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4月12日，在陕西咸阳的家中，一个21岁的少年带着浑身痛苦永远地离开了人世。生前，他曾在知乎上回答过一个问题：“你认为人性最大的「恶」是什么？”在这个4557人回答的问题中，这个回答排名第一，获得了60923人点赞。

没错，这个不幸的人就是西安电子科技大学的大学生魏则西。

大二时，魏则西患上了骨膜肉瘤，面对这种恐怖的恶性肿瘤，上海、天津、广州的各大肿瘤医院都说没有希望了。他只能把最后的机会交给百度，在百度上，他搜索出武警北京第二医院的生物免疫疗法有80%以上的治愈率。但事实是这项技术在美国早已被淘汰。魏则西一家砸锅卖铁借了20余万元后，他却因虚假的治疗而加速走向了生命的尽头。

百度也因这件事被推上了风口浪尖，魏则西出于对百度的信任，原本想在百度搜索到救命的希望，却没想到这是噩梦的开始。

而这一切都源于百度搜索业务对KPI的盲目追求。李彦宏在百度内部信中写道：“从管理层到员工对短期KPI的追逐，我们的价值观被挤压变形了，业绩增长凌驾于用户体验，简单经营替代了简单可依赖，我们与用户渐行渐远。”

同为搜索巨头，谷歌的座右铭是“Don't Be Evil”（不作恶）。而身为BAT三巨头之一的百度却把自己的利益建立在无辜病人的性命之上，一家过去口碑良好的企业，竟然举起罪恶的镰刀，把它的用户推向深渊。

竞价推广的策略、执行，无视监管，垃圾广告信息、这些来自百度最大恶，他们心安理得，对于这些恶，这些没有资质或者明知道不对的东西，也丝毫没有感觉，反正只是听从领导的安排，反正只是认真的完成自己的本职工。就算觉得不对，可是还是会照着要求去做。莆田系医院的医生同样如此，就算知道国外临床早已证明无效，我还是要忽悠你，我做的没错啊，这是院长交待的工作啊！

是什么让他们作恶？

这段来自电影《卢旺达饭店》的台词是二十二年前震惊世界的卢旺达大屠杀发生前由极端胡图族人控制的电台煽动屠杀的动员广播。

卢旺达大屠杀

1994年4月7日至1994年6月中旬，卢旺达胡图族对图西族进行了有组织的种族灭绝大屠杀，共造成80-100万人死亡，三个月的时间里，这个国家损失了七分之一的人口，平均6-7秒就有一人死亡，比纳粹屠杀犹太种族的“效率”还高5倍。大屠杀得到了卢旺达政府、军队、官员和大量当地媒体的支持。除了军队，对大屠杀负主要责任的还有两个胡图族民兵组织，同时大量的胡图族平民也参与了大屠杀。

这个屠杀的发生现在看起来是非常匪夷所思的，为什么呢？因为原来这两族人是混居在一起的，他们很多就是邻居，是非常要好的朋友，是老师跟学生，是医生跟病人。

卢旺达大屠杀

电视台的广播员，有着体面的工作，平时也许也是一位乐于助人、有着幸福家庭的人。但他却能一遍又一遍的播报这些杀人信息，图西族人的姓名和住址，以便屠杀者挨家挨户踹门清洗。还有受到媒体蛊惑的胡图族平民也加入屠杀队伍，进行疯狂屠杀。与此同时美国采取了不派兵，不作为的态度，联合国也仅仅只是表示严重谴责。

所有人都有理由，“播报必须杀人是我的工作职责。”“我只是听到权威媒体这样说要杀人，所以去杀人了。”“我不救人仅仅只不过是服从军队安排。”

但我们真的好人啊，可是好人为什么会作恶？

20世纪最杰出的心理学家和实验科学家之一的斯坦利·米尔格拉姆在《好人为什么会作恶》中的社会心理学经典实验“服从权威实验”，就很好的替我们解决了这个问题，并揭露令人震惊的人性真相。

湛庐文化出品《好人为什么会作恶》

有四十位不同年龄不同职业的男性被告知：将参加一些研究惩罚与学习效果的实验。词语对答，抽签决定担任老师或学生。二人一组，老师问，学生答。答错了，老师要按动电钮顺序给予电击惩罚。

老师坐在一台巨大的控制台前，那上面有30个电钮，每个电钮下标有它所控制的电压，从15伏到450伏。学生被带到另一间房子里，为防止学生逃走，还用绳子把他拴在椅子上，然后在他胳膊上绑上电极。老师和学生之间通过有线电讯保持联系。

实验过程中，老师多次电击出现错误的学生。开始电击时，学生发出呻吟声，随着电压的增高，学生则叫喊怒骂，尔后哀讨求饶，再后有猛击桌子，踢打墙壁，最后停止了叫喊，似乎昏厥过去了。在整个实验过程中，实验者不断的督促老师说：“你必须继续下去，必须予以电击”。实验者还说：“一切责任由他承担，与老师无关。”

在这种情况下，有65%的被试者服从了实验者的命令，虽然他们听到学生叫喊哀求，显出极大的痛苦，但是还是按照实验者的命令不断加大电压的等级，直到450伏。实际上，“学生”是教授的助手，他并没有受到任何电击，呻吟、喊叫和拳打声等，都是先前排练好的录音，实验时只须放录音而已。

可“老师”对这一切一无所知。虽然这是虚拟实验，可是被试者做完米尔格拉姆的服从实验后，会受到心灵的极大震撼，会为自己昧着良心电击一个陌生人而长时间的内疚。

米尔格拉姆的“服从权威实验”被认为是20世纪最经典的十大实验之一，这个实验告诉我们，干了错事后，不管这件事是自己主动干的，还是“服从上面”干的，或迟或早都会遭受报应或惩罚，尽管是虚拟实验也不例外。

但是，在权威的高压之下，我们真的没有选择做好人的权力了吗？

一九九二年二月，统一后的德国柏林法庭审判了一起枪杀案。被告是前东德的一名叫英格·亨里奇的守墙卫兵。他在把守柏林墙时枪杀了一名企图越墙逃往西德的名叫克利斯的青年。他的辩护律师称，他当时只是执行命令，所以他是无罪的。不过这样的辩护显得苍白无力，最终没有得到法官的认可。柏林法庭最终的判决是：判处开枪射杀克利斯的卫兵英格·亨里奇三年半徒刑，不予假释。

法官赛德尔当庭指出：“作为警察，不执行上级命令是有罪的，但是打不准是无罪的。作为一个心智健全的人，此时此刻，你有把枪口抬高一厘米的主权，这是你应主动承担的良心义务。任何人都不能以服从命令为借口而超越一定的道德伦理底线。”

柏林墙

当法律和良知冲突时，良知是最高的行为准则。不论我们从事的是什么职业，我们首先是一个人，然后才属于我们的职业。“抬高一厘米”是我们面对权威时，人性最后的坚守，是见证着我们良知的正义举动。

就像季业诗中所说的那样：

如果天空是黑暗的

那就摸黑生存

如果发出声音是危险的

那就保持沉默

如果自觉无力发光的

那就蜷伏于墙角

但不要习惯了黑暗就为黑暗辩护

不要为自己的苟且而得意

不要嘲讽那些比自己更勇敢热情的人们

我们可以卑微如尘土

不可扭曲如蛆虫

托马斯·布拉斯  著

湛庐文化 · 浙江人民人民出版社

2017年10月出版 / 69.90元

平装 · 320页

ISBN  978-7-213-08397-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