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绍璗 | 我在北大的老师们：顾颉刚、杨晦、阴法鲁、邓广铭……

严绍璗文集（五卷本）

严绍璗

1940年生于上海市。北京大学教授，北京外国语大学荣誉教授。北京大学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所所长 (1998一2014) 、北京大学中文系学术委员会主任 (1998一2014) 、国际比较文学协会东亚研究委员会主席 (2000一2004) 、北京大学东方文学研究中心研究员、学术委员会主任（2010—2018）、中国比较文学学会副会长兼学术委员会主任，全国古籍整理与出版规划领导小组成员、国际中国文化研究学会名誉会长。日本京都大学、佛教大学、文部省国际日本文化研究中心客座教授。先后获得北京大学人文社科研究成果奖（多次）、亚洲太平洋出版协会（APPA）学术类图书金奖、北京市第十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教育部第五届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一等奖、2010年获日本第二十三届“山片蟠桃奖”，2015年获首届 “中国比较文学终身成就奖”，2016年获首届“国际中国文化研究终身成就奖”等。

1963年五年级的时候顾颉刚先生为我们讲授中国经学史。当年的顾先生70余岁了，他是20世纪我国古史辨派学术的魁首。虽然，现在有时髦的学者提出要重新估量顾颉刚先生的学术观念和学术成果，胡说“要走出疑古的时代”，不管这些人现在的新闻价值如何，他们的学术是不可能与顾先生的学术等量齐观的。顾先生多次对我们说：年轻人，聪敏，有想法，赶快把你的想法记下来，很多的想法连起来，就是论文了。写好文章，不要发表，放在抽屉里，时时读读，年年修正，有心得就补充进去，不要去赶什么热闹。他特别说：“听清楚了，25年后，再发表出来，那才是真知灼见，那才是有用的东西。”

现在的学者，假如听到顾先生这样的说法，真是要胆战心惊，很害怕了。顾先生说的“25年成功一篇文章”，时间长了点，但是，他反复表达的是人文学术的文章，既需要火花和激情，更需要积累和沉淀。这确实是千真万确的吧。这就是“锻造的精神”，让你在研究的思路上、观念上、方法上，慢慢地就“范”，你的学术的生命力、创造力，在这个过程中，得到提升，慢慢地成熟，就得到了最大的发挥。正是遵循先生这样学问不要急功近利的教诲，我用22年的时间编著成了近400万字的《日藏汉籍善本书录》，得到学界许多的鼓励与奖掖，于我自己则觉得这是一个北大的后生多少可以告慰于前辈先生的。

1964年北大依据中央主管文化工作的领导的意见，要找一两个年轻的助教，乘着当年美国“燕京—哈佛学社”中中方老人还在，动手整理封锁在北大的这一机构的原始档案。副校长魏建功先生和系主任杨晦先生把我留在北大做这件事，这是我第一次真正接触到早年美国对中国古文献的一种处置状态。这是我第一次真正直接接触到被称为sinology这一经典学术的原典材料。但是，在当时的政治形势中，有人对派遣我这样一个“资产阶级的子弟”做这样的所谓“国际性的文化工作”很有微词，北大党委常务副书记兼组织部部长张学书先生和中共中文系党的总负责人程贤策先生出来说“出身不由己，道路自己选，政治标准重在个人认识”。北大党的组织对一个年轻人表现出的这样宽阔的心胸、真诚的信任和人性的关怀，它决定了我个人在北大一生的学术道路和生存环境。

1965年开始，政治学术环境变得恶劣了，有人在上级的指示下批判我们的老主任杨晦先生，说他修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批判会上，作为被批判对象的杨先生，常常用包袱皮包一包书来。这是些什么书呢？马克思著作的德文版、俄文版，当然还有中文版。批判者批判他怎么怎么歪曲了马克思的理论，杨先生总是非常镇静地把德文本、俄文本、中文本打开，告诉各位，你引用的是中文本的马克思著作，中文本是依据俄文本翻译的，见于俄文本几卷几页，俄文本是依据德文本翻译的，见于几卷几页。俄文本在翻译的时候，曲解了德文本的意思，中文本从俄文本翻译过来时，又有所变动。所以，你们说的马克思说什么什么，其实是不对的，马克思并不是这样说的，有德文本在么！

杨先生真是一位杰出的学者，这种对于信念的忠诚，对于理论的执着，对于原典文本的追寻和诚心，那绝对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典范。尽管这样地执着，杨先生仍然被定为“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

从学理上说，杨先生这种不屈不挠的精神品格，来源他的原典文本的实证主张。他坚持理论是不能瞎说的，理论必须从原典文本中提出，这是中国知识分子也是我所知道的国际人文学术界最优良的学术传统和学术品格。正是因为有杨先生这样的教导，我自己在中国比较文学界，特别是在东亚比较文学界，倡导研究的原典实证的观念和方法论，20年来得到不少人的认同。但是与杨先生这样的执着相比较，我们还有很长的心理上的道路要走。

北大先辈教授们对学问的执着，是深深融化在他们的血液中的。1974年我第一次访问日本回来，在教研室讲到在京都宇治市有一座万福寺，它是日本临济宗中的黄檗（bo）宗的总本山。当时，我把黄檗宗说成了黄檗（pi）宗，完全是望文而定“声”，以为它与“劈材”的“劈”形近而同声，其实是不认识这个字。第二天，阴法鲁先生在路上特意叫住我，说：“老严（阴先生称我们这些小辈，都是老字头的），”他说，“老严，你昨天说的京都的那个寺庙，应该叫黄檗（bo）宗，不是黄pi宗。有一种树木，就叫黄檗。”阴先生还说：“古文献出身的人，这个字可要认识。”我真的一时脸红，先生又宽慰我说：“不过，陌生的字很多，平常留心就可以了。”阴先生真是用心良苦。他不在现场指出我的错，完全是顾及我的面子；但是，他一定觉得他是有责任必须告诉我“这个字念错了”，而且他也一定认为，一个中文系的年轻教师，念错这个字是不应该的。所以，他在路上单独把我叫住，纠正我的错字。每念及此，我真是对先生有十分的感激和敬仰。同样的事又发生在15年后，1987年我出版了《中日古代文学关系史》一书，国内和日本学界都有很好的评价，季羡林先生也说，如果学术评奖，我就投这本书了。好心先生鼓励我说，你应该申报教授了，我当年虽然已经40多了，却仍然拿不住自己，不知道对学术的敬畏，1988年我就申请破格提升教授。这本书的审定者是我的老师周一良先生。周先生说，这本书确实是20世纪第一本较为系统地研讨中国和日本文学关系的著作，其价值是无可怀疑的。但是，书中有4处在引文的时候，出现“其曰”，应该为“其文曰”。作为一名中国文学系的教授，如果不能把握“其”作为代词的用法，我觉得是不合规范的。先生的批评，于细微之处表现出对知识的高度的尊重，一个人文学者，虽然是洋洋大观，高谈阔论，但是如果你连读书识字都还成问题，北大的教授是不能这样的！当年我当然就落选了，我只有反躬自问，心服口服。如果现在有一篇博士论文，因为其中有4个“其曰什么”，就不通过，或许人家会和你拼命。但对我来说，我以为受到这样的教训是应该的，从那以来将近20年，我对遣词造句，就非常用心了。我觉得这就是“锻造”，就是“就范”。一个北大人就应该如此！

邓广铭先生

1983年的秋天，历史系办公室给我口信，说邓广铭先生要我去见他一次。我和邓先生并不很熟，学生的时候他教过我们宋史，已经过去20多年了。我寻找到邓先生家里，他对我说，“我看了你近来发表的一些东西，觉得很有意思。我找你来没有别的事情，就是要对你说，你要把这个工作，这个研究，好好地搞下去，坚持十年，必有成效。现在没有什么人做，十几年后一定会有很多人做的，你要坚持！”邓先生说的我发表的“一些东西”，指的是当时我的两篇文章《中日禅宗僧侣的交往与日本宋学的形成》和《关于“徐福东渡”的传说与史实的考订》，还有在《国家古籍整理与出版简报》等内外刊物上的一些小文章，如《日本对〈尚书〉的研究》《日本对〈诗经〉的研究》等这样一些翻译和整理的学术情报和学术资料，这些竟然受到邓先生这样的看重，并且从中意会到一个新的学科发展的可能性。我深深地感到，前辈先生对学术的关注、对学术前沿的敏感、对新学科成长的热情，是构成他们重大成就的学术观念的核心。

1999年北大启动“985”学术规划。当时副校长也是我的师兄何芳川先生数次到我家里，建议我把手中的项目纳入“985”规划中，他说：“你的研究是跨世纪和跨国界的，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基础性研究，研究成果将对中国、日本以及整个东亚文化历史研究工作产生非常深远的影响。”他把项目的性质与价值提升到了“多边文化”研究的新学科的建立和发展的层面上，提升了我对自己的工作的价值意义的认识，从而获得了学科观念的自觉。

到2001年吴志攀教授接任北大文科主管副校长后，他对学术和对教师的敬重一直让我感动。2006年4月，他在勺园看到我编著的《日藏汉籍善本书录》第四稿的校样，非常急切地对我说，“你现在的主要任务是把这部书弄好，这部书的价值很大，一定要有保证。研究所所长的工作找一个副手来帮忙。”他立即与各方商量怎么选择一个副手，并且对我说：“你们选好了副手，如果他有不明白的地方马上叫他来找我，我教他怎么一步一步工作。你就集中精力修订稿子，所里的事情，就只要出主意就行了。”一个主管校长对一个教师学术的关心比他本人还要焦急，校长们对学术的关注与忠诚甚至超过了我本人。

我们大家常常在说北大的传统、北大的氛围。什么是北大的传统？什么是北大的学术氛围？就是这些我的先生、我的领导，他们一直以来对民族文化的忠诚、对学术与教师的敬重，以极为宽容的学术心态、以深邃的学术远见，支持着由前辈们开启的一代又一代的人文学术研究。这种精神升华为北大的“人文学术的符号”，融入每个人的躯体而成为精神。这是我切实感受到的真正北大的传统和永远存在的人文力量。

支持我学术的生命力的北大的“碎片”还有很多很多。这里我附录一份我当学生时的讲课老师的名录，可以看出当年的北大为她的学生推出了什么样的教师阵容，这样的阵容将可能造就出什么样的后辈来，代代相传，北大的精神在于斯，北大的品格存于斯！

北京大学在中国的学界和世界的学界上走过了110年，我想，北大之所以在一个世纪中可以作为中国大学教育的标志物，根本的原因是因为北京大学有着世代相连接、忠诚于民族、忠诚于学术的教师。他们在人品人格上，为人师表；他们在学术上，堪为学术楷模。代代相传的学风，养育了我们民族杰出的人才，这才使北京大学有了今天这样的声望和人气。

对于这样的解题，有些人不以为然，我想也不必争论。因为他们中有很多人不过是北大的匆匆的过路人，根本没有在这个地方扎下根来，没有在这里生活，没有在这里研究，凭空远远地眺望，随便说说。我们不必为意。半个世纪北大的生活让我愈来愈体验到，当年我的先生们，为我做人，做学问，提供了一个多么丰厚的宝库。这就是我为什么50年中每走进北大的校门，总是心怀肃穆和神圣。

纪念北大110年的校庆，就是要用自己真诚的心、用自己艰苦的劳动、在老一辈智慧的基础上，与北大一起，继续创造新的生活！

“严绍璗文集”各卷目录

国际中国学研究

养天地之正气 法古今之完人

会通学科熔“义理辞章”于一炉

我和国际中国学研究

20 世纪70 年代日本学者论中国古代文学的特点问题

日本学者近年来对中国古史的研究

日本对《尚书》的研究情况

日本学者关于《诗经》的研究

日本学者关于中国文学史分期方面的一些见解

日本鲁迅研究名家名作述评（一）

日本鲁迅研究名家名作述评（二）

《赵氏孤儿》与18世纪欧洲戏剧文学

关于汉学的问答

甲骨文字与敦煌文献东传纪事

日本中国学中从经学研究向中国哲学研究演进的轨迹

中国当代新文化建设的精神指向与“儒学革命”

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国际文化意识

中国学术界对Sinology 研究应有的反思

日本中国学中“道学的史学”的没落与“东洋史学”兴起的考察

日本中国学中中国文学近代性研究的形成

中国国际中国学（汉学）研究三十年

我看汉学与“汉学主义”

比较文学研究

我走上比较文学研究的文化历程

“文化语境”与“变异体”以及文学的发生学

双边文化与多边文化研究的原典实证的观念与方法论

在“比较文学”研究中创建具有自己民族特色的中国学派的构想

民族文学研究中的比较文学研究空间

确立关于表述“东亚文学”历史的更加真实的观念

中外文学交流史：中国比较文学研究中的基础性学术

文学与比较文学同在共存

比较文学研究中的“文本细读”的体验

文化的本体论性质与马克思的文化论序说

日本短歌歌型形成序说

日本《竹取物语》的发生成研究

日本平安文坛上的中国文化

论五山汉文学

日本古代“小说”的产生与中国文学的关联

对“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名称的质疑

关于比较文学博士养成的浅见

日本文化研究

日本的发现

中日禅僧的交往与日本宋学的渊源

徐福东渡的史实与传说

中国传统文化在日本的命运

儒学在日本近代文化运动中的意义（战前篇）

日本现代化肇始期的文化冲突

日本当代“国家主义”思潮的思想基础

日本中国学中一个特殊课题—满学

战后60 年日本人的中国观

中国儒学在日本近代变异的考察

日本当代海洋文明观质疑

我对日本学研究的思考

汉字在东亚文明共同体中的价值

中日古代文化关系的政治框架与本质特征的研讨

东亚文明与琉球文明研究的若干问题

日本军国主义者对中国文化资材的劫夺

日本近代前期天皇的儒学修养

日本“中国研究”的学术机构

严绍璗教授荣获日本第23 届“山片蟠桃奖”文化研究国际奖

日本藏汉籍善本研究

汉籍的外传与文明的对话

在皇宫书陵部访“国宝”

在国会图书馆访“国宝”

在日本国家公文书馆访“国宝”

在东京国立博物馆访“国宝”

在东洋文库访“国宝”

在足利学校遗迹图书馆访“国宝”

在金泽文库访“国宝”

在静嘉堂文库访“国宝”

在杏雨书屋访“国宝”

在天理图书馆访“国宝”

在尊经阁文库访“国宝”

在御茶之水图书馆访“国宝”

在真福寺访“国宝”

在石山寺访“国宝”

在东福寺访“国宝”

在日光轮王寺天海藏访“国宝”

读书序录

他序文

序孙立川、王顺洪编《日本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论著索引1919—1989》

序王勇著《中日关系史考》

序尚会鹏著《中国人与日本人：社会集团、行为方式和文化心理的比较研究》

跋六角恒广著，王顺洪译《日本中国语教学书志》

序周阅著《川端康成是怎样读书写作的》

《多边文化研究》第一卷“卷头语”

序《中日文化交流史论集—户川芳郎先生古稀纪念》

序张哲俊著《中日古典悲剧的形式—三个母题与嬗变的研究》

序李岩著《中韩文学关系史论》

序刘元满著《汉字在日本的文化意义研究》

序张玉安、陈岗龙主编《东方民间文学比较研究》

《多边文化研究》第二卷“卷头语”

序钱婉约著《内藤湖南研究》

序刘萍著《津田左右吉研究》

序王琢著《想象力论：大江健三郎的小说方法》

序张哲俊著《东亚比较文学导论》

序张哲俊著《吉川幸次郎研究》

序张哲俊著《中国古代文学中的日本形象研究》

序《东方研究2004—中日文学比较研究专辑》

序王青著《日本近世儒学家荻生徂徕研究》

序王益鸣著《空海学术体系的范畴研究》

序王青著《日本近世思想概论》

《多边文化研究》第三卷“卷头语”

序李强著《厨川白村文艺思想研究》

序王顺洪著《日本人汉语学习研究》

序周阅著《川端康成文学的文化学研究》

序隽雪艳著《文化的重写：日本古典中的白居易形象》

序牟学苑著《拉夫卡迪奥·赫恩文学的发生学研究》

序郭勇著《中岛敦文学的比较研究》

序潘钧著《日本汉字的确立及其历史演变》

序涂晓华著《上海沦陷时期〈女声〉杂志研究》

序张冰著《俄罗斯汉学家李福清研究》

序聂友军著《日本学研究的“异域之眼”》

序王广生著《宫崎市定史学方法论》

序张西艳著《〈山海经〉在日本的传播和研究》

自序文

《中日古代文学交流史稿》前言

《中国文学在日本》前言

《日本中国学史》代序

《中日文化交流史大系·文学卷》序论

“21 世纪比较文学系列教材”出版总序

“北京大学20 世纪国际中国学研究文库”总序

“北京大学比较文学学术文库”出版总序

《比较文学视野中的日本文化—严绍璗海外讲演录》自序

《日本藏汉籍珍本追踪纪实—严绍璗海外访书志》自序

《日藏汉籍善本书录》自序

《日本中国学史稿》前言

《魏建功文选》前言

人物纪、访谈录

好人阴法鲁先生

北京大学比较文学研究所创始所长乐黛云先生纪事

贾植芳先生的比较文学观

中西进教授的学问

我的老师们

我的生命的驿站

为人民读好书、写好书—严绍璗先生访谈

严绍璗文集（五卷本）

国际中国学研究

978-7-301-32465-3

108元

比较文学研究

978-7-301-32221-5

108元

日本文化研究

978-7-301-32531-5

108元

日本藏汉籍善本研究

978-7-301-32487-5

138元

读书序录

978-7-301-32215-4

108元

微信号 : pupwaiw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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