。目前，有关沱沱河和当曲源头的探索仍在进行，人们对长江源头的认识还在不断加深，这是一个无止境的过程。
编辑/里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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