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93期剧透 | 关于“社区”的三封海外来信

Letter from Singapore

完整社区保障多样化需求

王才强，新加坡国立大学建筑系教务长席教授（Provost's Chair Professor），设计与工程学院（研究与创新）副院长，亚洲可持续城市研究中心(CSAC)主任

在新加坡的城市开发中，公私伙伴关系（PPP）是一个由来已久的特征。虽然公共部门制定了总体规划，但对实现该计划至关重要的许多开发工作，是由私营部门根据公共部门制定的开发控制措施进行的。在某些情况下，一项设施可能由政府开发，但由私营部门通过竞争性招标来运营，如位于波东巴西（Potong Pasir）的广惠肇留医院（Kwong Wai Shiu Hospital）。社区参与也变得越来越普遍，居民和利益相关者会被征询意见，甚至直接参与建成环境的创建。

另外，新加坡作为一个多种族、多语言的国家，解决人类普遍价值的问题一直是我们的心愿。例如，1989年推出的民族融合政策（Ethnic Integration Policy, EIP），其实施的基础是推动新加坡各种族社区在居住层面的融合，以促成不同民族之间的社会交融。社会融合是通过在住宅区内混合不同类型的单位来实现的，例如较小的1室和2室单位与较大的3室、4室和5室单位混合。

当前新加坡约有80%的人口居住在由五到六个街区（社区）组成的新市镇之中。这些新市镇在一定程度上是综合的、自给自足的，它可以满足居民的日常需求，也可以提供一定数量的工作机会，这是基于“完整社区（Complete community）”的概念而规划的。

“完整社区”是指居民可以在社区内生活、工作、娱乐和学习，也可以不需要开车，而是采用步行、骑行或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到达所有主要目的地。它能够满足社区内所有居民的基本需求，不分种族、文化、收入、年龄和身体机能。它还可以通过综合土地使用规划、交通规划和社区设计来解决社会隔离问题。（延伸阅读：新加坡老龄化背景下的未来社区 ）

新加坡作为一个相对富裕，拥有较为完善的规划环境的国家，居民会对城市有越来越高的期望。虽然规划者可能有专门领域的知识和专长，但新加坡未来的城市和社区规划将更多地征求公众意见，并越来越多地与当地社区合作，与利益相关者接触。但这也带来了种种挑战：公众是否有足够的信息来参与他们周围环境的规划？如何赋予各利益相关者权力，使他们在塑造自己的周边环境、决定自身需求方面有更多的发言权，并为共同创造他们的邻里和社区作出贡献？需要什么样的政策框架来确保对遗产、森林、公园、水体和公共开放空间进行更有意义的管理？各机构应如何接纳公众对关于这些集体用地的重大决策和方案的贡献？

眼下，我们面临着气候变化、资源枯竭、人口结构变化和老龄化、城市可持续性、韧性和新兴技术等方面所带来的挑战，这要求城市规划、发展和政策能得到跨学科循证研究的支持。这一方面需要高等教育机构的参与，另一方面也需要社区参与规划和利用当地知识，在城市公共空间的创建和共同管理模式上产生转变。

Letter from Reading

扩大行动规模？城市社区与城市未来

Timothy J. Dixon，雷丁大学（The University of Reading）教授。研究重点是气候变化背景下的城市未来和建成环境的可持续性。著有《城市未来：为城市远见和城市愿景而规划》（Urban Futures）一书，获美国城市事务协会（Urban Affairs Association）2022年度最佳“城市研究”图书奖。

“社区”在英国的规划和城市设计中并不是一个新鲜概念。“社区主义”一直是过去三十年来英国城市更新政策辩论的核心。它基于这样一种信念，即一个人的社会身份和个性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社区关系塑造的，我们对于个人与社区之间联系的重视高于对个人主义的重视。这也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和本世纪初期英国工党政府大部分政策的重要基础。自 2010 年以来，城市更新政策一直非常注重基于地方的方法，旨在通过“地方企业伙伴”（Local Enterprise Partnerships）等机构以及“权力下放协议”（Devolution Deals）来创建地方增长项目。

这种地方主义的一个具体例子是社区规划。社区规划是英格兰通过《2011年地方主义法案》引入的一项社区权利。社区可以通过制定社区发展计划、社区发展条例和社区建设条例来塑造他们所在地区的发展。社区规划是发展规划的一部分，其中包含的政策随后被用于确定规划申请。社区发展条例和社区建设条例还允许社区对他们所认同的开发项目授予规划许可。然而，社区规划还是遭到了一些批评，特别是对于社区所有成员（也被称为“被隐藏的声音”）在计划和社区愿景中被代表的程度。

虽然“自下而上”的针对社区的行动和关注很重要，但我们也需要在城市规模上对城市的未来进行全新的“自上而下”关注。换句话说，就是把行动的重点从“社区规模”扩大到“城市规模”，去想象城市和市区在长期(超过20年)将是什么样子，它们将如何运作，哪些基础设施和治理系统将支撑和协调它们，以及它们如何被主要的利益相关者(公民社会、政府、企业和投资者、学术界等)塑造和影响。这种“城市未来”思维可以帮助我们将现有城市中的人们和社区聚集在一起，重新构想并共同制定未来愿景，解决包括气候变化、健康、不平等以及基础设施不足在内的棘手问题。

93期杂志《未来社区：中国式未来社区的批判性观察》

在英国，一些城市制定了它们的城市愿景，包括纽卡斯尔、米尔顿凯恩斯和雷丁（Reading）。雷丁是位于英国伯克郡的一个主要市镇，位于伦敦以西约42英里处。尽管雷丁尚未正式成为“城市”，但它是英国经济最活跃、对外联系最紧密的“小型”市镇之一。雷丁在2011年时拥有31.8万人口，到2037年将增长到36.2万人。这座城镇寻求在日益全球化和竞争激烈的市场中，保持并加强其经济的繁荣与地位，但这也对自然资源和环境污染提出挑战。

“雷丁2050”（Reading 2050）项目成立于2013年，旨在提供战略性的长期愿景，以支持增长和繁荣，使其到2050年时成为一个真正智慧和可持续的城市。该项目是由雷丁大学(建筑环境学院)、规划设计咨询公司Barton Willmore与雷丁政府共同创建。项目于2017年10月启动，通过一系列研讨会和活动，与来自雷丁和泰晤士河谷地区的广泛组织和居民进行合作。它已被“政府科学办公室城市未来展望计划”及其最终报告（2014-2016）采用，并直接引导地区议会的法定地方计划和事务纲领。

雷丁的一个长期目标是通过其气候应急战略（2020-2025）到 2030 年实现“净零排放”，同时它也拥有强大的、针对其现有经济活动的绿色技术。因此，“雷丁2050”的愿景将智慧城市与可持续城市的元素结合了起来。该项目通过社交媒体推广和15场当地活动，与当地社区、中小学和大学的21000多名成员，以及350家当地企业、各类地方政府部门和非政府组织代表进行了接触。

雷丁2050：智慧与可持续城市

雷丁项目的重点在于贯彻智慧与可持续的思维，即使用新技术让出行和日常生活更轻松，并思考如何打造一个更环保、更健康的城市，为所有人创造就业机会。这促成了一项耗资480万英镑的研发计划——泰晤士河谷伯克郡生活实验室项目（ADEPT）。这项大型而复杂的项目由雷丁区议会领导，汇集了伯克郡的六个地方政府和五个商业伙伴（Stantec、O2、Yunex Traffic、Smarter Grid Solutions、Shoothill 和雷丁大学），提供涉及坑洼、拥堵、空气质量、能源和健康的一系列相互关联的项目。

后新冠时代，我们意识到社区团结起来朝同一目标努力将比以往更重要。但这需要结合“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思考。社区当然可以自我组织，而且强大的社群精神很可能会继续助力地方问题的解决，但联合的思维也是至关重要的，我们需要跨社区的集体行动来解决今天在城市中看到的种种问题。因此，拥有一个长远的城市愿景非常关键。这并不意味着由市长“自上而下”地制定总体规划、一个功能完备的单一蓝图或战略——单由梦想家制定城市总体规划的日子早已过去。相反，我们必须认识到每个城市都是不同的，它的构成不同，文化和物质资产也都不同于其他地方，这正代表着城市的特征和独特性。

Letter from Manchester

自下而上规划应对住房金融化

Paul Dobraszczyk，建筑作家，伦敦大学学院巴特莱特建筑学院讲师。著有《未来城市》（Future Cities: Architecture & the Imagination）等多部著作。

投机性建造与住房金融化

英国及许多其他发达国家的核心问题是：自1970年代以来，中央政府一直在撤回公共资金，这使得当下的建筑行业完全被投机性建造（Speculative Building）所主导。欧洲城市的情况各不相同，但在英国，尤其是伦敦，情况非常极端。在伦敦，投机性建造的主导地位大大抬高了房地产价值——而且这是一个不断自我反馈的系统，会继续将金融价值置于其他价值之上。当然，房产所有者很欢迎这件事，他们将从虚高的房产价值中受益。但更多人则失去了购买能力，只能任由房东摆布。而政府在房地产市场监管方面几乎没有发挥作用，很难对这种极端的建筑金融化提出有效的解决措施。

不过，伦敦以外的城市，尤其是较小的城市，还没有出现像伦敦、曼彻斯特等大城市那样投机性的集中投资，它们还有改变的希望。创立于2005年的“转变网络”(Transition Network)，就旨在通过植根于互助精神和可持续生活方式的基层活动，为世界各地的本地社区提供互助支持，以应对气候变化的影响。这一网络计划最早发起于英国的一个小镇——托特内斯(Totnes)。需要强调的是，社区级项目大多规模较小，其组织方式反对投机性建造主导的“自上而下”的做法，允许当地人真正拥有一定的自主权，来决定他们的社区要如何发展。我认为在取消“自上而下”的控制，淡化核心价值的情况下，如何扩大项目的规模是一个问题。但我也相信，这是实现未来城市愿景的最合适的方式。

城市开发应追求更多元的价值

对于“未来城市的社区”，至关重要的是在规划和管理建成环境方面，应当在决策制定（Decision-making）的时候，纳入更多的角色代表。这意味着许多人将要承担更多的责任。但我相信，与他人在项目中密切合作也会给人们带来一种赋权感。眼下，建成环境的创造被过度掌握在极少数专家精英手中，少数人所做的决定会影响到大量的人。

让我觉得有启发性的城市场域是能够打破这种严格等级制度的。在英国，社区农圃（在其他地方通常称为城市农场）是指留给城市社区自行种植食物的土地。社区农圃上不能建造任何永久性的东西，包括任何类型的住宅，但可以自主决定如何进行管理，也可以为园艺活动做一些定制的或临时的建造。对许多住在城市的人来说，社区农圃能够让他们获得生活满足感。有些社区农圃也会完全由社区运营，自下而上地进行管理并对一系列问题作出决策。这些农圃大都位于城市的边缘地带，但也有一些优质土地对房地产投机者而言有巨大的潜在价值。目前，有很大一部分的农圃已因开发而流失，但大部分仍然存在，土地或社区农圃的所有者会为保留土地而与开发商进行激烈斗争。

对房地产投资者而言，我也认为改变他们的工作方式很重要——尝试将创造价值视为更深远的目的，而不仅仅是最大化他们的利润。实际上，房地产开发商也是社区建设者，他们应该非常认真地承担这一责任（如果不这样做，地方当局应该强迫他们这样做）。一个鼓舞人心的例子是伦敦东部一家以艺术和建筑为业务核心的慈善机构Antepavilion，他们多年来一直在资助一项年度竞赛，评选出具有反叛性的实践项目，以挑战僵化的规划法和大多数开发商缺乏想象力的现状。这是一个罕见的房地产投资案例，它创造了一系列社会、文化和审美价值。这也表明，如果那些掌握着资源的人以不同的方式思考他们所做的事情，城市也可以有更丰富的发展。

本文为部分内容试读。全文见《城市中国》93期《未来社区：中国式未来社区的批判性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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