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纠纠 毛浩然 徐朝晖 | 克里斯蒂娃的语言观
作者 | 徐纠纠 毛浩然 徐朝晖
摘要
克里斯蒂娃的学术思想在语言学界具有广泛影响力。本文从其符号理论和互文理论入手，探讨其系统的语言观。她创立“解析符号学”理论，认为文本的生成需经过“生成文本”和“现象文本”两个阶段。她在文本生成观里融进了精神分析的思想。在互文理论中，克里斯蒂娃认为任何文本不可能全都是作者全新的内容，必然吸收了前人文本精髓，因此对文本的理解，同词语的理解一样，所涉范围不仅是单个文本，而是要扩展、延伸到其他相关文本。文本意义的获取涉及“主文本—客文本—作者—读者”四个因素，也就是说意义的获得是一种动态的过程。这是对文本意义的获取的一种全新的理解。克里斯蒂娃对语言的理解超越了结构主义的语言观，在全面揭示语言的意义方面具有很高的价值。
关键词
解析符号学；文本理论；互文理论；精神分析；文本生成；语言观
1 引言
1941年，克里斯蒂娃出生在保加利亚东部小城的一个犹太家庭中，她从小就接受了法语教育和法国文化的熏陶。她上过法语幼稚园，进过法语学校，在修道院学过法语。她曾梦想成为一名天文学家或物理学家，最终却转向了人文学科的研究(西川直子2001;王瑾2005)。
1965年，克里斯蒂娃根据法国-保加利亚文化协定，作为公费留学生到巴黎留学，参加了歌尔德曼和巴特的研究班。不久，克里斯蒂娃就融入到巴黎的学术界，她着眼于意义生成活动的发展过程，批评当时占主导地位的结构主义，开辟了符号论、文本论等新的研究领域，后来把精神分析、女性论也纳入了她的研究领域。她之所以能在法国学术界很快就崭露头角，除了她的天赋、勤奋努力、良好的法语背景之外，和当时巴黎宽松的学术环境也是分不开的。克里斯蒂娃在巴黎留学的时代，“学者群星闪耀，大师群体在欧洲云集，构筑了她得以启迪成长的学术环境:陀思妥耶夫斯基、索绪尔、巴赫金、黑格尔、德里达、本维尼斯特、弗洛伊德、福柯、罗兰·巴特、拉康跨世纪、跨国界、跨领域杰出思想的光照”(祝克懿2013)。她不但有学术造诣很高的老师，还有一批志同道合、学术思想活跃的有志学者。在这种环境里，虽然克里斯蒂娃是个“外国人”，但丝毫不影响她利用各种便利条件获取知识，“但我还这样说:‘没有哪里像在法国那样，人们能更好地成为外国人。’即在法国做外国人是很幸运的。因为法国有启蒙的传统，有一种批评、质疑的精神，也有像罗兰·巴特这样的人。罗兰·巴特属于那种非常罕见的教师，会去倾听学生的心声，欣赏学生的研究成果”(克里斯蒂娃2013)。
几十年后的今天，克里斯蒂娃在学术界有了自己的学术地位，“社会各界给予她符号学家、语言学家、哲学家、文学家、女性主义者、精神分析学家等种种头衔、称谓……”(祝克懿2013)。本文关心和讨论的是克里斯蒂娃的语言观，实际上是讨论克里斯蒂娃的“符号观”和“文本观”，虽然克里斯蒂娃在多个研究领域都涉及对语言的研究，但符号观和文本观这两个领域的研究最能体现她的语言学思想。
2 符号观：解析符号学
什么是符号?黄华新等(2004:1)认为:“符号”(sign)一词渊源已久，然而它的含义一直含混不清，甚至在经典著作家那里也往往有不同的理解。在古希腊，符号就是征兆。公元前5世纪至公元前4世纪，古希腊医学家希波克拉底(Hippocerates)把病人的“症候”看作符号。公元2世纪，古罗马医生、哲学家盖伦(C．Galen)写了一本症候的书，名为Semiotics，即今天人们所说的“符号学”。此后，基督教思想家奥古斯丁(A．Augustine)给了符号一个一般性的解释:“符号是这样一种东西，它使我们想到在这个东西加诸感觉印象之外的某种东西。”意思是说，符号是代表某一事物的另一事物，它既是物质对象，也是心理效果。什么是符号学?通俗地讲，符号学是研究符号的科学。而更能被学界接受的说法是:符号学是专门研究符号及其意指活动规律的科学。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在其《普通语言学教程》(1916)中首次提出了符号学(semiologie)概念;而几乎在同时，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家皮尔斯(Peirce)通过对康德(Kant)《纯粹理性批判》的研究也开启了符号学(semiotics)的研究。而到了1964年，法国文艺批评家巴特(Barthes)的《符号学原理》一书问世，标志着符号学作为一门学科的诞生(王铭玉等2019:36)。那么符号学跟语言学的关系是什么呢?黄华新等(2004:29)是这么解释的:“索绪尔明白无误地把语言学看成符号学的一部分，然而索绪尔符号学说最透彻的解释者———罗兰·巴特，却得出了一个完全相反的结论。他说:‘应该从现在起就承认，有朝一日索绪尔的主张可能被推翻:语言学不是普遍的符号科学的一部分，哪怕是有特殊地位的一部分;相反，符号学乃是语言学的一部分，是具体负责话语中大的意义单位的那部分。’”看来语言学和符号学谁归属谁的看法还不一致，但两者关系密切是大家一致的看法。下面我们讨论最能体现克里斯蒂娃的符号学思想的“解析符号学”(semioanalysis)，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她对能体现语言学思想的文本特性的分析。
克里斯蒂娃之前的符号学研究以结构主义的研究方法为主导，称为结构主义符号学。这种符号学的理论基础是被誉为结构主义鼻祖索绪尔的语言学理论，解析符号学是对结构主义符号学的超越，主要探讨结构的外部问题。殷祯岑等(2015)认为，解析符号学是符号学研究和精神分析(psychoanalysis)结合的产物，是一种通过精神分析对语言学所作的反形式主义的重新解读。其实，早在《符号学:符义分析探索集》(2015)中，克里斯蒂娃已经开始用“解析符号学”来命名她的理论，不过在当时的理论体系中，精神分析只是作为对互文性思想的点缀时隐时现，并不构成理论的核心。后来，克里斯蒂娃全面引入精神分析，并以其核心分析模式(欲动、规约的相互作用)来重构自己的思想体系。因此，克里斯蒂娃第一阶段的理论是以意义的生成性和互文性为基本内容，而符号学理论是以精神分析为核心特征的名副其实的解析符号学。
下面我们通过两个图来简要介绍解析符号学的基本观点，一是西川直子(2001:58)的“符号分析学文本空间的概念示意图”;二是殷祯岑等(2015)的“解析符号学理论体系图”。
1)解析符号学的文本空间概念图
图1左边的“符号分析学”就是指解析符号学。西川直子认为图1是一张“生成文本/现象文本、间文本性、意义生成性”的关系图，用以表现文本空间。她这样解释这张她自己绘制的“概念图”:“这张图，是将被现象文本切开的‘垂直的意义生成空间’进行视觉化的东西。”在现象文本的层面上，“独话”指的是“单一”的意思，因为实际上不可能完全单一，就放进括号里，这反映了克里斯蒂娃的观点。间文本性、对话、对话-双数逻辑等概念，与文本的层面、生成文本的层面都有关系。处在文本之场中的间文本性，既是与他文本以及与历史社会的相互插入，也是现象文本与生成文本之间的对话——对立物的并存。
简单说，图1就是介绍“其他文本--生产文本--现象文本”三者的关系。我们把图1看作是克里斯蒂娃如何用她的符号观来解释文本的生成，以及文本跟其他文本之间的关系。
2)解析符号学理论体系图
殷祯岑等(2015)是这样解释图2的:解析符号学以异质性为核心精神，其具体内容为文本生产过程(符号意义的生成过程)中主体欲动与话语规约的共存和相互作用。这样的异质性投射到主体层面、符号存在状态层面和文本层面，产生了一系列的新概念，并将它们凝聚成统一、完整的理论体系。在主体层面，解析符号学的异质性精神体现为理性主体与非理性主体共存。在符号存在状态层面，异质性精神体现为对前符号态与符号象征态的区分，符号象征态是符号意义的最终实现状态，意义以稳定结构的形式呈现出来;而前符号态是符号意义尚未形成的初始状态，它类似于物理学中的场，场中活跃着各种各样的本能冲动。这些本能冲动凌乱而发散，互不相干，等待着话语规约将它们整合起来。在时间上，前符号态先于符号象征态发生作用，它不具有稳定的意义结构，却是意义生成的母体和基础。意义生成就是前符号态向符号象征态的转化过程。在文本层面，异质性体现为生成文本与现象文本的划分。现象文本是作为现象的文本，就是我们日常所见的有形文本，而生成文本是作为生成过程中的文本，它将现象文本“摧毁、多层化、空间化、动态化”，使之成为同时具有多重意义的复量结构。
通过介绍克里斯蒂娃的解析符号学的图示，我们归纳为以下几点:
1)克里斯蒂娃在研究符号学时将人的因素考虑进来，这个思路可以追溯到亚里斯多德和斯多葛学派(Stoics)，他们将思维和认知引进语言解读，构成语言、思维、外部世界三维关系，后来的相关问题的理论和概念等，都源于他们的新思想。“亚里斯多德和斯多葛学派(Stoics)在语言和外部世界之外，引进思维和认知的维度，认为词语和外部世界没有直接关系，外部世界首先反映在人们的思维之中，词语表现的是外部世界反映在思维中的概念。1923年，Ogden＆Richards提出著名的符号意义三角，源头就是亚里斯多德和斯多葛学派等人的创见”(陈平2020)。
2)西川直子的图和殷祯岑等的图虽然都是介绍解析符号学，但西川直子的图重在说明各个概念之间的“关系”，以及现象文本和其他文本之间的关系。殷祯岑等的图重在构建解析符号学的架构和“框架”。
3)有些读者可能会觉得解析符号学比较复杂，这是因为解析符号学中的一些重要的概念，都有克里斯蒂娃自己独特的含义，还有在解析符号学里克里斯蒂娃又引入了一般读者并不十分熟悉的精神分析内容，所以对解析符号学比较难以理解。相关研究，除了克里斯蒂娃的原著外，还可以看李幼蒸(1999)、西川直子(2001)、罗婷(2004)、赵毅衡(2004)、顾嘉祖等(2006)、祝克懿(2013)、殷祯岑(2015)、孙秀丽(2016)等学者的介绍和分析。
4)对于克里斯蒂娃符号学的特点，孙秀丽(2016:22)归纳了三点:第一，克里斯蒂娃冲破以索绪尔为代表的结构主义“为语言而研究语言”的局限，成功引入主体性范畴——人、时间(时间变化形成符号学的动态性)和语言赖以存在的人的世界，后者当然包括外在物理世界;第二，克里斯蒂娃通过将人、时间和人的世界纳入其符号学视野，后者就变成人学，其对符号的探讨就变成对人的探讨，这样，克里斯蒂娃就将自己的相关研究纳入西方自古希腊以来所形成的学术主流;第三，德国学者卡西尔提出“人是符号性动物”，换言之，创造、使用符号是人之为人的重要条件。然而，仅仅从称名单位、交际单位着手研究符号，肯定存在局限性。相反，文本确实是理想的研究对象，因为符号、符号使用规则甚至人的存在方式等都会比较完整地体现或存储在文本之中。因此，克里斯蒂娃以文本为对象，考察、建构自己的符号学思想，较之那些以称名单位——词、句子和交际单位——为研究对象的做法，更加合理，也具有更加光明的前景。
3 文本观：互文理论
互文(intertextuality)理论是克里斯蒂娃在20世纪60年代提出来的。祝克懿(2016:199)认为:“互文理论不是普通意义上的文本理论，它是具有哲学范畴的方法论意义和可用之于实证分析的文本理论。从20世纪60年代后期克里斯蒂娃提出至今，其源自哲学、符号学的宏阔学术视野、精锐思想和前瞻意识对多门学科产生了方法论的意义和研究实践的启迪。”
Intertextuality这个词最早是在克里斯蒂娃的《词语、对话和小说》(2012)中提出的。《词语、对话和小说》是互文性理论的重要奠基作，克里斯蒂娃正是在这篇文章中创设了intertexuality(互文性)这一术语。罗兰·巴特对克里斯蒂娃从巴赫金的对话理论发展出来的互文命题极为肯定，在1970年版的《S/Z》中开始使用互文性术语;在之后的《从作品到文本》《文本的快乐》中也多次提及;1973年，在为法国最具权威性的百科全书《通用大百科全书》撰写词条时，写下了三万余字的“文本理论”，阐释推广互文性理论，肯定互文性理论带来的思维革命(克里斯蒂娃2013;祝克懿2013)。如果我们探究互文理论的形成、提出和发展，就会发现互文理论学术脉络符合互文思想。阿尔法罗(Alfaro)(1996)认为，尽管“互文”这个术语只有几十年的历史，但是，互文现象至少与人类历史一样悠久，因为只要有关于话语篇章的地方，就有互文的现象。阿尔法罗系统地梳理了与互文相关概念的发展历程后发现，互文概念最早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时代。而对互文理论创立比较直接的学者有巴赫金的对话理论、艾略特的“神话方法”、索绪尔的结构主义思想等(徐赳赳2018)。祝克懿(2013)认为:“如果从影响范式角度考察互文性理论，那么时代思潮的影响(如东欧—苏联文化背景的积淀、西欧学术传统的规约、结构主义向后结构主义和解构主义转向的影响等);学术流派的影响(包括:马克思主义、俄国形式主义、结构语言学、前苏联文艺理论;法国哲学、符号学思潮、巴赫金学派的文化符号学的影响等)都可以导读出克里斯蒂娃曾经作为成员的那些学术共同体，藉此了解其学术思想的产生与传承。”
陈平(2018)认为互文理论可以看作是对索绪尔结构主义文本思想的突破:
“现代文学、哲学、文化和语言研究中的‘互文’概念，是出生于保加利亚的学者克里斯蒂娃(Kristeva)在1966年提出来的，初衷是针对索绪尔(Saussure)结构主义理论的局限性，更准确地揭示文本意义到底由何而来。根据索绪尔结构主义理论的基本原理，文本的意义主要由文本系统内部语言成分之间的相互关系决定。而克里斯蒂娃则主张，读者对于文本意义的解读，并不单纯取决于文本内部所含的语言成分，同时牵涉其他相关文本，文本和文本之间的相互指涉、相互参照、相互激发、相互影响是构成文本意义的基本要素之一。用索绪尔结构主义的语言来讲，这是一个文本分析所依据的系统范围大小的问题，索绪尔将系统范围限制在该文本之内，而克里斯蒂娃则将系统范围扩展到其他相关文本。互文理论提出后引起其他研究者的热烈响应，经过半个世纪的发展，在文学、哲学、文化和语言研究领域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互文性在今天已经成为相关领域里大家耳熟能详的概念。”
互文理论提出后，经过巴特(Barthes)、里法特雷(Riffaterre)和福科(Foucault)等众多学者的发展，互文理论逐渐走向深入。阿尔法罗(1996)认为，20世纪70年代后，互文理论沿着三个路径向前发展:1)解构主义路径。其代表人物是巴特。巴特(1987［1981］:39)认为，互文从某种意义上讲，文本是作者意图的自发的和坦率的表达，但该文本必定会包含其他文本的要素。2)解释性路径。指的是运用互文来解释必然，代表人物是里法特雷(Riffaterre)(1983)，卡勒(Culler)(1976)和热奈特(Genette)(1989［1962］)。他们关注的是从互文的角度对文学文本的阅读行为和文学批评。3)文化唯物主义者的社会—政治路径，即将互文运用到社会政治领域，主要代表人物就是福柯(Foucault)(1972［1971］)。福柯的互文概念中，不仅强调话语的作用，而且强调非话语的结构作用，例如机构、行业和专业等。他关注的是什么力量会限制和影响文本的流传，特别是在话语形成过程中，他强调作者的力量和评论的力量。
（一）主客文本编织网
上面我们回顾了涉及互文理论的一些背景知识，下面看钱伯斯(Chambers)①讲义中的两个互文图，这两个图体现了互文理论中两个基本的思想:“主客文本的编织图”和“意义获取图”。我们认为，掌握了这两个图的要点，也就基本了解了互文中有关文本的核心要点。下面是钱伯斯的文本编织图:
Lotfipour-Saedi等(2001)在互文的研究中，提出host-text(主文本，简称H-text)和guest-text(客文本，简称G-text)的概念。主文本就是“当前文本”，客文本就是“有关文本”。如果我们按照这两个术语来看图3的话，那就是正中间的书是“主文本”，其他的书是“客文本”。书和书之间的连接线，表示两者有联系，是互文的关系。下面是图3的要点:
1)任何主文本中都有客文本的内容
克里斯蒂娃(1980［1977］)对互文这个词的解释是:
任何文本的构成都仿佛是一些引文的拼接，任何文本都是对另一个文本的吸收和转换。“互文”概念取代了互主体性概念。诗性语言至少是作为“双重”语言被阅读的(1980［1977］:66)。
对话和二重性让我得出这样的结论，在某一个篇章的内部空间和众多“文本”的空间中，诗性语言就具有“双重性”(1980［1977］:69)。
巴特(1987［1981］:39)认为，从本质上来讲，任何文本都是一个缺席的互文文本，因为在其中一定会有其他文本不同程度和不同形式的展现。如果采用语言学-结构分析的方法，就看不到这种互文现象。巴特还特别强调了互文中引文“来源”的匿名性，他认为，某个文本中有些引文是匿名的，无法追溯的，但文本的作者显然是看过的。克里斯蒂娃和巴特两人都强调:任何文本都引入了前人文本的内容，任何文本都具有“多作者”的特点。
2)主-客文本之间的疏密关系
我们认为，从图1看，主文本和客文本之间的关系有疏密之分:(a)图3中，正中间那本书(主文本)通出六根线，分别跟六本书(客文本)有关联，这是属于“密”的关系，也可以看作是主文本中引进了客文本的内容;而六个客文本又各自有线通向不同的文本，这是跟中间这个主文本“疏”的关系，可以看作是这六个文本分别引进了其他文本的内容。(b)图3中引进主文本的六个文本内容通常也会有疏密之分:有的引进多些，有些少些。有些可能放在主文本比较重要的位置，有些可能放在次要的位置。采用的互文形式也可能不一样，有些可能用直接引语，有些用间接引语。有些可能对引进的内容有所评论，有些则没有评论，等等。
3)主文本的新旧信息
我们所说的任何文本都是在吸收客文本的基础上产生的，这并不是说，主文本自身没有任何新的信息。卫真道(2001:16)认为，“除非作者完全抄袭，一个篇章总要有自己的新东西。当然，这个篇章是建立在旧信息之上，在某种程度上，转换了其他篇章的东西。但是，这个篇章还是有自己新的东西。也就是说，这个篇章可被称为具有信息性。”卫真道的观点给我们的启示是:(a)引文的双重性。萨莫瓦约(2003:4)认为，“一个词有着自己的语义、用法和规范，当它被用在一篇文本里时，它不但携带了它自己的语义、用法和规范，同时又和文中其他的词和表述联系起来，共同转变了自己原有的语义、用法和规范。”萨莫瓦约(2003:4)认为引进的“词”具有双重性，其实引进的句子、段落、主题等都具有双重功能:既有前人的客文本那个语境中所表达的意思，也有进入主文本后所赋予的新的意思(徐赳赳2015)。(b)一个非抄袭的正常文本，通常会融入作者自己的思想、自己个人的表达方式、自己的风格，也会考虑该文本篇幅的长短、该文本框架、该文本潜在的读者对象等。因此这个文本总有跟别的文本不同的地方，这就是该文本新信息存在的基础。
4)主文本和客文本的关系
上面论述的几个方面，都涉及到主文本和客文本的关系。那么引进主文本的语言成分和客文本中的语言成分，两者之间是什么关系呢?徐赳赳(2018:247-266)认为主要有四种关系:同一关系、阐述关系、共存关系、背景关系。
同一关系指的是主文本引客文本时内容必须“相同”。阐述关系包括解释关系和重述关系，解释关系指详与略的关系，重述关系的特点是主文本作者对客文本引进的内容有所改动，多少带有自己的加工和判断。共存关系是从整体上看的，包括格式关系和风格关系。前者是整个框架相似，后者指主文本的引文和客文本的被引之间有明显的相似风格。背景关系是一种间接的关系。对于不同的文体、不同的作品，读者对背景的要求不一:对于一般的报道、新闻，读者对背景的要求可能不高;但对于重要文章、学术论文，读者对背景知识的了解有更高的要求。背景关系是以隐匿的方式帮助读者理解主文本。见图4:
（二）文本意义的获取
一般认为文本的意义自然是从文本中获取，这点没错，但如果深入考虑，即从互文角度考虑，从主文本获取意义只是获取意义的一个方面，还有其他因素在起作用。图5是Chambers(2008)总结的互文理论中“互文意义”获取图。
图5显示，从互文的角度看，意义的获取，需考虑四个因素:作者、读者、主文本、客文本。或者说，这四个因素共同构筑了文本的意义。下面我们先来分析这四个因素。
1)作者
作者是主文本的创作者，也是文本意义的生成者，从互文理论的思路看，作者只是产生文本意义的一个因素。这是因为:(a)克里斯蒂娃认为，作者创作文本时需经过“生成文本”和“现象文本”两个阶段。也就是说，主文本里存在着隐性的“生成文本”。(b)作者在创作文本意义时，受到前人或者客文本的影响。“从作者的角度看，作者在写作的过程中，并不是自己原创性思想的表达。实际上，根本就不存在作者的原创性思想，任何思想都是在前人思想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与前人思想以及当下许多问题息息相关”(孙秀丽2016:159)。也就是说主文本具有“多作者”的特性。(c)作者创作文本时受到潜在读者的制约。“在看一篇文章的时候，我们还要看这篇文章是写给谁的，从它的环境和背景出发才能完全理解它”(祝克懿2013:23)。比如说，文本是写给专业人士看的还是给一般读者看的，是给青年人看的还是给老年人看的，是给国内读者看的还是给国际读者看的。作者预测的潜在读者和实际的读者可能相符可能不相符，这些都体现了文本意义的多样性和复杂性。
2)读者
巴特(1988［1977］)认为读者阅读某个主文本时有两个特点:一是“创造性”。读者在读某个主文本时，会在主文本和多个客文本之间形成一个网络，这时读者就存在于一个永无止境不断扩展的互文建构的矩阵中。二是“双重性”。读者阅读主文本时，既需要一般人都具有的世界知识，又需要个体感受和经验。由于每个读者拥有的文本知识不同，这种独特性会产生个性化的阅读。但是，由于读者在某种程度上拥有了共同的文化，这样，读者又会将共同的文化内容和文本知识带入文本阅读中，所以又不可能是完全独特的。
巴特(1988［1977］)认为读者具有创造性和双重性的观点，具体表现在下面几个方面:(a)同一读者在不同的时间读同一个文本会有不同的理解。“同一读者对同一作品的阅读也每每会有不同的体会。人类的生命活动不息，语言的意义便永无穷尽，其本质也不能最终确定。这样，文本的意义便不再与作者的意向一致”(张一平2006:17)。“读者阅读的过程，就是把自己的身份置于意指过程之中。他不仅与特定文本中的不同互文本相认同，而且还必须被化简为零，被置于一种哑然失语的危机时刻。这是审美快感到来之前的准备阶段。然后，读者便可进入自由联想的过程，重构多元意义的过程，定义几乎无法定义的内涵的过程”(孙秀丽2016:156)。简单说来，读者每次重新阅读自己曾经读过的某个主文本时，他会发现原来那个阅读过的主文本已经不复存在，再次阅读会把新的客文本带入主文本的阅读之中。重读的过程就是一个主文本“重写”的过程。互文造就了文本的无穷性，正是这种无穷性，使得读者无意识地随时给文本带来新的意义。从这个角度来观察，文本的解构是一个周而复始、不断循环，呈螺旋式上升的过程，一般来说对某个文本阅读的次数越多，对该文本意义的理解就会越深刻。我们常说的“温故而知新”“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作诗也会吟”具有相类似的道理。(b)不同的读者在阅读同一文本时会有不同的理解。由于每个读者的知识结构、学术背景、所处的年代、年纪大小、所处环境各有不同，从同一文本中获取和理解的意义也各有不同。人们常说的“一千个人眼里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也就是这个意思:每一个人看《哈姆雷特》这本书，都有不同的感觉、都有自己的理解，这句话揭示了阅读的成果多元性。(c)读者在理解主文本时，如能了解跟主文本紧密相关的客文本的内容，其理解就会更深一步。
3)主文本
主文本是文本意义的基础，是文本的根。主文本的生成是有多个渠道的:从形式看，有来自客文本的直接引语，有来自客文本的经过转写的内容，也有作者自己写作的内容。从主题思想看，作者表达的思想，有些是作者根据当时的语境自己提出的观点，因此有新信息，但不可能是全新的，总会受到前人观点的影响。
4)客文本
客文本是主文本形成和创作的源泉。主文本跟客文本的关系有直接和间接之分，两者之间存在复杂的关系:从数量来看，前人的文本可以说是难以计数，但引进主文本的客文本在数量上却是有限的。还有，按照克里斯蒂娃的思路，客文本既包括其他人写的客文本，也包括主文本作者自己写的有关文本(克里斯蒂娃2016:32)。
上面我们讨论了获取文本意义的四个方面，综合起来就是一句话，四个因素共同构筑了文本意义。我们需要强调的一点是，在解读图5时，需区分“核心意义”和“互文意义”两个概念，核心意义指的是主文本所体现出来的基本意义，这是一种静态的意义。互文意义就是我们上面所讨论的通过多重因素从文本中所获取的意义，是最终获取的意义，一种动态的意义。互文意义是以核心意义为基础的，正如克里斯蒂娃(2016:31)说的“互文性阅读也需要一个度，不能让读者想象代替作者想象”。
4 结语
本文介绍了克里斯蒂娃的符号观和互文观，从中我们看到她关于文本特有的论述，其语言观将使我们从一个新的角度重新审视话语和篇章。本文的要点是:
1)克里斯蒂娃的语言思想主要体现在她对文本的看法，虽然她在多个研究领域都涉及文本，但符号观和互文理论最能体现她的文本观，也就是语言观。她在符号学中涉及到文本，在互文理论中也论述文本，虽然两者各有侧重，但总的思路是一脉相承的。
2)克里斯蒂娃对文本的研究，超越了结构主义，克里斯蒂娃“得以将语言以及所有与意义有关的实践(文学、艺术、影像制品等)置于文本的历史当中，也就是将它们置于社会、政治甚至宗教的历史当中。通过‘互文性’，克里斯蒂娃将结构主义引入人类精神发展史的研究领域，实现了对结构主义的超越”(克里斯蒂娃2013，2016:3)。
3)对话语研究来说，克里斯蒂娃的文本观给话语篇章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迄今为止，这些研究和实验大多集中在词语身上。对于整个文本意义的理解机制，我们仍然所知甚少。根据互文理论，我们有理由认为，文本的理解，同词语的理解一样，所涉范围不仅是单个文本，而是要扩展、延伸到其他相关文本。从这个角度来看，互文理论对全面揭示语言的意义具有很高的价值”(陈平2018)。
注释
①https://www．aate．org．au/documents/item/1315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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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刊载于《当代修辞学》2020年第4期
编辑︱刘思薇
视觉︱欧阳言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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