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毓林：从语言表达看疫情下人们的因果认知与反思归因

Original 袁毓林语言战略研究 2021-12-03

收录于话题 #“应急语言问题”专题研究 27个内容

2020年第5期

// 专题研究：应急语言问题

作者简介●●

袁毓林

北京大学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理论语言学和汉语语言学。

从语言表达看疫情下

人们的因果认知与反思归因

袁毓林

（北京大学中文系/中国语言学研究中心/计算语言学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北京 100871）

提要本文以Pearl & Mackenzie（2018）提出的“因果关系之梯”为框架，考察和分析新冠疫情下，人们对各种疫情防控政策、措施及其效果的因果认知与反思归因。特别是通过相关的语言表达，来提取和分析人们对疫情及干预措施的种种观察与认识，揭示人们怎样洞察干预行为与防控效果之间的因果关系并做出推论；特别是从反事实表达（比如，“假如我们当时［不］采取社交隔离措施，其结果会怎样”等）上，来窥测不同地区的人们对于疫情防控措施及其效果的因果认知与反思归因、责任追究意识与道德风险考量。

关键词 因果关系之梯；新冠疫情；防控政策与措施；反事实表达；社交隔离

一、登上“因果关系之梯”看人们对疫情的认识与处置

庚子年开始不久，新型冠状病毒（COVID-19）肆虐全球，其为害触目惊心，令人战栗。尤其是从时间距离上看，本次疫情离2014年的埃博拉病毒（Ebola virus）、2003年的“非典”（SARS）不远；但是，世界各地的人们在早期的莫名恐慌和应对失措依然如出一辙。这似乎是应了哲学家黑格尔（G. W. F. Hegel，1770～1831年）一句睿智的讥诮：“人们从历史中吸取的教训是：人们从不从历史中吸取教训。”（People learn from history that people never learn from history.）也许这就是魔咒，也许这就是人生，也许情况并没有这样悲观和不堪。其实，在严峻的疫情压力之下，不同国家和地区的人们（包括政府管理人员、卫健专家、医务人员、媒体记者、普通百姓，等等），站在不同的位置、从不同的角度对疫情及其处置方式，都有不同的认识，其中不乏发人深省的反思。尤其是其中的一些对于前因后果的因果性认识，还是可圈可点的。因为，列举原因毕竟可以为他们的种种行为提供决策依据和合理性解释，从而有效地启动“因果推理引擎”（an engine of causal inference），最终把相关的因果知识和数据整合起来，建立量化的统计模型进行推断，形成对有关问题的解决方案及对其有效性的评估。

根据Pearl & Mackenzie（2018），人类在进化的早期就已经认识到，世界并非由简单的事实（现在称之为“数据”）堆砌成的，相反，这些事实是通过错综复杂的因果关系网络融合在一起的；是因果解释，而不是枯燥的事实，构成了我们大部分的知识，它应该成为机器智能的基石。而因果关系知识又涉及3种不同层级的认知能力：观察能力、行动能力和想象能力，形成了一个由低到高的“因果关系之梯”。下面我们以此作为考察和分析的框架，通过相关的语言表达来提取和分析人们对疫情及其处置的种种认识，揭示其背后的因果知识及其作用机制；特别是从反事实表达（比如，“假如我们当时采取了［跟业已实施的行为］相反的行动，其结果会怎样”等），来窥测不同地区的人们的因果认知与反思归因、责任意识与道德决策。

二、在“关联”层级上观察与推断

（一）关联：“因果关系之梯”的第一层级

因果关系之梯的第一层级是观察能力，指发现环境中的规律的能力。这种能力为许多动物和早期人类所共有。比如，一只猫头鹰通过观察一只老鼠的活动，推测它下一刻将出现的可能的位置。计算机程序在研究了包含数百万棋谱的数据库以后，便可以计算出哪些走法胜算较高。如果观察到某一事件改变了观察到的另一事件的可能性，我们便说这一事件跟另一事件相关联。其典型问题是：“如果我观察到……会怎样？”例如，一家百货公司的销售经理可能会问：“购买牙膏的顾客同时购买牙线的可能性有多大？”这涉及变量之间的关联，可以用统计学的办法，通过收集和分析数据来获得答案。比如，先采集所有顾客的购物行为数据，然后筛选出购买牙膏的顾客，计算他们当中购买牙线的人数比例（即“条件概率”，conditional probability），用于测算（针对大数据的）“买牙膏”和“买牙线”两种行为之间的关联程度。可以记作：P（买牙线|买牙膏），其中P代表概率，竖线“|”表示条件，意思是“假如你观察到”。这种变量之间的关联，有的可能有明显的因果解释（比如：“体温高”与“患流感”），有的可能没有（比如：“鸡鸣”与“天亮”）。但是，统计学并不关心也不能告诉我们“买牙膏”或“买牙线”哪个是因，哪个是果。或许，销售经理也不在乎，毕竟“好的预测无须好的解释”。就像猫头鹰不明白老鼠为什么总是从A点跑到B点，也不改变它仍然是一个好猎手这种事实。像当今的基于深度学习的人工智能（包括无人驾驶汽车、语音识别系统），仍然处于“因果关系之梯”的最底层，跟猫头鹰并驾齐驱。也正因为如此，专家们呼吁构建“可解释”的人工智能。

（二）观察相关变量并推断疫情及其防治措施与效果

对于这样一种突发且陌生的流行病，首先紧要的是弄清其病原体、毒性类型和传染特性，然后才能形成正确的防控措施和救治方案。毒性分型需要在有关实验室里精确地进行，而传染性质则可以通过朴素的观察来初步判定。钟南山院士正是通过追问“医护人员有没有感染？”，来直观地判断其是不是“人传人”（即社区传播）。例如：

案例一：钟南山就识别与鉴定新冠病毒的传染性答记者问

钟南山：1月18日下午，我在参加会议讨论广东省抗击疫情部署时突然接到通知，让我当天晚上必须赶到武汉，参加国家卫健委高级别专家组，而且安排我做组长，第二天要进行讨论。当时，我就意识到这个问题应该是比较严重的，去武汉的时候有一种比较急迫的心情。我是带着一系列疑问去武汉的，因为一旦一个急性传染病有人传人的性质，会波及整个社会、整个经济。我在车上一直在想，怎么看待这个问题。第二天早上开会以前，很多在武汉临床一线工作的我的学生，还有此前从北京派去的专家都跟我讲了一些情况。结合调研了解的情况，我就有了一个很肯定的结论。1月20日上午，我代表专家组汇报说，我们所看到的情况是比较严重的。它肯定存在两个现象，一是人传人，二是医务人员受感染，这是两个非常重要的标志，说明这个疾病会迅速蔓延。

确定了其传染性，相应的防控措施就自然地浮出了水面：个人戴口罩、勤洗手，社交隔离，乃至封城停摆。中国坚决地这么做了，并且取得了预期的效果。相反，如果某个被感染地区没有这样做，则可能存在致命的大规模传染的风险。例如：

案例二：高福指出欧美防疫中的“大问题”

中国疾控中心高福院士，近日在接受美国《科学》杂志采访时，被问到如何看待美国的防疫措施，尤其是中国有哪些应对经验值得被借鉴，欧美国家都犯下了哪些错误等等。……“在我看来，欧美犯下的一个大错误，是人们没有戴口罩”，高福在采访中直言不讳地说道。《科学》杂志对他的专访文章也表示：“中国顶尖的科学家说：在应对新冠病毒时不戴口罩进行保护是‘大错误’”。高福还进一步表示：新冠病毒是通过空气飞沫和密切接触传播的，其中飞沫在传播中更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所以人们必须要戴口罩，因为说话的时候就肯定会有飞沫从嘴里喷出来。“很多无症状和潜伏期的感染者，如果他们戴上口罩，就可以防止携带患者的飞沫抛出来并传染给其他人”，他说。这段对于中国人来说早已成为“真理”，但对欧美国家的来说还“满不在乎”的信息，也被采访高福的《科学》杂志记者Jon Cohen发到了他的个人社交账号上。

案例三：美国感染人数如此之高！张文宏：恰恰证明美国的医疗水平先进！

张文宏：纽约如果不具备检测能力的话，哪里来的3万多呢？所以我现在告诉你，例数越少的地方，有可能是检测不到位的地方。例数越多的地方，它的检测是到位的。就是说，纽约州的病例数多，恰恰证明美国的医生有这样的检测能力，恰恰证明美国的医疗水平先进。之所以成为世界上医疗体系最强大的国家，就是因为它有着世界顶尖的医疗技术。举个简单例子，美国12天已经更新了6代病毒的检测试剂。最初的检测时间是2天，然后缩短为1天，又缩短为6小时。之后又减少到3.5小时和1.5小时，现在的检测只需要5分钟，而且准确率都超过95%。……我们今天刚刚开始公布无症状感染的数据，而早前它是把无症状感染排除在确诊之外的。即使呈现阳性，但是没有症状，我们也不认为是确诊患者。而美国把所有检测阳性的人，都确诊为新冠病毒患者。不论有没有症状表现，美国都认为是确诊患者，给予同样的医护治疗。再加上美国的检测又快又准，所以数字增长也就快。

张文宏从美国每天确诊的病例数上，推测其检测能力，再证明美国的医疗水平先进；还从统计口径（是否包括无症状感染者）上，解释了中美两国病例数量悬殊的原因。

案例四：美国要全球撤侨！这意味一场战争要开始了？

4月3日，美国国务院领事事务局在社交媒体推特上发布了这样一条消息：

美国国务院领事事务局呼吁，在海外的美国人尽快回国，“美国国务院敦促美国人不要延期回国，可能很快所有交通工具都无法使用。”

（这）在中国引起了不少人的猜测，而且这些猜测在朋友圈和互联网上颇具“传染力”——美国很有可能要掀起一场战争，地点有可能是南海或者台海；当然，还有可能是对委内瑞拉，或者伊朗。看看过去几十年曾经发生的战争，美国在战争之前也会动员自己在海外的公民尽快回国，然后选择适当的时机，打响战争。在2003年美国攻打伊拉克时，就曾有类似的举动。所以，这成了一些人猜测美国可能再次发动战争的一个重要依据。……虽然有这些与往常相比很罕见的迹象，但是从现实来看，美国要想在这个时候打一场战争，无论对象是中国还是俄罗斯，抑或是中东的伊朗，制约的因素也很多。

人们从历史上美国对别国动武前的撤侨行为，神经兮兮地猜想他们会不会故伎重演，推测这次撤侨会不会是对外战争的前奏。毕竟历史往往惊人地相似，尽管不会简单地重复。

可见，通过观察，积累数据，并且寻找现象背后的规律或原因，是人类认识世界、处理当下疫情的基本方法。这种方法尽管简单，也不一定正确；但是往往管用，或局部地有效。

三、在“行动”层级上干预处理并且评价其效果

（一）行动：“因果关系之梯”的第二层级

因果关系之梯的第二层级是行动能力，指在观察的基础上尝试改变现状，甚至改造世界的能力。这种能力是人类进化到一定阶段才锻炼出来的。比如，上文提到的那个销售经理可能会问：“如果我们把牙膏的价格翻倍，那么牙线的销售额将会怎么样？”提出和回答这类问题要求我们掌握一种超越数据的新知识，即干预或处理。干预比关联更高级，因为它不仅涉及被动观察，还涉及主动改变现状。无论数据集有多大或神经网络有多深，只要使用的是被动收集的数据，就无法回答关于干预的问题。预测干预结果的一种非常直接的方法，是在严格控制的条件下进行实验。比如，门户网站或大数据公司考察：页面上的商品排序、商品价格或付款期限等的不同设置，会导致用户行为发生怎样的改变。还可以通过建立因果模型来利用第一层级（关联）的数据来回答第二层级（干预）的问题。比如，销售经理可以研发出一个包括市场条件的消费者行为模型，在数据不完全的情况下利用充分的关键替代数据进行预测。这一层级的典型问题是：“如果我们实施……行动，将会怎样？”也即：如果我们改变环境会发生什么？可以记作：P（牙线销量| do（牙膏价格）），意思是“假如对牙膏另行定价，那么在某一价位的牙线的某种销量的概率是多少？”与此相关的问题是“怎么做？”比如，面对仓库里大量积压的牙膏，销售经理会问：“我们怎么才能卖掉它们？”也就是“我们应该给它们定一个什么价？”这两个问题都跟干预行动有关，即在我们决定是否实际采取干预行动以及怎样实施干预行动之前，我们会在心理层面演示这种干预行动。这就需要我们具备一个因果模型：如果干预了一个变量X（比如，吃阿司匹林来改变人体内阿司匹林的量），那么另一个相关变量Y（比如，头痛的状态）会受到什么影响。而绝大多数动物一般来说难以建立这种心理上的因果模型，深度学习系统也无法回答超越机器训练环境的干预问题。而我们人类的祖先在数万年之前，已经开始意识到某些事件会导致其他事件发生，并且改变前者就会导致后者的改变。没有其他物种领悟到了这一点，更别说达到我们所理解的这种程度。

（二）改变相关变量并评价相关疫情防治措施的效果

根据媒体报道，本次疫情的发现和知会过程大致是这样的：2019年底，湖北省武汉市疾控中心监测发现不明原因肺炎病例，并且提示公众尽量避免到封闭、空气不流通的公众场合和人多集中地方，外出可佩戴口罩。2020年1月3日起，中方定期与世界卫生组织（WHO）、有关国家和地区组织，及时、主动通报疫情信息和防控举措。1月9日，国家卫生健康委专家评估组对外发布武汉不明原因病毒性肺炎病原信息，病原体初步判断为新型冠状病毒，并且向世界卫生组织通报疫情信息，将武汉不明原因的病毒性肺炎疫情病原学鉴定取得的初步进展分享给世界卫生组织。1月12日，武汉市卫生健康委在情况通报中首次将“不明原因的病毒性肺炎”更名为“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1月20日，武汉市卫生健康委凌晨通报：截至1月19日22时，累计报告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病例198例，已治愈出院25例，死亡3例。同日，国家卫生健康委组织高级别专家组召开记者会，组长钟南山代表专家组通报：“现在可以说，肯定的，有人传人现象。……除非极为重要的事情，一般不要去武汉。”

对于这样一种毒性大、传播性强、病亡率高的流行病，不同地区的防控措施会带来不同的结果。例如：

案例一：中国的群防群控、封城停摆与疫情转机

鉴于疫情严重，1月23日，武汉疫情防控指挥部发布1号通告，10时起，武汉实施封城管理——全市公交、地铁等暂停运营，离汉通道暂时关闭。交通运输部也紧急通知，全国暂停进入武汉道路水路客运班线发班。此后，整个国家都被动员起来，人人外出戴口罩，保持社交距离。所有省份启动一级公共卫生应急响应，采取一切可能的全面有力措施。包括专家、医疗队和建筑工人在内的各种团队被派往疫情最严重的地区。政府为抗疫大力拨款，及时迅速运送医疗物资，还对患者治疗采取补贴政策。城乡居民共同努力防控，自发组建巡逻队监督，社区定期消毒并发布报告，一切都是为了阻止病毒传播。经过全国人民的努力与配合，疫情终于出现了转机。3月12日，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新闻发布会通报，总体上，中国本轮疫情流行高峰已经过去，新增发病数在持续下降，疫情总体保持在较低水平。3月18日，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新闻发布会通报，17日内地首次无新增本土疑似病例。湖北除武汉以外地区已连续13日无新增本土确诊病例。3月24日，湖北省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发布通告称，湖北省除武汉市以外地区，将于3月25日起解除离鄂通道管控，武汉市将于4月8日起解除离汉离鄂通道管控措施。

因为病毒的传播是以指数级增长的，所以中国这种封城关店、停工歇业、全民闭户、万众禁足、外出保持人际间距、人人佩戴口罩的隔离措施，用前所未有的全国经济与社会“停摆”，来抑止病毒的疯狂传播，在几周之内就收到了预期的效果。并且，国家紧急调动了全国近5万医护人员驰援武汉，做到了“应检尽检、应收尽收、应治尽治”。这种集中一切力量的举国抗疫模式，见效比较快速和明显。当然，也有许多协调不足、关照不全、顾此失彼的负面情况，更不用说付出了重大的社会和经济损失。跟中国一样，韩国、新加坡等国家的抗疫策略也是：依靠更严格的措施来抑制和扭转病毒感染的增长轨迹。这些国家采取了比较严格的社交疏离措施，并且取得了比较满意的防疫效果。

借助便捷的铁路和民航等现代运输工具，全球人员往来十分广泛和频繁。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逐渐从地区性流行病，扩散并且广泛传播，演变成为全球性大流行病。据SMM4月15日讯：世卫组织发言人玛格丽特·哈里斯表示，目前欧洲的疫情好坏参半，意大利和西班牙的新增病例开始慢慢减少，但土耳其、英国等国家的新增病例正在增加。而就单个国家而言，目前美国的新冠疫情是全球最严重的。世卫组织认为，新冠疫情尚未到达顶峰。据数据显示，全球新冠肺炎累计确诊超过190万例，其中美国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超60万。其中，意大利、英国和美国的疫情防控行为值得作为案例来讨论。

案例二：意大利“柔性封城”的逐步升级与疫情趋缓

意大利是欧洲大陆新冠肺炎疫情暴发最早的国家，也是最早对此做出反应的国家之一。从1月31日开始，意大利实施为期6个月的紧急状态以应对疫情，是欧盟内部最早宣布全国卫生紧急状态的国家。为防止疫情进一步蔓延，意大利从3月10日起进入全国“封城”状态，从3月12日起关闭全国除食品店和药店以外的所有商铺，从3月21日起关闭所有公园和其他公共场所。在疫情有增无减的情况下，意大利已经两次延长“封城”措施，目前的“封城”措施延长到5月3日。对此，罗马大学病毒学家西尔维奥·保内说：“一个月来最直观的感受就是全国‘封城’是有效的。尽管实施起来十分困难，起效速度也不尽如人意，但在找到有效疗法或成功研制出疫苗之前，隔离是阻止这一病毒传播的唯一方法。”

尽管如此，意大利仍是欧洲疫情最严重的国家之一。除了人口老龄化（易感人群多）、经济不景气（影响公共医疗资源）、联邦制分权模式（致使中央与地方关系失调）、多党联合执政（不易统一政策，甚至为“需不需要动员民众戴口罩”争论不休）、特有的生活方式和文化习俗（广场聚集、拥抱亲吻）、外部援助不够等因素外，相对“柔性”的封城举措、不习惯戴口罩（或无口罩可戴），也不足以达到阻断病毒传染的目的。不同于中国武汉等城市“封城”的严格管理，意大利封城较为灵活，更多的目的是减少聚集，减少大型活动，避免人员的区域性流动。公共交通、银行、邮局这样的基础公共服务还继续运营。米兰、威尼斯等地市民只要带上自己签名的承诺书，保证自己有充分理由出门在外，依然可以在城里自由活动。直到后来疫情日趋严峻，封城的举措才更为严格。西班牙、墨西哥、法国等国家的防疫措施与效果，也大抵跟意大利相似。

案例三：英国的“群体免疫”“温和抗疫”与疫情升级

英国路透社一篇反思英国疫情暴发的深度报道显示，为英国政府提供建议的科学家们，早在1月中下旬就已经通过中国的情况意识到了新冠疫情的严重性。但他们没有特别强烈地向政府表达他们的担忧，督促政府提升预防等级；更因为担心触犯英国的“政治正确”，没有去准备任何大规模的出行限制策略……英国的放松态度也气坏了世界著名医学杂志《柳叶刀》的主编理查德·霍顿，他在2月13日接受英国BBC采访时就表示：英国政府和公共卫生系统浪费了准备隔离措施和大规模检测项目，以及储备呼吸机和防护用品等物资的时机。路透社还在报道中透露，尽管英国政府的科学顾问团队很早就注意到了中国武汉封城的决定，他们却一度认为这种行为不会被“民主国家”所接受，因此也没有在制订防疫计划时考虑这种做法，而是采用了应对流感的策略。但这种策略仅仅是建议生病的人待在家里，而没有包含任何限制性的措施。3月3日上午，英国首相鲍里斯·约翰逊举行新闻发布会，首次发布英国针对新冠肺炎疫情的最新的国家防疫政策和措施。其实质就是四点——遏制传播、延缓暴发、科学研究、减轻症状。甚至当其他欧洲国家的疫情已经暴发，尤其是意大利这个大量英国人选择度假的目的地暴发严重疫情后，尽管英国政府的科学顾问们当时十分清楚英国的疫情暴发已经不可避免，尤其是在英国出现了首个病死的病例后，他们仍然在3月9日的一次会议中拒绝了中国等亚洲国家采用的大规模封锁策略。直到3月12日，英国政府终于将疫情的风险等级提升到了“高”，可同时也抛出了如今已经被英国政府自己所放弃，并一度遭到全世界众多科学家批判的“群体免疫”——通过让足够多的人感染病毒并康复过来，来实现“人群免疫”。这当时就震惊了英国社会。根据路透社的报道，英国政府的科学顾问认为，英国那时候再阻止病毒的传播已经来不及了，所以不如放弃去搞清楚到底有多少人感染，将力量集中在医院，对医院里的病人进行测试和抢救，并认为这样可以延缓疫情的暴发速度。因此，英国当时仍然没有禁止大规模的聚集，足球比赛也仍在进行。但尴尬的是，虽然越来越多的人感染病毒，一些英国的主要机构选择主动关门，连足球俱乐部的球员都陆续染病，足球联赛也停了，英国政府仍然拒绝学校停课和禁止公众聚集。但是，英国超600名科研人员的公开信质疑“群体免疫”，《柳叶刀》主编理查德·霍顿在社交媒体上表示，“我们需要采取紧急的隔离和封锁政策，而政府正在与公众玩赌轮盘，这是一个重大错误。”直到英国的科研机构通过数据模型发现这种“群体免疫”的“昏招”会导致50万人死亡，英国这才在3月16日放弃了这个策略；声称这并不是一项政策，只是一种“科学理念”。但也有专家对路透社表示，政府政策的转变是因为意大利采取了封城措施，令英国有了进行转变的“政策空间”。可见，因果模型下对感染和死亡人数的推断与相应道德风险的考量，是各国政府制订防疫政策的重要依据。

英国强调自己是“公民社会”，民众注重个人权益维护，崇尚自由，宜于采用“温和抗疫”的措施。其结果是：到4月15日，共有93 873例确诊病例，其中就有12 107例死亡，死亡率接近13%，这在全球范围内都是位居前列，跟西班牙和意大利等国同处于患者死亡率的第一阵营。并且，连英国王储、首相和卫生大臣等政要都感染了新冠病毒，这在全球范围内也是少有的。跟英国大抵相似，瑞典、瑞士等欧洲国家都不同程度地采取这种防疫策略：致力于减轻但不一定阻止病毒传播。其效果尚待观察。

案例四：美国抗疫的信号紊乱、松紧不一与疫情差异

据媒体报道，1月3日，美国疾控中心从中方获悉武汉出现新冠肺炎疫情；1月7日，美国疾控中心成立“新冠病毒事件管理系统”（COVID-19 Incident Management System）。1月20日，美国出现首例输入型新冠肺炎确诊病例；2月25日，美国疾控中心首次警告社区传播或无法避免，但疫情通告中仍明确表示“当前没有在美国社区传播”。2月26日，特朗普召开首次白宫疫情记者会，称美国本土仅余15名尚未康复的确诊病人（未计入从武汉和“钻石公主”号撤侨病例），确诊病例将在今后几天内趋近于零。其实，当天西海岸报告了美国首例不明感染源病例，意味着新冠病毒在美国可能发生社区传播，即“人传人”。2月29日，包括各州检测报告的推定病例，美国疾控中心汇总的美国本土新冠病毒感染病例为22例，加上从武汉和“钻石公主”号邮轮撤侨中的47个确诊病例，总计为69例。当天，美国首次报告两起新冠肺炎死亡病例，各州报告更多不明感染源病例，社区传播成为不争的事实。3月11日，美国新冠病毒感染病例超过1000例。3月13日下午，特朗普宣布美国开始进入紧急状态。3月16日，特朗普第一次承认，疫情在美国“没有得到控制”，情况“很糟糕”，美国人未来几个月来的日常生活将受到干扰，美国经济可能会出现衰退。3月17日，美国50州全部出现疫情。3月20日，美国新冠病毒感染病例破万例……3月28日，数小时内先后超过11万例和12万例；死亡人数超过2000例，两天内增加一倍，并出现首例婴幼儿死亡……到4月15日，美国确诊60多万例，死亡人数超过2.8万例。当天，纽约州确诊20多万例，死亡人数超过1.1万例；纽约州州长安德鲁·科莫表示将签署一项行政令，要求该州居民在公共场所不能保持社交距离时，必须佩戴口罩或遮挡口鼻。可见，民众个人的社会隔离措施尚未到位。至6月22日，累积确诊超235万，死亡超12万。

美方对疫情信息的反应迟钝，一方面是出于“傲慢与偏见”（以为这是黄种人的疾病，医疗条件优渥的美国能够置身事外），另一方面是因为不愿意个人行动自由受到限制，也不愿意经济停摆而影响生计。针对美国在疫情初期的应对失误，各方批评和分析已经很多，美国媒体和公共卫生专家也不断在从各个角度“复盘”。汇总起来大致有如下几点：（1）在疫情早期，检测机构少、试剂盒短缺，检测范围过窄，检测监管过严，发现社区传播过晚。（2）对中国的疫情反应较快（撤侨、封境），但对欧洲和中东等地的疫情却应对迟缓，未能有效防控输入型病例。（3）国内政治上的党争，白宫和民主党互相指责对方关于疫情的立场主张具有政治动机。特朗普全力谋求连任，尤其不希望疫情引发公共恐慌并影响经济，直至3月上旬一直在淡化新冠病毒的威胁，将其形容成“大号流感”，把疫情称为“民主党的骗局”。（4）大大低估了疫情在美国和全球指数级扩散的风险，未能及时准备足够的口罩等医护物资。

事实上，从美国纽约与旧金山两地不同的防疫反应和效果，就可以看出行动起来进行社会隔离的重要性。纽约与旧金山总人口和人口密度相差并不悬殊。3月10日，850万人的纽约市报告新冠病毒确诊病例7例，770万人的旧金山在同一天报告14例。但截至4月1日，短短20天的时间，纽约市确诊病例已经飙升至4万例以上，死亡人数超过1000例；同日，旧金山确诊病例不到400，即便包含进旧金山市在内的全部湾区的确诊人数，也刚刚超过2000例。旧金山市和湾区五郡在3月16日便公布了“禁足令”，要求辖区内所有人，除了必要活动之外，全部待在家中。餐馆、酒吧、健身房、办公楼等通常人群最为聚集的场所均关闭。但是，纽约州的动作比加州晚了近一周。由于病毒传播遵循的是指数级增长的规律，因而仅仅几天时间，就带来巨大差异。可见，美国政府关于疫情发出的信号十分紊乱，从轻描淡写到恐怖吓人；各州行政当局的防控措施松紧不一，效果也天差地别。

不同的防疫行动带来不同的抗疫效果，即比较P（X［抗疫效果］|do（Y［社会隔离］））与P（X［抗疫效果］|do-not（Y［社会隔离］））；其中的因果关系分析、确诊与死亡人数，为建立相关的流行病防控与效果模型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与经验数据。而麻省理工学院的一个团队则开发出了一个使用新冠疫情本身数据，并加入机器学习神经网络的疫情研究模型，以确定隔离措施的有效性。该模型证明了病毒传播和隔离强度的直接关联，居家隔离可使病例从指数暴增变为线性增长。

四、在“想象”层级上进行反事实思维和评估-预测

（一）反事实想象：“因果关系之梯”的第三层级

因果关系之梯的第三层级是反事实想象的能力，指想象一种跟现实世界不同的情形的能力。比如，我吃了阿司匹林以后头不痛了，我可能想问：为什么我的头不痛了？是因为我吃了阿司匹林吗？还是因为我吃了其他食物？要回答诸如此类的问题，我们必须想象回到过去、改变已经做出的干预的历史，反思性地问自己：“假如我没有吃阿司匹林，我的头痛会好吗？”这就相当于在心里做一个实验：把现实世界中用阿司匹林治疗头痛及其结果，跟假想的没有用阿司匹林治疗头痛及其可能的结果进行比较。这就引入了一种全新的知识：想象、反思、寻求干预行为背后的解释，并且据此进行推断。这种反事实思维可以帮助我们找出错误的原因，指引我们采取正确的改进措施。比如，找出一种疗法（或药物）对某些人有效而对其他人无效的原因，就可以据此开发出另一种新的疗法（或药物）。这种想象并不存在的世界和并未发生的事情的能力，彻底地区分了人类智能与动物智能，以及人类跟无视因果模型的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回到上文讨论的牙膏销售这个例子，相应的反事实问题是：“假如当时把牙膏的价格提高一倍，那么先前买了牙膏的那些顾客仍然选择购买牙膏的概率是多少？”在这个问题中，我们在心理上做的工作是：将真实的世界（在其中，正如我们所已知的，顾客以当前价格购买了牙膏）跟虚构的世界（在其中，正如我们所欲知的，顾客以2倍于当前的价格购买牙膏）进行了对比。值得注意的是，“假如当时发生的事情与实际不同，那情况会怎样？”对这种问题的回答使我们可以从历史或他人的经验中获取经验教训，形成反省能力和改善行为的能力；并且，进一步形成对过去和将来的行为承担责任的意愿，这是其他物种无法做到的。简而言之，反事实想象这一层级的典型问题是：“假如我当时做了……会怎样？”和“为什么？”两者都涉及观察到的世界与反事实世界的比较。因此，仅仅依靠第二层级的干预实验无法回答这样的问题。如果说第一层级对应的是观察到的世界，第二层级对应的是可被观察的美好新世界；那么，第三层级对应的是无法被观察的世界，因为它跟我们观察到的世界截然相反。为了弥合第三层级与前两个层级的差距，我们需要构建一个基础性的解释因果过程的模型（或被称为“理论”），来指导我们预测在尚未经历（甚至未曾设想过）的情况下，会发生什么；进一步，通过有选择地违背既有的因果法则，来创造出跟现实世界相对立的新世界。当然，在人们通过反事实思维得以实现其自由意志之际，对相关行为的责任意识和道德考量也势必始终伴随。

（二）用反事实想象来反思防疫措施和追究责任并预测未来

在疫情早期，许多国家和地区都抱有似曾相识的侥幸心理或轻忽心态，也都表现出或多或少的反应迟钝或决策迟滞，甚至存在不同程度的官僚拖沓和人为延误；也都发生过检测标准过严和检测数量过小，未能及早把握病毒的性质与传染范围、疫情的风险规模等情况。其结果，后来都不得不面对感染人数指数级增长、医疗资源匮乏和无法尽收尽治的难题；并且，最终都只能下猛药、急刹车，不惜封城禁足、让经济停摆来挽狂澜于既倒。说起来，出现上述情况也并不奇怪。毕竟，新冠肺炎是一种前所未有的新型传染病，人们对它的认识还需要一个过程；比如，其传染途径与方式是什么？什么样的隔离方式是有效的防控措施？有没有特效药或管用的救治方案？这些问题，都需要在实践中不断摸索，通过比较与反思来回答。其实，人们也早已开始用反事实想象来思考与回答这些问题。

一般地说，认识主体如果意识到某种事态应该实现（作为理想）却没有实现（作为现实），很容易产生遗憾、后悔等情绪。而这种负面情绪又将成为反事实思维的推手，即激活人们去想象一种跟实际的现实情况不同的假设性事态；并且，顺势认定：如果实现这种事态就好了。根据这种反事实思维的逻辑顺序，下面我们先分析相关的“后悔”类句子，再分析相关的“本（来）可以/能够”类句子，最后分析相关的反事实条件句。

案例一：疫情重压下相关个体的行为选择与事后评估

在新冠病毒疫情的多重压力之下，不同社会角色的不同个体会做出不同的决策与行为；并且，事后他们也会对此进行合理性或必要性等方面的评估。有意思的是，这种心理认识，往往是用以“后悔、遗憾、庆幸”等为谓语核心的句子来表示的。例如：

1）我不后悔在有机会离开中国时却没走。尽管中国发生疫情，但我在这里一直感到很安全。即使现在被告知有机会离开，我肯定也会拒绝。在中国，我敢肯定，如果我出现一点点感染症状，他们会立即提供帮助。这里非常安全的另一个原因是，中国人彼此都很关心。

这是22岁的俄罗斯大学生亚娜·诺维科娃的答记者问。她在中国实习，赶上疫情暴发。她向记者讲述了中国是如何抗疫的以及为什么选择留下来。她还说：

1月份我去上海度假。在实施隔离措施后，这座城市变得空无一人。我开始感到很害怕。但恐惧感很快消失。因为中国人都非常认真地遵守自我防护和隔离的规定。他们愿意合作。人人都被告知：戴口罩、勤洗手，留家中，测体温、房间通风……若发现自己出现患病轻微症状，请立即就医。所有中国公民都这样做了。

2）1月28日，山东医疗队赴武汉支援的第三天，因为女生的长发更容易出汗、藏匿病毒，而且不方便穿防护服，为了更好地照料病人，我把自己的头发剪成了一寸多长，理了个男孩发型。做出这个决定，我不后悔。

例2）是山东省第一批援鄂医疗队员张静静1月28日的日记中的一段话。令人痛惜的是：4月5日，在按规定集中隔离医学观察期满，即将返家休息时，她突发心脏骤停。经医院组织全力救治无效，于4月6日晚逝世。就这样，她带着无悔的青春离开了我们。

3）我希望在疫情过去之后能够尽快找到一份工作，希望大家不要再炒作我以前的事情，当初我不应该做出如此冲动的举动，现在我非常后悔。

这是澳大利亚籍华裔梁女士在公众平台的自述。背景是：她抵京方一天，即不戴口罩在所租住小区跑步。防疫工作人员对其进行劝阻，她拒不配合，还大喊“救命！骚扰！”，并黑脸摔门，放肆嚣张。北京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境入境管理法》第六十七条等规定，决定依法注销其工作类居留许可、限期离境。此外，梁某供职的拜耳公司也因此辞退了她。于是，在失业、房贷、舆论谴责等重重压力之下，当事人难免心生悔意。

4）3月24日，特朗普向福克斯新闻表示：“大家都知道新冠病毒从中国来，但我决定还是不拿这事大做文章了，我们已经宣传过这事，我想大家都明白的。”但在后续回应中，特朗普坚持说，他不后悔使用“中国病毒”这一说法，理由是“参考了其他传染病用地名命名的情况”。

此前，从3月16日开始，特朗普多次发推时把新冠肺炎病毒写作“中国病毒”（Chinese virus），18日在发表讲话时甚至将讲稿中原来的“新冠病毒”字样手写改为“中国病毒”。以达到推卸责任、甩锅中国、寻找“替罪羊”的目的。

上面四个“后悔”句样本透露的信息是：四个个体（坚守留学生、援鄂护士、违规“跑步女”、美国总统），对自己先前的有关行为（留守、剪发、违规、诬称）进行了反思。即对业已实施的某个行为（非同寻常）与假想的不实施这个行为或实施相反的行为（常规期望）进行比较，并且从基于个人处境或社会准则与道德规范的合理性或必要性等方面进行评估；最终，得出结论：合理或必要（不后悔），或者不合理或不必要（后悔）。人们用“我（不）后悔……”这个构式来反思，反映的大多是疫情下的个人心境、个体命运和民间生态。这就是“后悔”这个叙实动词的语义及其概念结构所蕴涵的社会符号学意义。

案例二：疫情暴发惨况下对合理或可能的防控政策与措施的回溯

等到病毒在一个地区不温不火地徘徊一个多月以后，疫情就似乎突然开始以几何级数加速度暴发。表现为：感染人数急剧上升，死亡病例大幅增加；与此同时，往往伴随医护人员大面积感染，本来严重不足的医疗资源更是雪上加霜，甚至濒临崩溃的边缘。此时此刻，惊魂未定的人们，通常会对政府此前的疫情防控政策与措施提出质疑：从当下疫情的惨烈状况，回溯此前应该采取什么样的疫情防控政策，或者可以采取什么样的疫情防控措施。从而形成“本（来）可以/能够……”一类句子。例如：

1）在周二的政府例行发布会上，当提及英国和德国的抗疫策略区别时，英国首席医学官克里斯·惠蒂最终承认“英国应该早采取大规模检测行动”。

这是英国首席医学官在承认英国抗疫策略有失误的语境下说的，应该是反事实语气。如果翻译成“本应该早……”或者“早应该……”就清楚得多了。

2）［3月］25日，《纽约时报》上传了一段来自艾姆赫斯特医院急诊室医生科琳·史密斯拍摄的视频，同样揭示了纽约医院内的场景。她在视频中称，医院找了一辆冷藏车来存放尸体，呼吸机紧缺以至于不得不四处去求，罹患新冠肺炎的病人在垂死挣扎，但医护人员的防护物资紧缺。她苦笑着说：“这是美国，我们本应该是第一世界国家。”

这“本应该是第一世界国家”，言下之意是：现在的表现可不是第一世界国家。曾经的世界强国的傲骄在苦笑声中化作隐隐阵痛。

3）“可是我们浪费了整个二月份，在这段时间，我们本可以加大检测力度，做好个人防护装备的储备和分发，可是我们都没有做。”霍顿十分遗憾地说道。他认为如今英国医护人员所面临防护装备短缺，装备不符合防护标准等问题，原本都是可以避免的。在节目中，他气愤地说道：“这简直是一场国家丑闻，我们怎么会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

这是《柳叶刀》主编理查德·霍顿在BBC一档节目上说的。他指出英国早在1月底就知道疫情的严重性，但却白白浪费了时间：“在1月的最后一个星期，我们就知道疫情会到来，中国疫情所传递出的信息非常清楚，一个具有潜在全球大流行的传染病正在冲击着城市，人们被送进医院，住进重症监护室。人们不断地死亡，死亡率在不断上升，这我们在11个星期前就知道。”愤怒、责怪的情绪溢于言表。

4）根据情报报告对中国及其他国家和地区疫情传播情况所做的观察，美国政府当时收到了充分预警。因此，本可在新冠病毒抵达美国前采取力度大得多的预防措施，以减少病毒对国内造成的影响。

这是一位美国情报界高级官员对《新闻周刊》记者说的。他抱怨白宫和特朗普政府对疫情防控不力、轻描淡写。埋怨的声音中流露出无奈与无助。

上面四个“本（来）可以/能够”类句子样本，透露的信息是：四个个体（英国首席医学官、美国一线医生、英国医学杂志主编、美国情报高官），对各自国家先前的抗疫政策或措施（不作为、准备不足、力度不够）进行了反思。具体地说，从前期业已实施的行为及其不良效果（不应该或不合理），回溯性反推理想的更加合理或可行的行为（应该或可能）；并且，从合理性或可能性等方面进行比较与评估；最终，得出结论：应该或可以……。人们用“本（来）可以/能够……”这个构式来反思，反映的大多是疫情下的个体对社会或行政当局的政治追责或道义上的谴责。这就是“本（来）可以/能够……”这个反事实构式的语义及其概念结构所蕴涵的社会符号学意义。

案例三：对疫情的事先预警和对防控政策与措施的事后反思

鉴于其他地区的疫情与防控措施及其效果，人们可以用因果性来评估干预行为与防疫效果；并且，据此对本地区的疫情进行事先预警，甚至规划相应的防疫政策与措施。其中，事先联想，通常用“如果，那么”之类的条件句形式来表达。例如：

1）综合美媒最新报道，早在1月29日的时候，白宫贸易顾问纳瓦罗就曾警告特朗普政府一定要当心新冠病毒疫情的风险。然而，他的警告被轻视了。纳瓦罗在备忘录中提醒说，鉴于中国政府提供的涉及疫情信息，不该轻视疫情在全球暴发的风险。他建议美国采取全面严格的防控措施，因为如果不采取措施的话，可能会导致50万美国人失去生命，并造成数万亿的经济损失。

“不该……”这种预警信息的语言表达跟反事实的“本该……”正好构成反义关系。而反事实表达在英语中有过去完成时等形态标记，相应地汉语则用“如果早……，那么……”等条件句形式。例如：

2）1月31日，马国强在接受央视《新闻1+1》节目采访中表示：“首先我是一种内疚、愧疚、自责的心态”“如果早一点采取更严厉的措施，结果会比现在要好，对全国影响没那么严重，也会让党中央、国务院少操心。”

这是时任湖北省委副书记、武汉市委书记马国强在接受央视采访中说的话。其中，由“内疚、愧疚、自责”等后悔心理，激发产生反事实思维。反事实条件句“如果……”表达的是：实际情形是没有采取严厉的防控措施，并且结果不好、对全国的影响很严重。这种事后聪明对武汉来说已经太晚，但是对其他地区来说借鉴意义很大。再如：

3）《自然》指出，中国实施了旅行禁令、学校关闭和封锁、早期发现、隔离等措施。如果没有这些措施，到2月底，该国的感染人数将是原来的5倍。但美国卫生官员似乎在谴责这种有针对性的做法。

《自然》杂志上的文章，是在流行病统计模型的基础上得出的反事实结论。这应该对于其他国家的疫情防控政策的制订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但是，这种牺牲个人自由和社会经济的禁足封城措施，并不是所有国家和个人都乐于接受的。

4）正如美国国家过敏症和传染病研究所（National Institute of Allergy and Infectious Diseases）所长安东尼·福奇（Anthony Fauci）所言，在COVID-19暴发之初，美国联邦政府迟迟不做决定，浪费了宝贵的时间：“如果你（美国）早些采取措施，就可以挽救更多的生命。”

这篇《柳叶刀》的社论，用典型的反事实虚拟条件句形式，来反思：为什么COVID-19会在美国大流行，并且演变成一场全国性的公共卫生灾难？答案是没有及时采取措施。

可见，反事实条件句是以“后悔……”和“本（来）可以/能够……”一类句子作为语义背景的。即反事实思维往往由后悔心理激发和促动，并且经由相关行为的必要性与合理性或可能性的评估，最后才形成对于已经做出的行为及其后果跟想象的另一种行为及其后果进行对比。这种心理上的对比性操作，方便地检验与评估了不同的防控政策与措施的各种可能的后果，为建立相关的流行病防控与预测模型奠定了概念和逻辑上的基础。

案例四：疫情防控政策与措施的统计学模型

在大量观察和尝试性处置的基础上，专业人士得以了解病毒的传播方式，建立干预行为与防控效果之间的因果关系；并且，通过反事实思维来检验与评估不同的防控政策与措施的各种可能的后果；最后，在大规模真实数据的支持下，可以构建疫情防控的统计学模型，来预测和回溯不同防控措施下的疫情走向，指导人们怎样有效和经济地控制疫情。例如：

1）（3月16日）钟南山在接受南方都市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中央在1月23日提出武汉要封城。我们也曾经进行了预测，如果封城行动再往前面5天，到现在为止，全国的病例数大概会是2万；但是如果再推后5天，全国到3月份后的发病峰值可能有17万。

这种预测基于钟南山团队于2月28日在《胸部疾病杂志》（Journal of Thoracic Disease）上发表的论文《基于SEIR优化模型和AI对公共卫生干预下COVID-19在中国的流行趋势预测》（Modified SEIR and AI prediction of the epidemics trend of COVID-19 in China under public health interventions）。

2）环球时报记者10日获悉，一篇题为《社会经济因素对新冠肺炎在中国传播的影响》的论文将刊登在国际知名期刊《人口经济学》上。该论文由中美两国学者联合撰写，通过建模分析，论文发现，截至2月29日，在中国实施的公共卫生措施有效避免了140万以上的新增感染者和超过5.6万人的死亡。

论文对2020年1月19日至2月29日，中国国内新冠病毒的本地和跨城市传播进行建模，研究了各种社会、经济中介因素对病毒传播的作用，包括各地鼓励保持社交距离的公共卫生措施。论文发现，自1月下旬以来实施的病人有效隔离、封城、小区封闭管理、限制家庭户外活动等措施大大降低了病毒传播率，使得新冠病毒的传播在2月中旬就得到遏制。其中“避免”的意思是“使……不发生”，是表示因果关系的动词；它揭示了中国实施防疫措施跟感染与死亡人数少两者之间的因果关系。

3）当地时间3月31日，顶级学术期刊《科学》（Science）在线发表了来自中国、美国和英国的22位科学家联合完成的研究“中国COVID-19疫情暴发的最初50天内传播控制措施的调查”……得出的结论为：武汉出行禁令和国家紧急响应推迟了疫情增长，最终限制了COVID-19疫情的规模。据估计，武汉的封城将疫情扩散到其他城市的时间推迟了2.91天（95%置信区间：2.54～3.29），从而推迟了中国其他地区的疫情增长。而和启动控制措施较晚的城市相比，提前采取措施的城市在疫情暴发的第一周报告的病例数减少33.3%。……在干预措施中，最有效的是暂停市内公共交通、关闭娱乐场所和禁止公共集会。研究认为，截至2月19日，也就是疫情首次公开通报后的第50天，上述措施让全国避免了数十万病例的暴发。如果没有干预措施，那么武汉外确诊病例在疫情暴发第50天或累计超70万人。……研究还得出，任何一项单独措施都无法取得上述效果。如果单凭武汉封城这一项，武汉以外地区确诊的COVID-19病例将减少到20.2万例（±1万）。而单凭国家应急响应措施，该病例数将减少到19.9万例（±8500）。这些控制措施一起并相互作用……将武汉以外地区报告的确诊病例数限制在29 839例（团队拟合模型估计为28 000±1400例）。这就意味着，（中国）总病例数比在没有干预措施的情况下减少96%。……作者们同时强调，中国人口中有很大一部分人仍然面临感染COVID-19的风险，放松控制措施可能导致传播死灰复燃。

这种用反事实思维和语句来揭示阻隔措施与疫情抑制之间的因果性，并且用数据来建立统计模型的方法，清晰地说明了强有力的社交阻隔措施对于疫情控制的效果。其中，“导致”是典型的表示因果关系的动词；“推迟”的意思是“使……发生得晚”，跟“（让……）避免”相近，也是表示因果关系的动词；而“意味着”是表示推论关系的动词。

4）据《纽约时报》报道，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负责救灾工作的最高官员罗伯特·卡德莱克（Robert Kadlec）博士曾于2月21日召集了白宫冠状病毒工作组。在他（召开的）会议期间，该小组进行了一次模拟演练，预测此次（疫情）大流行将导致1.1亿人感染，770万人住院，58.6万人死亡。为此，CNN表示，他们得出结论，“即便冒着国家经济和数百万美国人日常生活受到严重破坏的风险，也需要快速采取积极的社交隔离措施”，但特朗普花了3个多星期的时间、在3月16日才颁布有关指导方针。

据说，也正是诸如此类的疫情预测模型得出的感染与死亡数据，促使特朗普政府宣布美国进入国家紧急状态，并且要求全国采取社交隔离措施。真所谓“不见棺材不掉泪”，恐惧心还是相通的。

五、结语：从反事实表达走向社会计算

从上面的讨论可见，通过分析疫情下相关文本中因果性与反事实表达的词汇-句法形式及其意义和概念结构特征，可以揭示其背后的因果认知与反事实思维的特征；进一步可以把反事实思维（细化为：方向上的上行与下行、结构上的增加干预条件与减少干预条件、功能上的情绪宣泄与规划准备或反思追责、情绪上的积极［庆幸等］与消极［后悔、遗憾等］、机制上的结果对比与因果推理或预测，等等）跟决策等相关行为（政策上的激进或保守与措施上的严防死守或自由放任）以及相关结果（疫情抑制或升级，甚至失控等）的关系进行相关性研究，并且抽绎出因果关系；最后，在相关疫情数据的支持下建立统计模型，来回溯与解释不同国家或地区的抗疫效果；并且预测疫情今后的发展趋势，提出合理的政策与措施建议。正是由于因果性作为指引，使我们可以在跟疫情相关的所有参数与变量中，从条件-结果、措施-目标、必要-可能等有限的维度上，选择若干参数与变量进行因果相关性的探索。值得注意的是，文本中往往有显性或隐性的表示因果性与反事实的词汇与构式；比如，“致使、造成、避免、阻止、推迟、延缓、因为……所以……、后悔……、本（来）可以/能够……、如果［早］……那么……”，等等。我们可以利用诸如此类的形式标记，检索跟疫情相关的文本中相关的因果性与反事实表达，来进行观点挖掘与情感计算，开发针对疫情的社会舆情发现、个体与群体行为的预测等的社会计算系统；从而基于大规模文本和大数据技术，为疫情的防控和社会的安定提供快速的技术支持。

疫情当前，人类再次踯躅于关键性的历史节点。无数的预言家指出：此次疫情将减缓甚至逆转全球化的趋势，改变全球的产业链与供应链，甚至改变每一个人的日常生活（居家办公、视频会议、远程网课与网购），并且重塑世界的政治与经济格局。此时此刻，我们语言学工作者在思考些什么呢？毋庸讳言，局限于自己的学科背景和专业知识，我们一般很难向政府和社会进言，也无力参与和影响公共事务；我们不善于以笔为剑、激浊扬清、评论时事，更没有掮住黑暗闸门的勇气和力量。但是，作为知识人，我们也应该怀抱理想、肩负道义，我们至少可以通过相关的学术写作来抵抗自己内心的恐惧和绝望。

参考文献和注释从略，如有需要请参照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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