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父亲文学到家庭小说
以第一人称的形式是没有办法将一个人的生平从出生叙述到死亡的。也许这就是我们无法抗拒小说的原因，因为它呈现给我们的，正是人们有意识的人生经历所未包含的：开端和结束。
出生与去世从未被包含在作家自述中——如果这一自述与个人回忆相关。对作家自传有所研究的哲学家彼得·斯洛特代克将这一点称作“人类生活历史的开端缺失”。这一说法指的是开端的自我隐匿，这一方面之所以隐匿不被人察觉，是因为人类的生存从来不必完全从零开始，而始终是慢慢地熟悉那些已经存在的联系：熟悉家庭、语言、历史、传统、文化。
个体的生活早就已经（这两个词在这里的确是妥当的）被嵌入进超越个体之上的生活，而没有这一个体之上的生活，个人生活根本不会出现并获得发展。
按照席勒的观点，个人的生活历史是转瞬即逝的。相对应的，永恒留存的仅仅是一条锁链,也就是几代人、性别、民族和文化之间的相互联系。我们今天用“文明”或者“文化进化”这样的词汇来描述这一十分笼统的联系，并且用它们来表示科学和技术革新的累积过程或文化创新，这一文化创新在19世纪又被总结为“进步”这一概念。
席勒所描述的关于“锁链”的形象中，有趣的是它对未来的指向性：未来成形于，我们将那些从之前世代所获得的，更加丰富地传承给我们之后的世代，以此做出一些我们自己的贡献。他所提到的“债务”，是一种亏欠的人情债，或者用现在的术语来说“赴偿之债”。
从父亲文学到家庭小说
“六八年代”的存在经历表现在，他们发现自己生自“不好的父母”，发现自己被前代的世界所欺骗并且被人们弃于不顾。人们以不同的方式对这一经验做出实际的回应，但所有这些回应都建立在家谱锁链的绝对断裂上，而人们则是因出生被扣挂在这一锁链上。这一决裂尤其在一种盛行于七八十年代西德的文学形式，即“父亲文学”中得到印证。
这些作品围绕着与血亲父亲的背离展开，与之相伴的通常是对精神父亲的找寻。随着与世界大战和犹太大屠杀时间间距的拉大，父亲文学在20世纪90年代被代际小说或称家庭小说所取代，这些小说在千禧年转折之后仍然盛行。两种类型小说的共同主题是把焦点聚集在一个虚构的或者自传式的自我身上，这个自我在直面自己的家庭和德国历史中印证他或者她的身份。不过这一自我印证的形式在两类文学中却不尽相同：父亲文学的中心思想是个性化和决裂——它的主体中心是与父亲的对抗、斗争和决算；家庭小说的中心思想则更加注重延续性，它涉及的是个人的“我”如何融入更大的家庭和历史关联中去。
家庭小说中的主人公对其自身身份的探寻随即获得了一种历史的深度和复杂性，而这一点在父亲文学中却并未得到突出表现。这种深度和复杂性还表现在文本的写作方式上，家庭小说多半以调查研究作为支撑，并且采用了家庭档案和其他文件中的资料。这一历史声音与语篇类型的混合造就了一个新的文学时刻，它使得家庭小说成为一种打破虚构文学和纪实史料之间明确界限的混合文学类型。在父亲文学中，自述者的形象受限于一种强烈的划清界限的愿望，而家庭小说则更多表现的是一个找寻的、隐忍的、诠释的以及探知的“我”。这一讲述者形象中十分关键的一点是，他们认识到，他们身份中重要的一部分是与家庭的历史联系在一起的，而这段家庭历史他们本身却并未经历过。
这样一种回望过去、理性分析和渴望理解的态度绝对不等同于谅解，它表现的是偿债的另一种形式。“家庭小说”的重要结构特征是对交互存在的个人、家庭历史和民族/国家历史的承认，而这一点同样也是其认知策略和情感状态的基础。随着从父亲文学到家庭小说的转移，“代”的概念也发生了改变。在父亲文学中，我们处理的是一种代与代之间的两极关系。文本关注的仅仅是父亲与儿子或女儿之间被道德所占领、处于极度紧张状态的跨代交界点。它以一个二元的代际模式为前提，在这一模式中相应年长的一代和相应年轻的一代之间的矛盾是一个人类学上的基本冲突。父亲文学描述的向来是这一断裂点，它也成为上演德国战后史中各种讨伐罪责和控诉、纠缠和反抗闹剧的典型舞台。
相比之下，家庭小说中被描述的时间围绕着三（或者更多）代人之间的相互回顾展开。这几代人既是家庭维度又是历史维度中的当事人，因此也是集体经验和价值观念、心性和偏见结构的代言人。当父亲文学表现性地对两代人之间的决裂进行描述，紧随其后的家庭小说则建立在以长期的纠葛、传承和交叉为表现形式的延续性问题上，这些问题有时产生于家庭其他成员不知道的地方。
让我们再次回到锁链的形象。家庭小说的作者们认为，斯洛特代克在1988年如此极端激进且固执地扯断锁链的这一做法并没有解决任何问题。他们引以为鉴的是美国哲学家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早在这些作家之前他就表达了如下观点：“我们曾经都以为积极的力量就是一切，但如今我们才明白‘消极力量’，确切地说，环境占了一半。”爱默生认为，个人绝不可能是其个人身份认同的设计者。他所谓的“消极力量”指的是我们生活中的某些元素，这些元素并非产生于有意识的追求和生活样式，而是源自长期的深刻印迹和无意识的影响。尼采，作为爱默生的仰慕者，转变了对“消极力量”的看法，这一转折恰好可以被看作新兴的德国家庭小说的标语：“既然我们现在是前辈人的后果，那么我们也是他们的失足、激情和错误——或罪行——的后果；想要完全脱离这一生物锁链是不可能的。如果我们要判决他们的每一次失足，而视自身与前辈人完全决裂，那我们就无法面对我们出生于他们这一事实。”（尼采/Nietzsche， 1962：299等）
锁链的形象在这里发生了一个特殊的转变；如果席勒要传给后世的是对之前世代所欠下的人情债，那么尼采留给后世的则是消极的罪责。在积极的能量下这一锁链是指向未来的，而在其他情况下它则构成了一种束缚，因为它将现在捆绑于过去之上。如果父亲文学是以“外部化”的形式对抗国家社会主义（剥离异质性的东西，将其强加于他人身上），那么隐藏在家庭小说之后的确切地说则是一种“内部化”立场（接受他者是部分的自我）。这类小说使得“国家社会主义亲近于人们”；人们开始一丝不苟地重建一段历史，而这段历史很长时间以来是人们并不愿意知道的，这段惊悚的德国历史由此也得以尽可能真实地被还原。接下来我将分析这一新兴的家庭小说中的两部作品，正是它们打开了通向德国历史的新通道。
本文节选自《记忆中的历史：从个人经历到公共演示》，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