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和“君子”哪个德行修养更高？

“士”的阶层很早就出现了，泛指具有一定才能的民间人才。他们往往出身于贫寒之家，靠自己的才能依附于贵族，为他们提供各种服务。春秋战国群雄割据，战乱频繁。各国有名有钱的诸侯贵族，如春申君、孟尝君等，都以“养士”为时尚，最多时可达数千人，还互相攀比炫耀。“毛遂自荐”的典故说明，当时的“士”并没有特别的标准，甚至是自称有才，也可以说服贵族，成为“士族”之列。

只要严于律己、忠君爱国的人就能称为“士”。“士”和“君子”的概念有时基本上是重叠的，若细分，则“士”的德行修养要比“君子”略低，也可以说“士”是有志于成为“君子”的人。如刺杀秦王嬴政失败的荆轲，在出发前就立下豪言：“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这种为了君王托付的使命，不惜付出生命代价的豪迈气概和高洁品质被作为一种精神典范。也有隐居深山，关心朝政但并不插手，“坐山观虎斗”的“隐士”，隐士在老百姓眼里是值得尊敬但又是神秘的。

汉代的官员选拔制度主要是王室贵族推荐一些品德高尚的人进入政府。比如，以“孝”出名，被选拔为官员就很常见。

魏晋南北朝时期，出现了著名的“竹林七贤”。他们既有很高的文学、艺术造诣，又有高洁的道德操守，但一方面又狂放不羁，放浪形骸。他们中的许多人情愿醉酒而死，也不在腐败的朝廷中工作。这种精神气质对“士”是一种有益的补充，即如果政治黑暗，那么因为不愿同流合污而远离政治，醉心于文学艺术，也是符合“士”的操守的。

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文人画”，由于宋徽宗个人的爱好而大力提倡士大夫投入绘画创作。这进一步提高了绘画的文化品位和艺术性。

宋代以后，一般历代的大诗人、大画家、大书法家，绝大多数也都是曾在政府中担任要职的官员，如苏轼、米芾、蔡京等等。像唐朝的李白那样，没有太多政治经历，全凭诗文著名的“自由知识分子”几乎绝迹。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清末。

清末以来，社会出现了天翻地覆的变化。随着社会观念的转变，“士大夫”也渐渐变成了一个历史名词。

清末（19世纪末，20世纪初）政治在内忧外患中已经面临全面崩溃。科举在西学东渐的风潮中也越发显得落后，成了束缚人才的瓶颈。而开放，却让中国的知识分子看到了新的知识和新的获得知识的方式。

1905年9月2日，慈禧上谕明告：“著自丙午科为始，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各省岁科考试，亦即停止”。这不仅标志着科举制度的千年绝唱，更对中国的教育、文化产生了重大改变。“士大夫”从此也成了一个历史名词了。“士大夫”对知识、文化、艺术的垄断也不复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