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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土文献》| 张昂：释甲骨文中的“铃”字

张昂 出土文献 2023-03-12
收录于合集 #《出土文献》2021年专辑 74个

释甲骨文中的“铃”字


张昂  

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

“古文字与中华文明传承发展工程”协同攻关创新平台


摘要：殷墟甲骨文中的、，前人将其视为“梌/榆”字的两种异体，比较它们的字形、辞例和组类分布， 、 实为两字。 字比较原始的写法作 、 ，其右半之 、 与左半之木形上部树枝处紧密相连，并呈现出一定的倾斜。结合金文中“铃”字的相关材料考虑， 、 应为“铃”之初文。


关键词：甲骨 卜辞 铃 梌 榆



商周时期的悬铃类铜器，孙明先生曾做过细致梳理，[1]但此类器数量较少，未能引起学术界的广泛关注。近年来，簋铭修饰语为“铃”的器物不断发现，引起了不少学者的注意。2018年出版的《中国出土青铜器全集》一书中的仲父簋自铭为“铃簋”，其中“铃”字作（）、（）。[2] 雅南指出，“铃”字二形左侧的两小笔是由铜饼之形演变而来的，作为表义偏旁，与“金”相当，“铃簋”指系吊有铜铃的簋。[3] 最近《山西绛县横水西周墓地M2531发掘报告》一文中又公布了两件自铭为“铃簋”的伯旅父簋，其中“铃”字作、，[4] 与上举仲父簋的字形相同。新材料的刊布，促使我们思考与“铃”相关的问题。“铃”自仰韶文化早期开始出现，是先秦时期的一种重要器物。现已确释的最早的“铃”字，见西周早期的成周铃（《集成》416、417），时代并不算早。本文认为，其实殷墟甲骨文中已见“铃”字，只是尚未被学者认出。


一、甲骨文中旧释作“梌/榆”的字殷墟甲骨文中的与，学界一般隶定作“梌”[5] 或“榆”[6] 。前人释此字为“梌”，陈剑先生已指出卜辞“俞”字、“榆”字旧多被隶定作从“余”的“艅”和“梌”，再释读为“俞”“榆”，不确。[7][1] 甲骨文中“余”字作、、、，[8] 金文作、，此字下部一竖两旁均有向上的小斜笔，而或下部并无任何笔画，故将其释作“余”字不可信。近出的大司空村牛骨刻辞同版上见、两字（典宾类），亦可证（即的一种异体）与“余”字有别。有学者改释此字为“榆”，有一定依据，但该问题比较复杂，留待后文详谈。 、 异体繁多，据右半之别可分为A、B两类：A类作，上部似菱形；B类异体众多，各异体之间写法存在细微差别，但其共同点是上部皆作三角形，如、、、、（详下文，浑言B类时以“”代替）。先看A、B两类各自出现的组类及辞例。A类目前只见于宾出类与出组，现将其出现的卜辞全部迻录如下：


（1）辛卯卜，大，贞：作孽小，亡。
（《合集》23574+《山东》1144+《法》CFB17[9]  出一）（2）辛卯[卜]，大，贞：作孽小 ，亡。（《合集》23711+《合补》3439  [10]出一）（3）□□卜，出，[贞]：作孽……亡。《怀特》1204 出一）（4）……贞：其…………  （《合集》22599=《东文研》647 [11] 出二）（5）……贞：其…………   （《合集》7936 出二）
于省吾先生的《释梌》一文将此字读为“渝”，训“变也”，“亡榆，谓无变也”。 [12]蔡哲茂、赵诚两位先生从之。[13] 现在看来证据不足。“亡”类似于卜辞中常见的“亡灾”“亡咎”“亡艰”，应表示某种灾咎义。除“亡”外，卜辞中还见“有”：

（6）……勿见，其有 [14]，亡害。  （《合集》17330 宾出）“有，亡害”，类似于卜辞中的“有咎，亡忧”，如《合集》721反的“唯有咎，亡忧”，是指祭活动完成会有灾咎发生，（但灾咎）不会构成忧患，可知“”字表示的灾咎程度应比“害”低。
B类主要见于历无类、无名类和黄组，少量见于何组和无名黄组，均用作地名。B类大量出现在田猎卜辞中，限于篇幅仅援引部分辞例（下文以“△”代替B类）：
（7a）壬戌卜，贞：王其田△，亡灾。（7b）乙丑卜，贞：王其田△，亡灾。（《合集》33531 历无）（8）其于△。  （《合集》30269 何二）（9）□□卜：王其作△于……吉。（《合集》30266 无名）（10）于△，亡灾。引吉。（《屯南》2181 无黄）（11）辛巳卜，贞：王田△，往来亡灾。兹孚。擒获鸟二百五十、兔一、雉二。一。（《合集》37373+《合集》37399+《英藏》2542 [15] 黄组）
从与△地有关的卜辞中可以看出，商王常常前往此地田猎，还在此地建造了行宫一类的建筑。△地盛产兔、鸟、雉、象、兕等动物，前去狩猎往往收获颇丰。再看字形。A、B两类左半皆从木，右半所从不同。陈剑先生其实已注意到与字形上的差距，云：“与之右半的距离，可以说一点儿也来得不比与小，可是无妨于其为一字。”[16]前人将两类字看作一字之异体，也许是考虑到“木”旁与此类部件搭配的限制。但是，“木”旁是一个组合能力极强的部件。与虽然形近，但恐怕不能仅凭“木”旁与形近部件搭配的限制而忽略辞例，贸然判定两类为一字。
旧释此字从“余”，多半受形近部件的干扰。“余”字上部所从的 形与B类相似，可作、、等多种变体，但未见作A类之形。古文字形体近同的部件，其演变往往是平行的，由此可反推，已知确释的甲骨金文中，“余”没有一例作形的，可见与两个部件虽形近，但大部分情况下是有差别的。[17] 试比较与上半形近的“齐”字，甲骨文作、、；“夌”字，甲骨文作、，金文作、（从冰）。它们所从之未见作的，亦可证与在某些字形中需作区分。[18]综合字形、辞例以及组类分布考虑，目前将与（即A类与B类）看作一字异体的证据并不充分。下文将谈及B类有大量字形作、，左半木形与右半、紧密相连，且、有倾斜之势。左右既不相连，也未见倾斜，从这个角度考虑，将与释为一字也需再考虑。赵诚先生的《甲骨文简明词典》一书将A、B两类分列两个字头：一曰“甲骨文中用作动词，相当于后代的渝，有改变、变化之义”；一曰“甲骨文用作地名”。[19]如此处理，可谓十分谨慎。我们认为A、B两类实为两字。下文重点讨论B类。
二、殷墟甲骨文中所见的“铃”B类异体众多，可细分为五个小类：表1  B类异体表


它们右半上部均作三角形，下部写法略有差别：B1作，下部为一小竖笔；B2作，下部为略修长的椭圆；B3作，下部的小竖笔末端还附有一个极小的圆圈；B4作、，下部为一小顿点或竖笔，相比B1，此类下部的一竖笔较长。B5上部三角形省刻横画，在甲骨文中此类形体省刻横画习见，如“余”字作，“令”字作，“食”字作，故B5几乎见于△字出现的所有组类。、、三种写法同见于《合集》37619（黄组）：[20]
     
可证B类中的、、实为一字异体。与为一字异体，依据的是无名组中大量同文的田猎卜辞，如“于△，亡灾”，《合集》28909、28914等作，《合集》28915、28923等作。B1、B2、B3主要见于何二类、历无类、无名组，B4主要见于黄组，可知B4晚于B1、B2、B3。我们认为以下一组时代较早的字形保留了△字较为原始的写法：


 不难看出，等诸形与木形上部的树枝处总是相连，左右两个部件十分紧密地粘连在一起，而不似一般左右结构之字那样松散地组合。△字右半部件有一定的倾斜，时代较晚的黄组（B4）中，此部件的方向已规范化，与竖写的“木”旁无异。、左右两个部件以某种特定的形式紧密相连，可能隐含某种表意功能。甲骨文的符号主要来源于客观事物的图像，许多形体还没有最终定型。[21]早期文字象形意味十分浓厚，、之形的大量出现恐怕并非偶然。甲骨文中“穆”作（《合集》33373）、（《屯南》4451）、（《史购》270），以上几字亦出自无名组。“穆”与△字构形上有相通之处，二字半边皆从木形，[22]另一半边所从某物与木形紧密相连。二字的不同之处在于，所从之与木形顶端之树梢紧密相连，、所从之、与木形侧边之树枝紧密相连。于省吾先生在《释穆》一文中指出，“穆”象有芒颖之禾穗下垂形，[23]故知“穆”造字之初应为一个整体。“穆”在西周金文中仍作、，直至春秋时期的金文中才断裂成两个部件，作、。再看裘锡圭先生指出的“枳（枝）”字作，在树枝上加“口”形为指事符号，以表示“枝”，后木形与口形割裂作，[24]这在构形上与△字也有相似之处。△字的构形可能存在两种情况。一种情况，△字与“穆”“枝”的情形类似，、表示树木本体的某一部分，附着于树枝末端，也许表示枝头的花朵。梧桐树的花朵（图1[25]）便与此形有些类似。我们知道，梧桐是一种非常古老的树木，《诗经·大雅·卷阿》已有“凤凰鸣矣，于彼高冈。梧桐生矣，于彼朝阳”。现代人常把中国梧桐[Firmiana platanifolia (L.f.) Marsili]与悬铃木[Platanus acerifolia（Ait.）Willd]相混，把前者也叫作“悬铃木”，可见梧桐的花朵与铃形有某种相似性。 

图1
另一种情况，虽然由相连到分离是文字演变的规律，但是每个字在文字序列中演变的速度却不尽相同。一般认为，两个相连的部件结合越紧密，意义上的联系越密切，分裂的时代就越晚。“穆”“枝”本意均与树木相关，所以很晚才看到它们分裂为两个部件的写法。而△字左右粘连的写法与分裂的写法在无名类中并存，后来的黄类直接继承了后者。所以，△构形上虽可参考“穆”“枝”等字，但二者情形未必完全相同，、与木形的结合并不像“穆”“枝”那样紧密。如此一来，我们也考虑、并非树木本体的一部分，左右两个部件可以拆分。下文将谈到，、可以作为一个独立的部件与其它偏旁组合构字，且能单独成字。△字中右半部件有一定的倾斜，可能含有某种表意的成分。特意改变一个文字或文字中某一部件的书写方向，是早期文字的一种常见的表意方式，如甲骨文中的“昃”作、等形，它所从之“夨”便是以整体倾斜的“大”形表意。以、为代表的字形保留了△字比较原始的写法。结合下文的研究，我们认为、、、、等形实为“铃”之初文。[26]铃自仰韶文化早期开始出现，考古发掘中习见，[27]造出这样的象形字是十分自然的。△字从木从铃，一种可能是象附着于树枝的铃形状花朵，另一种可能是象铜铃悬挂于树枝。等形书写时故意倾斜，正象铃形花朵或铜铃在风中摇摆之貌，生动传神。可类比“戈”字之繁写形作、，[28]象彤沙随风飘扬之貌。广汉三星堆二号祭祀坑出土铜铃达43件，出土时一些铜铃正挂在青铜树枝上，与△所示的情景十分相似。[29]二者虽属于不同的文化体系，似也可参考。殷墟的铜铃多出土于墓葬、祭祀坑或车马坑中，位于殉狗、殉象等动物的颈下或陪葬用的马车的旗上，且以狗铃居多，也有部分铜铃随葬于墓葬中，没有明确的所属对象。[30]《晋西商代青铜器》一书中著录了一件商代的铃： [31]

图2其线图所勾勒的轮廓与本文所释的“铃”之初文十分相似。形下部象铃之铃舌，震动时铃舌撞击内壁，发出声响，故有的刻手将其小竖笔特意涂实或写作、形，意在强调。此处有一个问题，夏商铜铃作，铃舌无疑处于铃之内部，为何“铃”之初文中，铃舌却书于铜铃下方？我们认为，这可能与古人的造字思路有关，可参看沈培先生释为“幕”之初文的相关论述。[32] 象竖立起来的帐篷形，其柄理应在帷帐之内，但该字大量异体作、 、等形，其柄均未穿过帷幕。正如沈先生指出“幕”字有许多字形下部加长一竖是为了强调其柄那样，古人造字之初将铃舌之形转书下方，并且特意涂实或作、形，正是为了强调发声的铃舌。△字中的木形，可能是指具体的树木，也有可能只表示悬挂之所系，如“县（悬）”字西周金文从木形作、、。、与之情况相似，可能泛指铃之所系。综上所述，△字当隶定作“”，殷墟甲骨文中“”的地望有待进一步考证。[33]需要说明的是，我们所释的、形体简单，在古文字中很可能有不同的来源，也易与其它形近部件相混。[34]目前已知的讹混，见于沈培先生所释的“迓*”字中，“迓*”字既作、，又作、、、、、等形。[35]西周早期的父辛觯中有字（《集成》6418），用作人名，构形不明，但下部所从也与有些相似。春秋时期的右盘中的字（《集成》10150），用作人名，此字右半与我们所释“铃”之初文十分形似，但春秋时期此字形应已消失，恐怕也是形近部件的讹混。甲骨文中的“俞”字作、等形，[36]陈剑先生据、诸形，认为该形为“俞”字早期比较象形的写法，“俞”所从为箭镞之形，“俞”字从“镞”表声，这是很好的意见，[37]故箭镞之形也可能是、的一种来源。
甲骨文中还有一些所从类似、的字，暂时无法判断其来源。《花东》137有一个两见的地名字、，（《合集》20726）、 （《合集》20727+）在卜辞中用为田猎动词，[38]这些字所从的部件都与形有些相似。在殷墟卜辞中有单独成字之例，此处暂且将它看作“铃”之初文：

（12）戊寅卜……[39]（铃）……  (《合集》2140 师宾间)（13）[庚]辰小食[日有]戠（异），[翌]告高[祖][40]……告[41]（铃），唯口，乃唯大乙（履）家……    (北图2595 历无) [42]（14）（我）弗（挟）[43] ……令（铃）史 （履）……(《合集》35273 无名)

刘桓先生指出，例（13）“大乙”即成汤，“履”则为其名，与《论语》《墨子》中记载的商王成汤之名相合。[44]有学者认为例（14）为习刻，[45]以目前所见的材料来看，“铃”“履”二字出现的次数屈指可数，在几乎同时期的两版胛骨上同时出现并非偶然，不宜当作习刻。刘文指出：“实乃‘家’字，乃系‘宗’（宗庙）的另一种表示法。”[46]家，卜辞中表示与宗庙相关的某种建筑，如“上甲家”（《合集》13580、13581），“丁家”（《合集》3096、13583）。“大乙履家”指与成汤相关的宗庙。“小食”相当于“夕食”。卜辞中“口”含有某种灾咎义，子组卜辞常卜问有无“作口”。例（13）应为记事刻辞，说的是：庚辰这天吃晚饭的时候日有异象，翌日将此异象禀告高祖，还禀告了“铃”，确实发生了某种灾祸，接着去成汤的宗庙进行了某项活动。《合集》33698（历二）也记载了某次“庚辰”发生的“日有异”。据前人研究，历无类与历二类所处时代在祖甲时期有重合，[47]故例（13）与《合集》33698很可能记录的是同一次在祖甲时期发生的“日有异”。这样看来，这次“日有异”商人要禀告的祖先有父丁、高祖（乙），神明有河，还有“铃”。此处“铃”字可能需破读，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三、金文中的“铃”字《商周青铜器铭文暨图像集成续编》一书中著录了一件西周中期前段的史簋（30369号），铭文作“史作祖丁宝尊彝”。该器器盖同铭，其中所谓“”字分别作、，铭文中的“史”与例（14）“ 史”相合。[48]我们认为，、正是在上加注声符“令”。、应分析作从铃之初文，从令声。、下半笔画明显加粗，正是上承殷墟甲骨文中“铃”字的写法。、与见于黄类的（B4类）之右半相同。西周时期给一个字的表意初文追加声符的现象十分常见，如“髭”加注“此”声，“禽”加注“今”声。[49]
西周中期的班簋（《集成》4341）中有一字作，用法为“王令毛伯更虢城公服，屏王位，作四方极，秉緐、蜀、巢令，锡、勒，咸”。此字除释作“铃”外，前人曾有释“命”“矜”“鋚”“”“ ”之说。我们认为此字应释为“铃”，这也是目前大多数学者的意见。[50] 释作“铃”字的诸家，对此字的认识却并不一致：有的先生认为左半从“金”，但同时期的“金”作、，不会省作；有的先生认为左半从“余”，前文已交代与“余”虽形近而不混。我们认为，班簋中的与铃史簋中的一样，左半当从“铃”之初文，在此上加注“令”声。“赐铃、勒”中的“铃”即《左传》桓公二年所说的“钖、鸾、和、铃，昭其声也。三辰旂旗，昭其明也”。杜预注：“铃，在旂。”《尔雅·释天》云：“有铃曰旂。”《说文》㫃部：“旂，旗有众铃，以令众也。”将铃挂在旗帜上，旗帜遇风飘扬，铃遇风作响，有鼓舞士气之功效，更有警示之作用。或如《诗经·周颂·载见》中所言“龙旂阳阳，和铃央央”，龙旂招展，铃声和谐，令人心悦。番生簋（《集成》4326）见“朱旂旜金䒞二铃”。毛公鼎（《集成》2841）见“朱旂二铃”。商承祚先生的《十二家吉金录》一书中曾著录了一件商铃（即《集成》415亚疑铃），出土于安阳，“通纽高一寸四分，口纵七分，横一寸半分，两旁有棱”，容庚先生的《商周彝器通考》云：“器小疑缀于旗上者。”[51] 字还见于万（剥）[52]方彝（旧释“戍铃方彝”，《集成》9894），释文如下：[53]

己酉，戍尊宜于召，置镛、九律，赏贝十朋，万剥用（造）丁宗彝，在九月，唯王十祀日五，唯来东。

陈剑、谢明文两位先生将左半改释为“俞”，有一定根据，但旧释为“铃”也并非全无道理。联系上文材料，史簋与班簋中此形释作“铃”的可能性很大，将看作“铃”也不无可能。“戍某”在殷墟卜辞中习见，“戍”表示一种身份或官职；上古人名、地名、族名有同名的现象，“戍”之“”可指代以上三者。这篇铭文明显与奏乐之事有关，卜辞习见掌管乐舞的“万人”，如《合集》28461的“呼万舞”，与《诗经·邶风·简兮》“硕人俣俣，公庭万舞”相合，商金文中亦有不少署名“万”的铜器，此器器主“万剥”也似与乐舞活动相关。[54]西周早期的两件成周铃（《集成》416、417）中“铃”之异体作、，其字形可比照前举的仲父簋中的（）、（），以及伯旅父簋中的。[55]但、所从之“令”形颇为古怪，甲骨金文中的“令”下部所从之“卩”作，未见作、形。旧稿曾认为可将上部看作（铃之初文），下部看作（卩），此形可视为初文与形之间的过渡。匿名专家审稿时指出，如此分析恐有割裂下部之嫌疑，此形金文中有（《集成》871），下方所从字形即突显有人头，[56]并提出此形可看作与“令”共用倒口形。此意见明显优于旧说，“共用部件”的现象在古文字中并不少见，如“（就）”字本作（包山简232）、（郭店简《五行》简22），可分解為（亯）、（京）兩部分，共用部件 。
“铃”之初文作，后加注声符“令”，[57]作、、等形，后进一步将它造成从金从令声或命声的形声字，这种形声字的产生可能亦受前举、之形的影响。“命”“令”二字在语音与词义上关系十分密切，从命声或令声无太大差别。这样，“铃”之初文便不复存在。除前举几例较为特殊的“铃”字外，金文中的“铃”皆为从金令声或命声的形声字，并为后世文字所继承，如西周中期的番生簋盖作（《集成》4326）、师簋作（《集成》4313）、毛公鼎作（《集成》2841），春秋早期的楚大师登钟作、[58]等， 春秋中期的陈大丧史仲高钟作（《集成》351），春秋晚期的鼄君钟作（《集成》50）、楚王领钟作（《集成》53）、鄦子𠂤镈作（《集成》153）。战国时期的三晋文字（魏）作（《集成》11901皮氏铜牌）、[59]。清华简《封许之命》简6有字，文云“銮（铃）素旗”；安大简《诗经》简105有字，即传世本《扬之水》篇“扬之水，白石粼粼”之“粼”，“（铃）”与“粼”二字于音可通。
综上所述，“铃”字的演变脉络已然清晰：[60]



本文出于字形、语音等方面的考虑，结合金文材料，将殷墟甲骨文中、、、、等形释为“铃”，解决了商墓铃器多出而殷墟甲骨文不见“铃”字的问题。一稿2019年4月二稿2020年6月

出处简称表：《合集》《甲骨文合集》《合补》《甲骨文合集补编》《屯南》《小屯南地甲骨》《法》《法国所藏甲骨录》《山东》《山东省博物馆珍藏甲骨墨拓集》《怀特》《怀特氏等收藏甲骨文集》《东文研》《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藏甲骨文字》《英藏》《英国所藏甲骨集》《天理》《天理大学附属天理参考馆甲骨文字》《史购》《史语所购藏甲骨集》《花东》《殷墟花园庄东地甲骨》《集成》《殷周金文集成》 北图     中国国家图书馆所藏甲骨


附记：本文初稿曾蒙刘钊、陈剑、蒋玉斌、谢明文、王子杨、方稚松等先生和李霜洁师姐批评指正，其后在“第七届中国文字发展论坛”上宣读，会议期间蒙周忠兵先生惠赐高见，又蒙匿名专家细心审阅，提出宝贵的修改意见。在此向以上诸位先生表示衷心的感谢！

注释

[1]孙明：《商周时期悬铃青铜礼器研究》，《北方民族考古》第2辑，北京：科学出版社，2015年，第153-164页；孙明：《商周时期悬铃青铜礼器赏析》，《收藏家》2016年第4期。
[2]李伯谦主编：《中国出土青铜器全集》，北京：科学出版社，2019年，第210页。
[3]雅南：《读〈中国出土青铜器全集〉琐记》，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网，2019年10月26日。
[4]山西省考古研究所、运城市文物工作站、绛县文物局联合考古队，山西大学北方考古研究中心：《山西绛县横水西周墓地M2531发掘报告》，《考古学报》2020年第1期，第97页。
[5] 以《甲骨文字编》为代表，大部分字编将此字释作“梌”，限于篇幅，不一一列举。参看李宗焜编著：《甲骨文字编》，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第506-507页。（《合集》22024劣体），汉达文库隶定作“梌”，待考。
[6]以《新甲骨文编》为代表，有的字编将此字释作“榆”，见刘钊主编：《新甲骨文编（增订本）》，福建：福建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360-361页。
[7]陈剑：《释“”》，《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第三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67页。
[8]有一种特殊的“余”字省刻横画及下部左旁的小斜笔，作，似只见于出组二类（如《合集》18461、《合集》24132）。暂未见到“余”字漏刻或省刻两旁的小斜笔之例。前人或以为两旁的小斜笔是增添的饰笔，此看法并没有太多依据。
[9]蔡哲茂：《甲骨缀合集》第98组，台北：乐学书局，1999年，“缀合图版”第129-130页，第381页。
[10]蔡哲茂：《甲骨缀合集》第353组，“缀合图版”第343-344页，“释文考释”第431页。
[11]有学者将《合集》22599和《东文研》647上的作为此字两见，按两片实为重片。
[12]于省吾：《甲骨文字释林》，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第73-75页。
[13]蔡哲茂：《甲骨缀合集》第98组，“释文考释”第381页；赵诚编著：《甲骨文简明词典：卜辞分类读本》，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364页。
[14]此字与常见的A类字相比，下面一竖中间多了一个圆圈。将此字看作A类异体，学界不存在太大的分歧。除《甲骨文字编》将此字作为未释字外（1730号），多数学者将此字视作“梌/榆”之异体。
[15]此片由李爱辉女士、黄天树先生缀合，见黄天树主编：《甲骨拼合三集》第596、663则，北京：学苑出版社，2013年，第3、108页。
[16] 陈剑：《释“”》，《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第3辑，第72页。
[17]我们并不否认与两形相混的可能性，如“迓*”既可作形，也可作，下详，参看沈培：《释甲金文中的“迓”》，“上古音与古文字研究的整合”国际研讨会论文集，香港、澳门，2017年7月。
[18]《甲骨文字编》2528号收、等5例菱形状字（第757页），除《合集》24951“宅”意义不明外，其余4例均用作贞人名、普通人名及地名。与单独成字时的用法明显不同，似也可作为佐证。
[19] 赵诚编著：《甲骨文简明词典：卜辞分类读本》，第106页，第364页。
[20]李宗焜编著：《凿破鸿蒙：纪念董作宾逝世五十周年》，台北：“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2013年，第93页。
[21]刘钊：《古文字构形学（修订版）》，福建：福建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10页。
[22] “穆”字实从禾，文中浑言“木形”时不作区分。
[23] 于省吾：《甲骨文字释林》，第145-146页。
[24]转引自邬可晶：《上古汉语中本来是否存在语气词“只”的问题的再检讨》，《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第6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408页。
[25]冈元凤纂辑：《毛诗品物图考》卷三，日本天明五年（1785）刻本。原注：《集传》：“梧桐也。”桐，白桐也。梧桐别见。
[26]郭沫若先生曾将释作“铃”，认为此字与殸、鼓系同类字，但据考古材料来看，铃无需以鼓槌一类的物体敲击发声，故此说未安。白于蓝先生将此字释作“”，可信，参看白于蓝：《说甲骨卜辞中“南”字的一种特殊用法》，《中国文字》新32辑，台北：艺文印书馆，2006年。
[27]相关材料可参看张冲：《先秦时期陶铃和铜铃研究》，硕士学位论文，山东大学，2014年。有关青铜铃的研究可参看朱凤瀚：《中国青铜器综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325-332页。
[28]容庚编著，张振林、马国权摹补：《金文编》，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820页。
[29]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广汉市文化局文管所：《广汉三星堆遗址二号祭祀坑发掘简报》，《文物》1989年第5期。
[30]岳洪彬：《谈商人的“黄泉观念”——从殷墟铜铃上装饰的倒装兽面纹》，《中国文物报》2006年8月18日。
[31] 韩炳华主编：《晋西商代青铜器》，北京：科学出版社，2017年，第76-77页。
[32]沈培：《释甲金文中的“迓”》，“上古音与古文字研究的整合”国际研讨会论文集，香港、澳门，2017年7月。
[33]李学勤先生的《殷代地理简论》一文中提到△地处于田猎区中的盂区，当是一平原地区而邻近山麓，见同作者《李学勤早期文集》，河北：河北教育出版社，2008年。
[34] 此点蒙周忠兵先生提示。
[35]字形选取自沈培：《释甲金文中的“迓”》，“上古音与古文字研究的整合”国际研讨会论文集，香港、澳门，2017年7月。
[36]参看刘钊主编：《新甲骨文编（增订本）》，第505页；李宗焜编著：《甲骨文字编》，第1228页。
[37] 陈剑：《释“”》，《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第3辑，第68页。但陈先生认为我们所释的△字所从为“俞”字，是我们不同意的，这里有两点考虑：一、比较学界公认的象箭镞形的“寅”字，其一种异体作、、等形，所从一竖皆穿过上部三角，而△字并没有出现这样的写法。二、从盘从的“俞”，目前只见于时代较早的典宾类和宾出类，恐怕不能与时代较晚的无名类中的简单类比。同样的形体，在不同组类的卜辞中可能并非一字或一词，需据所属组类加以判断，如形既表示簋形（如《合集》19851师肥笔、《合集》19995师宾间），又表示圭形（如《花东》193、203）。正如不能将时代跨度较大的典宾类、宾出类与无名类中的混为一谈，很可能两个组类的刻手对此形的认识不一致。
[38] 此例蒙王子杨先生提示。
[39]《合集》2140来源为《殷契粹编》449，此字原作，下部一竖中间部分陷入凹槽，且凹槽下方仍有笔画（或泐痕）。此字应如何书写，还有待检验实物。
[40]据历无类习见的“高祖”拟补，且很可能是“高祖乙”，参看《合集》32447、《合集》32455。
[41] 此字照片与拓本均不清晰，有省刻横画的可能。
[42] 或为无名类早期。此条材料蒙蒋玉斌先生提示。
[43] 陈剑：《释“疌”及相关诸字》，《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第5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第262-265页。
[44]刘桓：《甲骨文字考释（四则）》，《古文字研究》第22辑，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第49-50页。
[45]《甲骨文合集》有关诸家中，唯有《殷墟甲骨刻辞摹释总集》认定此片为习刻，参看齐乐园：《甲骨文习刻研究》，硕士学位论文，西南大学，2016年，第98页。
[46]刘桓：《甲骨文字考释（四则）》，《古文字研究》第22辑，第50页。此字从“宀”，即使不释作“家”，也应表示与宗庙有关的某种建筑。
[47]参看黄天树：《殷墟王卜辞的分类与断代》，北京：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9页。
[48] 此例蒙谢明文先生提示。
[49]参看刘钊：《古文字构形学》第五章“西周金文中‘声符’的类型”中的“追加声符”，第79-84页。
[50]严可均先生最早释作“铃”，刘心源、于省吾、唐兰、《铭文选》、孙稚雏等十余家从之。有关班簋的研究和字的考释，可参看汤梦甜：《班簋铭文集释》，硕士学位论文，华东师范大学，2017年。
[51] 容庚：《商周彝器通考》，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版，第489页。
[52]陈剑：《金文“彖”字考释》，《甲骨金文考释论集》，北京：线装书局，2007年，第266-267页。
[53]除“铃”字外，释文从谢明文：《商代金文的整理与研究》，博士学位论文，复旦大学，2012年，第537-538页。
[54] 将其中的释作“铃”有一个好处，在“殷人尚声”的背景下，或许此族除了担任“戍”的职务，也兼乐舞之事，因而以“铃”为名。这很容易使人联想到后世将乐官称作“伶”，《左传·成公二年》“问其族，对曰：‘伶人也。’使与之琴，操南音”。杜预注：“伶人，乐官。”
[55]顺便一提，此字与春秋晚期金文和战国楚简中用为“令（命）”的字十分相似，如（蔡侯尊《集成》6010）、（包山简159）、（上博简《容成氏》简44），不少学者将它隶定为“”“”。但用作“铃”字的目前仅见于西周，时代较早。
[56]参看孟蓬生：《说“令”——侵脂通转例说之一》，《古文字研究》第29辑，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第701-702页。
[57]当然，“铃”之初文与“令”字形上有相似之处，上部皆从倒口形，不排除变形声化的可能。
[58]周亚：《楚大师登编钟及相关问题的认识》，《上海博物馆集刊》2008年第11期，第158页。
[59]见黄锡全：《新见一枚“宅阳”布权》，《中国钱币》2004年第2期。陈剑先生认为此处的“（铃）”应读为“钱”，指相应的三晋方足小布，参看陈剑：《关于“宅阳四铃”等“布权”的一点意见》，《古文字研究》第26辑，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382-385页。
[60]《集篆古文韵海》一书中收“铃”字古文（徐在国编：《传抄古文字编》，北京：线装书局，2006年，第1405页），《订正六书通》一书中“铃”字下亦收（闵齐伋辑、毕弘述篆订，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13年，第137页），此形待考。

原载《出土文献》2021年第4期，引用请据原文。本刊文章已收入“中国知网”，欢迎各位读者下载阅读。


编辑 | 王天骄

审核 | 刘晓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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