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路：王艮和子路（下）
聪明人往往好胜。
好胜是个坏东西。用佛教的话说，好胜让人变成阿修罗。阿修罗和诸天斗争，互有胜负。说“人定胜天”、“敢教日月换新天”的人，就是阿修罗。阿修罗确实有战胜天的时候，但并不总是战胜天，他的法力也有限。最重要的是，阿修罗必须承受痛苦。由于本事大，阿修罗吃的都是美味，但到最后一口，美味就会化为青泥。阿修罗每天都不得不忍受这种折磨。
王艮初见阳明，写了两首诗，诗眼是这句：
立志惟希一等人。
这很有志向，也很有野心。志向和野心，略有不同。志向重在方向，野心重在目的。用佛教的话说，是欲和精进的区别。野心是欲，志向是精进。菩萨每天都在不懈地度众生，这是志向，如果盯着成佛，就会发现，众生永远度不完。地狱不空誓不成佛，那就永远不能成佛。成佛是终极的理想，要经过无量无数劫，换言之，永远做不到。那还修行干什么呢？这一起念，菩萨就丧失了精进波罗蜜，不再是菩萨，退转成了阿修罗。现实和理想之间永远无法弥合的距离，就是最后一口青泥。阿修罗的好胜和对结果的在意，令他必须吞下这口青泥。
而菩萨一旦入了阿鞞跋致位，就永不退转了。他的着眼永远是度众生，不懈怠地度众生，如此而已，至于成佛不成佛，无关紧要。所谓成佛，只是激励初发心菩萨的理想，是对信根未足的修行人的方便施设。当信根已足，证得无生法忍，就不再需要未来的目标为此刻的行为提供动力。不退转菩萨绝不会因为地狱度不空而灰心馁惰。
孔子从来没有讲过“立志惟希一等人”。把着眼点放在“做一等人”上和放在“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上是很不一样的。着眼后者，才会不知疲倦地做下去。“人皆可以为尧舜”，是孟子讲的。孟子比孔子就差点儿劲儿。这很值得玩味。真正的一等人，他是不讲“我要成为一等人”的。
王艮说，“天下有道，以道徇身；天下无道，以身徇道。”如果天下有道德，我就按照道德宣示的做；如果天下没有道德，我的所作就宣示了道德。这里重要的是后半句。孔子从来不说这样的大话。孔子只说，“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王艮把身提到道的层面，认为“身与道原是一件，至尊者此道，至尊者此身”，看起来气魄更大，更理想，实则庸俗了。因为人人都乐意尊身，却并非人人乐意尊道。
在中国的传统里，成为第一等人要读书。书，叫圣贤书，是成贤成圣的必由之路。但王艮，因为幼年家贫，教育的缺失使他没办法和别人站在同一起跑线上。他二十五岁才正式读书，三十八岁才见阳明，略微晚了。
但王艮是个大气魄的人，既然晚了，既然自己欠缺，那索性推翻这个标准，另立新的标准：不读书，照样作圣贤。
不读书而成圣，先例有没有？
有。六祖慧能。但慧能是禅门龙象，在儒门，不读书而成圣的例子很难找。所以黄宗羲说王艮，“跻阳明而为禅矣”。
淮扬大饥，王艮捐米，巡抚十分惊讶，问他读什么书，王艮说《大学》。巡抚问，还有呢？王艮说《中庸》。这显然让巡抚不满意，因为《大学》、《中庸》是最基本的书，巡抚就接着问：此外还读什么？王艮说，《中庸》已经是多的了。巡抚问：怎么讲？王艮说，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大学》已经齐备了。
假如王艮幼年受过良好的教育，就不会如此。这是际遇对一个人的影响。王艮没办法改变出身，就凭借一股聪明，将缺憾转为风格。
可以说，一个人的风格就是他的缺憾。如果没有缺憾，身上是看不到风格的。圣人就是看不出风格的人。风格，是程子讲的“英气”和“圭角”。圣人则抹去了英气圭角，温润含蓄，无许多光耀。王羲之的字，没有欧阳询、颜真卿、赵孟頫风格强烈，杜甫的诗，没有高适、岑参个性鲜明。
为什么呢？依然用佛家的话讲，这是个涤除习气的过程。把自己的习气，一点点铲除，令每一点都合于理想。但理想在哪儿？理想是虚空抽象的，不可捉摸，“法身无相”。比如学书法，只能从王羲之、钟繇等人的字上去琢磨理想，看古人都遵从而你不符合的地方，就改变它。至于哪里是常，哪里是变，何者可变，何者不变，其间的区分需要格物之功。格物致知，穷理尽性，就渐渐近于理想。虽然永远到不了终极的理想，但可以靠这种办法一步步逼近。在逼近理想的途中，现实和理想之间无法弥合的一点差距，就是你的风格。比如赵孟頫学王羲之，已经十分像了，唯独不像的那一点点，成了赵孟頫。
每个人，在穷尽禀赋的道路上，越来越精准地找到无法契合理想的一点，成为他的风格。如果“尽性”的工夫不够，不契合的地方太多，那就不是他的风格，而是流俗的风格。穷理是学力，但穷理的目的是尽性，学力的目的是发现天分。天分和学力，是相成的。不学，便不能知自家天分之所在。若以“简易直截”的方法，绕过必须下的工夫，看似取巧，实则埋下隐患，令自己无法走得更远。
王艮告诉朋友，学问不必辛苦，他说伐木工未曾荒废学问。这正是取巧。他如何不引用孔子“吾不如老农”、“吾不如老圃”、“小人哉樊须”呢。
孔子讲过，“吾尝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思”。虽然孔子最终否定了这种做法，但他是这么过来的。释迦牟尼也搞过六年苦修。王阳明也一句句啃过书本，格过竹子。弯路不是弯路，是必须走的。坚持不走半点弯路，就走上歧路了。
王艮未尝不知道这点，他偶尔也说过：“孔子虽天生圣人，亦必学《诗》、学《礼》、学《易》，逐段研磨，乃得明彻之至。”但他不强调这点，若强调，就和他平素教人的矛盾了。他平素常讲的是，“圣人之学好学，不费些子气力。”
在古代，很少有目不识丁的人作为“先生”出现。然而，王艮门下，成群地出现了。有樵夫、有陶匠、有田夫。王艮打破了儒门当中，必须读圣贤书才能做先生的规则。这是他的志气、出身、际遇决定的。到后来，泰州学派赤手屠龙蛇，就不足为奇了。
子路也是从小没太受过教育的人。但跟随孔子之后，子路对受教育的人怀有敬意。冉有是子路的师弟，子路却常常听他拿主意。季氏将伐颛臾一节，孔子一眼就看出冉有是主谋，没有太责怪子路，反而狠狠批评了冉有。
许多人对子路更亲切，对王艮稍疏远。这源于子路的率真和王艮的聪明。实际上，王艮也有率真的一面，但他的率真被聪明掩藏了。人天生有戒备心。聪明的人，有伤害他人的能力，无论是否动用这种能力，至少他具备。而率真的人，往往不具备。因此，与率真的人相处，有一分天然的安全。
孔门下，颜回、子贡、宰我都是聪明人，但真正传下学问的是曾子，一个鲁钝的人。曾子说，“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这样的力量，聪明人往往不具备。聪明人有股巧劲儿，取巧的习气将人带入阿修罗道。反倒是鲁钝的人，由于笃定坚实，渐渐成了菩萨。
取巧的习气，不是聪明人才有，只是聪明人身上更常见些。樊迟不聪明，曾参也不聪明。但樊迟和曾参有极大的不同。樊迟会打退堂鼓，曾参不打退堂鼓。曾参知道任重道远，樊迟学不好就想改行。曾参是阿鞞跋致，樊迟是鞞跋致。王艮也希望“博施于民而能济众”，这是“一等人”的事。但他的取巧，让他离樊迟近而离曾参远了。
子路不敢批评孔子。孔子见南子，子路只是不高兴。子路仅仅是不高兴，却比直接批评孔子有力得多，因为孔子不能不在乎最亲近的弟子不高兴。但阳明和王艮之间，就不是如此。王艮长跪路旁说“艮知过矣”，阳明不顾而去。如果孔子看到子路长跪路旁，大概不会这么做。这是阳明的圭角。而王艮追至庭下说“孔子不为已甚”，又是对阳明的批评。
孔子的弟子，不敢这样批评孔子，不敢对孔子说“周公不为已甚”。颜回对孔子之言“无所不悦”，“退而省其私，亦足以发”。王艮不这样。在王艮被阳明揖起的时候，二人的关系，已经不像师徒，而像诤友了。
孔子收留子路时，就知道此人好勇，难以寿终。听到卫国作乱，孔子就感叹：完了，子路要死了。子路本可以不死，卫国出事，子路在城外，听说后跑回城，在城门碰见子羔，子羔说，出公走了，城门关了，你回去吧，不要白白受祸。子路说，吃人家的饭，人家有难，不能躲。后来就死掉了。
王艮不赞同子路。他说，“不知安身，便去干天下国家事，是之为失本。就此失脚，将烹身割股，饿死结缨，且执以为是矣。不知身不能保，又何以保天下国家哉？”饿死，指伯夷之死；结缨，指子路之死。
孔子之所以亲近子路，阳明之所以裁抑王艮，也许是因为对迂阔坚持的爱怜吧。子路在孔子门下，孔子有时候对他讲一个道理，他说，先生，你上次讲的我还没消化，又讲这些，我怕把之前的也忘了。你等我做到之后，再给我讲吧。这种扎实的态度，真是令人敬叹。
凤凰新闻客户端主笔 王路
公众号：i_wanglu
新书《唧唧复唧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