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年轻，要学会在缝隙中“navigate”

文 / 赵英男

（同济大学法学院助理教授）

世上总有一些吃力却不讨好的事情，翻译算是其中一件，但我却沉迷期间。每翻译一本书，就像同它的作者聊天。这些作者有的文风洗练，有的深邃晦涩，有的故弄玄虚，有的唯我独尊。我有时会想，如此不同风格的作者与作品，都在一定程度上因我而说出风格一致的中文，究竟是文化交流中的成就，还是中西碰撞里难免的遗憾？

好在对于本书，我并无此虑，因为在美国访学的一年时间里，除却节日假期，每个周五的下午我都会与作者布莱恩·Z.塔玛纳哈（Brian Z. Tamanaha）教授在他的办公室见面。有时我是真的有问题请教，但许多时候是借着发问之机与他闲聊。本书的翻译，既是对这段时光的真正告别，也是对此人生旅程的再次回味：有时看着电脑屏幕，我眼前则是自己飞抵和离开圣路易斯兰伯特机场的样子。那恰巧分别是午后与清晨，刺眼的阳光与我在教授办公室和他聊天时，门口小圆桌上论文折射的光芒无异。1

现在请让我对自己的译文和这篇漫长的后记加以总结。我在美国访学的时候，塔玛纳哈教授就说自己正在准备写作一部有关法律多元主义的著作。2020年夏天答辩通过当天，我写信向教授“报喜”，并说如果可能，有意译介本书。转过年来的2021年初，塔玛纳哈教授告诉我本书正式定稿，并将最终书稿发来，请我阅读后决定是否愿意翻译引进。我用了两个晚上大致阅读了本书前三章的内容以及前言和结论。直白晓畅的文字，清晰明快的论证思路，以及在这两者统领下包罗万象的理论资源和经验素材，一切都是如此“塔玛纳哈”，我几乎不假思索地决定接手本书的翻译。

在联系国内出版社时，感谢我的师兄中国政法大学比较法学研究院孙海波老师以及内蒙古科技大学文法学院李诚予老师的大力举荐。出版不易，在多方接洽下，李诚予老师建议我联系田雷老师。田老师欣然应允将本书收入“法政名著译丛”，并帮忙联系到丛书在商务印书馆的责编吴婧老师。吴老师从选题申报、译著标题改定、版权联络、合同签署以及编辑校对等各个环节都亲力亲为。几位老师的热心、细致与专业，无疑让本书增色不少。

当然我最应该感谢的还是塔玛纳哈教授。无论是和外方出版社联系版权，还是在翻译过程中文字表述的确认与理论观点的商榷，当我向教授写信求助请教时，虽然有12个小时的时差，可基本上当天就能得到回复。邮件内容大多是有关事务性问题的寥寥数语，可只要一讨论学术问题，他对我疑问的解答往往像一篇小论文一样。我每次看到这样的“长篇大论”，就想起在办公室与他见面的场景。他来自夏威夷，皮肤黝黑，个子不高，因为长期久坐导致背部肌肉酸痛，就站在狭小办公室中巨大的书桌后面读书写字。桌面的两台显示器往往将他遮住，而我视力又的确欠佳，总要在他时刻敞开门的办公室门口向里张望一阵，确认他是否在内。常常是我还没看到他，他就已经招呼我坐到办公桌前的椅子上。无论手头儿有什么事情，他都会暂时放在一旁，问我有什么事情或有什么问题想聊。

在他新书研讨会召开的前一周，我去请教他有关法律形式主义的问题。当我们的聊天将要结束时，他说我们研讨会见，我赶紧写一下要提交的论文。我这时才意识到，在回答我问题的同时，他也在整理写作需要的文献。他对我是如此，对待每一个选修他侵权法课程与法理学课程的学生同样如此。每次去办公室找他，我总要在门口等待一会儿。总是会有学生正和他聊着自己写的论文，向他请教自己在课程学习中遇到的问题。他的笑声永远爽朗，对问题的回应永远干脆直接。有同学会因为语言问题请他说得慢一些，他就一字一顿重复自己的回答，等同学在笔记上记录好一句话，再说下一句。2有时候运气好，我去办公室时并没有其他学生排队，就看到他穿着白色体恤衫，正一头汗地敲击着键盘，或者戴着不知道度数的老花镜在读我们的课程作业。每份作业他都会给出批语，并在课堂上一再鼓励大家去办公室和他聊聊读书和写作。

临回国的时候，我去向他告别。他说了很多切中肯綮的话，有关学术，有关学术界，有关人生。记得之前有一次我向他表达过自己的一些困惑。他说这在所难免，因为我还年轻，自然会觉得许许多多人和事仿佛像山一样堵在自己面前，但是要学会在缝隙中“navigate”。这个词在这里说的并不是驾驶与航行，而是指面对复杂困难的情形，能够想方设法找到正确的道路，实现自己的目标。这让我想起他每个暑假都会回去的夏威夷，想起他描述自己拿着冲浪板在海边冲浪的样子。法学理论中有许多激流险滩，人生亦复如是。但“一切都会过去”，他曾这么劝我。这些话我现在依旧还记得，以后也一定不会忘记。

感谢能有机会让本书以中文形式问世。本书的翻译让我再次想起了跟随塔玛纳哈教授学习的时光，也让我对人生未来的旅途充满了期待。当然，限于我的学识与能力，译文肯定还有很多舛误，希望读者诸君不吝指正。

赵英男

2021年7月2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