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存之痛与付诸行动：作为被“大家”扭曲的个体的消费者

Original 南大社南京大学出版社 2023-03-23

“影响当前时代的生存之痛具有这样一个特征：我越来越无能，我越来越艰难，甚至我根本无法再把自己投射在这个我们之中——不比普遍意义上其他的我更强也不更弱。

这个我们病得很重：持存装置的屈服，因为没有持存装置就没有精神和集体的个体化，它屈服于市场的绝对内在的一个标准，屈服于市场的成为霸权的紧迫需求，它使投射过程变得几乎不可能，而这个我们正是借助投射过程，一边个体化一边逐步形成。”

《象征的贫困1：超工业时代》是斯蒂格勒《象征的贫困》的第一部，它将引起电影研究、媒体和文化研究、文学和哲学界读者的特别兴趣，并将巩固斯蒂格勒作为当代别具只眼的文化理论家之声誉。

在这部极具原创性的作品中，文化理论家、哲学家贝尔纳·斯蒂格勒重新审视了我们这个超工业时代中政治与美学的关系。斯蒂格勒认为，我们时代的特点是工业技术对象征的把持，其中美学既是经济战争的武器，又是该战争的剧场，这导致了一种“象征的贫困”，其中制约条件取代了人生经验。

生存之痛与付诸行动：作为被“大家”扭曲的个体的消费者

影响当前时代的生存之痛具有这样一个特征：我越来越无能，我越来越艰难，甚至我根本无法再把自己投射在这个我们之中——不比普遍意义上其他的我更强也不更弱。

这个我们病得很重：持存装置的屈服，因为没有持存装置就没有精神和集体的个体化，它屈服于市场的绝对内在的一个标准，屈服于市场的成为霸权的紧迫需求，它使投射过程变得几乎不可能，而这个我们正是借助投射过程，一边个体化一边逐步形成。关于持存装置的文化霸权，即葛兰西在20世纪30年代就开始创建的文化霸权理论，如今却由资本在系统地实施，阻碍着个体化的继续。个体的生存之痛，源于这个事实状态安装就位的痛苦，将表现为生理病变、神经质、强迫症行为、补偿或者逃避行为，抑或是各种合理化、模仿性或者反应性多言症，还有极端情况下的个体或集体的自杀行为，无论是帝国国家还是附庸国家或是恐怖组织，都有可能。

我想我在多个场合展示过，尤其是在《电影的时间》中，电视的R3对R2的控制导致了超共时化过程，使得视听节目所构成的工业时间客体的消费者倾向于渐进地接纳相同的第二持存，也就是说在第一持存中进行同样的选择。由此产生了个体的独特性的丧失，就像德勒兹和伽塔里所说，个体变成了“可分体”，也就是一种去个体化，以至于个体的自恋能力首先激增（包括劳动中一些管理人员所特有的超自恋），然后彻底崩塌：由于没有了独特性，他们便借助市场所提供的人造物努力使自己独特化。市场就是要开发利用消费所特有的这种贫困，让自恋达到过度和劳而无功，众多个体将体验他们的失败，最终失去他们的形象：他们不再自爱，并且越来越无法去爱别人。这便是大溃败，而伟哥和色情网站倒是一派繁荣。

之所以出现这些现象，是因为面对现代性，特别是超工业化，意识时间已经成为元市场。针对弗朗索瓦·阿谢尔2001年在瑟里西提出的现代性定义，即个性化、合理化和区别化，我还得加上工业产品的“系统的接纳组织”，也就是消费的组织。超工业时代在于这一事实：通过市场的大众化和全球化实现的规模经济，特别是借助于工业时间客体，它已经变得比生产率的盈利更加重要。

意识对工业客体时间的屈从导致了自恋，而对这种自恋的清算也会波及这个我和这个我们。这就意味着，如果这个我的个体化就是这个我们的个体化，并且反过来，两者不可分离，即这个我只能存在于这个我们之中，而我们只能由我构成，那么对这个我们个体化的阻碍也必然是对这个我的个体化的阻碍，即这个我的纯粹痛苦。当这种痛苦直接表达出来的时候，将导致完全无法控制的付诸行动，导致完全不可预料和极具毁灭性的行动。

当代激进思想家译丛 | 丛书主编：张一兵

《象征的贫困1：超工业时代》

（法）贝尔纳·斯蒂格勒著

张新木庞茂森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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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意识的构成确实是历时的、独特的，由它本身的时间所推动，那么《电影的时间》中描述的工业共时化就会导致一种去意识化，这也是一种个体化丧失。个体化丧失可能造成一些极端后果。例如我试图证明理查德·杜恩并不存在：这至少是他在日记中写的意思。没有自恋，也不自爱，因此也不尊重任何人。然而他知道不可抗拒的存在需要，即他所写的“有那种感觉”的需要。正是这种矛盾，正是这种需要的存在，没有自行满足的可能性，因为满足这个的条件，由于缺乏个体化能力而已经被摧毁，个体化能力也是一种历时的威力。正是这场个体的悲剧，如今广泛出现的悲剧，使他成为罪犯。杜恩是其中一个付诸行动的人，而有上百万其他人也经受着痛苦，他们忍受着被那个大家取消和转变成谁也不是的痛苦，他们是潜在的无数个杜恩。

将所有意识共时化，就是取消我所说的原始自恋。当意识成为工业系统开发的对象时，而这种开发又唯独存在于共时化过程中，自爱就被摧毁了。因为感到自己的痛苦，意识便无法继续忍受：它身处难以忍受之中；由于不能承受，由于不能存在，由于不能再将自己投射到一个已经变成邪恶的世界中，所以它就不再能忍受他人，在这种危机的最糟糕表达中，它将消灭他人。这种对他人的消灭也是对我们进行消灭的先兆，包括作为我们的我们和作为大家的我们。其他人在这里就是被摧毁的我们的形象，因为这个我们不再进行个体化，它本身就是摧毁我们的东西。

这便是被否认的个体的分体命运，因为个体已经成了纯粹而又简单的消费者。

从个体化丧失到可丢弃的变易

这个大家意味着个体化丧失，我假设个体化丧失也许是对个体化本身的一种清算：这个大家将是对构成差异的取消。

可是，个体化和个体化丧失是不可分离的。也就是说，要让个体化产生，也必须让个体化丧失产生。勒儒瓦高汉在谈及种族出现的问题时说的话就很典型，随着装置个体化（换言之是区分化）的移置，即从燧石和树皮装置向种族和技术系统装置的转移，种族变成了独特性的场所，并且在镜像中产生了分化，与技术分化形成表面的对立，而技术分化也是其领土的扩展。然后从种族走向公民，随后西蒙东又说，从公民走向机器，作为现代性特有的个体化丧失，这是我们已经考察过的问题。这也是语法化历史所表现的问题，尤其是言语时间流的字母离散，它以通用语的语法和民族语的同质性为代价，使得政治的个体化凸显出来。

今天，有必要研究一下这些毁灭和加强所发生的场所。为此，显然必须思考在何种程度上可以谈论一种集体个体化的崭新形式，而其商标（由市场营销产生——“商标”这个名称本身就值得好好评论一下）将成为载体。这是生产企业组织的个体化崭新形式。生产企业将生产集体个体化的系统，让其充当取代政治单位的经济单位，与其说是通过劳动还不如说是通过消费，因为消费比劳动更加稳定——人们不断地消费——然而消费生产的却是一些极其脆弱的个体化过程，例如作为市场营销所组织和控制的接纳过程，这些过程最终会取代精神和集体的个体化，例如民族的个体化。

这样的个体化过程，如果我们仍可以称之为个体化的话（我对此极度怀疑），将假定一些网络——在某种情况下就是特许经营的销售网络，其中电视网络以工业时间客体的形式承载着广告陈述，它是效率的条件。关于这个主题，我们还注意到娜奥米·克莱恩和杰里米·里夫金的许多注解。Life time value的逻辑就是忠诚的逻辑，即通过我对我们的个体化依恋实现的忠诚逻辑，而这个我们却完全是由产品或者服务制造出来的，或是系列商品和服务制造的。

然而我要提出，这种个体化实际上可能是一种去个体化，导向我下面所说的节肢动物倾向。因为市场营销所产生的个体化类型似乎成活率不高，而且寿命似乎非常短暂：它们是可丢弃的，就像它们所生产的所有东西。可丢弃性就是它们的逻辑——这就是汉娜·阿伦特在谈论她的可持续性概念时所预料到的东西。还有一个向边界过渡的问题，即系统的生态学的问题。

本文节选自《象征的贫困1：超工业时代》，有删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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