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价值，还是看炒作：揭秘艺术品定价背后的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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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研究”专栏：
价值因素与非价值因素的互动：
艺术品定价机制的一种新可能
艺术品金融是艺术品市场发展的必然产物。对艺术品资产的估值是艺术品金融化过程的关键，估值的核心是定价机制。因此，建立中国艺术品定价评价标准，是中国艺术品金融发展的重要前提和基础。本研究选题提出了一个非常有意义的研究议题，能够引发和深化相关的研究和讨论。艺术品价格以其价值为基础，同时受非价值因素的影响：价值内涵结构是动态的，包含从使用价值到价值的转换，价值体现在物理价值、技艺价值、历史价值、文化内涵、社会价值、艺术美学五个方面；非价值因素包括宏观环境、艺术商业中介、艺术家与艺术品影响力、购买者与评估者的主观性。两者共同构成影响艺术品定价的要素组群，且价值因素又受到非价值因素的影响，这种独特的互动关系为艺术品定价标准的建立提供了可能的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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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理由
文章亮点
作者
刘 小 娟1， 魏 农 建1， 傅 晓 红2
（1.上海对外经贸大学 工商管理学院，上海 201620；
2.上海社会科学院 文学研究所，上海 200235）
摘要：艺术品金融是艺术品市场发展的必然产物。对艺术品资产的估值是艺术品金融化过程的关键，估值的核心是定价机制。因此，建立中国艺术品定价评价标准，是中国艺术品金融发展的重要前提和基础。艺术品价格以其价值为基础，同时受非价值因素的影响：价值内涵结构是动态的，包含从使用价值到价值的转换，价值体现在物理价值、技艺价值、历史价值、文化内涵、社会价值、艺术美学五个方面；非价值因素包括宏观环境、艺术商业中介、艺术家与艺术品影响力、购买者与评估者的主观性。两者共同构成影响艺术品定价的要素组群，且价值因素又受到非价值因素的影响，这种独特的互动关系为艺术品定价标准的建立提供了可能的突破。
关键词：艺术品金融；价值；价格；定价机制
一、问题引入
当前，中国文化艺术品市场存在价格混乱的问题，归根结底是因为艺术品价值本身的特性，即艺术品价值衡量的复杂性。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论及艺术品时指出：（艺术作品）是不能由劳动再生产的东西，是一系列非常偶然的情况决定的。因此，艺术品价值的决定因素极其复杂。同时，在艺术品金融化的过程中，艺术品的非价值因素对价格的影响程度极大，艺术品“信息”知识门槛高，存在天然“垄断”的可能性，意味着买方相对较弱势，致使公众对艺术品金融信心不足。建立公平、统一和普适的艺术品定价评价标准和体系是艺术品金融的当务之急。
二、基础理论与文献回顾
（一）艺术品概念及分类
马克思指出，在非物质生产领域中有两种情况，一是具有离开生产者和消费者而独立的形式，因而能在生产和消费之间的一段时间内存在，能在这段时间内作为可以出卖的商品而流通，如书、画以及一切脱离艺术家的艺术活动而单独存在的艺术作品。［1］二是产品同生产行为不能分离，如一切表演艺术。［2］本文的研究对象主要指第一种具有价值变现可能的、具有“独立形式”的艺术品。
美国哲学家简·布洛克认为：艺术品是艺术家理念的有价值的艺术载体。这个概念指出了艺术品具有“创意性”“独特性”等特征，但对于艺术品市场以及金融活动中的艺术品，这个概念仍过于宽泛，需引入资产的定义以便于较好地区分艺术品与其他文化产品。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IASB）和美国会计准则委员会（FASB）对资产做出如下定义：资产是主体对其具有排他性的权利或其他权益的现时经济资源。［3］因此，艺术品本身具有价值，且可以货币化、符号化、资产化，是艺术品与一般文化产品的主要区别。本雅明在《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中提出，艺术品是具有“光韵”的，即具有原真性、即时即地性和独一无二性。［4］艺术品成为资产的前提是具有排他性，排他性意味着权利，意味着是一种未来具有经济利益的资源。现代意义上的艺术品的复制品有很多，但是在特定情况下，部分传本或摹本也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如王羲之的《兰亭序》摹本等。这类艺术品也满足资产的定义。
早期人们对于艺术品的认识往往局限在博物馆等场所，忽视了时间的因素，需知在大众广为流传的艺术作品经过时间的打磨，可能会被收入博物馆收藏，在博物馆内的艺术品也有可能在技术的帮助下成为人人唾手可得的产品。早期人们对艺术品价值的认知受到高雅文化与大众文化范畴的影响，如皮埃尔·布迪厄认为：文化的高低之分通常被用于维护阶级的高低之分。虽然这种认知已经随着时代发展而改变，但是，博物馆、美术馆这类公共场所对于艺术品确认的权威性成为社会常识被保留下来，艺术品价值的确认也受到该认知的影响。
18世纪左右出现艺术作品的商品化趋势，艺术家逐渐成为独立的社会分工阶层，除了从艺术家纯粹的审美创作、表达的角度来解释艺术，商业动机也被纳入艺术创作的影响因素之中。艺术创作动机的多元化也影响了艺术品价值的多元化，非价值因素对艺术品价值评估的影响逐渐增大。
本文所述艺术品的范围是在艺术品市场上流通的、具有独立形式的、具有“光韵”的艺术品，不包括借助社会化生产工具，以标准化和批量化生产出来的文化艺术品。参考美国IRS艺术品价值评估支持的艺术品类以及苏富比、雅昌、佳士得、嘉德等拍卖公司对艺术品的分类，①可按照艺术品物理形态、材质以及价值形态划分为六类：一是书、画、古籍，统称为纸质艺术品；二是陶、瓷、紫砂等材料制成的装饰用艺术品、生活用艺术品、观赏性雕塑、装置艺术品等艺术品，统称为烧制艺术品；三是玉石珠宝，本身因材质含有较高的价值，经过艺术家创作的艺术品，统称为玉石珠宝；四是木质艺术品，包括家具、雕刻、漆器等；五是布艺织品类，包括丝绢、服饰、毛毯等；六是邮品钱币、文房器玩等杂项。
①资料来源：由苏富比、雅昌、佳士得、嘉德拍卖官网中产品品类整理得出。
（二）艺术品价值衡量理论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认为，使用价值是由具体劳动创造的，是价值的物质承担者，并且具有质的不可比较性，而艺术创造也是一个劳动生产过程，是艺术价值形成的基础。但是艺术品的使用价值不同于一般商品，不适用于资产评估的基本理论和方法，艺术品价值的评估本身具有特殊性，如艺术品价值的形成依赖于价值审美活动的发现，而且艺术品资源存在状态的复杂性，使得艺术品价值的计量更复杂、更困难。因此，衡量艺术品价值是一项复杂的审美活动，艺术品的意义诠释和价值评价是现代艺术理论的一大难题。［5］65
回溯对艺术的定义，关于艺术的定义并未在多大程度上影响艺术品的分类，却影响了对艺术品价值的衡量。早期艺术的价值主要侧重精神价值，如亚里士多德的“技艺论”认为艺术需从制作技术角度进行定义；黑格尔认为艺术是“理念的感性显现”，［6］52是“绝对观念的形象”；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提出“艺术是对现实的形象认识”；马克思认为艺术是人类感性地认识把握世界的一种方式；托尔斯泰等人的“情感论”认为艺术是情感的表现等。这些艺术品定义中蕴含的评价标准可概括为：能体现较高超的技艺水平，能表现艺术家或者公众情感体验，能体现不同时期人们的精神、认知、哲学等理性思维并让公众获得“共鸣”“共感”或“反思”。
艺术是由内容和形式——矛盾对立统一的精神活动，［6］53因此，艺术品价值可分为形式价值和内容价值，尤其重视人即艺术家对于艺术品的改造过程。对应本文对艺术品的分类，我们可以在一般意义上说，烧制艺术品、布艺艺术品、木质艺术品、玉石珠宝类艺术品的形式价值更高，纸质艺术品和杂项的内容价值更高。
（三）具体艺术品类的价值评价标准
从具体艺术品品类来看，行业实践则更偏向考虑实践性。具体艺术品品类的价值评价标准通常由该行业协会进行制定，通过各类专著以及鉴赏书籍传达艺术品价值的定义，通常由业内权威人士进行编写，其内容被行业大多数人士认可，学理性研究较少，价值标准缺乏统一性和规范性。具体如下：
纸质艺术品类。唐代张彦远《历代名画记》记载了名家作品的价格参照，是早期对艺术家作品价值的市场度量。张怀瓘的《书议》《书估》等书籍建立了中国书法价格评估体系。至清朝，《石渠宝笈》对清廷内府所藏历代书画藏品进行了较为系统的分类，有书、画、卷、轴、册等九类，并且对书画艺术品的价值划分等级，真而精的为上等，不佳或存有问题的为次等。
烧制艺术品类。孙阳以原始陶艺为研究对象分析艺术品的价值，指出原始陶艺不仅是人们的生活器具，更是当时人们精神创作的一种方式，是原始人精神文明和世界发展的见证者。同时，陶器在演变成陶艺的过程中其审美价值逐渐凸显。［7］张纯、韩静认为陶瓷艺术品价值包括艺术价值、社会价值、历史价值、市场价值。［8］
玉石珠宝类。刘大同所著《古玉辨》对古玉的价值从古玉的出土地、生产地、品质、颜色、玉皮、沁色、变相进行了甄别，此外对玉雕艺术作品价值评价还包括曹昭《格古要论》、陈性《玉纪》、李凤延《玉雅》等。《文物藏品定级标准图例》不仅包含玉雕艺术品的价值评判，还包括对文房用具、铜器、兵器、家具、造像等的级别评定。
杂项类。最早研究钱币的是南北朝时期顾煊所著《钱谱》，以及南宋时期洪遵所著《钱志》，咸丰同治时期《古泉汇》，王雪农、刘建民《半两钱研究与发现》，刘吉德《中国古代钱币美学特征与珍藏价值》等都对钱币价值进行了探讨。普遍认为钱币不仅具有收藏价值也有考古价值，更是代表了当时工业铸造的水平，反映了经济、民俗等历史价值。
（四）艺术品价值内涵探究视角
艺术品价值内涵探究需要从多学科知识中判断艺术品的意义和价值阈限。在此前提下对艺术品价值进行本体化的探索，使得艺术品能够以多重身份参与人类的社会实践并且展示其多维度的文化属性，从多个维度诠释并估量艺术品的意义和价值。［5］67
部分学者侧重艺术品本身的价值，对于艺术品价值概括性较高，偏重价值内涵。比如宗白华认为：艺术至少是三种主要价值的结合体，即形式的价值、抽象的价值和启示的价值。［9］刘士林认为：艺术作品的价值结构包括认识价值、伦理价值、审美价值三个层次。［10］王君指出，艺术品价值的文化因素包括五个维度：历史价值、科学价值（智力、情感、想象图像技术等的反映）、审美价值、精神价值（发展经验、生存智慧、价值观念、心理结构等精神意识）、保护状态。［11］71张倩认为：艺术品的价值由艺术品的历史性、学术性和艺术性决定。［12］
另有学者关注艺术品的时间维度，认为创作投入时间以及创作在艺术家创作生涯中的时间，作品的历史厚度以及在时间发展过程中对作家审美的接受度等都影响了艺术品价值。［13］也有学者在艺术品价值研究中加入市场流通影响因素，认为影响因素除了物理价值、艺术价值、文化价值、审美价值、历史价值、精神价值，还包括收藏价值、市场价值、经济价值，如吸引力、炫耀性、投机性等。［14］［15］［16］［17］王广振等人从需求角度出发，根据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将艺术品价值分为审美价值、收藏价值、使用价值、投资价值和满足价值。［18］93-94
对艺术品价值进行多要素分析的研究较多，对探索艺术品价值具有开拓意义，艺术品资产价值的多重性特征是艺术品高净值的重要基础，这种价值的多元化和评价取向的多样化给艺术品价值更多的拓展空间。学者对艺术品价值认知中的“市场价值”与“经济价值”之类表述的出现，表明艺术金融给艺术品市场带来的影响。但是，目前学界所认定的“艺术品价值”要素纷繁多样，没有一个有序的框架，缺乏统一、较为权威的理论框架。
（五）艺术品评价标准及估价模型
多年来，学者对艺术品价值开展多层次探索，依据合适的等级进行赋值，尽力去建立具有普遍意义的艺术品价值评价标准以及估价模型，帮助艺术品不断拓展其质押融资的渠道，突破艺术品在鉴定、评估、质押等方面的瓶颈。
国外的研究成果根据研究前提的不同可以分为两类：第一类认为艺术品价格市场是不可预期的，因此，艺术品的价格是不可预测的，文化因素影响市场对艺术品价值的认知。如Emile Durkheim认为部分商品背离价格理论，并不是来自个人偏好的集合，而是来自社会规范。Jens Beckert在此基础上提出应该通过社会机构、网络和框架来理解艺术品价格，认为艺术品价格受市场领域内的社会和政治力量影响。［19］691-692第二类认为艺术品价格是可预期市场，主要通过经济学与统计分析模型对艺术品价格进行模拟预测。如L.E.A. Braden和Thomas Teekens以三个荷兰博物馆（Stedelijk， Boijmans-Van Beuningen， Van Abbe）数字化档案中1 148位艺术家从1930年到1989年的市场表现数据为基础，利用网络分析法研究艺术家声誉对艺术品价格的影响。［20］Massimiliano Castellani等人利用APH（Artist Price Heterogeneity），分析2006年至2010年之间的意大利艺术品价格，认为行业数量、平均价格、艺术家专门性、出身、知名度、生产、市场结构、国籍、艺术时期是影响意大利艺术品价格的主要因素。［21］奥拉夫·维尔苏斯则提出“定价脚本”概念，认为基于艺术家声誉、作品尺寸等容易测量的因素，而不按照艺术作品的质量来衡量作品价值，可以为艺术品价格机制提供结构性、一致性、稳定性和可预测性。［22］152-153
国内多数学者则认为艺术品价格预期与艺术品价值紧密相关。国内艺术品定价研究主要分为三类：第一，从艺术品价值本身开展研究。基于艺术品价值与价格可以转换的认知，认为价值是影响价格的主要因素，包括价值价格论、成本价格论、特征分析法（又称Hedonic模型法和效用估价法），采用的数理统计分析方法包括统计模型和专家评价、［23］模糊综合评价法、德尔菲法，［24］以及结合德尔菲法与层次分析法的判断矩阵［11］72等。量化指标选取标准不一，“艺术品价值”量化分析模型多样，相对来说缺乏统一且较权威的应用模型。第二，从消费环节出发，重点研究购买者的艺术品喜好和目的不同对于艺术品价格的影响，其研究方法有收益还原法等。第三，以市场结构与流通为切入点开展研究，其研究方法包括市场比较法、供求价格论、垄断价格论、重复交易比照法。
三、艺术品价格的形成机制
（一）艺术品价值内涵结构
艺术品资产价值的形成依赖价值发现，艺术品价值是艺术品价格的重要影响因素，消费者对艺术品价值的认知影响了艺术品价格。张忠义认为：21世纪以来，中国的文物艺术品到了“价值表现”阶段，即“价值发现”阶段。［25］西沐认为：艺术金融产业的发展就是在发现价值与关注价值的节点上找到了艺术与金融对接的关联点，金融是寻找价值，艺术是创造价值，市场机制是发展价值。中国艺术品市场的发展主线是商品化至证券化（大众化），艺术品资产从理财更多转向财富管理，艺术品资产的价值发现是艺术财富管理的一个重要着眼点与立足点。［26］因此，艺术品价值的概念对艺术品市场的发展至关重要。
以2020年新锐艺术家的市场表现为例，2020年上千位80后新锐艺术家迈向二级市场，远多于2019年的不到900位。新锐艺术家创作的艺术品中所蕴含的独特社会关切引起消费者的共鸣和肯定。这种消费者对艺术品价值的肯定使得其艺术品价格通常远远超过机构的最高估值。萨尔曼·托尔（Salman Toor）的油画Rooftop Party with Ghosts 1，原本估价在10万至15万美元，在2020年12月份以82.2万美元在纽约佳士得成交，［27］其酷儿人物具象画迎合了当前人们对性别问题的关注。曾梵志2020年拍卖24幅作品，《面具系列1996 NO.6》成交价2 415万美元，仅次于《最后的晚餐》的拍卖价。面具系列作品中最富代表性的几个特征：面具、红领巾与巨大双手，“富有强烈个人色彩的图像传递出一种热闹表象之下强烈的空洞和孤寂感，把自己从武汉初到北京的感受尽数表达出来，揭示出20世纪90年代初期社交场合中人与人之间冷漠、疏离与程式化的关系”。［28］作品成交价远超过最高估价的这批新锐艺术家，其作品通常涉及当下热门话题，关注现实题材，包括种族、性别认同、身份认同，在作品中表现出强烈的个人经验。“他们的作品比一些更有名的当代艺术家的价格水平更高。”［29］
艺术品创造属于非物质生产领域，同时具有物质载体，因此，艺术品使用价值包含了物质意义上的价值和非物质意义上的价值。物质意义上的价值，即满足消费者在使用艺术品中具有物理形态的需求。非物质意义价值包括认知意义、社会关系、审美意义。从艺术生产角度来看，艺术品是一种形象思维，表达了艺术家的理解和认知，并且对现实具有否定和超越意义。它以艺术家主体的意志能力为基础，具有强烈主观色彩，既是个体精神意志的表达，也表现群体意识的追求。从艺术消费角度来看，人们在对艺术品进行的审美活动中可以了解与认识自然、社会以及自身的文化符号。艺术品从艺术家主体出发，在到达消费者时却能摆脱主观价值形式约束，形成消费者自有的审美趣味。
在实现“惊险的跳跃”即艺术品向货币转换后，艺术品使用价值便转换为价值。在该范畴下“艺术品价值”内涵结构可表示为图1。
艺术品形式价值包括物理价值和技艺价值。艺术品实质上是借助于物质载体的非物质劳动，“物质载体时间上的物理稳定性使文化生产的价值客观化” ，［30］因此，物质载体的特性影响艺术品价值的呈现。所以艺术品的原材料、存世量和周转量、保存完好程度等是艺术品物理价值的重要内容。并且艺术品尺寸大小意味着艺术家在创作过程中的不同着力程度。非物质内涵主要由非物质劳动创造，故以同一作者来说，其成熟期的作品价格往往高于成长期的作品。技艺价值如纹理、造型等，能够体现当时人们能动改造世界时的熟练技术，以及艺术创作过程中的劳动付出，是人们创造智力、情感、想象图像的技术反映。因此，艺术品的形式价值不仅仅承载着艺术品物质意义的使用价值，也体现着非物质意义上的使用价值，形式价值与内容价值密不可分。
艺术品内容价值包括历史价值、文化内涵、社会价值、艺术美学。历史价值指艺术品具有发现历史、证明历史的作用，在艺术品传世后的流转、传承、记录与政治、思想、技术等各个方面的信息密切相关。文化内涵指艺术品中体现的宗教信仰、民族文化、地域特征，不同的信仰具有不同的信仰图腾，体现在艺术品形式中可能是造型和纹理的独特性。社会价值指艺术品具有帮助人们获得认知、进行思想教育、进行情感交流、实现对现实否定与超越等具有社会群体意义的功能，以及社会中的个体或组织通过艺术品获得经济价值（保值、增值）的功能。艺术美学侧重从消费者接受角度出发，在对艺术品进行鉴赏、审美的过程中产生的视觉美感、共鸣，以及持续形成系统的艺术理念。艺术品不仅仅是陶冶情操的对象，更是技艺水平代表的工艺精神、民族精神的物理承载主体，是社会主观意识、发展经验、生存智慧、价值观念和心理结构的凝聚。
（二）艺术品定价机制
艺术品价值实现形式是不断变化、充满选择的。这个过程涉及对艺术品价值的衡量与定价，将少数人垄断的艺术品放置于市场中，以期通过公平、公正、公开的测评方式进行艺术品生产经营及定价是艺术品的必然走向。［18］91
艺术品价格标准通常以艺术品指数为衡量标准。艺术品指数，指基于一定的艺术品价格样本，利用数理统计、计量经济学模型进行编制，反映艺术市场价格走势变化和运行状况的指数体系。苏富比编制的艺术品市场综合指数是国际上最早的艺术品指数，现在国际上最普遍采用的艺术品指数是梅·摩根指数，国内较为重要的指数是雅昌指数和中国艺术品指数等。从数据上来看，中国艺术品私下交易规模占比艺术品交易的60%以上，［31］极大地影响了艺术品指数统计数据的范围、规模的合理性。
在市场可预期的前提下，国外常用基本定价机制主要包括平均价格估值法、重复交易评估法、特征分析评估法三种。前两个方法的使用有两大前提，即认定市场的主导地位，价格可以较为成熟地反映艺术品的价值，艺术品交易次数和交易价格是市场上人们对于艺术品价值高低的真实反映。前两者建立在市场信息较为完善的前提下，故而中国学界研究方向多采用特征分析评估法。可见，现实中业内的定价机制和学者研究并不完全吻合。从特征分析评估法流程来探究原因即可得知，特征分析评估法首先要确认影响艺术品价格的要素，这些要素尚未得到统一，更不用说对要素进行分权赋分或者权威机构确立、发布、执行。
市场实践与艺术品估价体系大相径庭的成交价格屡见不鲜。如2021年春季王俊杰《万物之始》成交价超越估价的6.7倍（苏富比拍卖）；萨尔曼·图尔（Salmoon Toor）《三个男孩》成交价超越估价10.2倍（苏富比拍卖）；明末清初黄花梨麒麟纹圈背交椅成交价超越估价8倍（佳士得拍卖）；清乾隆御制掐丝珐琅寿字暗八仙拱宝珠寿字五爪龙纹长颈瓶成交价超越估价11倍（佳士得拍卖）等。2021年5月佳士得亚洲拍卖成果报告显示，60%拍品成交价超越最高估值，30%拍品成交价符合估值，10%拍品成交价低于最低估价。晚间拍卖的总成交额是最低估价的1.4倍、二十及二十一世纪艺术日间拍卖的总成交额是最低估价的1.74倍。［32］2021年上半年苏富比亚洲拍卖成果报告显示，所有西方艺术品中75%拍品逾高估价成交，亚洲当代艺术品总成交额超过总估值近2倍，亚洲区最佳当代艺术日拍平台总成交额超过总估值2倍。［33］从市场表现来看，尽管拍卖行有着丰富的艺术品价格数据库、专业的团队和评估体系，也只有约30%左右的艺术品估价是较为准确的。因此，行业实践更偏向考虑实践性，学术研究对于实践的指导还有待提升。
因此，确定影响艺术品价格的要素，是研究艺术品价格形成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
（三）艺术品价格影响因素
国内学者对于艺术品定价的研究主要包括价值价格论、效用价格论、成本价格论、供求价格论、垄断价格论、特征分析法等。其中价值价格论、成本价格论、特征分析法从艺术品价值本身开展研究。效用价格论主要是从消费环节来考虑艺术品的购买者对于艺术品喜好和目的不同导致对艺术品价格的影响。供求价格论、垄断价格论从市场流通角度考虑艺术品价格。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认为，价值决定价格，价格围绕价值上下波动。但艺术家付出的劳动也很难用社会平均劳动投入表示，凝聚在艺术品中用于满足人们精神或是文化等方面需要的价值，是人类审美思维、创造意识、哲学观念、宗教观念、表现技法等多因素的综合反映。艺术品的价格与价值的关系具有特殊性。
根据艺术品定价研究基础与实践经验，艺术品价格受到价值因素和非价值因素的共同影响，非价值因素对于艺术品价格往往产生较大影响。非价值影响因素具体包括以下四点：
1.宏观环境
艺术品价格受到市场领域内运作的社会和政治力量的影响。［19］691GDP在较长一段时间中对艺术品价格水平具有拉动作用，短期没有显著影响，［34］M1和M2的增长率与艺术品的成交额有着同步正向的促进关系。［35］最富阶层的收入与艺术品的价格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关系［36］即“凡勃伦效应”，受到希望得到它的人们不断变动的财富和嗜好的影响。Kim Oosterlinck指出，“二战”期间法国艺术品市场表现明显优于黄金以外的所有另类投资。“二战”时非法活动和被迫逃离国家的风险增加了对谨慎资产（discreet assets）的兴趣，体型小的艺术品反倒比大型艺术品更受欢迎。［37］战时小型艺术品处于溢价状态，而大型艺术品价格大部分未能真实显示其价值。
市场运行机制和法规同样影响着艺术品价格，如“权力寻租”、艺术品贿赂等权力因素参与，导致艺术品经营非审美化，遮蔽了艺术品价值。文化艺术氛围同样影响艺术品价格，当人们推崇文学艺术，密切关注艺术家时，艺术品价格相对会提高。社会文化运动形成的舆论意见对艺术品价格也有较大影响，如“黑人、原住民和有色人种”（BIPOC），该运动反对种族主义以及资本主义政治，该运动的推进使得政府治理与市场消费中社会公众的角色和地位逐渐凸显。一些博物馆拨出特别资金用以采购20世纪和21世纪的“黑人、原住民和有色人种”艺术家的作品，尤其是大都会博物馆，承诺为此项计划投入1 000万美元。随着2020年“黑命贵”运动愈演愈烈，一些博物馆甚至开始抛售白人艺术家（通常是男性）的作品。而且艺术品作为资产的预期增长空间也极大地影响了艺术品价格。艺术品经销商和机构组织会偏向从艺术家手中收购价格增长空间大的艺术品，艺术家会相应地创作受大众欢迎的艺术品类型，而这种创作趋向最终影响艺术品价格。
2.艺术商业中介
市场不会完全按照艺术品价值高低进行交易，而是以利润为标准，故艺术品价格受到市场主体的影响。艺术品在通过艺术商业中介参与市场的过程中，“借助于‘阐释循环’而实现了‘意义增值’，以至于实现了利润增值” 。［5］69在该理论的基础上，艺术品参加拍卖交易的次数、展览的次数也是影响艺术品价格形成的重要因素。艺术品批评家与艺术专家以及权威机构对于艺术品的成功与否以及价格高低的影响越发突出。艺术专家的话语权更多地把握在具有从业经验优势的对象中，获得同行中德高望重者的认可或者在具有权威话语的机构组织如博物馆进行展览，既是艺术家获得内在回报的表现，也是获得外在经济报偿的前提。
艺术商业中介主体包括艺术品银行、艺术基金、艺术品信托投资、艺术品质押典当、艺术品产权交易、艺术品保险、艺术品租赁等机构；展示主体包括博物馆、艺术馆、画廊、博览会等。商业中介的繁荣和发展有利于推动艺术品金融化，促进艺术品市场的发展。在艺术市场拥有强大声誉的机构在艺术品市场上能实现更高的价格。市场上艺术品价格溢出艺术品价值无可厚非，但仍需健全的艺术品交易信息和市场规范，过度依赖商业操作而非依靠艺术自身的发展只会陷入空心化，使得艺术品的意义和价值在传播过程中产生消极的改变和滑动，滋生市场的投机行为，从而消费端会失去受众的信任，同时生产端对艺术创作也会产生消极影响。如纽约画商迈克尔·高德尤斯（Michael Goedhuis）的仕丹莱收藏基金购入大量的艺术品，宣称部分作品会被捐赠给顶级博物馆，并于2007年3月至8月期间在丹麦的路易斯安娜现代艺术馆展出，展览名为“中国制造：仕丹莱收藏基金（Made in China: The Estella Collection）”。高德尤斯利用艺术馆的展出和关注度为艺术品增值，在展出期间宣布将这些展出的藏品交由苏富比拍卖行进行拍卖，并于2008年4月在中国香港苏富比拍得1 800万美元交易额。尽管实际上该艺术馆事先并不知情，但也由此引发了激烈批评。［38］
3.艺术家和艺术品的影响力
艺术家知名度是一种品牌保障，其管理运营与奢侈品品牌有相似之处，如Mandel认为购买艺术品属于炫耀性消费，是拥有社会地位和文化内涵的标志。［39］英国学者露丝·陶斯曾用巨星理论解释艺术品市场上艺术家收入的非正态分布现象，指出消费者更喜欢较高天赋的艺术家，因为这代表了质量。选择一个胜利者，降低了消费者搜索市场和获取其他相关作品与创作者信息的成本。［40］
有研究曾发现，艺术家年龄对艺术品价格的影响，艺术家的个人名誉的传播和权威的时间积累使得艺术家年龄与价格在统计学上呈现正相关关系。可以说资深艺术家可能有更长的时间来提升知名度和声誉。［22］139随着时代变迁，大众的不同认可程度影响了艺术家作品的市场价值，即艺术品价格具有时间特征。一方面艺术家不同的创作时期影响作品的成熟度，而且不少艺术家的作品生前不被认可，死后却享誉全球。另一方面随着时间的累积，艺术家被更广泛的大众接受，在更广泛的审美活动中扩大自身的价值。
4.购买者和评估者的主观性
购买者心理往往被认为是影响艺术品价格最关键的因素。菲利普·科特勒（Philip Kotler）提出了消费者决策过程五个阶段理论，企业得以从消费者角度提高产品的吸引力。在艺术品市场，消费者对艺术品的艺术欣赏、投资财富等需求影响了艺术生产与供给。在以拍卖市场为主的艺术品流通活动中，艺术品的价格往往取决于拍卖者。消费心理包括受众的鉴赏水平、审美心理、身份立场、对艺术品的需求等，都会导致消费者的艺术品价值评判产生差异。
即使艺术品价格由第三方机构进行评估，消费者以此为基础进行最终交换，艺术品价格仍受第三方评估者的主观性影响。如行政派可能以政治学知识为依据，学院派更多以美学知识为依据，艺术家可能以“技艺”为基础，市场价值评估考虑一般市场主体，清算价值评估则更多地考虑艺术品快速变现时的价值判断。因此，在评价时各方知识不可避免在其中各有偏重，进入市场流通的艺术品，其价值量必定受需求不同而发生变化。
艺术品价值评估的复杂性在一定程度上要求加入“专家审评”，需要依靠人们的认知来评定价值高低，因此这部分不稳定性使得艺术品价格同样具有不确定性。然而从艺术品价值评价的公共性和专业性要求来看，需要减少评价主体的主观性给艺术品价值本身带来的影响。建立完善的艺术品价值评估系统应当减少这部分不确定性，增加评估的客观性。另一方面，也可以增加不确定性部分的可信度，即确定主观部分的权威性，在此基础上的艺术品价格“可信度”才能有所提高。
（四）艺术品价值与价格的转换机制模型
本研究总结上述艺术品价格形成机制的价值因素，整合非价值因素，确定了较为完整的影响艺术品价格要素群组，初步构建了艺术品价值与价格的转换机制，包括两个机制：一是以价值因素为基础，非价值因素作为重要影响因素，两者共同构成艺术品价格。二是以价值因素为基础，但是非价值因素能够影响价值因素，并与受非价值因素影响的价值因素共同构成艺术品价格。如图2所示：
李嘉图认为艺术品的价格只由它们的稀少性决定，［41］认为买家的财富和购买偏好是影响艺术品价格的主要因素。可见艺术品价值向价格转换具有条件约束，不仅包括李嘉图提出的买家购买力和偏好，还包括上述宏观环境、艺术家影响力、商业操作、受众需求这些非价值因素，而且这些条件约束会使得“艺术品价值”在实现过程中，具有不同的比重和限制，使得艺术品的价值量也随之产生变化。所以，艺术品价值评估拥有不同的标准，这个标准受到条件约束而变化。因此，艺术品价格受两部分因素影响，一是受到约束条件（非价值因素）影响的价值因素；二是非价值因素。价值因素以变量Ai表示（i=1，2，3，4，5，6），即物理价值为变量A1、技艺价值为变量A2、历史价值为变量A3、文化内涵为变量A4、社会价值为变量A5、艺术美学为变量A6；非价值因素以变量Bi表示（i=1，2，3，4），即宏观环境为变量B1、商业中介为变量B2、艺术家知名度为变量B3、消费者效用为变量B4，则艺术品价值与价格转换模型可以表示为下图3。
（五）艺术品价值评估的实践探索
我国文化部文化市场发展中心于2006年成立了常设机构“艺术品评估委员会”，并在潍坊银行开设的艺术品质押贷款业务中对艺术品真伪进行鉴定与价值评估。为进一步完善艺术品价值评估体系，2011年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国际合作中心文化产业研究所和中国收藏家俱乐部合作开展中国特色的第三方“文化艺术品评估体系”项目。该体系采用“6-2-2”的标准化机构估价方式，即60%的标准化程序手册打分，20%依靠仪器和科技手段，另20%由专家经验评定。［42］
2013年，文化部文化市场司提出将在苏、浙、湘、陕、粤、京设立权威鉴定机构，为艺术品金融市场的发展提供保障。次年，北京国际版权中心推出“艺术品防伪与追溯数字管理系统”，借鉴了西方艺术品鉴定体系的经验。
2019年2月2日，文化部在北京发布新修订的《艺术品经营管理办法》，提出要建立专家委员会、明示担保、尽职调查、鉴定评估、信用监管等一系列新的制度。禁止将艺术品权益拆分为均等份额公开发行，对艺术品金融交易进行了规范。还进一步明确了鉴定评估机构及从业人员的责任及有关程序。
目前，大多数人认可的评估方法为“同行评议”，因其具有专业性的评价视野、技术和程序的同时又使得“同行”以第三方的形式获得授权。［5］68但这种艺术品价值评估方法受限于专家的经验、学识，受主观性判断影响较大。对比欧美等较为繁荣、成熟的艺术品市场，其艺术品价值评估体系相对更为完善、更具权威和系统性，如设立第三方艺术品鉴定评估机构，采取“身份索引+科学鉴定+专家鉴定”为一体的艺术品鉴定体系，［18］95建立了较为完整的艺术品资料库以供查询。专家学者包括博物馆馆长、学者、艺术品经销商、拍卖管理人和价值评估师。评估标的所需资料包括：物品的描述、艺术品的名称、评估工作的主题、媒质、创作日期、尺寸、物品的历史、物品展览记录、物品引证有关资料、物品的记号、物品的实体状态、摄影图片、可能影响艺术品公允市场价值确定的其他信息、评估基准日、购入的费用日期和方式等。［43］
四、结论与研究展望
本研究通过对艺术品及其价值、价格评估相关文献的回顾，探索和总结了艺术品价值的内涵、影响因素及其与价格的转换机制。艺术品价值包括形式价值与内容价值，形式价值又包括物理价值、技艺价值；内容价值包括社会价值、文化内涵、历史价值和艺术美学。在艺术品价值向价格转换的过程中，非价值因素成为艺术品价值的约束条件，使得艺术品价值因素的权重发生变化，受到约束的价值因素与非价值因素共同作用，两者共同决定了艺术品价格。
本文构建了艺术品价格形成标准模型，但并未探索出约束条件的量化关系和艺术品价格组成两个部分之间的量化关系。希望后续研究能借助区块链技术、大数据、数字网络等技术进一步验证和完善本研究结果。另外，如学者西沐所说，中国艺术品资产估值不仅需要建立价格分析的理论模型，更需要建立完整的市场数据和数据挖掘管理平台，利用好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工具，从而逐步建立起一套标准的估价体系。
一是智能化。区块链技术是通过自身分布式节点进行网络数据存储、验证、传递和交流的技术方案。基于权威与标准的建立，区块链等技术能对艺术品真伪和流转进行溯源，保证“契约精神”，减少不诚信的艺术品操作。区块链的标准确定、权威性影响着未来市场上在区块链下艺术品流通范围，区块链技术在艺术金融层面的核心问题还是权威方的确立，以信任为基础的区块链应用和艺术品价值评价标准密切相关。所以区块链技术在艺术品价值评价标准上的应用具有评价主体一致性，即价值评价的权威和与艺术品区块链应用发布的主体一致。
二是科技化。大数据是大量、高速、多变、真实的信息资产，结合人工智能等新型数据处理、解析工具，实现更强的决策能力、洞察力和最优化的处理。两者构成了艺术品价格评估基础数据的获取、存储与应用的基本技术框架。要建立有普遍适用性的评价标准，就需要保证模型数据来源的可靠性。基于大数据技术、人工智能构建艺术品估值模型能为艺术品的鉴定提供更为可靠、完整的资料，提高艺术品评估的权威性和可信度。
三是互联网化。艺术品价值的实现不得不依靠市场，其中非价值因素中“传播”因素会影响艺术品本身的价值发现。国内大量具有互联网特性的新型艺术品交易平台的兴起，以及世界范围内艺术品消费者出现的网络购买习惯，即越来越多的消费者将通过网络交易平台甚至社交媒体完成艺术品的交易。因此，市场渠道的建立和整合在互联网时代越来越依靠数字网络。借助互联网而生的各种艺术品流通渠道，能够帮助人们更多参与到艺术品价值发现的审美活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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