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要人性没有终极定义，“疯癫”就不会被彻底定义

比希波克拉底的时代晚不了多少，中国人在《灵枢》中就有专篇讨论疯癫之症。在东方，人们对疯症成因的看法也分成自然与非自然两种。

不同的是，这两种观念有明显的等级特征。社会精英很早就认识到疯癫的生理属性，但身居底层的多数人仍然求助于祈祷、法事和神灵。

正所谓“医乃仁术”，在医儒不分的传统下，中国医生比西方同仁更早关心疾病与医疗的社会意义。即使坚信精神失常源于器质性问题的医生，也不得不倍加留意疯癫对群体造成的损害。

由此，人们想方设法应对疯癫之举的社会性破坏，最终形成了一套融入礼法的惩戒原则。结果是两方面的：一方面，疯癫的社会属性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另一方面，保守的制度也束缚着社会观念，使得人们对疯癫的认识和治疗裹足不前。

理性的耻辱与科学的噩梦

多年前读福柯的《古典时代疯狂史》，既解惑又生疑：人类社会到底有没有以精神失常为表征的生理疾患？还是说，一切都是知识和权力的建构？如今想来，我似乎下意识地试图从历史中找寻答案。最近读医学史家安德鲁·斯卡尔（Andrew Scull）的著作《文明中的疯癫》，感觉有收获。

单纯的生理疾患没有历史。没人关注咳嗽的观念演变，也没有人对腹泻的时代特征感兴趣。但是有些疾病从来都不简单，它们既是对身体的折磨，也是对心理的侵扰。更重要的是，它们不仅威胁自身，还会对他人造成强烈的影响，甚而在实际层面与象征层面上动摇社会秩序。这样的社会性疾病，才是有历史的疾病。比如传染病，比如精神失常。

希波克拉底讨论过他那个时代的“圣病”。在他看来，所谓“圣病”，一点儿都不特殊，同样由自然的原因引起。将其神圣化的人，要么是无知之辈，要么是江湖骗子。希波克拉底说的圣病，历史上一般称之为“疯癫”（madness），与我们现在所说的精神疾患大致同义。

暂且不论西方医学之父的对错，只需稍具历史想象力即可懂得，希波克拉底的见解在当时太过新颖。面对令人束手无策的疯癫，将不幸归因于神明、邪魔和命运，远比托付给力有未逮的医术更为安心。不过，希波克拉底提供的新思路无疑是革命性的。从此，非自然解释与自然解释形成了长期的“双轨制”，让医生和巫祝以不同的方式为疯癫之人提供安慰。

比希波克拉底的时代晚不了多少，中国人在《灵枢》中就有专篇讨论疯癫之症。在东方，人们对疯症成因的看法也分成自然与非自然两种。不同的是，这两种观念有明显的等级特征。社会精英很早就认识到疯癫的生理属性，但身居底层的多数人仍然求助于祈祷、法事和神灵。

正所谓“医乃仁术”，在医儒不分的传统下，中国医生比西方同仁更早关心疾病与医疗的社会意义。即使坚信精神失常源于器质性问题的医生，也不得不倍加留意疯癫对群体造成的损害。由此，人们想方设法应对疯癫之举的社会性破坏，最终形成了一套融入礼法的惩戒原则。结果是两方面的：一方面，疯癫的社会属性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另一方面，保守的制度也束缚着社会观念，使得人们对疯癫的认识和治疗裹足不前。

重大进展出现在伊斯兰世界，标志是医院的普及。面向患者和弱者的医院，其雏形见于拜占庭帝国，但这种不同于战地医院的慈善机构得以推广，是在伊斯兰教统治下实现的。在最早的医院里，疯癫者就在第一批收治的病人之列。从8世纪末到12世纪，伊斯兰城镇遍布大大小小的医院，其中也不乏专门处置精神错乱者的空间。

可以想见，医疗机构的建立对于疯癫而言，是一种定义上的更新。尽管在今人看来，这种定义包含着难以忍受的残酷，可是想到长期以来被社会和家庭遗弃荒野、自生自灭的人，这些残酷仍有着无可奈何的价值。

与伊斯兰世界形成对比的是罗马帝国崩溃之后的欧洲，那是一个贫困、暴力和病魔肆虐的时期，短促的平均寿命足以证明这一点。另一个显著的佐证则是识字率。从7到13世纪，中世纪欧洲的绝大多数人丧失了起码的读写能力，医学也不可避免地沦为文明凋敝的牺牲品。这直接导致人们看待疯癫的观念陷入停滞甚而倒退。

别说医学，就连宗教也跟着堕落。早期基督教强烈反对偶像崇拜，把施行法术当作奇技淫巧。但是到了中世纪，基督教在向北方蛮族传教的过程中似乎沾染上了萨满的习气，认定摧毁异教神庙，驱离依附于人身上的魔鬼，树立形形色色的圣人，施展更多更强大的神力，就足以治愈那些灵魂扭曲的疯癫之人。

教徒热衷于“搭救”那些疯癫者，是因为驱魔的过程特别能彰显上帝的全能。不少中世纪的绘画和雕塑都在描绘这样的场景，文学也不例外。譬如在《神曲》里，但丁对第八层地狱的欺诈者、作伪者施以的惩罚就是让他们染上麻风、水肿和疯癫。

疯癫是罪孽的结果，罪孽是最严重的疯癫，而所谓罪孽，就是违背神的旨意。这种把疾病当作恶行的社会观念改变了疯癫的定义，也主宰着患者的命运。

直到欧洲的社会经济状况逐步改善，这一局面才得以改观。大学出现了，医生有了自己的行会，被伊斯兰世界保存和发展的医学典籍，连同他们的医院一起成为学习和效仿的对象。一个有别于僧侣的知识阶层开始壮大成型。渐渐地，医生们发现他们手中有了一个无比强大的知识架构。凭借它，医生不仅可以描述疯癫、解释疯癫，还可以为大众提供一种与宗教截然不同的信念，让患者和他们的亲人相信，世上的确有人懂得他们的痛苦究竟因何而起，也知道缓解甚或治愈疯癫的方法。现在看来，这种重返理性的态度显然昭示着文艺复兴的精神。

矛盾的是，尝到理性“甜头”的人在某些时候反而会变得更激进。在这样的人眼里，疯癫并非自然，而是对理性的冒犯、亵渎和羞辱。最典型的就是猎巫运动。这项既狂热又残酷的大规模迫害活动虽说早已存在，高潮却出现在16世纪至17世纪，适逢欧洲文艺复兴的鼎盛期，这足以说明观念与事实的错位可以达到何等惊人的程度。这也意味着在医生和教士的联手下，不少精神疾患被逐出了疯癫的范畴，被赶入了天谴、邪灵、撒旦以及黑暗势力等超自然领域。反倒是莎士比亚那样的文学家，还愿意把疯癫置于人性之中，尽管他们的初衷是娱乐大众。可惜在他们笔下没有内在的、安静的疯癫可言，舞台上无休无止的躁狂和暴烈，昭示着难以挽回的人物命运。偶尔也有恢复了理智的文学角色，可那个人一旦清醒，就会像堂吉诃德那样死去。

在这一时期，贵族和知识阶层迷恋的是忧郁症。毕竟，这种无伤大雅的疾患不会给社会带来太多的恐惧。与此类似，还有各种疑神疑鬼的癔症和歇斯底里的精神崩溃，这些得到“资格认证”的疯癫在文化的助推下流行开来。事实上，人们心照不宣地把它们视为文明开化和高雅文化的明证。一位英国医生就认为，神经疾病是社会地位的产物和证明，傻里傻气的下等人不会情绪低落，只有生活优雅的上流人物才会神经衰弱。这种曲折的自我恭维，连大卫·休谟也抵挡不住。

在福柯看来，从中世纪晚期到文艺复兴时期，社会对待疯癫的态度还算宽容，顶多用“愚人船”之类的方式将疯癫者放逐。只是到了17世纪至18世纪，疯癫才受到了更残酷的对待。因为在启蒙时代，疯癫被视为与理性势不两立的敌人，成为体制全面压制的对象。但是斯卡尔对疯癫史的梳理与福柯的描述有明显出入。线性化的分期或许有利于理论批判，却有可能忽略了事实的复杂性。放逐、禁闭、收容、矫正、规训，每一项针对疯癫的社会措施在那个时代都不是排他性的，它们的理由和动机也相互纠缠。医学的、神学的、政治的、社会的目的，以及纯粹的利益，使得近现代的精神疾患在现实世界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纷繁芜杂的特点。

应对疯癫的机构既有污秽不堪的疯人院，也有清洁雅致的疗养所，很多时候重点在于阶级，而不是理性。这并不意味着福柯的批评全错了。他认为精神病学以及治疗是一种庞大的道德监禁。但我要说，这座巨大的“监狱”也有待遇不同的“牢房”，穷人没有能力患上“体面”的疾病。另一方面，从古典时代到19世纪，再到我们的时代，“疯癫”这个词逐渐隐退，“精神疾患”取而代之，整个演变的过程仍有正面价值。

要点是我们如何看待人，看待人性。一些人认为，人性存在某种本质性的东西，只是这种东西一直遭到社会的污损和扭曲，甚至彻底丧失。在这些人眼中，文明无非是社会压倒个人的全部过程。粗略而言，福柯对疯癫的剖析建基于此。顺着异化论的“逻辑滑梯”，诞生了更激进的观点——疯癫根本就是社会建构出来的神话（myth），疯癫者不是身体有病的人，而是社会的受害者。可是，有没有超脱社会的人性？或者说，个人必然与集体水火不容吗？我有些疑虑。

但不管怎样，异化论推动了精神病学的发展。它帮助医学在这一领域取得了无上的权威，在观念上实现了将“疯癫”更替为“精神疾患”的巨大转变。

因此，19世纪的法国人更喜欢把精神病学称为“aliénisme”（异化学），而不是德国人发明的“psychiatry”。他们还称精神病医生为“异化学家”，英语里的“alienist”就源于此。

像艺术家那样将熟悉的世界陌生化，使自己的人生焕发新意义，这是作家西闪最近持续思考的主题。作者认为，在当下这个冲突加剧的时代，每个人都可能遭遇文化冲击，产生不适感或幻灭感。为应对这种“巴黎综合征”，我们要做两手准备:一方面，要通过阅读来接种观念的疫苗，让自己低烈度地体验各种文化症候带来的纷繁感觉，从而产生免疫力；另一方面，要学会以艺术家的眼光看待世界，用视角的新奇治愈习惯的慵懒。书中辑录的这些思想随笔，既是观念的疫苗，也是审美的技巧。

书分三辑，主要讨论认知心理学、神经科学、医学人类学、艺术社会学等诸多领域的研究成果，并通过这些话题引导读者思考人与社会、人与环境、人与自身的关系。这部充满跨学科意味的思想随笔，试图指引读者在复杂多变的世界里勤于思考、善用想象，摆脱因熟悉而造成的偏见，重塑面向未来的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