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看原文
其他

学术观点| 王宁教授 再谈中国文化走出去:外语学科的作用

语言学通讯 语言学通讯 2021-03-17

是时候

关注

我们一波了



观点


中国外语 2019,16(02),1-1+10-12 

再谈中国文化走出去:外语学科的作用 

王宁 

上海交通大学 


 语言学通讯推荐 欢迎点击选购

2013年, 我曾在《中国外语》当年第2期上发表过一篇短文, 题为《中国文化走出去:外语学科大有作为》。出乎我意料的是, 这篇短文发表之后立即在国内学界产生极大的反响, 我不仅被当作外语学科内具有人文视野的学者受邀去一些大学演讲, 同时也作为人文学者应一些大学邀请前往作客人文大讲堂, 发表演讲。这不禁使我作了这样的思考:为什么在今天的中国文化走出去以及中国的人文学术国际化的大趋势下, 人们对外语学科的学者有如此的期待?这在过去简直是不可能的, 因为在很多人眼里, 外语教师的作用主要就是为其他学科的学生和教师服务, 亦即把这些有着深厚专业造诣的师生的外语课教好, 使他们能够掌握外语, 尤其是英语的交流和写作技能, 进而在国际学术会议上发出中国学者的声音, 并在国际刊物上发表论文。我自己在步入学术界之前, 也教授了多年公共英语, 对其中的甘苦深有体会。至于外国语言文学学科自身的建设, 对这些学校的领导而言则无关紧要。这一点尤其体现在一些以理工见长的“双一流”大学主管领导的思路和学科布局中。在这些校领导的眼里, 人文学科对于“双一流”学科建设并不是很重要的, 首先要发展的文科是那些应用型且能够直接服务于经济建设的社会科学学科。理工科的教师和博士生每年可以发表一二十篇SCI的期刊论文, 社会科学的一些针对当下经济建设的学科的学者每年发表5篇SSCI期刊论文也并非难事。而相比之下, 大多数人文学科的学者则并不具备用英语写作论文并在国际权威期刊发表的水平, 即使少数在西方著名学府受过教育且具有很强的学术研究能力的学者, 每年要在国际权威的A&HCI期刊上发表两三篇论文也是很难的 (陈菁霞, [1]1) 。这些可怜的数据对于一个大学的国际化排名而言简直就是微不足道的。久而久之, 一些传统的人文学科就被明显地放逐到“边缘化”的位置了。

近几年来, 在“一带一路”倡议的激励下, 中国文化走出去的战略也提到了人们的议事日程上, 随之而来的就是中国传统的文、史、哲诸学科的地位有了一些提升, 因为人们开始认识到, 虽然人文学科并不能直接服务于国家的经济建设, 但是人文学科仍是一个有着“大用”的学科 (王宁, [5]8) , 而隶属于人文学科之下的外国语言文学学科倒反而变得越来越边缘化了。我们不时地听到“高考应取消外语考试”“外语学科应压缩”等声音, 有时这样的声音也会被一些事实所证实, 这一点尤其突出地体现于国家各类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的立项以及各类高端人才的遴选和名额分配上。人们不禁发出了这样的疑问:外语学科究竟还有没有用?如果说还有用的话, 那么如何才能使这种作用为更多的人所认识?或者说, 如何使从事外语学科教学研究的学者在“中国文化走出去”和中国人文学术国际化的进程中发挥更大的作用?这一直是我近年来思考的一个问题。

我在2013年的那篇文章中曾预言:中国文化走出去, 外语学科应大有作为 (王宁, 2013) , 因为这是外语学科的学者所拥有的不可替代的独特优势。今天看来, 我当时的预言已经初见成效。所以, 当前我们在贯彻“以本为本”和“四个回归”的方针政策时, 尤其在外语教学上可见到直接的成效。从近几年来中国文学以及人文学术著作的外译和在国外出版来看, 除了少数作品由国外汉学家独自翻译外, 大部分作品均由本科毕业于外语专业的国内学者组成的翻译团队或者中外合作翻译团队来完成。有些中外合作的译著就其质量来看并不亚于国外学者独自完成的译著, 尤其是对中国文学和人文学术著作的理解而言更是如此。由此可见, 我国高校的外语学科正在发挥前所未有的历史作用。毋庸讳言, 正如我多年前就指出的, 我国外语教师队伍之庞大是全世界独一无二的, 尤其是英语教师的人数更是令人惊讶。长期以来, 我们一直面临这样的挑战:面对各门学科愈演愈烈的国际化潮流, 外语学科怎么办?尤其是英语专业怎么办?确实, 拿一个严格的学术标准来衡量, 我们的英语水平应该达到听说读写译全面发展, 亦即听说应该达到可与母语国家的同行讨论本专业学术问题的水平, 阅读速度应该接近母语国家学者的水平, 写作则应达到在英语世界的学术刊物上发表与本专业相关的学术论文的水平 (同上) 。如果拿这个标准来衡量, 我们国内的英语教师能达到合格者实在是凤毛麟角。另一方面, 从国家实施的“中国文化走出去”的战略目标来看, 高层次的英语人才又是那样的奇缺, 优秀的翻译人才到处抢手, 而能把中国文学作品译成外文并在目的语国家发表者更是寥若星辰。因而这就对我们外语学科的师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我们应当首先在本科阶段打好母语的基础, 尽可能多地掌握母语的文化知识, 这样才能用自己所掌握的外语技能在国际社会讲好中国的故事, 使得中国文化为更多的人所了解。我认为, 要说外语学科有何用处, 这就是我们的学科所能发挥的独一无二的重要作用:用外语讲述中国的故事, 用外语纠正国际主流媒体对中国的“妖魔化”描述, 从而重构中国的国家形象 (Wang, [6]5) 。

那么眼下的事实又是如何呢?作为外语教师, 我们确实有愧于人们对我们的期待。我经常听到一些英语基本功扎实且知识面较广的教师这样说:我们可以写出漂亮的英语句子甚至富有文学味的散文, 但是我们却不知道写什么。对于这部分教师来说, 他们仍然可以借助自己的英语优势, 和一些人文学科的同行合作著述, 或许还可以在国际学界发表。所以, 我认为, 对于我们的英语教师和博士生来说, 除了要学好母语用中文在国内发表著述外, 更要重视提高自身的英语学术写作水平和中译英的技能, 这样我们才有资格参与到“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大项目中。而目前在外国语言文学界能做到这一点的教师实在是太少了。大部分教师也就仅仅满足于教授一些语言基础课和翻译实践课, 并没有像文史哲的同行教师那样直接进入学术研究的层次。当然教好基础课也是一种本事, 但学界对我们的期待则远远不止于此。

也许有人会说, 中国文化走出去仅仅依靠国内学者是不可能做到的, 应该主要靠国外的汉学家, 只有他们才能把中国文学和文化典籍译成道地的外语并在国外发表。这当然不无一定的道理, 尤其是莫言的荣获诺贝尔文学奖更是成了这方面最有说服力的例子。试想, 如果没有葛浩文和陈安娜这样的优秀汉学家的无与伦比的英文和瑞典文翻译, 欧美的读书界和评论界是很难接受莫言的作品的, 那些诺奖评委更无法被打动了。但是我马上又可以拿出另外两个反向的例子来证明这一论断的不可靠和不现实:其一, 像葛浩文和陈安娜这样的优秀汉学家实在是凤毛麟角, 他们除了花费大量时间翻译中国文学作品和文化典籍外, 他们自己也需要著书立说。而且就他们所翻译的数量与我们国内学者译成汉语的西方作品的数量相比, 反差确实是极大的。因此所造成的结果就是中外学术交流的不平衡状态。要打破译入和译出的这种不平衡状态靠谁?显然依靠这些屈指可数的汉学家是不可能的。这就对我们的外语学科的学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其次, 对所要翻译的作品的挑选, 西方学界与我们的标准也是大相径庭的, 他们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市场和意识形态的掌控。因而这就造成了一些在国内名不见经传的二三流作家的作品由于其取悦西方读者之特色而在西方国家大受欢迎, 而一些严肃的一流作家和学者的著作则鲜有人问津或推介。这就要求我们在对外译介中国文学和学术著作的过程中掌握主动权, 亦即由我们联合国外汉学界挑选真正优秀的作家和学者的著作, 在具体的翻译过程中, 则邀请那些对中国态度友好且中国文化素养深厚的译者来承担翻译或审校的重任, 完成译著后将其交给有着良好学术声誉和通畅的流通渠道的权威出版机构出版, 这样才能将中国文学和人文学术著作有效地译介到国外 (王宁, [3]0) 。

我们都知道, 近年来, 在当代科技革命的大潮中, 人文学科确实被放逐到了边缘。一个明显的例子就是, 机器翻译和人工智能的推广对我们传统的翻译学科提出了严峻的挑战。甚至一些从事机器翻译和人工智能技术开发的科学家和公司老板更是振振有词地声称, 未来的人工翻译将被机器和人工智能翻译所取代。那么我要问的是, 机器翻译能取代所有的文学翻译和理论翻译吗?只要我们运用谷歌的翻译软件就可以得出初步的答案:就一般的比较符合语法规范的单句而言, 机器翻译确实能取代人工, 而一旦将其用于复合句的翻译就会出现错误。至于那些含有丰富的审美意蕴和复杂意象、且其意义有着多重阐释的文学作品的翻译, 以及那些艰深难懂的学术理论著作的翻译, 不仅机器翻译爱莫能助, 即使是当下属于高级阶段的人工智能翻译也只能望洋兴叹。当然我们可以说, 对于这类著作的翻译, 即使是外语基本功过硬的外语学科的学者也常常不能胜任。其原因何在?我认为, 这并不是因为他们的外语知识不够, 或者翻译技能不过硬, 而是他们缺乏相关的专业知识和深厚的人文素养。这就需要我们的外国语言文学教师提高人文素养, 积累文史哲及其他相关学科的知识。

诚然, 就学科门类的划分而言, 外国语言文学学科应属于人文学科, 与文史哲相并列, 或者说, 从事外国语言文学教学和研究的学者在某种程度上所从事的就是外国的人文学科教学和研究。只是外语教师花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学习一门外国语言, 却忽视了对文史哲及其相关学科知识的掌握和积累, 甚至放弃了最起码的学科专业。久而久之, 这些教师便被自然而然地排斥在学术的殿堂之外。我认为这是问题的症结所在。我这里想提醒我的外语界同行:不要仅仅满足于简单的外语技能的教学, 应该有目的、有选择地涉猎人文学科的相关专业学科, 并逐步进入学术的殿堂, 运用自己的外语知识和技能深入研究外国的人文学术, 并用世界通用的学术语言写出来发表, 这样我们就能从事别的学科的学者所无法从事的研究, 也能够承担起推进中国文化走出去的重任 (刘贵珍, [2]3) 。我依然认为, 在中国文化和人文学术走向世界的进程中, 外语学科应该而且确实能起到独特的作用。

参考文献

[1]陈菁霞.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如何跻身国际一流--专访清华大学外国语言文学系教授王宁[N].中华读书报, 2011-2-23. 

[2]刘贵珍.如何有效地推进中国现当代文学走向世界--王宁教授访谈录[J].山东外语教学, 2013 (1) . 

[3]王宁.中国文学如何有效地走向世界?[N].中国艺术报, 2010-3-19. 

[4]王宁.中国文化走出去:外语学科大有作为[J].中国外语, 2013 (2) . 

[5] 王宁.人文学科有“大用” (大家手笔) [N].人民日报 (理论版) , 2018-12-24. 

[6]Wang, Ning.Rediscovering China:Interdisciplinary Perspectives (co-edited with John Aldrich) [J].European Review, 2015, 23 (2) . 



扫 码

长按扫描

赞赏

支持我们

2019年下半年学术会议一览



    您可能也对以下帖子感兴趣

    文章有问题?点此查看未经处理的缓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