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文选录】2007年国庆再访蓉城

自从休学的计划搁浅以来，我一直打算着今秋再访蓉城，为的就是一份诚意。由于得知李里先生十月中旬要外出，尽管知道十一面临的将是人潮，学校又不放假，但这又算得了什么呢？挤上了又烂又慢的火车，还好有座，到了宝鸡，终于可以躺下奢侈地睡了一觉。3号，到了，成都，依稀还记得它的模样，同学涛在交大读研，还有落脚的地方，真好！

4号到了川师东区，已是下午两点，先生应该在午休吧，也不便叨扰，悠到了天人轩，原本以为会没有人的，没想到莲妹姐三在那，我差一点认不出莲妹来，她发式衣服都变了，我也是自报家门，莲妹才记得我，也难怪，我没有穿那件立领了，因为它给人的感觉傻傻的，还是穿随便一点好，毕竟又不是第一次来了，没必要那样庄重。

又重新看了看熟悉又陌生的天人轩，浏览了先生的藏书，这里可是先生诗意的世界啊！莲妹把先生的新书《〈论语〉讲义》拿给我看，写得很好，我一直看到五点，没有倦意。后来莲妹和先生联系，就到了东篱园先生家中，我掂着沉重的行李挪过来了，门是半掩着的，先生正在伏案写作，听见我敲门，先生很高兴，用他那标志性的笑声欢迎我，帮我拿行李，我一下子温暖了许多，倍感亲切，与先生拉起了家常。先生记忆力很好，还能记起我的一些特征，他父母也是很热情、客气，我更少了许多局促。不久，大师兄（以后简称邓公吧，不过他不是小个子）也来了，他是那种一看就能记住长相的人，我和他也聊。之后先生说请我们吃饭，我连声说不敢不敢，邓公开讲“人生哲学”了，还是先生说，请客吃饭也是国学嘛！哦，道先在吃饭中，然后在屎溺中，无所不在啊！

东篱园，东边是铁篱笆，先生像个小孩子一样，侧身钻过去了，先坐在地边的台阶上了，我这身板不行，也不会缩骨大法，还是邓公陪我走正路出去了。吃饭时，牢记“食不语”的圣训，不敢说话，倒是先生一个劲地问我，我也只好说了。东侃西扯，可能是太饿了，也记不清谈的是什么了。吃饱饭的感觉好啊，实在！踏实！吃饱了再谈道！

（2010年秋，与全刚兄合影）

夜晚就住在全刚那里，张亮、志升他们都外出了。好怕那些寝管阿姨，第一次来的时候，没有一次能混过去，不得不佩服她们的敬业精神。这回混过去的不少，长嘘了一口气，还算比较幸运。说幸运，还有好多呢，先生3号从外地回来，我4号来，我7号走，他也走，还碰见了刘力红先生。真感叹自己的好运气，他身体倍棒，国庆嘛，他也没有那么多杂事，所以白天在家写作，不算很忙，不容易呦！

白天不便打扰。5号和全刚去了西南书城，我想买的书一本也没有找到。晚上再次拜访，迎面扑来的还是那极富李氏风格的笑声，他把一本签好名的《〈论语〉讲义》送给了我，还有全刚。九月时，出版社给了他七八本，他都送人了，他的书十一月才上架，原来以为是拿不到书的，还好，他催了好几次的书今天刚到，还是感叹自己好幸运，还送我一本他重印的《竺霞法师传》。央视正在放《复兴之路》，先生看得很仔细，不时插话。毕竟我是来求学的，不知道他明天又会悠到哪，就抓住机会向他请教了许许多多的问题，先生侃侃而谈，无不使我心悦诚服，还求了字，寻了医，问了药。先生嘱咐我，这个病一定要重视起来……今后要喝半年的中药啊，头脑一片乱，这几天都在想这个事，其实也想通了，我相信“天生德于予”，但也会好好地喝药。现在想，生命真的很可贵，相比之下，现在的种种烦恼都不算什么，所以我不怕，什么都不怕，心也是从来没有的平静！不由得想起了王弼，曾记得和天禅老师开玩笑，说我不想当王弼，因为王弼只活了24岁，现在也只有苦笑，当然不希望自己有先见之明，希望还是一句玩笑话！

任务基本完成，还算顺利，不好再打扰全刚了，6号晚上回到了交大。雨后的镜湖，散发着泥土的馨香，暮霭下，垂柳拂动，似是飒飒秋风，吹皱一潭秋水，踱步在湖边的我，是如此的冷静，冷冷的平静。

近年来慕名而来拜访先生的人很多，但多数是抱着猎奇的心理。其实先生和普通人没什么两样，敬佩崇拜他的人没有必要将他神圣化，不理解质疑他的人也不必丑化他，还是应该以一颗平和客观的心来看待他。但是真正做到这一点又谈何容易呢！这需要你了解他的成长经历、为人特点和思想。特别是后者，是最难的。黑格尔说过，只有思想才能认识思想，只有智慧才能认识智慧。夫子宫墙数仞，得其门者也寡。你比众生高，众生当然很难理解你了。所以理解他的思想，你自己首先要达到一种境界。我这不是在夸我自己，也不是在恭维夸大他，对于每一位文化大师（当然他现在还不敢接受大师的称号），都应该怀着一种敬畏的心去了解。

所以，我十分清楚很多人对他有许多误解（不仅是他穿长衫）。另一方面，是我们用常人的心理去揣度他，社会就是这样子，“流俗众，仁者稀”，先生或许不自称是仁者，但先生是常人又非常人。我们不能拿自己对人事的体会和经验去想当然地理解他。想一想古代的那些思想家，在当时又有多少能受到时人的理解呢？对于这些，先生看得很淡，“人不知而不愠”，但欣慰的是，现在理解他的人越来越多了，先生自然也很高兴，但也很清醒。我知道别人在看我写的这些话时，会认为我已经陷入了对他的迷信。

先生是至情至性至诚之人，不虚伪做作，真情流露，不似一些所谓的“大家”，假正经耷拉一副假道学面孔。先生对待任何人和事，都是很宽容的，他的学生告诉我，李老师没有脾气，你很难见到他生气，总是一副乐呵呵的样子。先生极爱老人（原因有很多，这里不谈），和许多文化老人结为忘年交，上了境界的老人往往有一种童趣，先生不自觉地也模仿他们可爱的地方。先生想让我去拜访一下杜（道生）老（先生），我哪里敢想啊，后来听说杜老生病几个月了（他几十年都没有生过一次大病），他也不说普通话，我思考再三，也没有去。邓公讲了一个有趣的故事，杜老的儿子都七八十岁了，有一次生病，杜老拄着拐杖，步行来到医院看望儿子，安慰儿子，很可爱的老人啊！（注：这是有当世颜回之称的杜道生老先生，小学中的大大家！）

如果说第一次来的时，我还有些好奇心理的话，那么这次就丝毫没了，完全是为了求学问道，仰慕先生的学识和人品。其实在全国范围来讲，比先生有学问的人肯定大有人在，但我为什么只膺服他呢？原因非常简单，因为先生是那种典型的传统知识分子，身体力行中国文化，是真正被文所化的人，在他身上，你能切切实实地感受到一种文化的魅力。他不同于学院派学者，他可以把学问做得很深很专，也可以很博，他自觉地把做学问和提高修养境界结合起来。

先生一再说我执著，我知道这两个字的分量。我还没有提出拜师的请求，但在我的心目中，他已是我的恩师了，入不入师门，只是一个形式。也许是为了考虑生活的方便，除了上次合影，他特意穿了一件长衫之外，我就没有见过他再穿长衫了，其实这也是形式，长衫所蕴涵的中国文化已深深地埋在他心中了。

2010年秋，拜访杜道生先生

5号，我向先生请教了许多学习上的问题。对于学习国学，先生有一个基本的态度，就是“史传论”相结合（对于治学，先生提出来的方法，可能是针对我个人的，也只是一种方法而已。我的这些记录可能不是很准确）。史就是史料，比如文学史、史学史、哲学史、艺术史、宗教史等等，通过读史，对传统文化有一个大概的了解，建立一个架构。后读传，那些文化大师的传记，形成更为丰富的认识，这是血肉。再读论，是理论。先生极力肯定《四书章句集注》，朱子对微言大义讲得很深，这一向是先生津津乐道的。先生认为，哲学史讲得最好的，对中国哲学讲得最深、最透的，形成了完备哲学体系的是冯友兰先生，先生对他也是极力推崇。我也正在读三大本的《中国哲学史新编》，能感觉到冯氏对他的影响。另外，先生还是很推崇曾国藩和钱穆的。

先生一再嘱咐我，学好国学，经学的底子一定要扎实，小学要下功夫，你是学中文的，诗词文章也要好好学。一定要沉下心来读书，不要贪多（先生在开了几本推荐书目时，我再问，他就没有回答了，‘够了，够你几年读的’），建立在精专基础之上的博，才是真正的渊博。先生尖锐的指出，现在不少人，自认为学习了国学，比别人多懂一些经典，知道很多人不知道的东西，就自认为很了不起了 ，到处去炫耀卖弄，可以说他根本就不懂国学。所以，要力戒浮华，做学问一定要沉得住气，耐得住寂寞，不得有丝毫逞强好胜卖弄炫耀之心，要记住，“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学是“为己”，不是“为人”。

先生的话无一不引起我深深地思考，反省自己。我有志于学，还不超过两年，不能以五十步笑百步，仍需要积累，再低调些，踏踏实实地学。国学没有捷径，更不可以速成，学国学必须有十年磨一剑的耐性。还好，这一想，我的心又平静了不少。

至于我的计划，要修正，这就是修行啊，一方面你在“行”，在探索着前进，遇到问题，及时反思调整，是“修”。《礼记》中的必读篇目一定要看完，虽然我对冯氏的《新编》有一些小小的不满，但本学年一定要看一遍，这个暂时可缓。没有看完的《中国哲学简史》，从现在开始，继续。看完之后，开始《论语》的重读。本月背《孝经》。

还是一句话，一切都得慢慢来，急不得，欲速则不达，路还长，贵在坚持。

2010年成都三访李里老师

我求教时，提出了我明白但又说不出来的困惑，就是很多学道家的，对儒家的批评。下面说的是先生的大概意思，不是先生的原话，其中也有我的理解。

先生讲，学习的过程是可以讨论争论的，但不能谩骂。如果学习是让你骂人，那还不如不学，“为学日益，为道日损”。学道家的骂儒家，是因为他不理解儒家，甚至他也没学好道家，如果以一家的标准来批评另一家，本来就是很可笑的。对于中国文化，儒家是从正面看的，道家是从反面看的，儒道是从不同的角度看待问题的，每一家的理论都不是完美的，就好比盲人、侏儒摸象。也好比看一座山，只有从多方面看，这样你站在山头上，才能一览众山小，理解各家、超越各家。对于儒道两家，你都要有了解，这样才能全面客观的认识二家。

儒家是立、是建构，突出表现是外在的礼法的约束，是名教；道家是破，是解构，是超越名教的自然。只读儒家的，知道立，但不知道破和变通，就可能会陷入僵化、教条。而对道家一知半解对儒家又不懂的人，自己无“立”可破，“破”劲无处发挥，矛头就可能指向外部了，自然破也无从谈起了。人的思想境界，就是在一立一破、再立再破（这里的‘破’‘立’是相对的说法）的斗争中前进的。一般的众生只看到了礼法的约束，认为儒家顶多只达到道德境界，这个境界不如道家的高。其实，礼法对达到一定境界的圣人来讲，根本就不是一种外在的约束和束缚，而是出于自身道德修养的需要，本心自然而然呈现的一种理性精神和有序的生活，由他律化为自律。圣人的行为不假思索，就很自然而然地符合礼法，这叫“从心所欲不逾矩”。所以如果拿很高的圣人的标准来要求境界修养一般的众生，众生当然会觉得这样的礼法是束缚了。

的确，道家的境界也很高，但是道家并没有指明达到这种境界的方法。而儒家有，中庸就是儒家的方法论，中庸的境界是高于道德境界的天地境界，儒家最高的境界就是中庸，它比道家高，也更具方法论意义，尽管也很少有人能达到这种境界（对这段话的理解，需要对冯友兰先生的觉解说、境界说有了解）。儒家追求成圣，道家追求成仙，但无论他们的理论多么玄远，都是立足于解决人生问题，都是现世的人生哲学。而佛家就不同了，佛是人生悖论，佛家是空（否定正，也否定反），是否定之否定。佛道是出家修道，而儒家是在家修道，它比佛道修道更难。佛对是非以不辩为解脱，所以佛是很宽容的，它不会去批评他家。

圣贤讲的道理好比验室里进行的实验，我们在圣贤书中读到的是共相，而大千世界，却只有殊相。共相在现实中往往是不能实现的，因为现实不具备实验室里所要求的条件。而众生往往以大千世界的殊相来否定共相，否定圣贤讲的大道，这就是不对了。要知道，圣贤之道，它是光明，永远给人类指引着希望。

我强调过多次，先生治学以儒学为主体，但对他家都持宽容的态度。先生正在录孟子讲义，他说以后还会有道德经讲义。至于庄子，先生未置可否。在我的意识当中，先生是认为庄子的境界比老子高的。邓公说杜老早年是儒，晚年趋道，特别是庄，大概由此。

上文中提到过“正”“反”两种方法的问题。当时李先生只是提提而已，没有过多的阐述，有一些是我个人的发挥。前几天刚刚看完冯友兰先生的《中国哲学简史》，书的最后提到了正的方法和负的方法（只是些文字上的差异，内容是一样的，或许是翻译的问题），虽说是几百字而已，不如冯在《新知言》一书中阐述得那么详细，但主要意思也大概说清楚了。现在看来，我以前的叙述是有些问题，有必要修正。

冯说，探讨形而上学的对象（依中国的传统，形而上学的对象是道，对于什么是道，或者什么不是道，各家只是看法不同）有两种，一种是正的方法，一种是负的方法。正的方法是直接探讨，说它是什么，负的方法则不然，它不直接探讨，只说它不是什么。这里，冯赞成诺斯洛普教授所说的，西方哲学从不证自明的“公设的概念”开始，而中国哲学则从“直觉的概念”开始，显然，西方哲学形而上学的方法论的主流是正的方法，而中国哲学则是负的方法居主流，这在道家思想中尤为明显（在探讨形而上学方面，儒家不占主流，只是到后来，特别是宋代，这种状况才有所改变）。如在老庄中，始终没有说“道”到底是什么；只说了“道”不是什么。而一个人如果懂得了“道”不是什么，也就对“道”有所领悟了。负的方法在后来的禅宗（佛道的融合）里得到了加强。冯曾称禅宗为“潜默的哲学”，并说“如果一个人领悟到潜默的涵义和它的意味深长，他便对形而上学的对象有所领悟了。”他借用了一个很有意味的故事。

有一位禅师，每当被问到佛教的“道”如何解释时，他便竖起大拇指；一句话不说，只是让人看他的大拇指。服侍他的小和尚也学会了这样做。一天，禅师看到小和尚也这样做，他飞快地拿刀砍掉了小和尚的拇指。小和尚哭着跑开去。这时，禅师喊他，他刚回头，禅师又竖起了自己的大拇指。据说，小和尚就此得到了“顿悟”。

相信这个故事有助于理解什么是负的方法。这样一来，是不是说正的方法和负的方法互相矛盾呢？不是的，它们是互相补充的。一个完整的形而上学体系应当从正的方法开始，而以负的方法告终。为什么呢？

一、在中国哲学的历史上，正的方法未得到充分的发展，被过分地忽略了。因此，中国哲学里缺少很重要的“明晰的思考”（实际上，儒家也缺乏，我们现在看到的儒家的思想体系是那么的清晰明朗，这是后人整理的结果，并不是历史上真实的儒家。至于说清代汉学，它总体上是研究器的，而非道，况且它也是后起的）。缺少了明晰的思考，或者是思辨，这样的哲学往往被视为简单幼稚。所以就有人拿西方哲学的标准说中国没有哲学。从这个角度看，似乎可以明白，为什么冯友兰、金岳霖他们借西方哲学，尤其是逻辑学来构建中国哲学的本体论。所以中国哲学要想进一步发展，哲学家们要构建完整的形而上学体系，就必须从正的方法开始，它是任何哲学家都应有的思维训练（朱自清先生也很强调‘经典训练’），在达到哲学的最高峰（最高峰往往也是单纯的）之前，必须先穿过复杂的哲学思辨丛林，这是一个阶梯，必不可少。

二、如若不以负的方法告终，便不可能登上哲学的最高峰。这看起来有些神秘，其实正的方法的高峰，也有神秘主义。西方也有负的方法，比如康德。所以，我没有说西方哲学达不到哲学的最高峰。有着浓郁神秘主义色彩的负的方法，和有着明晰的思考的正的方法不是对立的，它也不低于明晰的思考，不反理性。毋宁说，它是超越于明晰思考的，是超理性的。用一句拗口的话（也是康德的话）说，形而上学不是要对“不可知”说出一番话来，而是应当说“不可知”是不可知的。人如果懂得“不可知”是不可知的，对它就是有所领悟了。如果明白这一点，前面的小故事应该会明白了。实际上，我说的已经很多了。冯友兰先生在全书的最后说，“人往往需要说很多话，然后才能归入潜默。”

中国哲学的进一步发展，要充分借鉴西方正的方法（儒家的也有，要珍视），发扬中国哲学的传统——负的方法，以这样的方法形成的形而上学，不仅是民族的，而且是世界的。

我再次罗嗦地强调，正的方法和负的方法不是彼此否定，不是互相矛盾，而是互相补充。同时，我相信，在我读过《新知言》之后，我会有更新的、更丰富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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