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克大学终身教授汤胜蓝谈“健康中国2030”：挑战重重，困难重重
汤胜蓝 （受访者供图）
中国政府出台了“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但还没有细化的实施方案。
“要拿出好的卫生政策和增加投入，才有可能改变现状。”
文 ▏ 南方周末记者 袁端端 发自昆山
“挑战重重、困难重重，尽管中国承诺了。”2016年10月14日，在昆山杜克大学举办的中国全球健康大学联盟年会上，当大家讨论中国要如何实现联合国2030健康目标时，汤胜蓝教授对其前景表示忧虑。
承诺源于2015年9月联合国峰会提出的“变革我们的世界——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其核心内容是公布了可持续发展目标（SDG），涵盖经济、社会、健康环境等三大领域的17项总目标和169项具体目标。
（官方微博 / 图）
SDG明确制定了与健康相关的23个具体目标。包括，到2030年将非传染性疾病导致的过早死亡率减少三分之一；2020年，将全球公路交通事故造成的死伤人数减半；到2030年，大幅减少危险化学品以及空气、水和土壤污染导致的死亡人数和患病人数……
中国签署了该协议之后，政府也出台了“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
2016年10月25日，纲要全文共29章对外发布，设定了一系列未来中国健康指数，包括：到2030年人均预期寿命较目前的76.34岁继续增长，达到79岁；重大慢性病过早死亡率较2015年下降30%；个人卫生支出占卫生总费用的比重从目前29.3%降至25%左右等。
汤胜蓝教授曾出任世界卫生组织（WHO）热带病研究署结核病/艾滋病防治研究室主任、WHO高级官员与资深顾问。近十年来，他在中国、越南及其他发展中国家领导过大量卫生保健筹资项目、医疗体制改革项目以及妇幼及结核病防治项目。自2005年起，他被聘为由中国卫生部部长担任主任的国家卫生政策及管理委员会委员。
杜克大学昆山校区 （网络 / 图）
（注：昆山杜克大学（Duke Kunshan University, DKU）是美国顶尖著名高等学府杜克大学和中国武汉大学在中国江苏省昆山市举办的具有独立法人地位的研究型综合大学，主攻精英教育和前瞻科研。）
从英国利物浦到北京世卫代表处，再到瑞士日内瓦，后辞掉世卫工作到美国杜克大学，再到中国昆山杜克……身为美国杜克大学全球健康研究所副所长，汤胜蓝的研究和观察，始终没离开中国。
在盖茨基金会的支持下，汤胜蓝的团队正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等五家中国机构合作一个项目，要对中国接下来15年实现健康中国做一些具体的研究和提出针对性的建议。
面对未来，汤胜蓝说，中国对将要迎接的挑战要做好充分准备。
2030年全球可持续发展议程，希望共同通过一整套旨在消除贫困、保护地球、确保所有人共享繁荣的全球性目标。相比之前的千年发展目标，这次目标非常详细，充分征求了各组织各方面的意见，包容性很强，但也有评价认为目标太多、指标太细。对中国来说，完成将有很大的挑战。以下是南方周末记者和汤教授的对话。
南方周末：联合国2030健康目标对世界特别是对中国有何意义？
汤胜蓝：2030年全球可持续发展议程，希望共同通过一整套旨在消除贫困、保护地球、确保所有人共享繁荣的全球性目标。相比之前的千年发展目标，这次目标非常详细，充分征求了各组织各方面的意见，包容性很强，但也有评价认为目标太多、指标太细。对中国来说，完成将有很大的挑战。
南方周末：挑战来自哪些方面？
汤胜蓝：过去十五年，我们看到了中国在健康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在改善基本的医疗卫生上有很大提高，特别是在提高艾滋病、结核病和疟疾，以及妇幼健康等卫生服务可及性方面，已取得重大进展。
但面对新目标，中国的挑战在于，我们的卫生体系应对乏力、环境健康问题日益加剧、慢性病负担沉重、成人吸烟率居世界首位等，这些解决起来会比以往难度大得多。我们的卫生系统很难像上一个千年发展计划一样频频受到国际表扬了。
南方周末：最大的挑战在哪里？
汤胜蓝：这要分不同的对象来说。从政府的角度，在经济下行的情况下，如果要继续增加投入，这很难，但更难的是如何制定出适合国情的政策。中国也公布了“健康中国2030”的目标纲领，但还没有具体的实施细则。
对个人来说，在生活条件提高的情况下，如何能保证健康的生活方式很难，多脂肪多盐的饮食和吸烟是对个人的挑战，尽管我们的吸烟人数有所下降，但吸烟量却增加了。此外，个人越来越少的运动和锻炼，也是健康的一大威胁。
南方周末：大家都认同你的观点，意识到今后的挑战了吗？
汤胜蓝：绝大多数卫生系统的领导，特别是省级及以下的官员都没意识到联合国的可持续发展目标对中国来说挑战多大。今年6月份，我花了一个小时给某发达地方卫计委的官员讲联合国2030健康目标时，他们的反应是都不知道这么大的事情。一个发达地区的官员们都不清楚，其他地方就更难说了。
目标
南方周末：联合国的目标规定得非常详细，预计中国能完成多少？具体来说，中国哪些指标可能完成不了，为什么？
汤胜蓝：估计有一半的指标完成有相当难度。过去十五年，中国很好完成了联合国制定的千年发展目标中的健康指标。新一轮的目标要求到2030年，将非传染性疾病导致的过早死亡减少三分之一。非传染性疾病包括心血管疾病、脑卒中等大量慢性病。
举几个数据，我国现在有近三亿高血压病人，控制住的只有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不控制的结果就有可能发展成为冠心病和中风，每年新发中风患者240万左右。糖尿病的病人有一亿以上，但可能只有十分之一病情得到有效控制。精神疾病首次也纳入进来，我国精神疾病患者也达到了一亿以上，90%以上没有得到治疗。
这些数字到2030年不上涨就很好了，减少三分之一的死亡难度很大。还有道路交通安全，要求到2020年，全球公路交通事故造成的死伤人数减半，但现在我国每年因交通事故意外死亡的人数高达30万人。
南方周末：我们的慢性病负担会越来越重？
汤胜蓝：是的。目前中国的慢性病占整个疾病负担的85%。近20年来，国际卫生政策更加注重解决艾滋病、结核病、疟疾以及其他妇幼健康问题，这颠倒了中国以及某些亚洲国家疾病控制的优先重点。
在众多场合，我问过为什么国际捐赠机构投入数十亿美元援助中国、印度及其他亚洲国家用于艾滋病及其他传染性疾病防治，而事实上慢性病已经成为当前面临的最大公共卫生挑战。
世卫组织一项调查显示，因慢性病死亡的人群中80%来自中低收入国家，而在20世纪90年代则只有40%。
南方周末：传染病控制的前景怎么样呢？
汤胜蓝：不乐观。联合国要求到2030年，消除艾滋病、结核病、疟疾和被忽视的热带疾病等流行病，抗击肝炎、水传播疾病和其他传染病。艾滋病在中国众多传染病中的威胁并不是最大的。但是结核病，每年有一百万新发病人，更有数目庞大的耐多药结核病没有得到发现，更谈不上有效的治疗。因为中国只对结核病的基本治疗免费，复杂的耐药结核病才是治疗费用的最大支出。
中国有庞大的乙肝和丙肝人群，乙肝病毒携带者近一亿人，丙肝病毒感染人数估计近1500万人。虽然国际上丙肝已有特效的药物，三个月可以治愈，但我国至今没有批准，这些病人因为得不到或吃不起没法治愈。另外，无论是传染病还是慢性病，对贫困人群的影响要远大于富裕人群。
南方周末：所以政府的投入非常重要？
汤胜蓝：是的，政府要拿出更好的卫生政策和增加投入，才有可能改变现状。现在中国卫生费用总支出占GDP的5.6%，远低于发达国家。新医改也实施了这么多年，民众的负担并没有真正减轻。
我举一个例子，2000年时，我们卫生总费用中有60%是由老百姓付的，这几年比例下降，现在百姓只付34%。看似付的少了，但实际上不能这么看。真正的疾病负担要看个人医疗支出的绝对数和个人收入对比。以前百姓的医疗支出只占他们收入的5%，现在占到了8%~9%。其实看病的钱每年都在上升，更主要的是整个医疗费用过快上涨，所以费用控制非常重要。
南方周末：那应该怎么做？
汤胜蓝：加强和重建初级卫生保健是符合成本效益/效果的做法，对慢性病患者要及时发现，进行有效的治疗、监测和管理，可以有效减轻较高层次的卫生服务负担，减少个人和医保系统医疗费用支出。
政府不仅要重视预防，更要对预防进行倾斜性投入。为了让医生愿意下基层，应该大幅度提高基层医生的收入（不只是基本工资）。如果基层/偏远地区医生收入比北上广要高得多，我相信会有人愿意去。卫生问题是一个利益分配问题，也是政治经济学问题。我的一个观点是，在医疗和教育领域，我们不应该搞市场经济，而应该由计划经济来主导，先解决大部分人的基本医疗卫生需求。
（视觉：唐芳）
本文与南方周末2016年10月27日同日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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