灾异的书写：奥斯维辛之后还有诗吗？

灾难之后的诗仍延续着，这毫无疑问，如同历史的天使，诗的天使——如果有的话——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也是头朝后看的，但它看到的并不是堆积的废墟，而是几乎无从辨认、无从指认、甚至被剥夺可见性的已被擦除的生存痕迹。

保罗·策兰是20世纪欧洲最重要的诗人与思想者之一，他生于一个犹太家庭，父母在纳粹集中营被害，策兰本人也历经磨难，于1948年定居巴黎。他以晦涩的文字、颠簸的生命写出，也活出，一个时代的“陌异诗学”：铭记灾难，消融理性主体，栖息危机与死亡。

被灾难创伤化的策兰诗溢出了浪漫主义、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的诸多理论框架，它因对历史灾难的指涉而被卷入与未名力量（死亡、陌异时间）的漫长的语言斗争中。

在策兰这里，诗的语言不再以对任何现存事物的表象为归宿，也不是完全如结构主义或后结构主义主张的那样自我反射、多义播撒，而是创造出一个词语与事物自身同一性遭到不断侵蚀、剥离的语言异象场所。

与其说奥斯维辛之后的诗不再可能，毋宁说，奥斯维辛之后唯有诗才可能。

在后奥斯维辛的意义上，也就是阿多诺的意义上，诗的可能性乃是作为其不可能性而给予的，这个不可能性并没有剥夺当代西方诗——特别是策兰作品——进行知觉表象联结的能力，而是从表象的内部（事物在场与形象形成并相互联结的那个认识场所）打开灾难之前尚处于潜伏状态的语言的诸多可能性。这个不可能性也不是要撇开诗学结构与意义的问题域从而将诗置于一个与形式断然无关的讨论场所，相反的，它要求文学研究者对诗的形式以及与表象的关系在奥斯维辛之后发生的特殊变异进行更为彻底而敞开的讨论。

诗意语言的含混、怪诞、碎裂等句法与语义特征仍需要以结构主义以及后结构主义所倡导的文本细读的方式在感性、理性乃至神学范畴内得以充分的解读与释放。但与此同时我们应看到，这些句法与语义的灾难性突变、跳跃、分化在很大程度上已溢出诗的表意模式自身演化的历史过程，如诗史、流派、影响、传统等具有连续性质的范畴。如果说诗的表意方式的突变（源于创伤性的创造）正是定义奥斯维辛之后西方诗之为诗至为本质的特征，那么在策兰作品中，这种表意方式的突变则显出某种绝对的原初性。

《深海之镜：保罗·策兰的陌异诗学》

冯冬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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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对表象秩序的冲击以及由此而来的表象（形象、意象）的内在割裂与转接的运动过程——这正是策兰诗与奥斯维辛之后的西方思想共同活动的区域。我们应从诗的话语（策兰）与当代对灾难的反思话语（布朗肖、列维纳斯、南希、阿甘本）的交叉关系中至少意识到这一点：历史灾难（战争、大屠杀）所造成的生命的集体灭绝是无法从宗教、政治、经济学、社会学以及历史学等扬弃个体的视角获得其解释合法性的——虽然灾难最终导致人们对这些领域的重新划分与解释。

人类受难的极端个体性拒绝将灾难谜一般的本有发生纳入任何神学、政治、经济、权力、国族的先验目的论框架。如策兰诗与当代反思所揭示的，灾难（按其在文本中呈现出来的后果）首先表现为词语与对象的联结（意指方式）的持续震荡，此震荡引发了灾难历史事件在主体言语行为之中的回声，而这个回声反过来又影响并改变着人们对灾难的表象与言说方式——这将决定何为“真实”。灾难的书写似乎只能从书写的灾难这个起点来予以解释，因灾难摧毁的首先是话语的法则。

灾难之后的诗仍延续着，这毫无疑问，如同历史的天使，诗的天使——如果有的话——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也是头朝后看的，但它看到的并不是堆积的废墟，而是几乎无从辨认、无从指认、甚至被剥夺可见性的已被擦除的生存痕迹。

斯坦纳与斯丛狄的解读共同透露出这样的结果：策兰作品从沉默的边缘对存在以及后存在之思提出了某种程度的要求、呼吁，为思想的表象话语置放了不可化约的疑难，它质询了存在主义、诠释学、符号学、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等思想所拟定的文本认知框架并暗中松动了这些思想自身得以创建的基础（同一与差异的结构原则）。

被灾难创伤化的策兰诗溢出了浪漫主义、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的诸多理论框架，它因对历史灾难的指涉而被卷入与未名力量（死亡、陌异时间）的漫长的语言斗争中。在策兰这里，诗的语言不再以对任何现存事物的表象为归宿，也不是完全如结构主义或后结构主义主张的那样自我反射、多义播撒，而是创造出一个词语与事物自身同一性遭到不断侵蚀、剥离的语言异象场所。

与其说奥斯维辛之后的诗不再可能，毋宁说，奥斯维辛之后唯有诗才可能，因为符号对真实的创伤之物的直接表象已因历史对表意之纯真性的剥夺而丧失了言说的合法性，可以说，正是散文与小说中词与物的直接对应关系反而变得可疑或者不可能了。

灾难之诗难以再从修辞与历史的维度对已发生的事件进行意向性言说而同时保持自身的稳定，因为已发生的溢出了思想的统一把握，被卷入对诗及思想自身可能性的永不停歇的勘定、回溯与转换的工作之中。

本文节选自《深海之镜：保罗·策兰的陌异诗学》，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