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轻女性主义者

近年来，女性主义者当中存在着广泛的分歧，因此，如今要使女性主义研究领域形成一致看法便成了一项令人怯步的任务。

由于形形色色的女性主义已在制度上获得了一定的威信，于是人们尝试用比较、并置、构建路线图等方式来研究女性主义。

对于刚加入这场论争的人而言，勾画这一领域似乎成了一项永无止境的任务。

要从述说第二波女性主义成败的所谓权威说法中理出头绪时常令人晕头转向。研究女性主义的新手们只能从这些说法中了解到简单概况，关于女性主义的概述仍远远不足。

如简·盖洛普所言，这些不同类别说法的争论点准确说来就是，“谁的[女性主义]历史说法将会被转述给下一代”。这可是个大问题。在女性主义研究的制度化进程中，尤其是在人文学科领域，当前编写女性主义历史的一个切入点便是世代冲突。

非一的女性主义：

女性、世代、制度

德凡妮·卢瑟

人们，尤其是资深的女性主义学者们都在急切关注着谁将会成为下一代的女性主义者（甚至是否会有下一代）。这些揣测已经令一些女性主义者们得出结论：“我们”现已陷入僵局——作为女性主义者的“我们”正在消融（或已经消融）为单一的“我们”。所谓的第三波女性主义者已经被人们所说的这种僵局之形形色色版本所吞噬。

这些不同版本的说法通常是为了将我们这一代暗指为学术界（我指的是学习女性主义的研究生以及资历较浅的研究者）的问题所在或解决之道。如果像堂娜·哈拉维所说，命名现带有强烈的排外意识，那么，关注何人或何物会构成“女性主义：下一代”的意识也就比较强烈了。在本文中，我探讨的是几代女性主义者的表现方式，以及这些模式给绰号为“异议分子”的我们所揭示的意义。

人们对于世代的焦虑表现为20世纪80年代后期的理论与女性主义之争。年轻的女性主义者将理论付诸实践，这种固定模式沿袭了下来，而年长一代的女性主义者则不然——他们亦不愿如此。例如，尼纳·贝姆认为“女性主义理论家”被描写成了一个矛盾的术语。她写道，只有“无视或摒弃早期‘幼稚’的女性主义文学研究之路，使女性主义理论基础跟上建立理论的男人们的时尚潮流”，女性主义理论才能获得成功。贝姆指出，运用理论的女性主义者沉醉于以男性为特征的神秘奢华中，破坏了她与其他女性主义者于20世纪70年代所建立的姐妹情谊。贝姆声称，倘若我们无法“跨越世代”，那么女性大众将毫无未来可言。贝姆自称为多元主义者，为当今女性主义批评中“必然”、“应然”的条条框框而哀叹。不管怎样，如此说来，理论家就必须且应当被逐出贝姆自己的姐妹情谊之列。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女性主义者相互排挤的例子层出不穷。

人们在描述女性主义历史时为其披上了其他世代的外衣。在一种说法中，研究生“利用”女性主义研究，以雅皮风将政治行动主义取而代之。安妮特·科罗德尼哀叹“女性主义理论研讨会[已沦为]升职的敲门砖”。在一篇探讨女性主义制度化与商品化的重要文章中，堂娜·兰德里同样称，“年轻的女性主义批评家们在研究生院开设了女性主义导论的课程，而且通常讲的是‘法国女性主义理论’”，这令她“沮丧不已”。

对此现象抱有反感的读者或许会问起是哪些教授在幕后将这些令人沮丧的年轻女性主义者引入女性主义领域的。研究女性主义的资深教师或许会（又或许不会）哀叹各种女性主义及女性主义理论的制度化，但在此过程中他们难道就没有串通一气？在许多诸如此类的事件中，人们关注的焦点并非是享受终身聘任制的女性主义者，而是学术界的女儿辈们。正是这些狂妄自大的女儿辈们为时尚、野心、政治冷漠所动而迷失了方向。这些可怕的后代要么杀死了自己的母亲，要么对自己的父亲爱得过火。

一味指责学术界的女性主义“母亲”或“女儿”对进一步探讨如何冲出所谓的绝境自然无济于事。诚然，这些指责所建构的不同身份扭曲了这两个群体内部的多样化。有些人认为，年轻意味着新潮、冷漠的理论，年长意味着彻头彻尾的激进女性主义，这种看法本身就有问题：有些理论家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女性主义运动中极为活跃，而有些年轻的女性主义者并不研究批评理论。甚至，有些女性主义理论家本身也是激进分子，而有些非理论派的女性主义者并不参与激进主义的活动。这些假定的分支是否恰当并不是我在本文中所要争论的问题。人们普遍认为，下一代女性主义者已经受到理论的影响。

在过去十年间，理论和女性主义的各种对立依然显现，尽管对立形式大体上已重新表现为世代焦虑。即使是在那些自行与理论结盟——不仅为男性——的女性主义者当中，世代反思也已开始引人注目。在《女性主义冲突》（1990）一书中，马瑞安·赫斯切称，当今的女性主义者已经“无法在前人基础上栽培新一世代”，她为以前充满工作乐趣的女性主义群体的逝去而唏嘘悲叹。尽管赫斯切本人以及其他许多人从那时起就一直怀疑20世纪70年代的女性主义群体是否如所称的一样具有统一安宁的姐妹情谊，但是对早期第二波女性主义实践的怀旧之情已在逐步蔓延。这份怀旧之情（以及随之衍生的世代内涵）大体上已非正式地蔓延开来；举例来说，我已经在数不清的会议问答环节上有所目睹。有些还被记录成书。

南希·K.米勒在她的文章《数十载》（1992）中抒发了这种感伤之情。在她富有典型个人风格的批评中，米勒指出了建立女性主义档案的重要性，该文还收录了自20世纪60年代她的女性主义觉醒至今的各种轶事。她总结道：“我坦言，我若有所思地回想起20世纪70年代……我怀念当时女性主义群体的激情（群体的标志），怀念我们当时笃信世事终会改变的信念。”

接着，米勒从适值中年（特点是追忆往事和自我批评）的女性主义运动联想到了她所称的自身衰老的恐惧。她曾发问：“在利用女性主义谋得终身聘任和晋升之后，女教授是否还有生命可言？”米勒的文章游刃有余地糅合了个人、职业、政治、历史等模式，提出了女性主义历史上许多重要的问题。尽管如此，文章中所提出的一些问题并不见得是米勒刻意提出来的。当求职之路磕磕碰碰时，渴望求职的女性主义者或许想知道，终身聘任制和晋升是否值得忧心忡忡？我们当中尚未被完全制度化的人或许想知道，我们甚至是否是女性主义中年化进程中的一部分？女性主义的年龄是否一定要根据许多第二波女性主义者的年表来确定？二十多岁的研究生属于哪个年龄段的女性主义？现为中年的研究生和大学青年教师又属于哪个年龄段的女性主义？

除了女性主义怀旧和衰老的难题以外，如何利用描述者的“激情”也成了普遍性的难题。下一代女性主义者被反复提及的特征描述是我们缺乏激情，而我们的前辈却充满了激情。有时，我们的缺乏激情会和丰富的理论联系到一起。在《90年代女性研究中的激情与政治》（1991）一文中，雷娜特·克莱恩声称，第二波女性主义的早期实际上是团结、包容的年代，用她的话来说，20世纪70年代的女性主义希望解放所有的女性。许多有色人种、女同性恋、非西方女性主义者渴求差异，但克莱恩的文章中并没有指责这些人。相反，后结构主义女性主义的一切表现形式则被指缺乏激情、毫无结构、虚幻失真、可怕骇人。

克莱恩将这些女性主义和她所归纳之生殖和基因技术中的平行、骇人发展联系到了一起。根据克莱恩的概述，她所青睐的政治强调的不是分歧，而是共性。她的结论为下一世代揭示了个中含义：

女性主义未来的这种说法有它自己的可怕之处。我们是否必须接受该平台所认为的富有成效的连续状态和成长进程？倘若如此，为了追求更为真实的边缘性，这是否会使得所谓的年轻女性主义者和后结构主义女性主义者陷入缺乏想象、毫无激情的边缘地带呢？是否有不同的方式来想象女性主义不同世代的职责？

在另一例耸人听闻的文件记载《知识爆炸：女性主义学术世代》（1992）中，谢丽斯·克拉马雷和戴尔·史班德称，他们的文集中缺乏年轻女性主义者的文章，因为她们的人数寥寥无几。他们写道：“我们现在想继续探讨的另一主题是，所有的年轻女性身影何在？她们在本书中无处可寻。”那么，年轻一代的女性主义者身处何方呢？在更大的圈子里可能也存在着年轻女性主义者缺失的现象。然而，这一情况在学术界已不再属实，尤其是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研究所中。在克拉马雷和史班德看来，年轻女性主义者的稀缺有可能是年龄歧视所致，也有可能是因为有名望的女性主义者在努力将信息传递给下一代女性主义者时面临着重重困难。

女性主义者认定某些流派更符合女性主义特征的例子也层出不穷。大家不禁要问，不同世代的女性主义者意见不一到底是谁之过。不管怎样，至少部分过错在于这个问题本身的提法。一方面，将各派女性主义的绝境归咎于缺乏激情、如同调皮孩童或坏女儿般的研究生——或另一方面，归咎于好忌妒、坚守地盘的母亲——最终都是危险、化约的做法。这些家族模式使人们未能从更大的语境出发来审视女性主义斗争。人们的诸多看法是否及怎样能“跨越世代”涉及包括对女性主义或世代不为年龄、角色所限的理解在内的社会、制度问题。

女性主义差异路线图的优势已在我们的领域中有所显现。由于人们注重差异，因此许多女性主义者已经偃旗息鼓，停止争论。我们听到，不少女性主义者在回应女性主义经常受到的抨击时发出了呼吁重建女性主义群体的声音。科罗德尼称，我们必须讲述我们的历史，这点很重要，因为这样一来别人才不会为我们讲述我们的历史，她努力找寻一个“可信、理智的[女性主义]声音”来代言，尽管这一声音存在问题。她希望找回我们“生活过的丰富多彩的历史——而非被某些粗略概述所同质化了的历史”。

她对女性主义和谐声音的愿望说明，我们若能收集到足够多的真实故事，我们便能共同描述出一幅女性主义画面。对贝姆而言，问题并不在于讲述我们自己的故事，而是要找到一种方式来复述以前的故事：女性主义者一度和谐相处，而今却四分五裂，因此我们需要从头开始。为了“生存”，我们必须重新将女性主义激进化或回到女性主义的起源，尽管事实上许多人认为这一起源只是一个传说，并称“女性主义者从一开始就针锋相对，相互抨击”。这些例子表明，如果各派女性主义确实信奉一种共同模式，那么这种模式不可能是事先呈现出来或经委托达成协议的。

本文节选自《文学制度》，有删改

《文学制度》

（美）杰弗里·J.威廉斯 主编
穆雷  李佳畅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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