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观点 | 屠国元、李静. 论本色译者杨绛

Original 通讯君语言学通讯 2023-0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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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观点

论本色译者杨绛

屠国元李静

宁波大学

常州工学院

摘要：翻译家杨绛的一生表现出坚韧不拔、不慕荣利、温良宽容、睿智豁达的人格气质。从译者人格的视角观照杨绛的当译之本选择、翻译与创作的互文、对待译事的态度，认为杨绛是一位典型的本色译者，本文以其独具特色的译笔，擦亮了译者本色的名片。

关键词：杨绛;翻译;译者人格;本色译者;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翻译关系论”（16BYY008）的阶段性成果;

文献来源：屠国元,李静.论本色译者杨绛[J].中国翻译,2022(2):103-108.

作者简介：屠国元，宁波大学外国语学院、浙江翻译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浙江省“钱江学者”特聘教授。研究方向：翻译理论与实践。李静，博士，常州工学院外国语学院教授。研究方向：翻译理论与实践。

赵健推荐《杨绛传》

杨绛是我国当代著名的翻译与创作并举、成就斐然的文化巨匠，创作了不少戏剧、散文和小说，翻译了《1939年以来的英国散文选》（Prose Literature Since 1939）、《小癞子》（La Vida de Lazarillo de Tormes）、《吉尔·布拉斯》（Histoire de Gil Blas de Santillane）和《堂吉诃德》（Don Quijote de la Mancha）等文学作品。她的译作虽不算多，但是堪称“每译一书，必为佳作”（郑永慧，1985:39）。其中，《小癞子》与《吉尔·布拉斯》两部译作自一出版就分别赢得了译界大师傅雷和陈冰夷的称道；《唐吉诃德》更是享有盛誉，被作为国礼于出版当年6月由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邓小平送给当年来华访问的西班牙国王胡安·卡洛斯一世，至今发行总量已逾100余万套（崔巍，2016），为跨文化交流作出了杰出的贡献。本文力求从译者人格的视角，廓示杨绛先生的翻译人生。

一、翻译家杨绛的译者人格气质与翻译

杨绛先生的一生目睹了旧中国的战乱，经历了日寇侵略、国无宁日的岁月，也遭受了“文革”带来的苦难，饱经尘世变换，历经风雨沧桑。她为人低调，从不张扬；她生性幽默，淡然洒脱；她品性坚强，永不言弃；她淡泊明志，不追名利；她温良宽容，博爱仁厚；她体恤他人，关怀弱者。所有这些都构成了她的人格基因，铸就了她的人格底色。

在出版她的散文集《杂忆与杂写》（花城出版社，1992）时，杨绛在《自序》里说，“我近来常想起十九世纪英国诗人蓝德（Walter Savage Landor）的几行诗”（罗银胜，2015:197），并借她自己翻译的蓝德的《生与死》（Dying Speech of an Old Philosopher）的诗句对出版这部散文集的缘由及内容作一番交代（同上）。在《杨绛散文》（浙江文艺出版社，1994）的卷首，她又亲笔书写了这首译诗——“我和谁都不争，和谁争我都不屑；我爱大自然，其次就是艺术；我双手烤着生命之火取暖；火萎了，我也准备走了。”隽秀的字迹，墨香四溢；散文体的诗行，深邃而从容。这是杨绛为人为文的信条。杨先生将这首钟爱的译诗置于自己作品的“头版头条”，既是标识自己的文格，也是自己的人格自况。杨先生的心路历程形成了她独特的审美触觉，使她在文学翻译的主题选择和创作主题的确立及人物形象的塑造上都会注重精神人格的追求与心灵的安放。在翻译选材上，会讲究与原作的情感相通、性情契合，用以表征自我；在翻译与创作的关联上，会讲求著译互文，承载人格理想。

百年人生中雪雨风霜的磨砺凸显了杨绛先生的生命韧性，强化了她的人格张力。她从事翻译事业的态度也寓居着她的坚韧人格，严谨敬业，不慕名利。她在百岁寿辰答记者问时说：“我的‘向上之气’来自信仰，对文化的信仰，对人性的信赖”（慕容素衣，2016:193）。杨先生的一生，十分讲究传统中国文人最为珍视的两个字眼“气节”和“人格”，可谓一刻都没有停止过追求。德国哲学家费尔巴哈（Ludwig Andreas Feuerbach）曾指出文化的最后成果是人格。杨绛先生一生的翻译行动都诠释了她的人格。其人格气质、个性才情浸染着她的翻译人生，成就了一位地地道道的本色译者。

二、译者人格视阈中的本色译者杨绛

在表演艺术领域，一直存在着性格演员和本色演员的分类之说。相较长于运用表演技巧加以塑造不同性格人物的性格演员，本色演员工于塑造与其自身人格性情像似、气质品格相近的艺术形象，所塑造的艺术人物形象也就更能贴近生活，所以也就更加易于赢得观众的认可。本色译者的概念是翻译研究学者霍跃红比照本色演员的意指而提出来的，她认为“本色译者和本色演员一样，在进行翻译的时候，会选择与自己性情相近、阅历相似、风格和观点相符的作者来探讨和翻译。本色译者对于文本的选择，取决于自己在读了原作之后是否能有所感受并产生共鸣”（霍跃红，2005:68）。本文即是基于此种认知，在译者人格的视阈中，观照杨绛先生的翻译。

（一）选材交友情相通，性情契合鸣自我

翻译成功的第一步来自于当译之本的选择，而明智的译者在社会时势允许的条件下，都会选择与自己人格像似、性情相近的作者的原作。赵萝蕤翻译艾略特《荒原》，冰心翻译泰戈尔，林少华长年翻译日本作家村上春树，乃至成为“村上专业户”，都昭示了这个明显的译学生态法则。傅雷先生还明确提出了“选材交友论”，认为“选择原作好比交朋友：有的人始终与我格格不入，那就不必勉强；有的人与我一见如故，甚至相见恨晚……，倘若明知原作者的气质与我的各走极端，那倒好办，不译就是了”（傅雷，2006:191-192）。杨绛先生与其夫君钱钟书先生都是傅雷先生的好友，并就翻译问题进行过多次交流探讨，当是深知“选材交友论”的哲理。杨先生的译作，无论是《小癞子》《吉尔·布拉斯》《唐吉诃德》等流浪汉小说，还是老年时所译的哲学著作《斐多》（Phaedo），都深含了她选择原作时坚持性情所近、知情选材的考量，注入了她作为译者的精神人格。

应该说性情所近在翻译选材中的价值，杨绛早年从她父亲对她选择专业时的思想疏导中也不无启迪。她还在东吴大学就读时，曾为学校的分科而煞费脑力。其父杨荫杭便开导她“最喜欢什么，就学什么”；“喜欢的就是性之所近，就是自己最相宜的”（罗银胜，2015:25）。杨绛终于悟得“我既不能当医生治病救人，又不配当政治家治国安民，只能就自己性情所近的途径，尽我的一份力”（同上）。于是，在文理皆优、取舍难分的踌躇之中选择了文科。从此，她徜徉于文科的殿堂，如饥似渴地吮吸着文学的精华。也正是因为有了东吴大学就读时这个性之所近的选择，才成就了日后的剧作家、翻译家和作家杨绛（慕容素衣，2016:11）。

作为文学翻译家的杨绛，她的目光主要投向了三部“流浪汉”小说——《小癞子》《吉尔·布拉斯》和《堂吉诃德》。《小癞子》和《吉尔·布拉斯》描写了人性的两面，呈现出一张富有张力的人性之网。《小癞子》中的小癞子本性不恶，是社会的世态炎凉使其变得自私自利；《吉尔·布拉斯》的主人公吉尔·布拉斯一面怙恶不悛，一面又良心未泯，既堕落颓废又奋发图强。但阅历渐渐荡平了他们人性暇玷的一面，最终绽放出人性的光芒。《堂吉诃德》刻画的人物堂吉诃德集理想与疯癫于一身，让人感到既可恨又可笑、既可敬又可怜。他痛恨专制残暴，除暴安良，扶弱济贫，见义勇为，知难而进，向往自由，淡泊生死；但又迂腐固执，行动盲目，荒唐卤莽。“堂吉诃德所历所想虽然荒诞不经，却和小癞子、吉尔·布拉斯肩负着同样的使命，即通过流浪带领读者看清社会真相，辨识人心的伪与真、人性的善与恶”（黎秀娥，2017:150）。

选择描写社会底层人物的流浪讽刺类作品能与作为译者的杨绛情感相通，性情契合，产生共鸣，抒发自我的感受与追求。尤其是《堂吉诃德》，她宣称：“这是我很想翻译的书”（杨绛，2004b:70）；“它是世界文学名著中我最喜欢的一部”（胡真才，2016:318）。杨绛在小癞子那里感知到的是丑中的美，在吉尔·布拉斯身上看到的是人性的沉沦与沉沦中的迷途知返，在堂吉诃德那里感受到的是人性的硬度（黎秀娥，2017:159）。有论者评价说，“杨绛就是堂吉诃德的化身，她为了更忠实地翻译《堂吉诃德》，决然在近五旬的年龄开始自学西班牙语，这和堂吉诃德知难而进的精神一脉相承”（胡真才，2016:315）。后来，她把自己所得的全部稿酬用以资助经济困难的大学生，“这正是堂吉诃德急功好义、扶助贫弱的思想体现”（同上）。堂吉诃德侠肝义胆，助弱扶贫。杨绛的人格构成里也同样具有博爱仁厚、关怀弱者之基因。对待经济拮据的同事谢蔚英，她想方设法给予帮助——借故缺人抄写《堂吉诃德》译文，便请谢的女儿给抄。“每每抄写了一段后，总要付给多数倍的稿酬”（罗银胜，2015:227）。杨绛的翻译选材，让人难以否认其间的人格像似。

“文革”期间，杨绛先生遭受了不少肉体痛苦和精神折磨。杨先生理性豁达的人格气质让她披上了一层“隐身衣”，甘做“细小的野花”，坚定“草木有本心”，从而“保其天真，成其自然，潜心一志完成自己能做的事”（杨绛，2004a:194-195）。她在这个时期把翻译作为遁身之所，潜心一志书写她的人格理想与人格追求。她的“隐身衣”思想是一种智慧而又达观的生存理念，让她获得了一种观察世界的方式，热爱生活而不沉沦。在这种处世哲学下，通过翻译和创作表达着对人性的思索与叩问，引渡人们在矜情躁气、虚浮纷扰的世间获得心灵的安宁和灵魂的富足。所以，对人性的思考也就成为了她整个文学世界的重中之重（黎秀娥，2017:154）。杨绛先生经受磨难仍保持乐观，虽遭人情冷暖，但她的人格深处始终宽厚温良，淡定超然，让她能够从容大度地冷静解析“文革”中出现的一些非理性现象。对于那些批斗她的造反派，她坚持以德报怨，付之以体谅的一笑，甚至认为他们是在极左的面孔下心地善良的“披着狼皮的羊”（杨绛，2004a:187）。“文革”留给她的是对人性的感悟，是对世情、人情、友情的珍视，更是对真理的坚信，而不是委屈、耻辱、仇恨和声声怨言。她把“文革”比喻成暂时遮蔽阳光但又迟早会散去的乌云，认为“乌云蔽天的岁月是不堪回首的，可是停留在我记忆里不易磨灭的，倒是那一道含蕴着光和热的金边”（同上：191）。她笃定人性本善，所以她怀着一颗博爱仁厚的心，坚守着知识分子乐观高洁、理性豁达的人格信仰，包容理解世间的冷暖，在她的翻译及创作中尽力描写人性的闪光之处。

流浪汉小说作品的立意在于原本天真善良的人们，即使误入歧路，也终将会有回头是岸的一天，这刚好契合了杨绛的人性观，与她对蒙受精神折磨的人格认知相吻合，坚信每朵乌云都镶着金边。译学的“选材交友论”在她身上得到了完美的演绎与体现。杨先生的翻译皆讲究情感相通、性情相宜，即便她在90岁高龄的耄耋之年翻译的《斐多》和创作的《我们仨》，也不是信手拈来的一时冲动之举，而是丧夫丧女之后，蕴藏了她对人生的思考，对生命意义的理解与深思。“每一部译著都是杨绛的视域和原作者视域相融合、达成价值共识的产物，是她和原作者在对话和交流的过程中构建出的全新的精神世界”（黎秀娥，2017:158）。杨绛的翻译选材坚持了情感相通、人格像似、性情相近、理性睿智、鸣志自我，不光彰显了她的译者本色，而且把她造就成了名副其实的本色译者。

（二）翻译创作共互文，著译同辉寓人格

创作和翻译是杨绛构建她文学大厦的两根支柱。杨先生的翻译与创作虽然称不上多产，但量少质高。创作作品多是“藏之名山，传之后世”；译作也是精雕玉琢，“译文已入‘化境’”（郑永慧，1985:39）。她的翻译与创作互文关联，著译同辉蕴含人格。

从北京出生到求学东吴，从留学英法到执掌振华女校，从“孤岛”生活到清华执教，从名门闺秀到“牛鬼蛇神”，从下放干校到重返文学研究所，杨绛一生颠沛流离，几经波折，也有几分流浪的色彩。她关注普通人的疾苦，关注社会底层人物的喜怒哀乐、悲欢聚散，所以对欧洲流浪汉文学表现出非同一般的钟爱，义无反顾地投身到流浪汉文学的翻译事业中去。杨绛先生几十年的译路历程，一直坚守本心，淬炼灵魂，以包容博爱的人格气度和冷峻深沉的笔触，著译文字，解析着世人与社会。乔澄澈（2010:110）在对杨先生的翻译研究后指出她对流浪汉小说的热爱，一方面是因为她喜欢原作的幽默语言；另一方面是“她在潜意识中，向往小说中所描述的那种自由和无拘无束的生活”。这种向往，是她与世无争、超脱的人生态度取向和淡泊、超然的精神人格在文学书写上的表征。杨绛是学者型的翻译家，对流浪汉小说的阅读、研究、翻译给她带来了创作上的灵感和心灵的慰藉，形成了创作与翻译的互文性映照。

饱经尘世变换让杨绛对人生和语言有着独特的敏悟。在取材于生活而又高于生活、描写现实的文艺创作中，她的本土小说创作表露出与流浪汉小说的诸多共通之处。细读杨绛的小说、散文和戏剧，就会感到她的创作风格不乏欧洲文学喜剧创作特色的印迹。她的创作中怀忆往昔、追想故人、感慨人生、洞察自我，其中不少人物形象的刻画都能够在她的《小癞子》《吉尔·布拉斯》和《堂吉诃德》等译作里的人物形象塑造中发现相通之处。杨绛称誉《吉尔·布拉斯》的文笔“简洁精切”、“笔致轻松”，而她本人也坚持笔墨简约写作，喜欢创作风格自由、生动风趣、机智幽默的作品。研究发现，杨绛小说中的人物对话写作方式较多，语言洗尽铅华、毕现真淳，淡雅清丽、亲切自然，婉而多讽、哲理内蕴。这是她从翻译西方喜剧式的对话体小说里获得的借鉴与启发。至于作品创作的社会矛盾、心理冲突和叙事结构等等，也都有她对这些翻译作品的参考。杨绛的散文和她的译文一样，特别注重精神上的自由与洒脱（同上：111）。有道是，“文学作品是作者人格倾向的表现。有什么样的人格，就会有什么样的作品，作家的人格倾向必然要自觉不自觉地渗透进作品中去，而作品则在这里或那里透露出作家的人格倾向来”（童庆炳，1995:3）。“作品不是一般的商品，而是人格化的商品，从某种意义上讲，作品是作者的延伸，是作者人格的体现”（孙小礼，2000:5）。真正的优秀创作者，无论是作家还是翻译家，必然会在作品中融入自己的人格性情和理想。优秀的作者不会对艺术空穴来风，优秀的译者也不是把原文机械呆板地介绍给读者，而必然寓居着他们的人格性情。生活中的杨绛富有诙谐幽默、淡然洒脱的人格气质，从容坦然、举重若轻的人生态度。不论是她的本土创作，还是她的翻译，都透露出她至为难得而又超凡脱俗的精神气质和淡然人格。杨先生从人格到文格，从文格到风格，翻译与创作互文共通，成就了本色译者，彰显了译者本色。

（三）兢兢业业侍译事，精益求精铸佳作

杨绛先生的人格气质里富含着一股严谨执着、蓬勃向上、永不言输的倔强精神。对待译事，她字斟句酌，精益求精。凭借锲而不舍、笔耕不止的精神，以其独特的文笔有效地传达了原作的神韵，件件堪称佳作，凸显了译者本色。

20世纪40年代，杨先生首次从英文本转译了《小癞子》，文笔幽默，语言妙趣横生，已属上乘译作。傅雷先生就曾把这译自英文版本的《小癞子》推荐给友人宋淇，告知其翻译18世纪作品时“颇可作为参考”（怒安，2005:38）。然而，杨先生还是感到译文不尽人意，1950年她又从法文本再次转译，1962年又重新加以修订。精通翻译的她，深知“从原文翻译，少绕一个弯，不仅容易，也免了不必要的错误”（杨绛，2004b:68）。于是，在为了翻译《堂吉诃德》而掌握了源语西班牙语以后，她于1976年又根据富尔歇·台尔博斯克校订的1958年西班牙语版的《小癞子》重新翻译。1983年，杨先生再次根据何塞·米盖尔·加索·贡萨雷斯的1982年版校注本重译《小癞子》，使译本日臻完善（罗银胜，2005:192）。

至于《堂吉诃德》的翻译，该部名著此前已出现了林纾和傅东华的英文转译本。为了能原汁原味地再现经典原著，让中国读者了解到这部自1605年问世以来，风靡世界各国，曾用各种文字翻译出版不下千余次的经典的本真面目，一向人格坚强的杨绛先生，尽管年近半百，毅然决定学习西班牙语，缔造了中国翻译史上绝无仅有的一段为了翻译一部著作而专门学习一门外语的佳话。杨先生1961年开始动笔翻译，但是即将竣工的译稿在“文革”中被裁定为“黑稿子”而没收。是一个好心的青年帮她“偷”回了译稿，但是因为时隔太久未再动笔，文气连接不上，只好从头再译（刘存孝，1994:75）。杨先生备受着身心的煎熬，接受着改造还要继续日夜兼程译书稿，到1976年才终于译毕告馨。

1986年10月6日，西班牙驻华大使乌塞莱代表国王卡洛斯一世在使馆举行隆重的授勋仪式，授予杨绛“智慧国王阿方索十世十字勋章”，以表彰她对西班牙文化作出的贡献（罗银胜，2015:187）。然而，在杨先生身发生了钱钟书先生所说的“三个大使才请动她”的故事。在翻译中，她始终坚守着自己的人格信仰。为了翻译这部经典名著，寒暑二十年，历经沧桑，她顽强不屈；可在荣誉面前，她却毫不心动，默默无闻，低调做人。对于西班牙驻华大使馆邀请她前去受奖，她却三次婉拒，最后迫不得已才答应下来。可以肯定地说，翻译这部经典的前后曲折历程实质上折射的就是杨先生的人格光芒和人格魅力。正是杨先生顽强不屈的坚强人格，淡泊名利的人生态度，在中国成功地再造了他域经典。

在译作大获成功之后，杨绛先生并没有沉浸于荣耀的光环，而是“我怕我根据的版本已经陈旧，找了几个新版本，做了一番校勘工作，发现我原先的版本还是最好的版本。至于我的翻译，终觉不够好。最近，我又略加修改，但我已年老，只寄希望于后来的译者了”（杨绛，2004b:72）。字里行间，我们读到的是杨先生浸透在日常译事之中的谦恭、执着的人格。杨绛先生从决计翻译到决定学习原作语言，再到历经社会环境的特殊“考验”，这不是一般的译程，而是一次惊心动魄的心灵跋涉，一次超乎寻常的人格抗争。杨译本的《堂吉诃德》并不单纯是一部表现艺术成就的语符集合，而更是杨先生的人格写照；永远载入史册的并不单独是作者塞万提斯的匠心独运，还应有赋予了他中国生命的杨绛。别林斯基曾说，堂吉诃德是一个永远前进的形象，而我们要说杨绛是一个百折不挠的求索者的象征符号。

三、结语

在翻译的舞台上，杨绛先生矢志不移地固守着知识分子的人格理想，本色“出演”，成为一名典型的本色译者，完美地演绎了她的翻译人生，奉献出了绽放着她的人格光芒的经典译作，彰显了她的译者本色。她以翻译的方式表达着她的精神人格和精神哲学，是历经雪雨风霜而又能超越苦难的精神存在。今天品读杨绛先生的译文，我们切肤地体觉到她的人格脉动，深切地感动着她的人格伟力。如今，斯人已逝，而她的人格精神和翻译作品，将永驻人间，泽被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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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编辑：孙璐吉林外国语大学

本文审核：王峰山东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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