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中古史研究被认为是中国古代史研究中积淀最为深厚、成就最为突出、年轻学者最为活跃的领域之一，近四十年特别是近十年的学术进展在多大程度上改变了我们对于中古史基本图景的认识？当前我们是否具备了“重绘”中古史基本线索和脉络的可能性？如果要去“重绘”中古史，我们现在应当如何叙述？藉2019年8月举办“首届《文史哲》青年学者工作坊暨第十二届中国中古史青年学者联谊会”之机，本刊特邀6位当前具有代表性的中国中古史领域的中青年学者，分别就自己的研究课题或理论思考，围绕“重绘中古史的可能性”这一话题予以深入研讨。本期推送的即是此次座谈会的部分成果。作 者 | 孙正军，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副教授
原 载 |《文史哲》2020年第6期，第77-80页
单看表面景象，近二十年来中国的历史研究无疑是一个繁荣甚至可以说是大爆发的时期。翻看《中国史研究动态》上的年度回顾，每年数以千计的论文发表，多达数百部的论著刊出，包括讲座、会议、研学、考察乃至夏令营在内的各类学术活动，“你方唱罢我登场”，几乎不见间歇。不过，这幕由数字搭建的繁荣，其实质又如何呢？李华瑞曾统计近五十年的宋史研究状况，指出在多达1.5万篇的研究论著中，有1/3-1/2是完全没有学术价值的废品；李伯重也坦陈国内学术著作中大多数作品是平庸之作。葛兆光不止一次说到，当下90%的书可出可不出，学术杂志上90%的文章可看可不看。几位先生没有专门论及中古史研究，但后者大约不能例外，每年数以百计的研究成果中不少也是“卑之无甚高论”。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景象？原因有许多，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不少研究属低水平简单重复，缺乏开拓创新，借用仇鹿鸣批评当前士族研究时所说，即出现了“有增长而无发展”的学术“内卷化”倾向。
走出学术内卷化，需要突破的自然有许多，首当其冲的毋宁说是历史理解的经典图式。自20世纪初现代历史学在中国建立以来，中古史研究也与时俱进，获得长足进展，其突出表现之一就是建立了不少超越微观研究、把握中古历史演变的理解图式，这也是中古史研究被认为水准较高的原因之一。这些历史理解图式，既包括在历史分期大讨论背景下衍生和成熟的对中古史的宏观认识，如内藤湖南首倡、宫崎市定等发扬光大的中古贵族制论，尚钺、王仲荦、何兹全等主张的魏晋封建论；也包括围绕中古特定历史问题展开的中层理论概括，譬如中古政治文化的汉化、胡化说，陈寅恪提出的隋唐制度三渊源说、北周隋唐关中本位政策和关陇集团说，唐长孺首倡的南朝化理论，田余庆、阎步克主张的北朝主流论或北朝出口论等；此外还包括分析问题的思路和方法，譬如集团分析法，不论是依据地域、文化形成的集团，还是凭借种族、阶级形成的集团，都被视为理解复杂政治的“钥匙”，用以阐释不同时期、不同层面政治、社会、文化的演变。这些经典图式从纷繁复杂的历史中抽绎、提炼而来，化繁为简，极大地便利了后世学人认识这段历史。不过另一方面，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研究的积累，这些历史理解的经典图式却意外地正成为新研究的“绊脚石”。之所以这么说，不是因为这些经典图式有多少“原罪”，更大程度上毋宁说是一些学者对于它们的率尔甚至过度使用，一些具体问题被太过轻易地与经典图式关联，进而在后者的框架下进行解释。譬如中古贵族制或士族理论，虽然不无争议，甚至在日本学界曾引发长时间论战，但不得不说迄今仍在世界范围内的中古史研究中影响巨大。于是一些学者面对具体问题时，不论其事实上是否与贵族制或士族理论相关，便不假思索地将二者进行关联。论及皇权低落，便是贵族政治；论及土地侵占，便是贵族经济；论及重文轻武，便是贵族文化；论及宫廷辞赋，便是贵族文学，——仿佛彼时一切问题都与贵族制密不可分，都是作为政治形态的贵族制的外在表现。而由此衍生的唐宋变革论，同样也被视为理解唐宋历史变迁的关键，其使用之广，学界甚至有“唐宋变革是个筐，一切变化往里装”的戏言。又集团分析法，自陈寅恪首倡这一研究“利器”后，迄今仍在中古政治史研究中大行其道。一些学者在处理中古政治问题时，也习惯于依据地域、文化、种族、阶级等划分集团，进而通过集团斗争、权力升降来把握政局演进或政治文化的嬗变。汉化、胡化说亦是如此，一旦涉及族群问题，它们常常是首先被联想起的标签，轻易被安插在各个与族群相关的具体问题上。在这些研究中，经典图式不仅构成不证自明的前提，还常常被视为“万能钥匙”，用来开启中古时期或大或小的各类问题之锁。这样的研究不仅有以论代史的嫌疑，更糟糕的是，原本具有启发意义的经典图式事实上正变成一种束缚，钳制了学者的发散思维，阻止学者从其他可能的视角去思考中古历史。其结果便是，在这些经典图式基础上成立的新研究，绝大多数只是印证经典图式早已揭示的结论，并不能提供多少新知。从认知心理学角度说，学者习惯于将新问题与耳熟能详的经典图式进行关联并不意外。现代认知心理学认为，知觉是个体对感觉信息的组织和解释，亦即获得感觉信息的意义的过程，这个过程相应地被看作是一系列连续阶段的信息加工过程，依赖于过去的知识和经验。因此，知觉是由感觉察觉的现实刺激和已贮存的知识经验相互作用的结果。而过去的知识经验参与知觉的方式，在持知觉的假设考验说的学者看来，主要是以假设、期望或图式的形式在知觉中起作用，即人在知觉时，接受感觉输入，在已有经验的基础上，形成关于当前刺激是什么的假设，或者激活一定的知识单元而形成对某种客体的期望。在此过程中，过去的知识经验发挥了极为关键的作用，而在此基础上生成的知识，势必既受个人先天倾向同时也受个人原先所获知识的影响，即受到个体知识结构的限制。概言之，即所知引导所见。明乎此，学者习惯于将新问题与耳熟能详的经典图式进行关联也就不难理解了。不过，所知引导所见虽然容易发生，但也未尝不是一种思维惰性，如果能够克服这种思维惰性，或许别有洞天。对于唐代中后期的唐廷与藩镇、宦官与朝臣之争，如果只是简单采取集团分析的方式，呈现的或只是权力争夺、暴力对抗，而诸如制度化的皇帝权威与合法性的历史意义、唐廷与藩镇的合作与共谋等诸多丰富真实的历史面相则被遮掩；同样对于汉末以至魏晋的政局演进，如果遵循集团分析法，看到的极有可能只是不同出身、地域或文化的政治集团间的权力博弈和地位升降，历史现场更为复杂多歧的政治生态则不免受到忽视。贵族制或士族理论亦是如此。一些看似与其相关的具体历史问题，事实上可能存在另外的解释方向，这一点前辈学者已经作了很好的示范。譬如对于九品中正制，一般认为这是贵族制的重要支撑，是保障贵族权力的制度基础，唐长孺却敏锐地意识到，尽管九品中正制后来服务于门阀士族，但在制度建立伊始，却是以将选举权收归中央为初衷的。又如依据统计，截至李唐灭亡或黄巢之乱前，士族出身者仍是官僚阶层的主要构成，在进士科第中亦占据优势，故不少学者认为直至晚唐，仍属中古士族社会。不过按照陈寅恪和蒲立本（Edwin G. Pulleyblank）的意见，这些士族出身的官僚乃是凭借进士文词而非门第跻身统治阶层，这与士族社会内门第决定仕途显有不同；陆扬则意识到唐后期政治文化精英中酝酿出了另一种无关门第的文化认同——清流文化，并延续至五代及宋初，这一矛头对准唐宋变革论的认识，无疑也是对晚唐贵族社会说的消解。此外，被视为中古贵族制论证据的诸多事实，田余庆通过对东晋政治史的缜密分析，确认所谓门阀政治实际仅存在于东晋一朝。笔者自己的研究中也曾触及类似问题。譬如东晋南朝有东西省，绝大多数都是没有固定行政职事的散官，多由官贵子弟起家出任，至陈朝时还形成明文规定。这样一种官制形式，很自然会被认为是贵族制的体现，毕竟与之类似、保障官贵子弟仕途的九品中正制就被视为贵族制的重要支撑之一。不过，如果放宽视野，可以发现这种荫子之制在中古以前的汉代业已出现，宋代以降也仍存在，甚至在被认为是君主高度集权的辽金元清等非华夏族群主导的政权，类似制度也依然不绝。明乎此，对于东西省与贵族制的关联，或许就有不一样的理解了。事实上，东西省密迩殿省，与皇帝存在超越官僚制的私人性亲近关系，故东西省不仅不是贵族制的支撑，相反却具有维系、伸张皇权的潜在机能。轻易将其与贵族制关联，即便成立，对于理解中古政治社会也无甚裨益，而彼时政治社会的其他一些面相却因此或被遮掩。又六朝皇帝效仿、学习士大夫，乘坐牛车，着白纱帽与进贤冠。考虑到贵族制论下贵族的强大影响力，因此这也很容易被理解为贵族制的产物。不过仔细追究，会发现皇帝乘坐牛车及着白纱帽、进贤冠，均出自皇帝自主选择，并未受到政治权力的限制。这就犹如唐代皇帝喜着幞头，爱好骑马，同样与权力因素无关。类似的表现在其他历史时期也存在，譬如清朝雍正、乾隆二帝喜欢将自己装扮成文士的形象；南薰殿藏宋代皇帝画像所见宋代皇帝也未穿着彰显帝王威严的冕冠、通天冠，而是选择了与一般官僚没有什么差别的展脚幞头。要之，皇帝的舆服风尚大多只是个人喜好所致，与政治权力、社会形态无关，强行将之置于某个社会结构下予以解释，结果只能南辕北辙，适得其反。所谓历史理解的经典图式，均是在经历长时间的研究积淀、大浪淘沙之后被后世学人认可、接受并被奉为经典的，其学术价值自不待言。而经典图式处理的都是中等层次以上的问题，具有一定的涵括性，其能辐射多数问题也不难理解。不过，经典图式并不具有普适性，不是所有具体问题都能在经典图式中找到合适位置。一味套用经典图式，只会束缚自己的思维，引导思考向经典图式靠拢，阻止自己从其他可能的视角观察问题，其结果只能导致研究无论证成还是证否经典图式，都只是在经典图式内打转，跳不出经典图式的“五指山”。事实上，如果深陷经典图式，一些问题甚至无法被发现，更遑论解决。在此状况下，试图提出新知，无异于天方夜谭。进言之，经典图式不是历史事实，具有唯一性；也不是定律或真理，具有不可置疑的正当性。经典图式只是在特定历史时期、特定思考之下产生的一种历史理解方式，其既会受到学人认知水平的限制，也会受到时代状况的影响——贵族制论、魏晋封建论自不必说，陈寅恪提出关陇集团说、关中本位政策，以及解释安史之乱及乱后河北割据所指称的“河北的胡化”，学者也疑心与其所处时代不无关系。而随着研究积累和时代变化，经典图式需要重新检讨是必然的。事实上，对于一些或被奉为常识的经典图式，学者已有不少反思。集团分析法已如前说；对于所谓北人南迁与六朝江南开发及民族大迁徙等问题，罗新发起质疑；围绕汉武帝晚年政策更辙和东晋“王与马共天下”，源自西晋司马越与王衍之联合的论断，辛德勇和侯旭东提出挑战；又唐后期墓葬缩小、随葬品简陋，一般将其归结于中晚唐政局动荡、经济衰落，齐东方则认为其实乃是丧葬中丧、祭地位提升的结果；近百年俨然成为通论的隋唐佛教宗派模式叙述，近年来学者的冲击更是前赴后继；此外对于将魏晋时期碑禁与薄葬相关联的习见认识，最近徐冲也尝试提出新解。诸如此类还有许多，兹不赘举。尽管上述反思未必都能推翻经典图式，但这样的努力无疑值得鼓励。这也提示我们，经典图式不是无远弗届的宇宙真理，并非任何具体问题都能在其羽翼庇护之下获得合理解释。面对既是宝贵遗产又可能构成思维束缚的经典图式，学者不妨做做抵抗者和反叛者，多一些批判，多一些怀疑，保持警惕，保持距离，唯其如此，才能克服思维惰性，摆脱对经典图式的路径依赖，引导自己多一点思考，多一点追问，从而摆脱平庸，走出内卷，在积累已丰的中古史研究中挖掘新知。读过《倚天屠龙记》的人大约都记得，张三丰在大敌当前之际传授张无忌太极剑招式，众人苦恼于张无忌无法记住，张三丰则说招式忘得越多越好，全忘了也就练成了。历史研究，固然不能也不必完全舍弃历史理解的经典图式，但至少在处理具体问题时，不妨先把经典图式搁置一边，寻求在问题自身的理路内解决问题。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突破既有知识的限制，一点一点地获得关于具体问题的新知；在此基础上，聚沙成塔，集腋成裘，重绘中古史的愿景或可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