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土文献》丨唐强：出土秦至汉初《质日》类文书检讨

出土秦至汉初《质日》类文书检讨

唐强

湖南大学岳麓书院

摘  要：在历表干支下加注节气、伏腊、神煞和具体事况等是秦汉历书的常见形式。目前所见出土自名《质日》的简册，所注的内容均为具体的事况而无神煞语词，具有明显的行政功用；加注神煞语词的历书不加注具体的事况，且需与日书配合使用。二者是两种不同类型的历书。准此，港中大藏简95~119号简不宜定名为《质日》；北大秦简“卅一年”“卅三年”两件历书尚未完全公布，但已知附注建除神煞、大小时和日夜长短，也暂不宜定名为《质日》；银雀山汉简《七年□日》的定名需重新考虑。历书所加注的内容及其功用是判定历书性质的重要依据，《质日》只注事况而不涉神煞，不能作为秦汉时期在历表干支下加注文字的历书的通名。

关键词：秦至汉初 质日 历日 历书 定名

《质日》是秦至汉初一种十分重要而常见的历书。[1]但由于传世文献未载，出土的自名《质日》又十分有限，故学界对《质日》的性质、内涵以及与其他历书的区别等都还没有全面的认识，既有的认识也有待进一步检验。与此同时，学界又积极地采用“质日”这一新名称对既往的、新出土的无题名材料进行定名。正确的定名有利于聚合材料、归纳共性，但错误的定名会淆乱对本体的认识，使问题变得更加复杂。遗憾的是，从目前已定名的历书来看，似已有性质不够明确的材料被当成《质日》。有鉴于此，笔者认为有必要据已知的自名《质日》为基础材料，重新归纳特征、理解内涵，对一些不恰当的定名作一个检讨。

“质日”的词义，学界还没有比较统一的认识，李零、苏俊林、肖从礼、陈伟等先生以及岳麓秦简整理者都提出过不同的推测，刘乐贤、工藤元男等先生则直接说“质日”的确切含义还不太清楚，可见对已有诸说并不完全信从。[2]笔者对“质日”的理解亦无新见，好在这并不十分影响后文的研究，因此我们不准备就此多作讨论。

陈梦家、刘乐贤、陈侃理等先生都曾对出土秦汉历书作过统计和分类。[3]陈侃理先生的文章后出，收录的材料更齐全，分类更翔实，因此后文主要参考陈氏的分类和搜集的材料进行考察。截至目前，学界已经完整公布图版和释文的自名《质日》仅有岳麓秦简《廿七年质日》《卅四年质日》《卅五年私质日》和睡虎地汉简文帝前元《十年质日》四件。[4]因此，下文即主要在这四件自名《质日》的基础上展开讨论。

一、《质日》私文书性质中体现的行政功用

对岳麓秦简三份《质日》及相关历书的官私性质问题，学界已有比较充分的讨论。蔡万进、郑传斌等先生认为尹湾汉简《元延二年日记》是一种官方文书档案；[5]苏俊林、肖从礼、于洪涛、陈侃理等先生认为岳麓秦简三件《质日》是一种私人文书、是“私质日”，而里耶秦简中的一份行庙记录8-138+8-174+8-522+8-523就是“官质日”。[6]从现有的讨论看，认为岳麓秦简《质日》等是私人文书应是学界比较主流的意见。但蔡、郑二位先生之文早出，未见到自名《质日》的材料，认为《元延二年》这类历书是官方档案无可厚非。[7]

其实，以上学者对《质日》及类似历书官私属性的讨论，并不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言其“官”或“私”，都有相当的道理。强调“官”的属性，主要是着眼于干支下加注的内容几乎全是官吏办公或出行记事，很少涉及个人私事；强调“私”的属性，主要是着眼于《质日》的归属和使用：为私人所有、供个人使用。正因为如此，前引苏、肖、陈等先生也承认《质日》上的大量官事记录体现了强烈的行政色彩。[8]为了更直观地展示四件《质日》的行政功用，笔者统计了它们干支下加注内容的情况，如表1所示：

表1 岳麓秦简三件《质日》和睡虎地汉简文帝前元《十年质日》记录公务天数统计表[9]

另，《岳麓书院藏秦简（肆）》“狱校律”（简232—236）规定，官吏拘系犯人会狱治当输、当传者时，除了要记录狱断及行年日月外，还要“诣所县官属所执法，即亟遣，为质日，署行日”。简文中的“质日”，整理者注曰：“记录日期的行程。”[10]虽未直接征引岳麓《廿七年质日》等材料为例，但从其释义来看，整理者应该是认同此处的“质日”符合自名《质日》的特征（记录公事和行程）。笔者认为，其实径将此处的“质日”理解成本文讨论的在干支表下加注具体事况的《质日》恐亦无大碍，[11]简文中的“为质日”大意就是要求官吏拘系犯人会狱治时要制作《质日》记录行程等情况。国家律令明文要求官员“为质日”，这也可以证明《质日》不宜单纯地看作私人文书，它服务于公务活动的特点十分突出。

综上所论，我们认为在讨论岳麓秦简《质日》这一类历书时，在认可其私人属性的基础上，同时还需要对加注文字所体现的行政功用给予足够的重视。

二、《质日》干支下不加注神煞语词

梳理四件自名《质日》加注文字的情况，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即所有的加注内容均是具体的事况记载，间或辅注伏腊，但并没有见到任何神煞语词。这是因为出土的历书材料太少，还是《质日》本来就不加注神煞语词呢？

从四件自名《质日》来看，它以干支历表为依托，记载简要的事况，有事则记，无事则阙。干支表本身只是一个载体，其重点是在加注的文字及所体现的功用上。陈松长先生说“岳麓秦简《质日》的主要功能是记事”；[12]李忠林先生对岳麓秦简三件《质日》中一些朔日干支不规范的现象（有些画有墨丁、格式为“某月+大小+干支”的表达却不是朔干支）解释说“归根结底是因为它并非历谱”，[13]言外之意也是说《质日》的重点在所记的事况上；晏昌贵先生说《质日》的性质“是记录墓主功劳的凭据”；[14]李零先生认为张家山汉简文帝前元《七年质日》和银雀山汉简《七年□日》的用途“不是选择视日，而是记录政事，和管理有很大关系”。[15]可见，在加注内容以记录公务事项为主、供用户记录和查询、服务于行政工作的《质日》中，似乎并没有出现神煞语词必要，[16]四件自名《质日》上也确实没有这样的内容。另一方面，那些干支下注有神煞语词的历书，如肩水金关汉简《元始六年历日》、日照海曲简“汉武帝后元二年”、敦煌汉简“地节元年”等，都没有加注具体的事况。因此之故，我们认为这些历书的干支下是加注具体的事况还是神煞语词，是截然不同的，应当看作两类历书。睡虎地77号汉墓除前文引用的汉文帝前元《十年质日》外，保存完好和基本可复原的《质日》还有十件、不能复原的零散材料有两件，目前均尚未公布，值得期待。相信随着这一批自名材料的公布，学界对秦至汉初《质日》的认识会更加深刻和全面。

三、几件相关历书的讨论

除前举四件自名《质日》外，还有一些历书在形制、编排和加注内容等方面都与《质日》相似，同时也有差异。为了更好地了解《质日》与那些相关但题名不清的历书的关系，我们循着陈侃理先生的统计，按图索骥，挑选了十余件年代确定、图版和释文均已公布（或未公布但有比较详细的介绍）的历书进行对比。这些材料已编联复原、形制清楚、内容相对丰富，能够较好地反映秦汉时期历书的大致面貌。现将这些材料的年份、加注内容、自名情况等信息统计如表2：

表2 编册复原的秦至西汉年历型历书相关信息统计表[17]

（一）银雀山汉简《七年□日》

表2中的“银雀山元光元年”自名《七年□日》，“日”上之字漶漫不清，罗福颐先生摹写作“”，[18]陈久金、陈美东二位先生在《临沂出土汉初古历初探》一文中采纳了罗氏的意见；[19]吴九龙先生将此字隶定为“”，但与罗氏一样认为就是“历”字。[20]后来刘乐贤先生将其改释为“视”，认为“视日”就是看日、选日的意思，与日者之术有关。[21]张家山M336墓出土自名历书《七年质日》后，李零先生将“质日”与“视日”系联，认为“质”“视”可通，“质日”是“给执事、视事的值班官员看，用来记录政事，用以考核政绩”。[22]对比《七年□日》和四件自名《质日》，仅就加注的内容而言，区别是很明显的，如表3：

表3 银雀山汉简《七年□日》与四件自名《质日》加注内容对比表

（1）到明出穜（种），即□邑最富者，与皆出穜（种）。即已，禹步三出穜（种）所，曰：……（周家台秦简《病方及其它》简349—350）

（2）五谷良日，己□□□□出穜（种）及鼠（予）人。壬辰乙巳，不可以鼠（予）。子，亦勿出穜（种）。（睡虎地秦简《日书乙种·五谷良日》简64）

（3）始耕田之良日，牵牛、酉、亥。辰、巳不可穜（种）、出穜（种），乙巳、壬不可予、入五穜（种）。（孔家坡汉简《日书·始穜》简453）

这里顺带讨论一下《七年□日》的定名问题。如前所述，由于“日”上之字漶漫不清，释“”释“视”都不是确论，但二者在理解上可以沟通。罗福颐先生认为是“”，“（历）日”就是历书、历谱；刘乐贤先生认为是“视”，“视日”就是看日、选日的意思，而查看时日本来就是历书的基本功能。因此，无论是“历日”还是“视日”，它都与历表（用于查看时日）的关系较近而与《质日》（记录公事、服务于行政工作）的关系较远。肩水金关T23探方出土过一份西汉末孺子婴時期自名《元始六年历日》的历书，[26]干支下加注的内容包括建除、分至、四立等，后附有神煞周期表。这件历书不记具体的事况而附有一组神煞周期表，毫无疑问是供看日、选日之用的，与日书选择关系密切。另外，日照海曲简中还有一件“汉武帝后元二年”，整理者结合形制、内容等，参考刘乐贤先生等对银雀山汉简《七年视日》的定名，将其定名的《汉武帝后元二年视日》。这件历书的干支下记有与汉代阴阳家观念有关的刑德七舍，与占家、日者的择日术有密切关系。[27]试将银雀山汉简《七年□日》、海曲简“汉武帝后元二年”、肩水金关汉简《元始六年历日》加注的内容作简要对比，如表4：

表4 银雀山《七年□日》、海曲“汉武帝后元二年”、肩水金关《元始六年历日》加注内容对比表

（二）敦煌汉简“地节元年”和“元康三年”

两件历书都属于陈侃理先生所分的简首日序十二栏横读式。“地节元年”干支下记事包括节气（分至、四立、伏腊）、时辰、建，“元康三年”干支下记事包括节气（分至、四立）、建，前者多记八个时辰（平明、日出、食时、隅中、日中、餔时、日入、黄昏），其余的基本相同。前文已述，历书中标注的节气不是典型的区别特征，但“建除”是十分常见的神煞名，也是吉凶占断的重要方法，与日书使用密切相关。程少轩先生据复原后的肩水金关汉简《元始六年历日》认为，“汉代历书除日期下有历注外，还可能配有一组神煞周期表，这使我们对汉代的历书有了新的认识”。[29]可见，敦煌汉简这两件历书像《元始六年历日》一样后附神煞表的可能性是存在的。退一步讲，即使我们不作这种推测，至少也可以说敦煌汉简“地节元年”和“元康三年”这两件历书未注具体事况而注有建除，因此与《质日》差异较大，而与那种用于择日、选日的历书更相近。

（三）周家台秦简《卅六年日》

表2中的“周家台卅六年”自名《卅六年日》，加注内容不甚明确，但与四件自名《质日》相比，区别较大。具体表现在：

第一，两者自名不同。

第二，两者的形制、结构、阅读方式不同。

第三，两者加注的数量、内容有较大差异。

第四，两者所归属的类别不同。整理者原将《卅六年日》与“秦始皇三十四年”（即周家台《三十四年质日》）合编，统于《历谱》之下；[30]后来夏德安先生注意到《卅六年日》与《日书》的密切联系，认为它们是一个完整的文书单元，《日书》和历谱原本应该是合抄在一起的。[31]目前，学界大都接受了夏德安先生的意见。比如陈伟先生主编的《秦简牍合集》将《卅六年日》置于《日书》类之下，而将《三十四年质日》单独列为一项，正是采纳了夏氏之说。

夏德安先生在谈及《日书》的使用时，认为《日书》必须与历谱配合使用，使用者需要查询历谱，将吉凶占断和具体时日联系起来。邓文宽、陈侃理先生等也有相似的看法。[32]周家台秦简《日书》中有一篇《卅六年置居》，正加强了《卅六年日》与《日书》的关系。另外，刘国胜先生等曾指出《卅六年日》与孔家坡汉简“景帝后元二年”的形制、编排都十分近似，[33]而孔家坡汉简中最主要的《日书》和《历日》（即“孔家坡景帝后元二年”）分别出土于M8椁室头箱位置的左右两侧，也透露出“景帝后元二年”与《日书》的密切关系。可见，周家台秦简《卅六年日》和孔家坡汉简“景帝后元二年”这一类历书与日书配合使用的可能性非常大，与以记录行政公事为主的《质日》关系显然比较远。

以上讨论的几件历书均与日书关系密切，而与典型的《质日》有较大区别。不少学者也早注意到不同于《质日》的其它历书材料。刘绍刚、郑同修先生径言《质日》的主要内容是记录墓主的行程和公务，“与有建除、八魁、血忌、反支、天李等占家历注的历书不同”。[34]肩水金关汉简《元始六年历日》后附有血祭、月杀、刑德等神煞表，或许就是刘、郑所说的“占家历注的历书”。刘乐贤先生也十分审慎地指出，那些只是用来查询时间而不用来记事的历书可能不叫“质日”或“视日”，“质日”或“视日”是否是秦至汉初乃至全部秦汉历书的通名，还不能肯定。[35]从表2中所列的材料来看，并没有一份自名《质日》的干支下注有神煞语词，也没有体现出择日、选日的功用，刘先生审慎的态度是十分可取的。因此，鉴于二者在内容和功用上的显著不同，我们有理由怀疑这种记有神煞语词、与日书关系密切的历书并不是《质日》。

四、几件历书的定名检讨

以上，从历表干支下加注内容反映的不同功用，讨论了四件自名《质日》和银雀山汉简《七年□日》等其它几件有神煞语词的历书的特征。从目前所见材料看，秦至汉初的《质日》应该具备以下特征：以干支表为依托，加注简要事况；属于私人文书，但记事内容绝大多数为公务事况，服务于行政工作；记事内容除少量节气外，其余均为具体的事况，没有日书选择、神煞语词。下面，我们主要参考以上特征，从自名、加注内容、功用三个方面对几件历书进行简要检讨。

（一）港中大藏简第95—119号简

《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藏简牍》之“汉代简牍”第95—119号简，整理者原定名为《干支表》，编于《归行》《陷日》《盗者》《取妻出女》《禹须臾》《嫁子刑》《艮山》《诘咎》《稷辰》《玄戈》《行》《四徼》《帝》《五行》《有疾》《良日》《八魁、血忌》《虚日》《报日》《日夜表》《生子》《吏》篇之后，共置于《日书》一类之下。[36]后来，永末高康、王强两位先生先后撰文，都将第76号简（《日夜表》）与95—119号简合编，通过排列干支进行复原，将时间推定为汉文帝前元十二年（前168），并且认为这是一份质日的残卷，最后定名为《汉文帝（前元）十二年质日》。[37]

第76号简（即《日夜表》）释文如下：

〼日五夜十一。●正月大，日七夜九。●三月大，日九夜七。●五月大，日十一夜五。●七月大，日九夜七。●九月大，日七夜九。

第一，缺少自名。

第二，注事内容太少，无法判断具体功用。

第三，在抄写单、双月名的简（76号简）上杂糅日夜长短的内容，不见于其它几件自名《质日》。睡虎地秦简《日书》中的三篇《日夕》、放马滩秦简《日书乙种》中的两篇《日夜》也有各月昼夜长短的记载，[39]可资参考。

第四，日书是港中文简的大宗，整理者将95—119号简置于《日书》类之下，透露出二者之间可能存在的联系，且与前文提及的《日书》需配合历表使用的现象相符合。另外，上面提及的睡虎地简中的三篇《日夕》和放马滩简中的两篇《日夜》，也都是收在《日书》之中，这都说明它们与日书的关系十分密切。

因此，暂不讨论将简76与95—119合编是否合适，仅就现有的证据来看，将港中大简76+95—119定名为“质日”恐怕还不足以让人完全信服。相反地，我们认为它更有可能是前文讨论的那种加注神煞、需与日书配合使用的历书。

（二）北大秦简“卅一年”“卅三年”

目前尚未公布，整理者定名《质日》。兹摘录相关介绍如下：

北大秦简的卷〇、卷五分别为秦始皇三十一年（前216年）、三十三年的历表。……卷五有一枚简，正面空白，背书一个“日”字，当是该卷篇题。可惜“日”字上恰巧残断，无法判断原来是否还有字。……

两种质日都在每日的干支下留有空间，加注两类内容，一是在部分日期下注有记事性的词句，二是有规律地注明当日的建除。加注建除的方法是，从每月的第一个建日开始，依次注出十二名的一个循环为止。……

此外，卷〇末尾还有闰月（后九月）干支和一个简短附录。这个附录书写有一年中各月份的大小时所在和日夜长短比例。[40]

陈先生介绍“卅一年”“卅三年”干支下有“记事性词句”，惜未透露更多信息，不知道是具体的事况记载，还是普通节气，抑或像周家台《卅六年日》中那一类性质不明者。但既然注有建除，后又附各月大小时所在和日夜长短比例，似与肩水金关《元始六年历日》后附神煞周期表中的“小时”、睡虎地秦简《日书》中的《日夕》篇多有相似之处。因此，为谨慎起见，我们认为北大秦简“卅一年”“卅三年”或暂不宜定名为《质日》。

（三）尹湾汉简《元延二年》

自名《元延二年》，整理者据干支下加注的内容定名为《元延二年日记》。[41]后赵平安先生据同墓所出的随葬器物清单《君兄缯方缇中物疏》中提及的“记一卷”和传世文献对“记”的记载，将其定名为《元延二年记》；[42]张显成先生“考虑到本日记的内容属墓主师饶在东海太守功曹史有关日常工作的记载”，故改称为《元延二年视事日记》；[43]晏昌贵先生认为与岳麓秦简三件《质日》相似，故将其称为《元延二年质日》。[44]简册干支下加注文字的天数达187天，虽有不少事况的公私情况难以判断，但仅从性质明确的部分来看，公事、私事都十分丰富。在这187天的事况中，除去八节、伏腊外，其余全是墓主个人活动的相关记录，没有神煞语词，说明《元延二年》的主要功用是“记事”。但它是否能定名为《质日》，则可以商榷。

工藤元男先生说虽然《元延二年》不以“质日”为题，但仍属于“质日”性质。[45]我们基本同意工藤先生的意见，但需补充的是，即使《元延二年》属于“质日”的性质，也并不意味着它的篇题就一定是“质日”。西汉成帝元延二年（公元前11年）距已出的自名《质日》中年代最早的岳麓秦简《廿七年质日》已经210年，距年代最晚的睡虎地汉简《十年质日》也有160年，时间跨度较大；另一方面，与四件自名《质日》相比，虽然干支下加注的文字均为具体的事况，但《元延二年》中加注私事的比例极大增高，私人色彩更重，产生新名称的可能性不能排除。综上两点，又考虑到“名从主人”的命名原则，我们认为应当据其自名定名为《元延二年》，[46]而不宜定名为《质日》或其它。

以上是我们认为不宜或暂不宜定名为《质日》的几件历书材料，而适宜定名为《质日》的历书，周家台秦简“卅四年”即是佳例。周家台秦简“卅四年”属于陈氏所分的逐日干支六栏横读式。虽无篇题，但首简上端约有2/5残断，推测篇题可能就在残去的那部分简上。“卅四年”干支下加注文字的天数共55天，除去2天注“嘉平”，余下53天均为公事记录，具有很强的行政属性，与我们前文分析的《质日》的典型特征相符。学界根据形制、内容、功用将“卅四年”定为《三十四年质日》，正确可从。另外，里耶秦简9-2282应该也是一份《质日》，只是书写格式与几件自名《质日》相比稍有不同。[47]

余论

李零先生过去在讨论《质日》与《历日》的关系时，认为“质日”是秦代和西汉早中期这种在干支下加注文字的历书的通名，“历日”只是后人变易“质日”之名的叫法。[48]虽然现在暂未见到秦至汉初的自名《历日》，已公布的几件自名《历日》材料年代稍晚，[49]但通过前文的讨论可知，《历日》加注建除、反支、刑德等神煞语词，与日书关系密切，而与加注具体事况的《质日》差异较大，二者应是不同类型的两种历书，而恐非李零先生所说的只是名称的变易。但“质日”之称沿用到何时，“历日”之称可上溯到何时，以及它们之间的衍变、分合等问题，囿于材料，暂时无法作更多的讨论。不过可以肯定的是，秦汉时期的这种在干支下加注文字的历书，难以用某一个固定的“通名”来概括，“质日”和“历日”都无法胜任。

需要补充说明的是，虽然几件性质明确的《质日》与《历日》加注的内容判然有别，但考虑到二者在形式上的相似性，且都是官吏工作中重要而常用的“工具书”，因此，要做到绝对的泾渭分明恐怕比较困难。例如，前文检讨的港中大简95~119和北大秦简“卅一年”“卅三年”，我们都更倾向于认为是《历日》（或同类的历书）而非《质日》，但它们却注有显然不是神煞的“休”和一些“记事性词句”，周家台《卅六年日》也注有“食人米四斗、鱼米四斗”“泽”“此中床”等似与神煞无关的词句。可见，加注具体事况或神煞语词在同一件历书上是否绝对不能共存，目前恐怕还不能妄下结论。随着新材料的不断出土和公布，必将有更多的历书材料进入学界视野，我们在讨论这些历书时，应该充分重视它们在加注的内容及所体现的功用上的差异，同时将其置于历时的动态变化中，谨慎地进行定性、定名。

附记：感谢匿名审稿专家提出的宝贵修改意见，本文多有吸收。另外，在文章写作过程中，笔者曾发电邮向陈侃理先生、史达先生和岳麓书院博士生李蓉女士咨询相关问题，蒙三位惠告重要信息，在此一并表示感谢！唯文中疏漏概由笔者一人负责。

追记：龙仕平先生《“质日”释诂》（《简帛研究 二〇一八（春夏卷）》）在认同刘乐贤先生《七年视日》的基础上，认为“质日”与“视日”在形制、干支下所记内容、功用方面存在基本差异，因此不宜将二者等量齐观。龙文最后还对“质日”的词义作了训释。可参看。

注释

[1] 在历表干支下加注文字的这种简册，学界尚无统一的称谓。罗振玉、王国维二位先生最早在《流沙坠简》中称之为“历谱”，后来从事简牍研究的学者多沿袭之；邓文宽先生联系敦煌卷子中的北魏历日和唐宋具注历日，改称为“历日”；尹湾汉简整理者将一份记有大量墓主活动的历表称为《元延二年日记》；后赵平安先生据《元延二年日记》同墓所出的墓主随葬器物清单《君兄缯方缇中物疏》中提及的“记一卷”，认为当称为《元延二年记》；郑传斌先生结合此类简册的形制和功能，认为当称为“历记”；李零先生联系银雀山汉简武帝《七年□日》（李零先生认为是《七年视日》）和张家山汉墓文帝前元《七年质日》，认为“视日”就是“质日”，是查看日子的意思，主要功能是供官员查对日期；刘乐贤先生认为“视日”或“质日”不是所有出土秦汉历书的通名，故仍暂以“历日”称之；陈侃理先生在《出土秦汉历书综论》中使用现代名词“历书”进行统称。参见王国维、罗振玉撰，何立民点校：《流沙坠简》，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3年，“小学数术方剂书考释”第9—17页；邓文宽：《出土秦汉简牍“历日”正名》，《文物》2003年第4期；连云港市博物馆、中国社会科学院简帛研究中心、东海县博物馆等：《尹湾汉墓简牍》，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第138页；赵平安：《周家台30号秦墓竹简“秦始皇三十四年历谱”的定名及其性质——谈谈秦汉时期的一种随葬竹书“记”》，《长沙三国吴简暨百年来简帛发现与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第320—321页；郑传斌：《出土秦汉简牍的“历记”》，《中原文物》2004年第4期；李零：《视日、日书和叶书——三种简帛文献的区别和定名》，《文物》2008年第12期；李零：《读简随笔》，《出土文献与中国古代文明：李学勤先生八十寿诞纪念论文集》，上海：中西书局，2016年，第401—403页；刘乐贤：《秦汉历日的内容及功用》，《古罗马和秦汉中国：风马牛不相及乎》，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358页；陈侃理：《出土秦汉历书综论》，《简帛研究 二〇一六（秋冬卷）》，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31页。按，从目前出土的材料来看，已知的自名主要有“质日”“历日”“日”（或是“某日”之省）和年号记名，“质日”均以记事为主，“历日”加注神煞语词，应是不同类型的历书，因此它们都不能作为通名；“日”干支下加注内容不明，年号记名省略了具体的“文体”名，因此也都不宜作为通名。笔者认为，在秦汉时期的这种在历表干支下加注文字的简册的通名尚不明确的情况下，不妨采用陈侃理先生的便宜之法，使用现代名词“历书”来指称这类简册，但并不表示每一件都必须以“历书”为名。

[2] 李零先生将“质日”读为“视日”，认为“视日”即查看日子之义，后又联系包山楚简中的“视日”，认为“质日”与“临官莅政”有关，其随葬的历日表谱，主要是供作填写政事记录，类似值班日志那样的历表。苏俊林先生认为“质”字有“底子”之义，“质日”可能是便于向长官汇报而作的“底子”。《岳麓书院藏秦简（壹）》整理者注释认为“质日”即执日，主要内容为政事记录。肖从礼先生认为“质日”与先秦典籍中的“致日”异字同义，指测定冬、夏二至时日之意。陈伟先生认为“质”可训“约”，指约定的历日；又可训“实”，指可靠、实用的历日。参见李零：《简帛古书与学术源流》，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年，第286页；李零：《视日、日书和叶书——三种简帛文献的区别和定名》，《文物》2008年第12期；苏俊林：《关于“质日”简的名称与性质》，《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4期；朱汉民、陈松长主编：《岳麓书院藏秦简（壹）》，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0年，第47页；肖从礼：《秦汉简牍“质日”考》，《鲁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3期；陈伟：《岳麓书院秦简“质日”初步研究》，简帛网，2012年11月17日；刘乐贤：《秦汉历日的内容及功用》，《古罗马和秦汉中国：风马牛不相及乎》，第358页；工藤元男：《具注历的渊源——日书·视日·质日》，《简帛》第9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336页。

[3] 陈梦家：《汉简缀述》，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235页；刘乐贤：《秦汉历日的内容及功用》，《古罗马和秦汉中国：风马牛不相及乎》，第353—355页；陈侃理：《出土秦汉历书综论》，《简帛研究 二〇一六（秋冬卷）》，第32—46页。

[4] 参见朱汉民、陈松长主编：《岳麓书院藏秦简（壹）》；蔡丹、陈伟、熊北生：《睡虎地汉简中的质日简册》，《文物》2018年第3期。后文引用这四件《质日》中的相关内容，均不再出注。

[5] 蔡、郑二位先生之文早出，彼时尚无自名《质日》材料公布，因此他们只是对以“在干支下加注文字”为特征的《元延二年》等材料进行讨论。参见蔡万进：《尹湾汉简〈元延二年日记〉文书渊源探索》，《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1期；郑传斌：《出土秦汉简牍的“历记”》，《中原文物》2004年第4期。

[6] 苏俊林：《关于“质日”简的名称与性质》，《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4期；肖从礼：《秦汉简牍“质日”考》，《鲁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3期；于洪涛：《秦简牍“质日”考释三则》，《鲁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4期；陈侃理《出土秦汉历书综论》，《简帛研究 二〇一六（秋冬卷）》，第50页。

[7] 其实，蔡万进先生也在文末补充说《元延二年》《周家台三十四年历谱》这一类历书“不排除是官吏个人所记、自己备用的”，可见是有所考虑的。参见蔡万进：《尹湾汉简〈元延二年日记〉文书渊源探索》，《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1期。

[8] 正如何晋先生的总结：“这些质日简所记，一方面具有很浓厚的行政色彩，但却基本是自己记给自己看；另一方面具有显著的私人特征，但却基本不记个人私事而记个人公事。”另，沈刚先生也认为这类文书“很可能就是官吏私人关于公务活动的记录”。参见何晋：《秦简质日小识》，《出土文献研究》第14辑，上海：中西书局，2015年，第197—198页；沈刚：《徭使与秦帝国统治：以简牍资料为中心的探讨》，《社会科学》2019年第5期。

[9] 说明：1.岳麓秦简三份《质日》都有缺简、残简，表中所统计的加注文字的天数是根据现存简牍进行统计的，实际的天数应该更多；2.岳麓秦简《廿七年质日》中的“□妪死”内容不明，睡虎地汉简《十年质日》中的“嘉平”“初伏”“中伏”“后伏”公私属性不明，均不纳入统计；3.睡虎地汉简《十年质日》中的“归宁”虽然属于私人行为，但涉及到官员休假和考核制度，且有岳麓《廿七年质日》“归休”作参考，因此仍宜作为公事记录看待；4.岳麓《卅四年质日》中的“公子死”即江陵公之子去世，江陵公是江陵县最高行政长官，因此对江陵公之子去世的记录，也宜看作公事记录。

[10] 陈松长主编：《岳麓书院藏秦简（肆）》,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5年，第145、173页。

[11] 其一，“狱校律”要求官吏拘系犯人会狱治时记录行年日月，而几件自名《质日》的干支下多有官吏行程相关记载，二者相符；其二，出土材料所见自名《质日》的形式和内容基本相同，就是指在干支表下加注事况的一种历书，故没有必要对“为质日”中的“质日”另作新解；其三，整理者所说的“记录日期的行程”只概括了《质日》的一部分内容，且“为质日”显然是“为+质日”的结构，因此宜理解为“制作《质日》”。

[12] 陈松长：《岳麓书院所藏秦简综述》，《文物》2009年第3期；朱汉民、陈松长主编：《岳麓书院藏秦简（壹）》，“前言”，第2页。

[13] 李忠林：《岳麓书院藏秦简〈质日〉历朔检讨：兼论竹简日志类记事簿册与历谱之区别》，《历史研究》2012年第1期。

[14] 晏昌贵先生在2020年10月28日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举办的讲座“简帛地理资料的整理与研究”中提及，质日简的性质“是记录墓主人功劳的凭据”。又：史达先生据简背划痕将0687、0625、0552、0415四枚简牍编入岳麓秦简《廿七年质日》，接续在54/0547简之后，并认为附入的这四枚简是一名叫“爽”的官吏的简略履历。参见史达：《岳麓秦简〈廿七年质日〉所附官吏履历与三卷〈质日〉拥有者的身份》，《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4期。按：蒙史达先生电邮告知，0687、0625、0552、0415四枚简牍系未刊材料，后又蒙岳麓书院博士研究生李蓉女士告知这四枚简牍即于《岳麓书院藏秦简（柒）》（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22年）中刊布。谨致谢忱！

[15] 李零先生说：“这类历表固然列有建除、反支等吉凶日，与选择有交叉，但更主要的功能，还是给执事、视事的值班官员用，用来记录政事，用以考核政绩。”因为李零先生认为“视日”就是“质日”，而银雀山汉简《七年□日》干支下注有反支神煞，所以他承认《质日》干支下可以加注吉凶宜忌，其实是为了调和四件自名《质日》没有加注神煞语词而《七年□日》有反支神煞的矛盾。参见李零：《视日、日书和叶书——三种简帛文献的区别和定名》，《文物》2008年第12期。

[16] 林剑鸣先生认为，数术在秦汉时代对官吏是有“助政”作用的，而日者之术是术数中最古老普遍的一种，官吏中通《日书》者也应最为普遍。因此，《日书》同律令一样，都是官吏为政的必备工具书。但这并不意味着墓主人使用的所有文书或数据都一定有《日书》的痕迹。参见林剑鸣：《秦汉政治生活中的神秘主义》，《历史研究》1991年第4期。

[17] 说明：1.东汉及之后的历书多是散简，且年代跨度较大，因此表中收录材料的年限为秦至西汉；2.陈侃理先生收录的历日类月历型和朔历类（包括单年型、数月型、多年型）与本文讨论的《质日》形制差别较大，故不作讨论；3.“内容”一栏中的词句是笔者概括总结的，“周家台三十六年”所注的内容性质不明，故照录；此栏中的“记事”指干支下加注的内容是具体的事况；4.表中的“节气”主要包括：分至（春分、夏至、秋分、冬至）、四立（立春、立夏、立秋、立冬），另还包括伏腊（前伏、中伏、后伏和腊、嘉平）等节日。由于复原后的简册仍有不少残缺，简册残存的分至、四立、伏腊未必齐全，为了后文对比方便，仅用“节气”概括之；5.表中的“样式”是据陈侃理先生的分类。

[18] 罗福颐：《临沂汉简所见古籍概略》，《古文字研究》第11辑，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39—42页。

[19] 陈久金、陈美东：《临沂出土汉初古历初探》，《文物》1974年第3期；后收入《中国天文学史文集》，北京：科学出版社，1978年，第66—81页。

[20] 吴九龙：《银雀山汉简释文》，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年，第233—235页。

[21] 刘乐贤：《简帛数术文献探论》，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24—26页。刘乐贤先生也基本赞同李零先生的意见，但比较谨慎地说“出土秦汉历书‘质日’或‘视日’标题的确切含义尚待进一步研究”。

[22] 李零：《视日、日书和叶书——三种简帛文献的区别和定名》，《文物》2008年第12期。

[23] 整理小组注：出种，取出种子；吴小强、高一致两位先生认为“出种”是出售种子；工藤元男先生认为由于“出种”能在农作物耕种的良日、忌日中看到，因此它是与耕种的吉凶有关的概念；吕亚虎先生认为由于“出种”出现在祭祀先农的仪式中，因此可能是指为祈求种子发育良好而举行的某种农事仪式。参见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随州市考古队编：《随州孔家坡汉墓简牍》，北京：文物出版社，2006年，第194页；吴小强：《秦简日书集释》，长沙：岳麓书社，2000年，第193页；高一致《秦汉简帛农事资料分类汇释及相关问题研究》，博士学位论文，武汉大学，2017年，第27页；工藤元男：《具注历的渊源——日书·视日·质日》，《简帛》第9辑，第319页；吕亚虎：《战国秦汉简帛文献所见巫术研究》，北京：科学出版社，2010年，第212页。

[24] 《说文·肉部》：“腊，冬至后三戌，腊祭百神。”睡虎地汉文帝前元《十年质日》、孔家坡汉景帝后元二年、银雀山汉简《七年□日》中“腊”均在戊戌日，合于《说文》。吕亚虎先生认为汉代确以戌日为腊祭之期，是五行三合局学说影响下的腊祭时日选择。又：《汉书》《后汉书》多载天子在亥日耕籍田、祠先农之事，《四民月令·正月》：“又以上亥，祠先穑及祖祢，以祈丰年。”睡虎地汉文帝前元《十年质日》、孔家坡汉景帝后元二年、银雀山汉简《七年□日》中“出种”均在亥日，与史籍所载相合。据吕亚虎先生考察，东汉以后，历代帝王祠先农也常用亥日。可见，秦汉时期“出种”的日期确实是比较固定、有规律可循的。参见吕亚虎：《试论秦汉时期的祠先农信仰》，《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板）》2013年第5期。

[25] 工藤元男先生认为岳麓秦简三件《质日》与《七年□日》相比，“就干支日下所记内容而言，前者是官吏公务记录，后者则是节气、节日和历注，这是最基本的差异，故二者不是同一类东西”，与我们的看法基本相同。参见工藤元男：《具注历的渊源——日书·视日·质日》，《简帛》第9辑，第331页。

[26] 篇题简“元始六年历日”和“·大岁在寅”之间用较小的字号写有“居摄元年”四字，程少轩先生解释说：“汉平帝崩于元始五年年底。新帝即位，改元消息尚未传到西陲，抄手已按‘元始六年’将下一年历谱制作完毕。‘居摄元年’字样，大概是使用者获知改元后自行补写的。”程氏之说可从。参见程少轩：《肩水金关汉简“元始六年（居摄元年）历日”复原》，《出土文献》第5辑，上海：中西书局，2014年，第275页。

[27] 刘绍刚、郑同修：《日照海曲简〈汉武帝后元二年视日〉研究》，《出土文献研究》第9辑，上海：中西书局，2010年，第51—53页。

[28] 邓文宽先生也认为应遵从其原始题名，且加注释，写作“建元七年（元光元年）□日”方妥。

[29] 程少轩：《肩水金关汉简“元始六年（居摄元年）历日”复原》，《出土文献》第5辑，第280页。

[30] 湖北省荆州市周梁玉桥遗址博物馆编：《关沮秦汉墓简牍》，北京：中华书局，2001年，第99—102页。

[31] 夏德安：《周家台的数术简》，《简帛》第2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400页。

[32] 参见夏德安：《周家台的数术简》，《简帛》第2辑，第400页；邓文宽：《出土秦汉简牍“历日”正名》，《文物》2003年第4期；陈侃理：《出土秦汉历书综论》，《简帛研究 二〇一六（秋冬卷）》，第49页。

[33] 刘国胜：《关于周家台秦简69—130号简的简序编排问题》，《简帛》第4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

[34] 刘绍刚、郑同修：《日照海曲简〈汉武帝后元二年视日〉研究》，《出土文献研究》第9辑，第52页。

[35] 刘乐贤：《秦汉历日的内容及功用》，《古罗马和秦汉中国：风马牛不相及乎》，第357页。

[36] 刘乐贤先生认为95—119号简不属于《日书》，“从体例上看应该属于历书”；刘国胜先生同意刘乐贤先生之说，并且还发现它们比《日书》简（第11—94号）短5~6厘米。参见刘乐贤：《简帛数术文献探论（增订版）》，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26页；刘国胜：《港中大馆藏汉简〈日书〉补释》，《简帛》第1辑，2006年，第343页注2。按：由于这25枚简残缺不全，且内容基本上都是干支，其性质、用途均不明，故整理者定名为《干支表》。但随着研究的深入和相关的历书材料的公布，已有学者指出港中大藏简95—119号简定名为“干支表”并不合适。笔者对此暂持保留态度，为了避免引起误解，笔者径直用简号（即“95—119号简”）来指称，而不使用原来定名的“《干支表》”。

[37] 参见永末高康：《〈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藏简牍〉干支表篇（“文帝十二年质日”）の复元》，《中国研究集刊》第58号，第70—83页；王强：《香港中文大学藏汉简质日复原及相关问题研究》，《出土文献》第12辑，上海：中西书局，2018年，第242—256页。

[38] 岳麓秦简《廿七年质日》四月“己卯”下注“归休”，《卅四年质日》十二月“戊戌”下注“腾归休”，尹湾汉简《元延二年》干支下也数次出现“旦休”“休”，应是某人（历书的主人或相关人员）休息或休假的记录。但由于港中大简95—119号简残缺太甚、加注内容太少且历书用途不明，无法确定此处之“休”与前面那些“归休”“旦休”等是否相同，因此，不宜用作论证95—119是“质日”的证据。

[39] 参见陈伟主编：《秦简牍合集·释文注释修订本（贰）》，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362、445—446、448页；《秦简牍合集·释文注释修订本（肆）》，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48—49、56—57页。

[40] 陈侃理：《北大秦简中的方术书》，《文物》2012年第6期。

[41] 连云港市博物馆等：《尹湾汉墓简牍》，第138页。

[42] 赵平安：《周家台30号秦墓竹简“秦始皇三十四年历谱”的定名及其性质——谈谈秦汉时期的一种随葬竹书“记”》，《长沙三国吴简暨百年来简帛发现与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第320—321页。

[43] 张显成、周群丽：《尹湾汉墓简牍校理》，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126页。

[44] 晏昌贵先生在2020年10月28日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举办的讲座“简帛地理资料的整理与研究”中将其称为“元延二年质日”。

[45] 工藤元男：《具注历的渊源——日书·视日·质日》，《简帛》第9辑，第330页。

[46] 李零先生说《元延二年》这种名称“其实是年号，不是自名”，笔者有其他的看法。我们认为《元延二年》是自名，但并非全称，它最初应该还有一个“文体”名（如《廿七年质日》之“质日”），大概因为这种历书太常用，每年都需要书写，为了方便就逐渐省略掉了“文体”名，而直接使用“年号+某年”来表示了。

[47] 里耶秦简9-2282号牍双面书写，从上至下依次罗列四月己巳至七月甲申共76天的干支，其中，四月己巳至五月癸巳（共25天）下都有记事性文字，主要是“之、宿、留某地”的记录。《里耶秦简博物馆藏秦简》据朔闰推算为秦始皇三十二年，《里耶秦简牍校释（第二卷）》注释认为此牍的内容为“质日”类记载。参见里耶秦简博物馆、出土文献与中国古代文明研究协同创新中心中国人民大学中心编著：《里耶秦简博物馆藏秦简》，上海：中西书局，2016年，第191页；陈伟主编：《里耶秦简牍校释（第二卷）》，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447页。按：前文讨论的几件自名《质日》都是单行竹简，因此逐简编联书写干支，而里耶简9-2282号牍较宽，不便编联，因此直接在木牍上逐次横向书写干支，其实没有本质的区别。从内容上看，在加注的25个干支日下，除去无法释读的6处，其余19日全部与公务行程相关，与表1的统计结果相符。因此，笔者认为将9-2282定名为《秦始皇卅二年质日》当无大碍。

[48] 李零：《读简随笔》，《出土文献与中国古代文明：李学勤先生八十寿诞纪念论文集》，第403页。

[49] 除前文讨论过的肩水金关汉简《元始六年历日》外，残简73EJT27:71记有“甘露二年历日”篇题，后许名玱先生又将干支残简73EJT29:69与73EJT27:71系联，复原为一份甘露二年历表。参见许名玱：《〈肩水金关汉简（叁）〉〈甘露二年历日〉简册复原》，简帛网，2015年4月27日。另外，如果银雀山汉简《七年□日》篇题中的未释字是“”，则“历日”之名可提前到汉武帝前期。

原载《出土文献》2023年第1期，引用请据原文。本刊文章已收入“中国知网”，欢迎各位读者下载阅读。

排版丨陈陶然

审核丨田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