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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幸福和面积相关

南大社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23-03-23


家庭,在今天,其意义发生了一个戏剧性的变化。

以前,人们习惯于将家庭置于伦理学的范畴内来对待,将家庭看作一个伦理有机体,一个血缘关系和夫妻关系的居住结合体。在这个结合体中,不是房屋的空间关系,而是家人的血缘关系,成为家庭的意义重心。

理想的家庭就是对血缘关系和夫妻关系的反复再生产,并使之保持一种持久而稳定的凝聚力。房屋空间,只是这个家庭的一个外部性结构框架,它并没有深深地嵌入家庭的关系政治中去。包围着家庭的关键词是托尔斯泰式的:和睦或者争吵、温馨或者暴虐、友爱或者敌意、幸福或者痛苦、忠诚或者欺骗,等等。



如今,家庭空间和家庭伦理的结构关系发生了颠倒:空间关系取代了伦理关系,成为家政和生活的第一要务。不是家庭成员之间的伦理关系,而是家庭房屋本身的几何空间关系,在书写着家史,宰制着家庭结构,创造着新的家庭政治。家庭,在某种意义上,是空间生产的效应。
 

我们看到,个人居住空间的所有权方式和占有方式发生了变化,从外部包围着空间的政治经济学也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毫不犹豫地投射到家政结构之中。
 
人们现在不顾一切地卷入空间的争夺中。就家庭内部而言,空间不再是它的外壳,而变成了它的目标。事实上,家庭空间的建立现在变成了一个具体的经济问题。人们都明白,家庭现在是根据它的居住空间来下定义的。空间占据着家的重心,外人对家庭的首次探询总是从空间“大”“小”着手。在家庭内部,幸福只和面积相关,情感退回空间的帷幕之后,婚姻关系附属于空间关系。人们在培育一种家庭,与其说是培育一种和谐的夫妻关系,不如说是培育和扩充一个宽敞的居所。
 

从理论上来说,因为空间不仅供居住,还能成为增值的财产,这种性质的居住空间就可以被无休止地追逐和投资,它是贪欲攫取的对象。而且,空间的扩张,是尼采式的权力意志的本能要求:空间总是在扩充着空间,空间总是在寻求自身的繁殖,空间总是为自身的扩大再生产所驱动。这样,空间就自然地成为家庭身体的动力机器。家庭不再深陷于自身内部的伦理纠缠中,相反,它作为一个整体,作为一个好战的身体,而卷入同外部的残酷竞赛之中。

每一个家庭都变成了无限广阔的空间之战的一方,家庭的历史,就是占据和夺取空间的战争历史。家庭,它的使命、目标、家政原则,都紧紧地缠绕着居住空间而展开,居住空间,差不多是家庭永久的或隐或现的缺失性内核。家庭决不会在这个方面抱有豁然般的满足之感。居住空间似乎是一根没有端点的欲望链条,家庭总是在这根链条上吃力地爬行。


家庭的宏大叙事,在某种意义上,就是不断地向新的居住空间目标进取的叙事;家庭的隆重戏剧,就是居住空间得失的悲喜剧;家庭的日常生活,就是家人平静地但又是努力地聚集购房力量的挣扎生活。漫长的日常生活所日积月累的能量最终爆发于购买住房的那一瞬间,也正是在这一瞬间,家庭的全部赌注被掷下了。漫长的负担就背在家庭的紧绷着的肩头。居住空间,既是家庭的住宅,也是家庭的枷锁。它既让家庭成员陷入绝望的漫漫黑夜,也让家庭成员被狂喜所汹涌地撞击。居住空间一遍遍地促使家庭情感猛烈地爆发。
 
家庭,就这样为空间的压力所驱动,空间成为家庭的发动机。一对年轻人组成家庭,也许在他们的新婚之夜,对空间的谋划伴随着枕边的绵绵絮语;这对年轻人变成弥留之际的老人时,很可能会将住房空间写入遗书的核心条款。

住房,既是家庭的必需序曲,也是家庭难以平静的尾声。在序曲和尾声之间的,是家庭成员平素的日常奔波,这种奔波无非就是试图将住房缓缓地扩大:人们在卧室中悄悄地点着钞票的数额,实际上是在飞快地换算未来居室的面积又增加了几平方米。一旦人们经历千辛万苦后攫取了一个居住空间,总是要炫耀性地示人参观。主人不厌其烦,参观者则络绎不绝。这个时期是铺张性的家庭节日。每个家庭空间的扩张,都会伴随着一个盛大的家庭庆典,婚姻喜庆的压倒性地位现在让位于乔迁的节日。
 

对于目前的家庭来说,未来的居住空间总会演变成一个想象中的乌托邦,住所的乌托邦色彩无一例外地促发了对现时的批判,它无情地警示了人们对眼前的不满,鞭策人们眼下的劳作和生活。理想家庭就是这样首先作为一个生动的空间形象浮现在将来的时日。

家庭空间,而不仅仅是家庭伦理,成为忙碌的人们生活的一个极具抱负的目标。空间,一旦成为巨大的欲望对象,就可能摧毁夫妻的平静状态。夫妻总是在这样一个远大的目标面前励精图治,他们的生活实践并不深陷于现有的房屋之内,而是受制于将来的空间想象,并被它宰制、推动、驯服和牵引。

空间就这样锤炼着家政。家庭成员注定要享受空间,但是,反过来,他们又成为这种空间享受的囚徒。这是家庭固有的悲剧性悖论:一个舒适的宽敞空间,却是通过繁重不堪的劳作而获取的。人们以苦行的方式追逐一个幸福的未来目标,这绝不是什么新的生活法则,只不过,那个以前的无形天国现在变成了地上的水泥房子。

《身体、空间与后现代性》
汪民安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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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家庭内部,压倒性的生活实践就是为了这个空间目标。伦理关系依附于空间关系。完全有可能,在家庭内部,婚姻关系自身的品质退缩到空间目标之后:无数的事实表明,结婚和离婚常常将空间作为考量的指标。有时候,人们是因为要占有、分享一个空间,而走进婚姻;有时候,人们是由于难以忍受一个狭窄空间而走出婚姻;还有些时候,濒临破裂的婚姻因为无法将居住空间一分为二,或者无法找到另一个可替代的空间,而被迫维持着。

居住空间,就这样对婚姻状况——无论是结合还是解散——起着积极的构造作用。我们相信,说到家庭,首先在人们脑海中浮现的是一个空间形象,其次,它才让一种伦理关系盘踞其间。

本文节选自《身体、空间与后现代性》,有删改


《身体、空间与后现代性》
汪民安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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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是知名学者、清华大学教授汪民安对身体、空间等论题所做研究的成果结集,分为“身体的技术”“空间的政治”“后现代性的谱系”三个部分,共十九篇文章。第一部分的六篇文章论述“身体”在西方学术史中的地位和在现实政治生活中的作用,第二部分的六篇文章是作者对“空间”问题的研究成果,集中讨论了身体的社会学,以及权力如何把个人的身体局限在空间之中,第三部分收录的七篇文章是对后现代理论的各位大理论家德里达、罗兰·巴特、乔治·巴塔耶、福柯等的精彩评论,以及对后现代性理论的发展线索的整理回顾。


汪民安教授以后现代哲学的理论视角,考察个人身体、社会生活和现代政治的关联性,洞察细微,挖掘深入,表达精辟,会让读者对身体、对各类空间、对后现代哲学及其研究方法有更多的理解与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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