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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缪:他是众生中的一人。他试图在众生中尽力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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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众生中的一人。他试图在众生中尽力为人”

——纪念加缪逝世60(1)周年

“在这儿我领悟了
人们所说的光荣:
就是无拘无束地
爱的权利。
阿尔贝·加缪”

在阿尔及利亚蒂巴萨,一块用作纪念加缪的齐人高的腓尼基时代的古墓碑上,刻着这样的碑文。

1960年1月4日,加缪遇车祸身亡,不到47岁。

2020年1月3日晚,我读完了南京大学出版社守望者丛书出版的赫伯特·R·洛特曼所著的《加缪传》,中文译本厚近900页。这是我2019年阅读的最后一本书,也是2020年读完的第一本书。我并没有想到,我读完这本书的这一天,60年前,加缪,带着未竟的梦,永远走进了历史。

这是一种巧合,或许,也是冥冥中有天意。

我这一路走过,从加缪的故事和他的作品中,曾获得过许多。他不仅丰富了我的精神世界,而且,在我后来的人生选择中,我对他未必准确的理解,支持和巩固了我的信念。

我已经记不起最早接触加缪作品的具体时间了。想来应该是1980年代后期的大学时代,通过三联书店的新知文库,接触了杜小真译的《西西弗的神话》。彼时存在主义在中国风行一时,当时的我,也是把加缪当作是存在主义者。其实,彼时以我的阅历和知识结构,以及当时所处的时代,还不足以让我对解放了的西西弗斯和存在主义有真正的理解。解放了西西弗斯和存在主义,都只是我这样的年轻人炫耀“新知”的概念。

但是,就像加缪说的,“人生就像小说,当然需要修正”。“我们根据社会和碰巧遇到的人,来修正并改造它们。一个人通常要花十年才会形成真正属于自己的思想——一种我们能够谈论的思想。”

我对世界的理解,我的知识结构,随着岁月流逝,历世渐多,以及阅读的扩大和深化,在书中遇见的类似加缪这样的人,让我,无论是对加缪的西西弗斯,还是对存在主义,或者,后来接触到的加缪的其他一些作品,以及其他人对加缪的评论,都有了全新的认识,甚至,能够腆颜引加缪为自己的精神上的同路人。

《加缪传》
[美] 赫伯特·R.洛特曼  著
肖云上 陈良明 钱培鑫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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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在读完罗伯特·泽拉塔斯基的《加缪:一个生命的要素》后,我曾以加缪在《夏天集》里的写的一句话,作为标题,写了篇读书笔记,《在隆冬,我终于知道,我身上有一个不可战胜的夏天》在在隆冬,我终于知道,我身上有一个不可战胜的夏天|书虫。在那篇读书笔记里,我谈到了加缪对我的影响:

“对于我而言,我并不希望把加缪当成存在主义者来阅读。加缪就是一个由自由平等博爱的共和主义精神塑造的人道主义者,会犯错误,会犹疑,但是对于守护生命,守护道德,守护正义,守护人类真正普世的而非被现实政治裹挟的精神价值,无论所处多么荒诞或矛盾的困境,加缪都为我提供了一个道德生活的范本。这本书所有的思考,包括加缪的思考,对于我们所处的社会,并没有过时。”

相比《加缪:一个生命的要素》是截取了加缪一生中几件大事来呈现加缪思想变化不同,洛特曼的《加缪传》是一部完整的编年史。作者通过大量的走访,查阅文献资料,考证详查,从追溯加缪的家族起源,一直到他生命的终结,许多材料看上去琐碎却丰富完整客观,给读者勾勒了一个丰满不那么完美却更让人兴叹的加缪,他所拥有的局促而又斑斓的生活,以及形形色色的人和事,那些亲情,爱情,友谊,同情,理解,背叛和敌意……

西蒙娜·依埃,加缪的第一位妻子,给加缪带来了爱和痛苦。

1937年,加缪遇见了弗朗西娜·福莱,他们后来结婚了。

比如,作者对加缪父祖辈和贫民区生活的追溯和详细描述,初看很琐碎,但事实上,在作者的笔下,加缪的西班牙血统和出生地中海养成的性格,一生都在影响着加缪的选择,无论是对西班牙共和主义者的支持,还是对阿尔及利亚的情感。这一点,就像德语诗人里尔克在关于捷克民谣的诗里写到的儿童土豆地里的咿语一样,无论你往后走到天涯海角世上最寂寞的所在,“它执著的声音,/ 仍然会萦回在你的心里”。林语堂也说过,爱国主义民族主义,不过就是童年的味蕾而已。

“身体,是文化的真正途径,它使我们看到了它的极限。”


加缪一生体弱多病,虽然曾是不错的足球爱好者,但那个年代,肺结核还无法治愈,它使加缪无法拿到教师资格,它所造成的死亡的阴影,与贫困的压力,一直追随着他,也影响了他的日常生活,让他无法一直保持意气风发的生活,而更多则能小心翼翼,沮丧总是笼罩着他,害怕会突然遭遇死亡,因为那会使人话来不及说完。而他是如此热爱生活,热爱自由。但疾病和贫寒的焦虑并没有压垮他,反而转化为一种创作的动力。

“重要的不是治好病痛,而是带着病痛活着。”


“很多事情别想的那么糟糕,毕竟,还有阳光来温暖我们的骨头。真正的救赎,并不是厮杀后的胜利,而是能在苦难之中找到生的力量和心的安宁。”


他这样做了。

在加缪的成长过程中,他受他的中学老师格勒尼埃影响非常大。格勒尼埃是最早对马克思主义信条,斯大林专制、莫斯科“梵蒂冈式”的蛮横以及等级森严的官僚主义进行反思批判的法国哲学家,他“在这方面的言论,远远早于阿瑟·凯斯特勒,雷蒙·阿隆和伊沙克·德切”,加缪后来和法国共产党以及萨特等共产党同路人决裂,在对西班牙共和主义者以及东欧知识分子的支持中,可以看到这种影响的影子。

对于人们热衷的抽象的政治原则,加缪更关心的是具体的事,具体的人。他是反对歧视北非穆斯林的先驱,是西班牙共和主义者、斯大林主义受害者、青年叛逆者们真诚的朋友。

玛丽亚·卡萨雷斯,西班牙演员,父亲曾任西班牙第二共和国首相,内战失败后被送到法国,后成为法国著名影星,是加缪剧作的御用女主角,加缪的情人。

1952年,在法国人权协会紧急救助被判死刑的西班牙数位工会领袖时,加缪不仅自己出面,还帮助挑选有影响力的演讲者,其中包括曾经写文章恶意诽谤他的布勒东,当布勒东发完言,西班牙主办方代表告诉布勒东是加缪推荐的他时,布勒东震惊得泪如雨下。

米沃什在加缪遇难后称,加缪是少数的法国知识分子,助他一臂之力离开了斯大林主义的波兰。而其他人,则把他当作麻风病或者反“未来”的罪人,加缪的友谊帮助他在欧洲迷宫中存活了下来。(证据,1960年4月)

在阿尔及利亚事件中,加缪总是在幕后,以自己的影响力,通过私人渠道,默默帮助那些遭法国司法机关控告和纠缠的朋友们。

“对于我们来说,个体是第一重要的;我们喜欢具体,胜过抽象;我们喜欢人,胜过他们的学说;我们视友谊高于政治。”


不能为了抽象的原则,去牺牲具体的人。“使权利保持沉默直至正义建立,这等于使权利永远沉默。因为正义一旦统治世界,权利将不再有说话的必要。”
对友谊的忠诚,而不是浅薄的政治立场以及罪与罚的忠诚,这种道德的忠诚,是加缪那个时代,也是我们今天时代最后的也可能是唯一的美德。

“我们需要造就的不是殉道者,而是自由并得到尊重的公民。”加缪说。

为什么要在无望的处境下坚持道德立场,以及它的限制何在?托尼·朱特在《责任的重负》一书中,引述了加缪在谈到纳吉和1956年匈牙利革命时的说法:

“面对匈牙利悲剧,我们不论过去还是现在,在某种意义上都是虚弱无力的。但这不是全部。拒绝接受一个既成事实,一种对心灵和思想的警觉,拒绝把公共空间留给谎言和说谎者,绝不放弃清白,即便它已被扼杀;根据这些原则,一种行动是可能的。是的,这还不够,但却是必须的----为了降服另一种必然性,即所谓‘历史’必然性,为了回答它,抗拒它,在某些情况下抵消它,进而在一个长期的时间段里克服它,并把真实的人类历史向前推进,哪怕只是一小步。”


对道德立场的坚持,在政治上,加缪遭到了来自左右翼知识分子的夹击,也不止一次遭遇了朋友反目,让他很受伤。“他只是一个不幸的人,是一个仅凭渴望就想为创造一个更好的世界而努力的战败者。”洛特曼在新版引言中说。

让他很受伤的,不仅是政治上,即使是在文学领域,他也很受伤。他在1952年2月的日记中写到:

“……所有人都与我作对,想要毁灭我,他们一刻不停地向我索取,却从来不向我施以援手,帮助我,爱我,从来不会因为我是我而爱我,不会为了让我继续保持自我而爱我……”


洛特曼在新版《加缪传》引言中,这样评价加缪的处境:“事实上,在那个时候,这家有名的出版社中,凡是敢于在相关问题上表态的人,都采取了对这位阿尔及利亚返回的人不利的态度。加缪在伽利马大楼的走廊里游荡,犹如一条受罚的小狗,在举行庆典时躲在自己的窗户后边没有出来。”

这样一段评论,其实也是加缪在嫉妒成风的法国文化界的写照。无论在哪个领域,加缪都像是一个“局内”的“局外人”。这也是后来加缪更喜欢戏剧生涯的原因,“很简单,舞台是我感到幸福的地方。”

但是,他真正的使命,是写书,是“在寂寞中写书。”

可是,一个有着巨大的道德责任意识的人,一个后来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的名人,要在“寂寞中写书”,是多么难以得到这样的机会啊。在遭遇车祸的时候,加缪随身携带的提包里,还有一部没有完成的长篇小说手稿,《第一个人》,他自己最期待的书。

“一个时代强劲有力的表现,自有其用处和存在的正当理由,并提供审美以外的价值。”


在《文章家和先知》一书的结尾,哈罗德·布鲁姆写下了全书最后的一句话。这是贬抑加缪作为作家的写作能力和作品的文学和审美价值的:

“加缪是可敬且混乱的道德家,并且真正蹈袭理性清晰的漫长传统……《局外人》和《鼠疫》是壮丽的时代剧,典型地反映1940年代,也就是纳粹解放前后的法国和西方社会的心气和关切。”


审美以外的价值是什么?
为了促成一个减少苦难、更加自由的世界。
我们能做什么?
加缪的回答是:“给予,在可能的时候,不要仇恨,如果能够做到的话。”

加缪去世后,所有哀词中,他曾经的朋友战友,后来决裂的萨特,所写的最为动人,也最为贴切:

“他那倔强的、狭隘的、单纯的、朴素的人道主义情怀向我们时代里那些广泛而丑恶的秩序发起了未必明智的挑战。但也正是通过这些顽强的抗争,加缪在我们这个现实金钱与马基雅弗利主义盛行的世界中重新确认了道义的存在价值。”


“他是众生中的一人。他试图在众生中尽力为人。”这是加缪在随笔集《孤独与团结中》的话,完全就是自己一生的写照,也让他成为不光彩时代的良心——“加缪是反专制作家中最投入的一位。”

在我阅读这本传记时,恰好英国卫报报道说有新发现加缪之死与克格勃谋杀有关的消息在中国网络上流传,但我更愿意采信洛特曼这部《加缪传》里的叙述。

在本书近900页的丰富多彩内容中,几乎每一章,我都能读到共鸣——无论是加缪对于家庭母亲的爱,对于朋友的义,还是加缪对生身之地阿尔及利亚的爱,还是他作为国家遗孤对于共和国的情,以及作为媒体主笔作为作家对公共事件的表态——尽管我们并不在同一时空。我想,共鸣来自于萨特在哀词中承认的价值,这就是审美以外超越时空的价值。

我爱加缪。

(原文写于2020年1月12日)
文 | 老朱煮酒
本文由作者授权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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