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就是亲了你几下，至于吗？” | 性侵发生前，她们无声崩溃

最近，热播剧《赘婿》里的一条短视频上了热搜，画面是宋轶扮演的角色苏檀儿被强吻后情绪崩溃。 

评论区对于宋轶这场被侵害后的演绎，形成了两个观点分明的立场：

一部分人，认为强迫的亲吻是很令人害怕恶心的。

但一部分人，认为“不就是亲了几下吗？”，何必大惊小怪。

类似的观点在货拉拉跳车新闻的评论也可见一斑——

“又没有强奸她，跳什么车”

他们认为只要性侵不曾发生，或者很轻，受害者的恐惧是「没有必要的」。

实际上，在被猥亵时，受害者的「被侵害体验」，并没有轻重之分。

今天我们来严肃聊聊，为什么看起来「很小」的猥亵行为，也会对当事人造成深深的创伤。

不知道大家对2018年这条令人心寒的新闻还有没有印象：

一位庆阳市的女孩李奕奕翻出百货大厦的8楼窗户，有轻生的冲动，底下1楼的围观者却起哄，“楼下好热的，快跳啊”，“快跳啊，看完你跳楼，我还要去接娃娃了”。

但直到媒体报道出来后，才得知李奕奕轻生的主要原因：2016年9月，她因胃疼被带到公寓休息，班主任吴永厚来到公寓内，伸手摸她的脸，然后抱住她，亲吻她的面部、嘴唇和耳朵，同时用手摸她的后背。

倘若只简单关注整件事情的起因和后果，

旁观者恐怕只会简单地推测—— 女学生因被班主任猥亵，而在两年后自杀了。因为她「太脆弱」，因为她「心理承受能力差」等等。

这样一种粗暴的推测和臆想，令人心寒。

李奕奕事件并非一个单一的悲剧，实际上，我们社会对猥亵的宽容态度孕育了悲剧发生的土壤。

班主任的猥亵行为，推倒了第一张多米诺骨牌，真正让李奕奕决定自杀的，是由于背后一连串的结构性因素：

当李奕奕向学校申请“替换掉班主任”时，学校却建议她“转班或转学”； 

当吴永厚向她道歉时“如果我不继续上课，你就是毁了我的工作、家庭、颜面”，让李奕奕觉得自己是“恶人”； 

当其他老师私下说服她时以“事情本来没那么严重，你没有受到太大伤害，是不是小题大做了？”，李奕奕彻底失望了。

李奕奕绝望地在自述书里抛出这些撕心裂肺的质疑：

难道非要我受到最大的伤害才算严重？

难道我该为自己碰巧躲过一劫而高兴得忘了起因？

难道不是那个所谓的老师害得我学业荒废，前途尽失？

难道不是他害得我没有安眠药就无法入睡？

……

扪心自问，我没有做错过什么，

为什么我平白无辜（故）得接受那么多的质疑、责问？

尽管数次抗争得不到回应，但李奕奕是勇敢的，她敢向世界呈现受害者的不公平待遇，她敢把自己的感受说出来。

但更多的受害者，被迫选择了缄默，独自舔舐精神上「看不见的创伤」。  

林奕含在《房思琪的初恋乐园》写到房思琪被猥亵后的一段自我独白：

我是馊掉的柳丁汁和浓汤，

我是爬满虫卵的玫瑰和百合，

我是灯火流离的都市里明明存在却没人看得到也没人需要的北极星。

猥亵行为虽然不像强迫性行为，没有对受害者的身体造成直接的伤害，但对于当事人而言，精神上已经受到了性侵害。

许多心理研究证实，遭受过性骚扰、猥亵乃至性侵犯的受害者，最常患上的心理疾病为抑郁、焦虑和创伤性应激障碍（PTSD）。

猥亵发生后，受害者的承受的情绪压力一面是愤怒、一面是悲伤。

但大多数受害者并不能找到情绪发泄的方式，也无法被及时进行危机干预。

既转化不了愤怒，也无法释放悲伤，内心的剧烈冲突就会变成身体上的伤痛。

心理上的创伤通过身体疾病呈现出来，这个过程就叫做「躯体化」。

难以排解的心理痛苦，会透过身体各处而显露出来，包括肌肉疼痛、头疼、慢性疾病如高血压和血糖问题。

一位曾经遭受过导师猥亵的研究生在《三联生活周刊》里，公开了自己的口述：

我的担忧已经到了极点，经常无缘无故高烧，嗜睡，头痛，抽搐，并总要压抑头脑里蹦出来的自杀解脱的念头。”

“每每入睡后仿佛置身装修现场，这边是电锯，那边是电钻。但是检验化验都做了，并没有异常，所有医生面诊过后都嘱咐我精神上要放松下来。

匹兹堡大学医学院的研究者们曾做过一项研究，证实了性骚扰、性侵的经历会对受害者的身体健康产生长期的危害。

研究者们随机调查了304名不抽烟的女性，年龄介于40-60岁，调查发现其中有20%的女性遭受过职场性骚扰、性侵，她们中的人更大比例存在高血压、失眠和显著的焦虑、抑郁状态。

心理上的积郁，至少还能通过躯体化的方式纾解。

身体和心理的双重疼痛，在适当的危机干预中，可以慢慢得到缓解。

但令人叹息的是，受害者的社会支持系统并不乐观。

实际上，受害者比任何时候更需要社会支持。

但现实却总是残酷的，旁观者们的「共情无能」也进一步伤害了受害者。

除了“不就亲了几下”这种外围看客的冷漠与轻视，还有亲近之人的"忍一忍吧"。

就像开头李奕奕的故事里，周围的人都在劝她息事宁人，看不见她亟待帮助的处境。

之所以受害者难以获得无条件的社会支持，是因为这里面有复杂的现实因素。

首先，性骚扰很难取证。

因为侵犯者通常会刻意避开人流和摄像头，故意挑选阴暗、狭窄的空间，侵犯定罪往往以证据不足而草率收场。

其次，性骚扰发生在一个权力不对等的关系场域内。

侵犯者通常比受害者拥有更多的优势，身体力量上的悬殊，社会身份上的差距，受害者被迫因为受到威胁而缄口不言。

以及，由于猥亵行为并不常会对受害者造成严重的身体伤害，旁观者总以“小题大做”来说服受害者。

不过，这些现实因素最终只是为了服务背后的文化环境：以和为贵。

因此对此类恶性事件的典型处理手段是：和稀泥。

尤其是发生在熟人之间的性骚扰，会引发更复杂的心理纠葛。

尽管很多时候法律难以去审判一个人的行为，但被贴上“猥亵”的标签，不论是侵犯者还是受害者，皆会遭受到来自旁人的道德批判，影响他们所处环境、相关利益团体的名誉和仕途。

因此，说服受害者忍耐，是典型的牺牲个人，维护大多数人利益的选择。

但一味地告诫受害者忍让，是在剥夺她们反抗的武器：愤怒。

就像林奕含在《房思琪的初恋乐园》里写：

“忍耐不是美德。把忍耐当成美德，是这个伪善的世界维持它扭曲的秩序的方式。生气才是美德。”

不可否认，通过来自他人情节较轻的伤害里学习宽容，是很高效的。选择宽容，也是受害者求得心灵平和的必经之路。

但真正理性的忍耐，是有底线的。

针对女性的宽容教育，需要以争取和守护自己身体的自主权、维护人格尊严作为前提。

否则，一味地教唆女性宽容、忍让和羞耻心，是在亲手为侵犯者递上许可证，为猥亵文化的滋生提供保护膜。

每一位阻挠女性透过愤怒维护自身利益的旁观者，都将被视为纵容猥亵文化发生的、潜在的共犯。

撰写这篇文章的初衷，是希望当女性遭受到不同程度的身体侵犯时，旁观者们能够给予更多的善意和理解。

痛苦不分深浅，虽然身体看似毫发无损，但心理上的伤痛往往需要一生去治愈。

希望每一个人，当身边的女孩受侵犯的时候，都能给予她们勇敢和愤怒的权利，而非让受害者感到羞耻。

因为真正该羞耻的，是那个侵犯他人身体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