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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史哲》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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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者 | 刘光裕，1973-1984年期间任《文史哲》主编
原 载 |《文史哲》2011年第3期，第176-18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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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有故事的编辑部
我在《文史哲》编辑部工作七八年，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为1973年到1975年初，主要是主持《文史哲》复刊；第二阶段为1979年到1984年底，我从山东省委回到山东大学，重新主持《文史哲》编辑工作。复刊时的社会环境，与现在已有天壤之别。当年受“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影响，刊物处于风口浪尖上，我们动辄得咎，还有没完没了的检讨与检查，所以整天如履薄冰，提心吊胆。十多年前，就答应北京友人以“我与《文史哲》”为题写回忆录，可是，“忆苦”未必“思甜”，再加手头事情不断，总是半途而废。如今，纪念《文史哲》创刊六十年，编辑部嘱我写点文字。我且把1973年复刊及相关事情，凭记忆记录于后，仅供参考。
1973年《文史哲》复刊时，山东大学在曲阜，不在济南。1970年夏秋间，山东大学奉命一分为三。理科留在济南，改称山东科技大学；生物系合并到泰安的山东农学院；文科全部迁往曲阜，与曲阜师范学院合并，称山东大学。大概是1973年4月间，曲阜山大党委决定由校党委副书记李镇为《文史哲》编委会主任，校革委副主任吴富恒教授为编委会副主任，任命我为编辑部副主任，主持常务工作。吴富恒（1911—2001），河北滦县人，北京师范大学毕业后留学美国，在哈佛大学师从文学批评大师瑞恰慈教授；1942年回国，任云南大学教授；1950年，随华东大学合并到山东大学；“文革”前是山大副校长，人称“吴校长”；1973年，为校革委副主任。李镇，工农干部，初中文化，曾任《大众日报》副总编辑。《文史哲》编辑部成员，除我外，计划中的编辑部主任是在北京工作的山大校友丁伟志（未到任）。编辑有刘蔚华（代表曲师院）、孟繁海（未到任）、史学通、侯宜杰等。另外，调原来在编辑部工作的顾琴芬、宋桂芝两人立即回来工作。
借此机会，我想纠正当今传媒上误传的两个数字。《中国出版网》“出版人物”栏有关我的介绍材料说：“1973年初夏，全国16家学报同时复刊。山大《文史哲》为其中之一。刘光裕由山东省革委回山大后，被任命为编辑部副主任，全权负责复刊事宜。1973年10月，《文史哲》复刊号发行，以其富有学术色彩，征订数高达70多万份，为全国仅有。”“1979年夏，回山大；9月，再次出任《文史哲》编辑部主任；1983年，《文史哲》发行量增至3.3万份，高居全国同类刊物之首。”这些文字中，两个数字有些出入。其一，在我记忆中，1973年复刊并公开发行的学报是10家，不是16家。这10家，都是直属教育部的综合性大学，没有师范大学，没有理工科大学。这10家，除山东大学外，还有北京大学、南开大学、复旦大学、南京大学、厦门大学、武汉大学、中山大学、吉林大学、四川大学。“中国出版网”的16家之说，不知是否另有根据。1966年“文革”开始后，全国学报都停刊了。1973年10家学报的复刊，是中央决定后通知学校的，并不是学校自己决定的，《文史哲》也是如此。1973年以后，公开出版的学报逐渐多了起来。“十年浩劫”的后期，全国的刊物以大学学报为多；学报以外的刊物，大都到“文革”结束后才恢复。其二，在我的记忆中，《文史哲》发行量增至3.3万份，好像不是1983年，应是1982年。这些事情，年代久远，记得的人越来越少。不过，仍有档案可查，并非不能弄清楚。
再回到《文史哲》复刊。山大党委为何任命工农干部李镇为编委会主任，吴富恒教授为副主任？《文史哲》创办时吴富恒就是副主编，1955年后一直是编委会主任。“文革”十年是非常不正常的特殊时期，全国“以阶级斗争为纲”，任何工作都必须走阶级路线，必须依靠工人阶级与贫下中农。李镇因为是校党委副书记，是工农干部，所以能做《文史哲》第一把手；吴富恒因为是教授，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所以只能做第二把手。这样的任命符合阶级路线，可是我的心里不能不犯嘀咕，今后业务问题该请示谁，听谁的意见呢？《文史哲》停刊七年后复刊，许多工作必须从头做起。编辑部成员中，除刘蔚华一人很快报到，其他人要从外单位调进来，不可能很快。刘蔚华有一篇文章要写，暂时无法做具体工作。所以，做编辑工作的实际上只有我一个人。办《文史哲》，吴富恒本是驾轻就熟，胸有成竹，我只需跟着他做事就行。1973年，吴富恒62岁，我37岁。我们师生一老一少，很容易形成默契。首先是开座谈会，征求意见。主要是征求山大教师的意见，也在山东师院等校外单位征求意见。在听取意见的基础上，确定了办刊方针与复刊计划，并向山东省革委政治部汇报。这些事情要在当年的5月完成，否则就影响当年复刊。接下来的任务，是筹集文稿。充实编辑人员与建立编辑部工作秩序，只能与筹集文稿同时进行。我们的目标是，力争复刊号在第四季度问世，并在年底或下年初将1974年第1期文稿送印刷厂。1973年余下的半年间，我必须拿到两期文稿；否则，复刊可能落空。千头万绪，哪一项都不能不做。困难真的很大，幸好复刊的人气很旺。山大文科自搬到曲阜以后，教职员工们一直闷闷不乐，听说《文史哲》复刊，无不欢欣鼓舞，希望借复刊恢复文科声誉，促进搬回济南。校内校外，支持复刊的人很多。校园里几乎人人都乐意为复刊做工作，有事请谁帮忙都可以。人心齐，泰山移。1973年我忙得天昏地黑，然而一路顺风，并不觉得太累。研究办刊方针遇到的问题，主要是如何处理学术与大批判的关系。“文革”以来的文章，以大批判最吃香。当时，全国各省市都有专门从事大批判的写作班子，称“写作组”或“大批判组”。有些地委或大企业，也有大批判写作组。在座谈会上，多数老师希望办一个学术刊物。不过，有些人在会上会下提醒我们，不搞大批判恐怕不行。这提醒绝不是没有道理。“文革”以来，斯文扫地。为了求保险，求安全，大批判非搞不可。最后，吴富恒与我商量决定走中间路线。向省里汇报的办刊方针是我起草的，其中不乏极左语言，如：“积极开展革命大批判，批判修正主义，批判资产阶级世界观，批判学科领域封、资、修的反动世界观”等。另外，坚持两个内容。其一，重申《文史哲》是“山东大学学报之一”，是“综合性学术刊物”。其二，公开倡言“双百”方针。办刊方针中说：“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和‘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原则。通过讨论和实践正确解决科学中的是非问题，认真树立无产阶级的新文风，为繁荣社会主义文化努力作出贡献。”上面两个内容，前者是刊物性质，后者是工作方针。复刊工作的重要事项，如办刊方针、出刊计划、编辑部班子等，先经山大党委讨论通过，再经山东省革委政治部讨论通过后才生效。“文革”中的山东省革委，分政治部与生产指挥部。政治部管党务，相当于省委；生产指挥部管生产，相当于省府。《文史哲》复刊为何由省革委直接领导？其中原因，大概因为《文史哲》的社会影响大，另外可能与“最高指示”有关。1973年年初，毛泽东主席说：“有些刊物为什么不可以恢复？”“学报不要光在内部搞，可以公开。”民间有一种传说是，毛泽东主席问起《文史哲》，才有这“最高指示”。当年，“小道消息”满天飞，有真有假，很难弄清。5月的一天，山东省革委召开《文史哲》复刊会议，由政治部主任曹普南主持，与会者有宣传部长林萍，教育厅长丁方明，山东省出版总社社长谭天，济南市邮局负责人及其他有关领导，代表山大出席的是吴富恒与我。吴富恒汇报《文史哲》复刊计划后，讨论很顺利，复刊计划没有提出不同意见就顺利通过了。曹普南当场作以下决定：一、《文史哲》复刊后暂定为季刊，一年四期；二、编辑部设在山大，由山大党委领导，编辑部经费由山大负责；三、刊物由济南新华印刷厂承印，印制经费由山东省出版总社负责；四、在全国公开发行，由济南市邮局负责。最后，曹普南说，省革委责成山大党委把《文史哲》认真办好，不要辜负毛主席的期望；有关部门要配合，大家努力做好这件事。因为由省里来领导复刊，曹普南主任在会上说了这些话，所以《文史哲》复刊后的印刷与发行都很顺利，没有遇到什么障碍。复刊计划在省里顺利通过，我们非常高兴。在一片极左喧嚣中，我们办刊方针中有两个引人注目的地方：一是重申《文史哲》为“综合性学术刊物”，另一是公开倡言“双百”方针。后来，我为复刊号写“编者的话”，原文抄录复刊计划中这些话，仅在前后加了两小段衔接文字。1973年复刊的学报中，公开倡言学术刊物与“双百”方针者，唯我《文史哲》而已。“文革”中刊物都有一个关系生死存亡的大问题，就是必须为政治服务，主要是为大批判服务。“大批判”，是“文革”中的特有现象，今天已很难理解。“文革”时期，党政系统瘫痪了，以江青为首的“文革领导小组”执掌大权，呼风唤雨，什么都靠大批判开路。大批判的对象，或是“文革”当局认定的阶级敌人、革命对象之类，或是“文革”当局认定的敌对观念、异己思想之类，总之想批谁就批谁，想批什么就批什么。当年名闻全国的山西大寨经验中，有一条叫“大批促大干”。根据“文革”当局的诠释，“大批促大干”的哲学含义是精神变物质，社会财富将因大批判而源源而来。“文革”当局搞大批判，全国报刊务必闻风而动；否则，就有大祸临头。舆论界跟着上面的指挥棒转，一窝蜂地搞大批判，谓之“舆论一律”。不搞大批判，不为政治服务，等于自取灭亡，这是没有疑问的。不过，省革委批准的复刊计划规定《文史哲》是“学术刊物”。有这样一条根据，我与吴富恒商量，可以在为政治服务的前提下把《文史哲》办成“学术刊物”。从以后的结果看，既为政治服务，搞大批判，还想办学术刊物，好比白日做梦。可是在1973年，我与吴富恒真心实意想做这个梦。其实，我对大批判还是比较熟悉的。党委遴选我做编辑部副主任，主要不是因为我的学问比别的老师好，而是因为我37岁已有18年党龄，另外还在“省写作组”工作过。“文革”中期，各省市纷纷成立“写作组”，撰写大批判文章。1970年夏秋间，山东省成立写作组，我第一批应召加入。山东省写作组以“路阳”为笔名，撰写大批判文章，全国报纸多次转载。我因为写过这种文章，知道其中的诀窍是善于上纲上线，可以不讲逻辑，不必占有充分材料。以前，我跟老师学的是科研文章，可能受了老师的影响，内心深处仍旧留恋科研文章。我从小就尊敬老师。大学老师虽然挨批了，老师的影响却挥之不去，想除也除不掉。人的思想有时候真的很奇怪，自己也捉摸不定。自从加入写作组，去北京写文章可以坐飞机，可以读省军级文件，我得到的优待与羡慕比以前任何时候都多，从“臭老九”真的是一步登天了。一步登天以后，又觉得梁园虽好，非我久留之地。一方面，心里窃窃自喜，洋洋得意；另一方面，又不甘心以此为业。犹豫的结果是在写作组待了两年，主动要求回山大。党委选择我，是因为我在省里搞过大批判；我不希望把《文史哲》办成大批判文集，也是因为自己搞过大批判。有些事情就是这样复杂，不可预料。我与吴富恒都认为，《文史哲》必须是学术刊物；不是学术刊物就不是《文史哲》。因此，在为政治服务的同时，要避免成为大批判文集，避免成为时政刊物。所以，我必须小心翼翼地在学术与政治之间走钢丝，操弄平衡之术。这好像是悬崖边上的游戏，稍不留神就有可能跌入万丈深渊。省委一个朋友知道我去办《文史哲》之后，见面的第一句话就是：“你小子不要命了！”不过，我自以为对政治并不陌生，对操弄平衡之术信心很足。1973年夏天，“批林批孔”风起云涌，行将成为席卷全国的大批判运动。所谓“批林批孔”，“批林”是批林彪，“批孔”是批孔子。我与吴富恒这样分析形势：现在各省都有写作组，网罗人才搞大批判。写批林文章，大学教师不如写作组；写批孔文章，写作组不如大学教师。再者，批林必以政治为重。文章内容以政治为重，非我山大所长，乃我山大之短。有鉴于此，《文史哲》不能不批林，但重点应该放在批孔上。批孔，并非今天才有，战国以来历代都有。以批孔为重点，既可以发扬山大以文史见长的特点，形成自己的特色，还可以避免搞成时政刊物。我说：“跟着‘五四’运动再一次‘打倒孔家店’吧，《文史哲》只能如此。”吴富恒是谦和长者，他赞同我对形势的分析，很快形成统一意见。复刊号内容，根据当时的形势，我们决定以批孔为重点，以《红楼梦》研究为次重点，在山大校内与校友之间展开组稿工作。最终的复刊号上，历史一栏有批孔文章七篇，作者有高亨、刘蔚华、董治安、刘炎等。这一栏篇幅最大。文学一栏有《红楼梦》研究两篇长文，一篇是李希凡的《〈红楼梦评论集〉三版序言》，另一篇是袁世硕、李志宏、龚克昌三人合写的《〈红楼梦〉第四回是全书的总纲》（署名袁宏昌）。另外，还有一篇是文字学家蒋维崧教授所写研究汉字简化的文章。时政文章三篇，大约占十分之一的篇幅。1973年5月份做计划，争取该年10月出版，稿子必须在六、七、八三个月之内凑齐。从约稿到审稿、定稿，这些工作靠我一个人无论如何完不成。好在山大校内几乎人人都乐意为复刊做工作，编辑部有事请谁帮忙都可以。像高亨、李希凡的文章，是由袁世硕、董治安两人赴北京约稿定下的。《文史哲》封面，是临时请历史系老师祝明精心设计的。还有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刘炎等人的一篇批孔文章，是政治系老师臧乐源在山大员工赴北京“上访”时，主动代我约来的。关于这次北京“上访”，涉及山东大学一分为三以后的重新合并，以及李希凡写“内参”之事，故而多说几句。1973年3月，邓小平复出。1973年，对山东大学来说也是值得庆贺的一年。这一年，不仅《文史哲》复刊，更重要的是中央领导在李希凡写的一篇《人民日报》“内参”上，作了山东大学在济南恢复1970年以前建制的批示。换句话说，曲阜的山大文科与泰安的山大生物系都可以回迁济南了。闻讯以后，曲阜的文科与泰安的生物系联合组成“山大员工代表上访团”，赴济南、北京“上访”，目的是督促领导迅速实现搬迁，在济南恢复山大原建制。时间好像是八月间，天气还比较热。我记得上访团成员有：政治系田玉良（上访团团长），政治系臧乐源，历史系胡汶本，外文系唐海，中文系曾繁仁，生物系钱新民，校团委张泰兴，《文史哲》编辑部刘光裕等。这次上访是学校党委批准的，事前与山东省革委政治部、国家教育部（时称科教组）打过招呼，上访过程一切顺利。在北京上访期间，我主要为《文史哲》复刊拜访校友。首先，到王府井大街的人民日报社看望李希凡。前一年，即1972年的年底，我出差北京，住在离人民日报社不远的商务印书馆大楼，一天下午，我到人民日报社“告状”，好像与一同出差的龚克昌一起去的。在会客室，我求见李希凡。我与李希凡只是见过面而已，因为他是校友，所以一见面就大声说：“我要反映山大文科下放曲阜的情况。”李希凡一听，马上说：“让何匡同志来一起听听。”他很快把何匡叫到会客室来了。何匡（1915—1999），理论家，延安抗大出来的革命老干部，在青岛山大做过党委副书记，后来是《人民日报》理论部主任。我读书时在山大学生会工作，与何匡有过几次接触；1971年，又随山东省写作组的孔阶平到人民日报社拜访过何匡及王若水、汪子嵩。我与何匡比李希凡还熟一些，说话不必拘束。我告诉他们，山大文科下放到曲阜，与曲师院合并，这样山大文科实际上就不存在了，就完了。曲阜师院培养中学师资，与山大文科的路数不一样。曲阜地方闭塞，交通不便，不宜办综合性大学的文科。现在，曲阜的教室、宿舍都不够用，图书堆在纸箱里，没有地方上架；老师没有房子住，家在济南的老师都想调走。在曲阜，看病要走三里路，没有公交车；冯（沅君）先生到曲阜后，水土不服，腹泻一直不好；山大文科老先生多，可能有不少要死在曲阜了。将山东大学一分为三，是根据林彪1970年的一号命令；现在林彪死了，一号命令挨批了，山大应该恢复。听我说完，李希凡对何匡说，他在曲阜的山大同学也在信中讲过这些。性格爽朗的何匡率先提议：“老李，你写个‘内参’吧。”接着，他们讨论“内参”的事，我不宜在场，便告辞离开。“内参”，是《人民日报》、新华社所写的一种供中央领导阅读的内部材料，范围限于省军级，我在省写作组偶尔见过。对于山东大学一分为三，山大员工用各种方式表示反对与不满。政治系臧乐源编了不少顺口溜，流布校内外，其中一首是：“山东大学一拆三，济南曲阜与泰安，理工文史乱了套，请问这是啥路线？管它路线不路线，反正老子说了算，小民百姓何需齿，醉死不认这酒钱。”我向李希凡“告状”，最大愿望就是写“内参”，这也是山大员工的共同期望。何匡提议李希凡写“内参”，因为他是众所周知的山大学生，是《文史哲》培养的“小人物”，以他这种身份写“内参”，向中央领导反映山东大学的情况，比较合适。李希凡一听我说要反映山大的情况，就把何匡叫来，看来他们早已有所考虑。后来，李希凡果然写了“内参”，这件事我想何匡也是起了作用的。山东大学一分为三以后迅速恢复原建制，这是校内校外有关人士共同努力的结果，其中以李希凡写“内参”的功劳最大。这一次，我与外文系的唐海一起去人民日报社，一来代表我们“上访团”向李希凡表示感谢之意，二来向他介绍《文史哲》复刊情况，征求他的意见。此外，我还到《红旗》杂志找山大中文系同学胡锡涛，介绍复刊情况，征求意见；还到光明日报社等单位拜访同学，征求意见。在北京“上访”期间，臧乐源在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碰见山大历史系毕业的刘炎，得知他和另外两人合写了一篇批孔文章，文字太长，报纸不好发。臧乐源向我介绍了题目与内容以后，我请他把刘炎的文章马上拿来。这样，我的批孔文章就全部凑齐了。从北京回来，正碰上公布党的第十次代表大会文件，我急忙组织政治系老师赶写两篇学习党的十大文件的时政文章。全部文稿于9月下旬编委会通过，接着从曲阜到济南发稿，这就是1973年第1期《文史哲》，1973年仅此一期，也称“复刊号”。按照山东省革委关于《文史哲》的决定，印制经费由山东省出版总社负责，所以刊物的定价是我与山东省出版总社的谭天社长共同商定的。当时，一个印张的价格为六分钱，《文史哲》六个半印张为三角九分，加封面一分，定价四角。在我记忆中，“文革”中学报的定价，以《文史哲》为高。根据省革委政治部决定，济南市邮局将《文史哲》发行工作作为一项大事来抓。我发稿完毕，邮局就往全国各地发征订单；征订单上特地印上《文史哲》复刊号的重要目录与作者。汇总全国各地邮局的征订数字，直线上升，很快就达70万份。我一听70万就着急了，对邮局说：“你们闯祸了！”马上要求停止征订。以后，邮局不再向我汇报新的征订数字，实际上大概超过70万份。征订70万，我应该高兴，为何反而着急？因为《文史哲》印多少，编辑部或出版社说了不算数，要经省委宣传部批准才行。曹普南在会上有句话：“这一期，你们印一两万试试。”一两万与70万，相差太大。我对邮局发行科长说：纸张太紧张，即使有纸，山东也不可能给《文史哲》印70万份。这位瘦高个的发行科长不断地向我诉苦，说邮局已经收了钱，退订工作很难做；新疆等地的读者坚持要刊物，不愿意退钱。我只能到宣传部长林萍那里去请求。林萍也为70万订户高兴，然而第一次只允许印10万份；再次请求，又增加5万；第三次请求，林萍允许印20万，同时交代下一期以10万为限。林萍说，省里没有纸，不能再多了。所以，复刊号印了三次，第一次印10万，以后两次都是加印5万。印20万份邮局仍不满意，因为退订工作不好做。我甚至懊悔自己同意将作品目录与作者印在征订单上，不敢再见那位发行科长。于是，吴富恒让我们办公室的郭钊代我与邮局联系。复刊号问世以后，社会各界反应良好。征订70万份，订户坚持要刊物，不愿意退钱，以及不得不加印，等等，都说明刊物很受读者欢迎。这样的结果，吴富恒与我都没有想到，完全出乎意料之外。其中原因太复杂。就《文史哲》本身而言，这一期内容，除了以批孔为重点，《红楼梦》研究为次重点，我们还尽量弱化了时事政治。这一期只发三篇时政文章，一篇为批林，两篇为学习十大文件。这三篇约占刊物篇幅的十分之一，在当年学报中算是很少的了。另外，我们没有随大流，《文史哲》复刊号没有转载十大文件，没有转载“两报一刊”社论，也没有发表工农兵文章。
1973年复刊号书影
复刊时正碰上党的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要不要转载十大文件成为我反复思考的一大难题。“文革”期间，报纸刊物转载中央政治文件与《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的重要社论，早已成为一种风气，一直沿袭到“文革”结束。我以为，学术刊物不宜转载政治文件，之所以发表学习十大文件的两篇文章，是为了表示紧跟政治。我们的印制费用由省出版总社负责，所以我又找谭天商量。我说：“老谭，给我十个页码，转载十大文件。”谭天是革命老干部，年龄比我大，我们曾是宣传部同事。他说：“等你出版时，我早已把文件发出去了，早已人手一册或两册了。”他认为从实际出发，不必转载。我又问：“要请示（宣传部长）林萍同志吗？”他回答说：“你去请示，谁敢说不转载？”这样，我未经请示宣传部，最后决定不转载十大文件。大概自1971年以来，“文革”当局竭力鼓吹工农兵占领学术阵地，报刊上用工农兵名义写的文章，越来越多，铺天盖地，直至“文革”结束。我对吴富恒说，蓬莱那位“农民哲学家”的著名文章《种花生的哲学》，其实是我与写作组一位同事奉命将他一个讲话录音，在山东宾馆用了不到一个星期加工而成；他的讲话中原来无非用了几段《矛盾论》《实践论》的语录而已。有了《种花生的哲学》，他从劳动模范成为名扬全国的“农民哲学家”。谁知道他这篇文章不是自己写的，我是代笔之一。吴富恒听后，不禁笑了起来。我说，像样一点儿的工农兵文章都有代笔，这种文章宜于报纸采用。我们是学术刊物，别人代写的文章总是不宜。大学里的工农兵学员，一样也是工农兵。我们是学报，发表工农兵学员的文章，既可以培养学生，质量又有保证。吴富恒赞成我的看法。最后，我选用三篇工农兵学员的短文，取代工农兵文章；在目录上，故意标明作者是工农兵“学员”。此外，“文革”中的刊物都把大批判文章、时政文章、工农兵文章，在目录上排成黑体，以表示突出政治。我们这一期目录，我交代技术编辑顾琴芬一律用普通宋体，结果一个黑体目录也没有。目录上不排黑体，现在看来微不足道，“文革”中因为事关政治，并非小事。吴富恒和我一样，想办学术刊物。我们本是师生，学生的观念本源于老师，所以我想好的意见他多能接受，我们很容易取得一致。像不转载十大文件那样的大事，由我决定之后刊物就开印了。事后向他汇报，他只是微笑着说：“就你胆大，敢做这种事。”换了别的领导，至少要责怪我先斩后奏。吴富恒比我大25岁，我们之间好像没有代沟，有的是观念的一致，是彼此的信任。我们的合作非常愉快。不过，我们在“文革”期间想办学术刊物，其实是白日做梦而已，因为我们不能不为政治服务，也无法摆脱“舆论一律”的指挥棒。像高亨先生的文章题目是《孔子是怎样维护奴隶主统治的》，如果不请他写，或许他就不写了。可是，《文史哲》要复刊，不能不请名家高亨先生写批孔文章；既然我们请他写，他就只能写这样的题目。复刊号上的批孔文章，大都上纲上线，吓人的大帽子满天飞，说明学术根本无法逃脱做政治奴婢的噩运。我不过是在学术与政治之间，小心翼翼地走钢丝。只发三篇不长的时政文章，不转载十大文件，不转载“两报一刊”社论，不发表工农兵文章，目录上不排黑体，通过这些，尽可能地弱化政治，或多或少地维护了学术的严肃，维护了学术刊物的尊严，如此而已。那么，为什么还受读者欢迎呢？我想其中重要的原因是，“十年浩劫”毁灭文化，造成了全国性的文化沙漠，人们长期处于文化沙漠的寂寞与苦闷之中。《文史哲》复刊号的弱化政治与相对突出学术，客观上适应了文化沙漠中读者对学术的饥渴心理，与对政治的厌倦心理。说是客观上，因为我们主观上没有这样的自觉观念，我们一心一意做学术刊物的梦。邮局的征订是读者的一种自愿选择。当时，读者只能在十家学报中选择，山中无老虎，我们刊物又是名气大，所以纷纷选择了《文史哲》。1973年征得70万订户，与其说是《文史哲》的成功，不如说是读者的苦闷与无奈，是国人的苦难与不幸，是时代的悲哀与荒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