尺牍情愫，三十春秋：胡适与南京大学的因缘
胡适之先生是20世纪中国最有影响的教育家、思想家。胡适与世界知名大学是非常受关注的学术话题，有关胡适与北京大学及其母校哥伦比亚大学和康奈尔大学的研究，成果时有所见，而胡适与其他知名大学的研究近乎阙如。
胡适在南京大学的前身——南高师-东南大学-中央大学和金陵大学，或讲学，或座谈，或为学术出版说项，或关切同情学校之不幸，或为困境中的学人提供出处，其所挹注的情感折射出一位教育家对中国大学教育的默默牵挂与殷殷情怀。胡适与南大同道，互动往还，跨越三十年，这一世因缘，在现代中国学术史上鲜为人知，笔者不揣谫陋，试以几封胡适之先生未刊书信，缕之述之，以为母校百廿华诞庆。
致“南高师友人”
1916年，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校长江谦通过胡适的朋友带信，拟聘胡适为南高师教授。尚未毕业的胡适，写了一封信回复万里之外的“南京友人”，婉言谢绝南高聘请的好意。这封信已不复见，但在他写给母亲的家书中还留有一丝痕迹：“昨日得南京友人来书，言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校长江易园先生欲招儿往该校教授，儿已以不能即归辞之。”胡适所以辞却南京高师的聘请，是彼时为博士论文所苦。他在给好友许怡荪的信中说“本月中尚在读书，下月拟动手作文，能作完几许，则不可知耳。”并解释说“论文择题大难，颇不易为，若潦草塞责以得学位为前提，则又非所屑为，迟迟不归，正以此耳。”
《大学与现代中国》
点击图片 一键购买
胡适给母亲家书中的“南京友人” 应该就是南高师的郭秉文。郭秉文1915年担任南京高师教务主任后，积极推进南高师向现代大学转型，接连考察国内的北方教育和东邻日本教育，一方面，延揽留学美国的中国学人，一方面把国内的教师送到美国留学。经郭秉文的努力，南高师师资阵容迅速壮大。1918年10月，南高师47名教员中，25人有留学背景，其中21人留学过美国。胡适的背景非常符合郭秉文的选人用人取向，郭秉文致函胡适，代江谦校长表达聘请的意愿最有可能。
胡适正式来到南高是在四年之后的1920年，此前一年，他在南京有过短暂停留。1920年，他在《许怡荪》诗的“自序”中说：
1919年1月，胡适在朋友的陪同下游览了秦淮河，这是胡适第一次见秦淮河，和南高教员张子高与河海工程学校校长许肇南、好友许怡荪一同在金陵春吃夜饭。胡适此次是治母丧经南京回北京途中。因是“路过南京”，并没有访问南高师的计划。陪同胡适夜游秦淮的都是他的挚友，是小范围的私人雅聚。
1920年夏，胡适来到南高讲课。这一年，南高师在全国率先开设暑期学校，这也是中国大学开设暑期学校之始。南高暑校引入学分制，选课制，招收女学员，举办行业博览会，招收17个省的学员1041名。吴贻芳、胡宗南、杭立武、张其昀都是南高首届暑期学校的成员。
南高邀请胡适南下，为暑校加持。那段时间，胡适的女儿即将出生，著述任务也很繁重，南下讲学有点勉为其难，南高邀请的另一位北大教授陶孟和最后就没有成行。但胡适最终克服困难，在南高待了三个多星期，不能说没有报答四年前南高聘请他情谊的考虑。胡适在南高讲课，选修者数以百人，成为“最受欢迎的教员”。
上课之余，胡适在六朝松下会老友，作新诗，创作了《我们三个朋友》等多首白话诗，为白话诗集《尝试集》再版作序，鸡鸣寺远眺，秦淮河宵夜，玄武湖漫游、赏荷、荡舟，还配合讲课，请亚东图书馆在南高校园售卖标点本古典小说《水浒传》。讲学、创作、著述、出版，会友，短暂的学术生活安排得紧致而又充满诗意。
这次南下授课，胡适与南高师也是有分歧的。讲授的两门课程原拟为专题型、研究型，陶行知认为“太于专门”，还是普通些好，虽然胡适最后让步了，但他坚持认为大学应该研究高等学问，做提高的事业。回到北京，在北大开学典礼上他有感而发，作了《提高与普及》的讲演，似乎意有所指。胡适秉持自己对大学教育的一贯看法，认为“提高”重于“普及”，似不赞同南高暑校的“推广教育”。
致东大校长郭秉文
1923年12月17日是胡适32岁生日。这一天他给郭秉文校长写了一信。这封信现藏于南京大学：
信中谈了两件事。一是在南京悼念南高-东大英年早逝的刘伯明先生。
胡适1921年暑假应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所长高梦旦先生之邀，在上海考察了45天。其间，高梦旦曾问胡适，如果他不能就编译所所长，谁能任此。胡适一时想不出人来，高梦旦问刘伯明如何？胡适说“决不可”。胡适认为刘伯明不适合担任编译所所长，不宜离开东南大学，一如他自己不宜离开北京大学。他后来为商务推荐王云五，堪称世纪之选。胡适与刘伯明过从不密。刘伯明翻译过杜威的《思维术》，胡适读后发现有翻译错误，曾指出其中几处，托陶行知转告。胡适结束在上海的考察前往安徽途经南京时，应陶行知之邀，来东南大学暑校演讲，演讲结束后与东大诸学人一起吃饭，同席的有刘伯明、梅光迪、张子高等人。刘伯明显然是代表东南大学校方到场的。胡适悼念刘伯明，挽其“鞠躬尽瘁而死，肝胆照人如生”，高调肯定其人格与精神，评价至为得当。其实，胡适一生又何尝不是如此？！四十年后，他在台北溘然长逝，刘伯明的学生张其昀为胡适之死而哀，认为以胡适当年挽乃师刘伯明之联送给胡适之先生“也是非常合适的”。
信中谈及的第二件事，是东南大学痛失刘伯明后不久，又发生了一场惨烈的火灾，可谓祸不单行。1923年12月11日夜半十一时，东大口字房上下楼120间房着火，连续燃烧两个半小时。烧毁的120间口字房，“为东大教务部、藏书室、物理仪器室、生物标本室、棉业仪器室以及文理农工教育各科的办公室，各系的预备室所在，即无异为东大全校精华之区”。“东南大学竟致全校精华付之一炬，中国的高等教育何其不幸！” 胡适致信表达对东大的关注和同情，让连遭不幸的东大同人倍感温馨。
信中云“过南京时”，是指胡适1923年11月30日由沪抵宁，在东南大学勾留两日。12月1日，胡适在青年会为其侄胡梦华君与吴淑贞女士证婚（二人均系东大西洋文学系学生）。12月2日，在东南大学国学研究会作两场演讲《再谈谈“整理国故”》与《书院制史略》。
前者对应于他1921年暑期演讲的《“研究国故”的方法》，从立的层面，介绍了整理国故的几种方式。后者介绍书院的历史与书院的精神，认为书院在中国教育史上占一个重要位置。但清末政变，完全推翻一千多年的书院，一律代替以学堂，绵延千年的书院与书院自动研究的精神不复存在了。
胡适致信郭秉文，表达关切与同情，一方面是北大、东大双峰对峙的两大学同仁间的惺惺相惜，另一方面也与郭秉文对他的器重不无关系。
1921年暑期，胡适在商务印书馆考察期间，郭秉文安排宴请胡适。当日（7月20日）胡适日记记载如下：
从安排的陪同人员看，郭秉文用心良苦。马寅初与胡适是哥伦比亚大学和北京大学的双料校友。此时他正帮助郭秉文筹建上海商科大学（属于国立东南大学的一部分）。张子高与胡适已是旧相识，曾陪同胡适夜游秦淮。在座全都是留美归来，有三人与胡适还是校友。如此安排，其意不在劝胡适留商务，而在“兼东南大学事”。
胡适最终没有选择东大，希望在北大实现学术独立的理想。至于东大，胡适是寄予厚望的。他在东大国学研究班演讲时说：“国故是我们自己的东西，总应该办得比世界各国好。这种责任，是放在贵校与北大国学系，与有志整理国故者的肩上，盼望诸君努力。”
致中大教授沈刚伯
1947年6月11日，已是北大校长的胡适在百忙中给两度担任过中央大学历史系主任的沈刚伯教授写了一封信。这封信为沈刚伯先生后人所藏。笔者有幸蒙沈先生女公子沈念祖授权使用，全文如下：
胡适与沈刚伯认识很早。1926年他游历英伦时，沈刚伯恰好在伦敦大学读书，专攻英国史、宪法史和埃及学。回国后，沈刚伯自1931年起一直在中央大学历史系执教。上述胡适致沈刚伯函，是胡适回国一年后催其去北大任教授，这是他们一年前的约定。
1947年10月，沈刚伯夫妇生下长子，却不幸早夭。胡适得知后再度写信请沈刚伯到北大教书。沈刚伯先生夫人、中大校友曾祥和教授晚年回忆说：“胡先生在信中提到他听说我接下北师大聘书，以及我们第一个男孩在襁褓中夭折的‘失明之痛’，希望我们换换环境，内容非常感人。”
在北京大学档案中，沈刚伯列于北大史学系教授名录中，排在傅斯年之后，被标记为“已发聘书尚未到校者”。
北京大学校长胡适延请沈刚伯教授的聘书
1928年5月，在中央大学召开的全国教育会议上，胡适有即席演讲：“想九年前中央大学为南高。当时我在北大服务，南高以稳健保守自持，北大以激烈改革为事。这两种不同之学风，即为彼时南北两派学者之代表。然当时北大同人，仅认南高为我们对手，不但不仇视，且引为敬慕，以为可助北大同人，更努力于革新文化。”沈刚伯并非胡适门生故吏，也没有世交乡谊，胡适邀请他到北大任教授，应该是他二十年前所说的“助北大同人，更努力于革新文化”。这年暑假沈刚伯应台大校长庄长恭之请，帮台大聘请教授，后时局急遽变化，已无法履行宿约执教北大了。
1946年10月26日，胡适在下榻的鸡鸣寺中央研究院招待所，写了一封信托人送交金陵大学校长办公室：
这封信是胡适参加中央研究院评议会期间，回复陈裕光校长的，现藏于南京大学。他所以辞却陈校长的邀请，确是身体有恙。当天他“到中央医院看喉病，被院中医生留住两日夜”。陈校长及其金大同人对胡适的真诚告白是可以理解的，胡适过往对金大的爱护与肯定他们有目共睹，在此不赘。
胡适晚年为金大校友沈宗翰的回忆录作序时说：“中国农业教学和研究的中心是南京。南京的中心先在金陵大学的农林科，后来加上南京高等师范学校的农科。这就是后来金陵大学农学院和东南大学（中央大学）的农学院。这两个学院的初期领袖人物，都是美国几个著名农学院出身的现代农学者，他们都能实现他们的新式教学方法，用活的教材来教学生，用中国农业的当前困难问题来做研究。……这段历史是中国科学发达史的一页，是中华民国教育建设史的一页。”学过农学、当过大学校长的胡适说这番话应该是有说服力的。
胡适也曾引用司徒雷登的话，称赞包括金陵大学在内的几所基督教大学，“对于中国文化的研究达到了任何纯粹中国学术机构所具有的最高水平”。
《南京大学校史资料选编》
点击图片 一键购买
正是基于金陵大学的不俗的办学成绩，三十年代，胡适曾驰书商务印书馆王云五先生，介绍金大中国文化研究所徐养秋所长前去洽谈出版学术著作，这件事至今让学人感到温暖。
1948年4月，胡适应陈裕光、吴贻芳、顾毓琇之请，在金陵大学座谈“大学教育的改进”，胡适认为大学教育应该首先办好重点大学。此时他已有了争取学术独立的十年计划，主张分批建设重点大学。第一批重点建设的五所大学包括了中央大学。
结语
从1916年胡适回复南高师聘任，到抗战后函催沈刚伯任教北大，前后跨越三十年，胡适与南高、东大、中大和金大同道时有尺牍往还，胡适也经历了留学生、教授、文学院院长和北大校长的角色演变。
胡适在南高、东大讲学、致信郭校长，正是高等教育由学堂向现代大学转型的时期。无论是在南高讲学，还是在东大讲演，胡适真正的聚焦在于研究高等学问的方法。方法论也是胡适一生治学研究的底色。演讲《书院制史略》，则是强调书院研究精神的价值与意义，中国大学教育的现代化不能完全否定传统；哀悼亡友、同情南高火灾，则是中国大学由传统向现代转型中的学术同仁的惺惺相惜。
为金大学术出版致函商务印书馆，则是在近代中国大学发展的黄金十年期，对教会大学办学成绩的鼓励。约请沈刚伯到北大任教，则是其战后恢复与重建中国高等学术研究的努力的一个缩影，与他在金大座谈“大学教育的改进”，提倡首先办好重点大学，内在的逻辑是一致的。
胡适对南高暑校的加持，对东大的关注，对中大的期盼，对金大的呵护，既是情系一校，更是他对整个中国高等教育现代化的牵挂与惦记，是他一以贯之的学术梦、大学梦的映照。胡适在上个世纪四十年代提出学术独立的十年计划，五十年代提出在台湾建设亚太学术中心，是这一梦想的集中诉求。胡适之先生没有等到梦想花开的这一天。
今天，中国的高等学术研究与中国大学在世界的地位有了大幅度的提升，胡适之曾经寄以期望的南京大学和北京大学等中国顶尖大学一样，明确提出了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路线图与时间表。胡适之先生生前没有实现的学术独立的梦想已经部分地实现了！
原刊台北《传记文学》第120卷第2期
文中胡适书信及聘书照片均为授权使用，谢绝转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