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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土文献》丨墙斯：敦煌写卷P.2047《辅篇义记》所引佚书《物始》小考
敦煌写卷P.2047《辅篇义记》所引佚书《物始》小考
墙斯
湖州师范学院人文学院
法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写卷P.2047抄写的是《辅篇义记》卷二。《辅篇义记》为唐释玄俨所撰，系久已失传的佚书，直到敦煌藏经洞开，才重见于世。此卷引书较多，其中抄录佚书《物始》的一段文字，可能是目前所见直接反映该书内容的唯一材料，颇可珍视。
一、P.2047写卷及《辅篇义记》概况
本卷为伯希和1908年3月18日于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发现。[1]曾著录于《敦煌宝藏》第113册第113-145页、[2]《法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西域文献》第3册第176—208页，[3]均含照片灰图正面65幅，其中正面63幅、背面附记2幅。《敦煌写卷行草书法集》曾以黑白图版印出卷尾极小一部分（约三四纸）。[4]近年，“国际敦煌项目”（International Dunhuang Project，IDP）及gallica.bnf.fr网站发布高清彩照65幅，亦包含正面63幅及背面2幅，是目前所见最清晰的著录。该卷研究似乎很少。《法国国家图书馆藏伯希和汉文写本目录》（下简称“法目”）仅作简单的描述。[5]又《敦煌写卷行草书法集》选录时，马德先生题记说：“长卷唐人行书写本，内容属佛教文献，但无传纪本可鉴。本搁[6]卷书体古朴厚重，雍容大气，运笔潇洒自如，架构严谨舒展，行字距疏密有致，当为大家手笔。”除此之外，各方面较深入的探讨尚未展开。[7]今不揣謭陋，在《法目》基础上试作叙录如下。本卷高28.1-29.5厘米、长2609厘米（据“《法目》”）。共63纸，其中第38纸缺失后半，第63纸为半纸但内容完整。有乌丝栏，整纸写25行，栏高自第39纸以后较前38纸多出一字距。首尾俱全，首题“辅篇义记卷之二 沙门□〼”，“门”下一字尚可见一点一横，当是玄俨之“玄”的残留；尾题“辅篇义记卷弟二”。卷尾另附“倒说四事者”等8行，照应第56纸的“倒说四事卷后书之”。全卷由两人抄竣，起首42行半为行楷，书写较谨饬；自43行以下的大部抄写稍恣纵，字体为舒展的行书。以单行大字为主，间有双行小字注释；但抄写格式并不统一，像“已（以）上……”“述曰”常作双行小字，亦见径作单行者（如f18）。涂改、添字较多，有朱笔点记、校改。从书体看，推测是中唐以后写本。《辅篇义记》，各书记载多称《行事钞辅篇记》《四分辅篇记》《辅篇记》等，是唐释玄俨为释道宣《四分律删繁补阙行事钞》所作的注解。“义记”实即“义疏”之异名，[8]即诠释、疏解的意思。释道宣（596～667）《四分律删繁补阙行事钞》（大正藏T1804）是佛教律宗的权威著作。主要以《四分律》为基础，抄集比丘依律行事的教典根据，说明自修摄僧的各种事相行法。《行事钞》撰成后，广为律宗传诵，为其作注者极多。据宋释慧显所集《行事钞诸家记标目》（卍续藏X0741），共有62家注本，其中就包含玄俨《行事钞辅篇记》十卷。释玄俨（675～742）为律学南山宗大师。《宋高僧传》卷十四有传，云玄俨曾游长安，遇崇福寺满意律师并融济律师，共所印可，名动京师；“后还江左，偏行四分。因著《辅篇记》十卷、《羯磨述章》三篇。至今僧徒远近传写。”但与《行事钞》的多数注本一样，《辅篇记》久已失传，因此也未见佛藏收录。敦煌藏经洞开，此书的卷二才得以重见于世。道宣《行事钞》分上中下三卷，共30篇，其中卷上包含序与前12篇。《辅篇义记》卷二疏解的是《行事钞》卷上的第1—7篇，即“标宗显德篇第一”至“僧网大纲篇第七”。《辅篇义记》疏解律钞十分详赡。阐释义理时，间或引据中土经史子集等“外典”，如《易》《诗》《周礼》《礼记》《尔雅》《苍颉篇》《三苍》《说文》《玉篇》《战国策》《孔子家语》《庄子》《商君书》《吕氏春秋》《楚辞注》等。因此，除其本身具有的律学研究价值外，也为有关古书的传布、流变、校勘等提供了重要资料。本文重点关注的，就是其中解释“鼓”的一段文字。《辅篇义记》卷二讲到印度古国摩竭国的长度单位“拘屡舍”，其距离或以鼓声传播所及为定。《义记》引据律宗经典“五论”之一的《萨婆多论》，并作了进一步的疏解（见图1）：[9]……律师云抅（拘）屡舍者，以皷声为定。此并《多论》文也。皷者，《物始》云：《礼记》曰：土皷、贲〈蒉〉桴、苇籥，伊耆之乐也。《说文》云：皷者，郭也，春分之音。方〈万〉物郭多作廓读之皮甲而出，故谓之皷。《周礼》有六皷：雷八皷八面，灵皷六面，路皷四面，鼖皷、鼻〈皋〉皷、晋皷皆四〈两〉面也。皷之属皆從皷也。鼖，大皷也。六〈八〉尺而两面，以皷军事之皷也。鼙，骑皷也。《吕[氏]春秋》曰：鞞者，裨也，裨助皷节也。《论》文虽取皷声间准，俗书乃有大小、声有近远，未可为准也。
图一 P.2047《辅篇义记》卷二第17纸局部
此处为解释“鼓声”之“鼓”（原卷写作“皷”字），引述了《物始》《礼记》《说文》《吕氏春秋》等书关于“鼓”的若干记载。后几种书都很常见，《物始》一书则较特别，有必要专作考察。
二、《物始》其书
《物始》一书，顾名思义，是关于事物起源的。《梁书·处士传·何胤》：“胤曰：‘卿讵不遣传诏还朝拜表，留与我同游邪？’果愕然曰：‘古今不闻此例。’胤曰：‘《檀弓》两卷，皆言物始。自卿而始，何必有例。’”其中“物始”正可诠释《物始》之名。古代有许多书涉及事物原始，如先秦时代的《世本》、汉应劭《风俗通》、晋皇甫谧《帝王世纪》、崔豹《古今注》、梁宗懔《荆楚岁时记》、唐张鷟《朝野佥载》、段成式《酉阳杂俎》、五代马缟《中华古今注》、宋高承《事物纪原》等。[10]专门纂述事物原始的书，以高承《事物纪原》较为典型，可称为“事始物原类书籍”。[11]这种书肇端于北魏刘懋，其“撰诸器物造作之始十五卷，名曰《物祖》”（《魏书·刘懋传》）。然《物祖》早佚，也未见著录。最早见于著录者，即南朝梁时的《物始》：《隋书·经籍志》子部杂家类：《物始》十卷 谢吴撰。《日本国见在书目录》卅 杂家：《物始》十卷 谢吴撰。《旧唐书·经籍志》子部杂家类：《物始》十卷 谢昊撰。《新唐书·艺文志》子部杂家类：谢昊《物始》十卷。《通志·艺文略》诸子类杂家：《物始》十卷 谢昊撰。隋志昊作吴。作者之名有谢吴、谢昊之别。《通志》已出异文，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谢吴”条已指出二字“字形相涉”（余录卷中）。又旧、新《唐书·姚思廉传》中，其名亦作“谢炅”。吴、昊、炅当系一字之形讹，只因未有确证，难以知晓何者为其本名。关于谢氏行事，孙猛先生述之较详，照引如下：谢吴（生卒年不详），梁武帝时，为修史学士、秘书监，终中书郎。著有《梁书》一百卷（《隋书·经籍志》正史类）、《梁皇帝实录》（《隋书·经籍志》杂史类，记梁元帝事）、《皇帝菩萨清净大舍记》三卷。事见《史通》卷一一《史官建置篇》、卷一二《古今正史篇》。唐姚思廉撰《梁书》，颇采谢吴《梁书》。又，萧韶为《太清纪》，其议论多出谢吴，见《南史》卷五一《萧韶传》。[12]《物始》仅见于以上目录书志，说明它主要在隋唐时期流传。南宋郑樵虽记有《物始》一条，但《通志·艺文略》旨在“纪百代之有无，广古今而无憾”（《校雠略》），兼录所知存亡诸书，综合看来，《物始》可能在唐代之后就已亡佚。唐宋类书、事始物原类书籍兴盛，《物始》本有的功用很容易就被他书承代，其渐少流传以至亡佚，并不令人意外。古书中也难见引用《物始》的资料，因此迄今未见辑佚本。[13]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清嘉庆间汪汲撰成的《事物原会》，或称汪书乃据《物始》等编成，[14]似乎清人尚能见到《物始》，实则很不可信。这种说法大概源于汪汲本人，其自序云：“爰检架上谢昊《物始》、刘孝孙 房德懋《事始》与夫朱绘《事原》、罗颀《物原》诸籍为之，参互考核于经史子集之中，且为删烦就简、补阙拾遗，统而汇之成帙，名曰‘事物原会’。”[15]汪氏自称架上有《物始》，恐怕是疏忽不察，甚或是虚张声势。《事物原会》中看不出《物始》原书的痕迹，从下文要谈的《物始》实有内容看，汪书相应条目亦与《物始》无涉。总之，《物始》一书早已亡佚，《辅篇义记》这段引文是了解《物始》的珍稀资料，很值得重视。三、《物始》佚文的研讨
（一）《物始》佚文的钩稽
写卷中“鼓者”一段话，层次有些复杂，又颇有些错讹。为便于讨论，现将其分解开来看：1.《物始》云：这是引《物始》的标志。其后“《礼记》曰”自是《物始》的内容，但“《物始》云”管到哪里，是只有《礼记》一句，还是也包含后面的内容，需要讨论。2.《礼记》曰：土皷、贲〈蒉〉桴、苇钥，伊耆之乐也。《礼记·明堂位》：“土鼓、蒉桴、苇钥，伊耆氏之乐也。”郑玄注：“蒉，当为凷，声之误也。”蒉桴，“谓抟土为桴也”（《礼记·礼运》“蒉桴而土鼓”郑注）。写卷“贲”为“蒉”之形讹。3a.《说文》云：皷者，郭也，春分之音。方〈万〉物郭（多作“廓”读之）皮甲而出，故谓之皷。《周礼》有六皷：雷八皷八面，灵皷六面，路皷四面，鼖皷、鼻〈皋〉皷、晋皷皆四〈两〉面也。皷之属皆從皷也。此处引书较全。大徐本《说文》“鼓”：“郭也，春分之音。万物郭皮甲而出，故谓之鼓。从壴、支，象其手击之也。《周礼》六鼓：靁鼓八面，灵鼓六面，路鼓四面，鼖鼓、皋鼓、晋鼓皆两面。凡鼓之属皆从鼓。𪔐，籒文鼓从古声。”写卷除构形分析、籀文等有关字形的内容未引之外，在主要训释及引《周礼》内容上，与今本《说文》基本相同。“皷之属皆从皷也”一句对应今本“凡鼓之属皆从鼓”。“凡某之属皆从某”是《说文》对文字分别部居、创建部首后，以部首辖领部内字所用的术语。此处一并引用，当是照顾到下文从“鼓”的两个字。3b.𪔫，大皷也。六〈八〉尺而两面，以皷军事之皷也。大徐本《说文》：“𪔫，大鼓谓之鼖。鼖八尺而两面，以鼓军事。从鼓、贲省声。䩿，鼖或从革、贲不省。”（贲省声，小徐本作“卉声”。）写卷仅引述义训，与今本《说文》大同小异。《说文》“八尺”，引（或抄）作“六尺”，歧异较明显。按《考工记·韗人》：“鼓长八尺，鼓四尺，中围加三之一，谓之鼖鼓。”《周礼·地官·鼓人》“以鼖鼓鼓军事”郑玄注：“大鼓谓之鼖，鼖鼓长八尺。”当以“八尺”为是。3c.鼙，骑皷也。大徐本《说文》：“鼙，骑鼓也。从鼓、卑声。”写卷引义训相同。从3a有引《说文》标志、3b、3c与《说文》条目密合来看，三条皆源自《说文》。按《说文·鼓部》开头是部首字“鼓”，接着就是“鼛、𪔫、鼙”三种鼓名。[16]此4字的训解，3条被引（唯“鼛，大鼓也”条未引），排列次序也与《说文》一致。4.《吕[氏]春秋》曰：鞞者，裨也，裨助皷节也。“鞞”在表示鼓名时，和“鼙”是异体的关系，犹“鼗”“鼗”之与“鼗”。此处训鼙鼓，存在错讹。可对比传世类书、韵书有关内容：《北堂书钞》卷121“鞞二十七”：骑鼓也（《说文》曰：齐骑鼓。）倕为鼙鼓（《吕氏春秋》：倕为鼙鼓。）禆助鼓声（《释名》云：鞞，裨也，裨助鼓声也。）。[17]《广韵·齐韵》：鼙，骑上鼓。《释名》曰：鼙，裨也，裨助鼓节也。《吕氏春秋》曰：帝喾令人作鼙鼓之乐也。可见写卷引文脱失《吕》书内容，又漏掉了引《释名》的标志。《吕氏春秋·古乐》：“帝喾命咸黑作为声，歌九招、六列、六英。有倕作为鼙、鼓、钟、磬、笭、管、埙、篪、鼗、椎、钟。帝喾乃令人抃，或鼓鼙，击钟磬，吹笭，展管篪。”[18]《书钞》引“倕为鼙鼓”，较《广韵》所引更接近原文。综合来看，2引《礼记》，说明远古时代的鼓，述其源始；3是引《说文》“鼓”，以及“𪔫、鼙”两种鼓的训解；4引《吕氏春秋》《释名》对“鞞”的训解，明确起源和得名缘由。因此3c和4又有一定关联。在前引类书、韵书中，训释“鼙/鞞”也是一并引述《说文》《吕》《释名》。可见，2—4很像是一个整体。这样来看，2《礼记》、3《说文》、4《吕》及《释名》本来都是1“《物始》云”的内容，而《辅篇义记》援引“鼓”的资料时，比较全面地抄录《物始》“鼓”条，为了说明鼓“有大小”，“声有近远”，就把对“𪔫、鼙/鞞”的说解一并抄进来了。这种可能，还可从引述形式上得到验证。考察此段引述标记，1作《物始》“云”，2作《礼记》“曰”，3作《说文》“云”，4作《吕》“曰”。而从《辅篇义记》全卷来看，其引书时均作“云”，例如：诗云（f3、f43）；尔雅云、尔雅序云（f62、f43）；说文云（f5、f34、f61）；楚词注云（f61）；经云（f54、f62）；律云（f55、f57）；十诵云（f11）；抄云、抄中云、抄文云（f48、f12、f19）；注云、解云、疏解云、疏云（f15、f16、f26、f29、f30、f33、f37、f51）。《辅篇义记》是疏解道宣《四分律删繁补阙行事钞》的，《行事钞》引书也用“云”，对话问答则多用“曰”，即“子曰诗云”的方式。显然，引书用“云”已成为两书比较稳定的语言习惯。上揭引文中，2作《礼记》“曰”，与上述习惯不同，就是因为其源自《物始》，是外来的异质成分；4作《吕》（或《尔雅》）“曰”，亦与习惯不同，这个“曰”显然也是引来的。其来源文献当然不是前面的《说文》——《说文》无此等内容，应该也是《物始》本有的内容。至于所引《物始》内容中又有《说文》“云”，这就很好解释。一种可能是《物始》本身体例不一，引书用“云”或“曰”比较随意；一种可能是《物始》本来统一用“曰”，但《辅篇义记》的习惯是用“云”，抄录时就有意无意地把个别“曰”改成了“云”。如果反过来，认为4《吕》及《释名》是《辅篇义记》直接引用的，而突破一概用“云”的习惯而用“曰”，就不好解释了。概言之，上面2-4诸句都应该是“《物始》云”的内容。写卷为疏解“鼓”，引用了《物始》一段文字，《物始》文字又包含了《礼记》《说文》《吕氏春秋》《释名》相关文句。（二）《物始》佚文反映的该书特点
通过新辑佚文，可以归纳《物始》的一些特点：第一，《物始》如其书名，旨在探寻事物原始。“鼓”等数句，或反映器物原初形态，或引述其较早记载，或举出造作人物，或列其得名之由。《物始》确为“事始物原类书籍”，更确切地说是“物原类书籍”。第二，《物始》编排事物时，至少有简单的归类。鼓和𪔫、鼙放在一起，形成一个小类。至于全书是否按类纂列，由于仅发现这一段佚文，尚难以推求。第三，《物始》的纂述方式，主要是撮引、比次经典及字书辞书资料。第四，《物始》的取材范围，应该比较广泛。（三）《物始》佚文对校读其他古书的价值
类书、事始物原类书籍均以汇集编次材料为主，这些书常有前后因袭的现象。例如由《华林遍略》到《修文殿御览》到《太平御览》，从材料到编排均有沿袭之处。《物始》涉及“鼙/鞞”的部分，取材与后来的《北堂书钞》《广韵》相同，甚至与《书钞》材料次序全同，并且同用异体“鞞”字。这显然不会是巧合，而应存在因袭影响的关系，或是受相同来源影响的亲属关系。胡道静先生讲古类书的发展，曾把时代较早的类书比作“河源”。[19]《物始》虽无法确证为河源，但它一定居于长河的上游，为知识的流布起过独特的作用。《物始》佚文中的引文，也有助于校读古书。引文中有源出《释名》的“鞞者，裨也，裨助鼓节也”一句。“节”字，传本《释名·释乐器》及《太平御览》引文并同，[20]唯《北堂书钞》有的本子（如前引孔校本）作“声”。鼙/鞞鼓是应和大鼓的，从字面上看，“裨助鼓节”“裨助鼓声”似乎都可以讲通；但“鼙/鞞”当非任意地随声附和大鼓，而是按节奏应和，[21]因此从情理上讲，作“节”确当是《释名》原貌。《物始》所引正作“节”，似可为上述认识添一证据。《书钞》作“声”者，应为讹误或引文不严谨而致。传世《说文》有大徐、小徐本，了解其古本面貌，除了唐写本，主要靠宋前古书引文来对二徐本证实或证伪。像P.2047这样的写本，引书虽有辗转，亦难免错讹，但能保存一些较早的文本信息。《物始》佚文涉及3条《说文》说解，今本与之大同，可得到证实。尤其是“鼓”条后“皷之属皆從皷也”一句，尽管属于《说文》部首字训解中的套语，但在宋前《说文》资料中很难见到。因为唐写本“木部”“口部”残卷部首字均已缺失，古书引文则以援用单字训释或字形分析为主，几乎不存在引出“凡某之属皆从某”的必要。由于《物始》连续引用《说文》，“皷之属皆從皷也”才在特殊语境中保留下来，真是弥足珍贵。另《说文》中解说部属关系的“从某”，学者或固守大徐本之“从”而不作“從”。王筠《句读》卷十五指出：“《说文》凡云從某，大徐作从，唐以前书，《玉篇》而外，凡引《说文》皆作從。”[22]今天以唐写本《说文》来看，“從某”无一作“从某”者，宋前写本征引《说文》资料亦均作“從”。[23]《辅篇义记》此处引文作“從”，亦是一证。综上所述，敦煌P.2047《辅篇义记》写卷所引《物始》一段佚文，不仅为《物始》及其作者的研究提供了新资料，对于事始物原类书籍和与之有密切关系的类书的研究、《说文》等相关古书的研究，也有一定参考价值。附记：本文写作蒙张小艳教授审阅并提出宝贵意见，匿名审稿专家也提出很好的修改建议，谨申谢忱。文中仍存在的一切问题概由作者负责。
编辑 | 王天骄
审核 | 李举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