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邢向东，男，陕西神木人，文学博士，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招标项目“西北地区汉语方言地图集”（15ZDB106）摘要：“问题导向”指在语言研究中时刻关注社会、学科的发展所提出的各种与语言有关的问题，将发现问题、探究问题、解决问题作为语言研究的指导思想。“问题导向”中的“问题”，来自社会发展的需求、语言学科发展的要求和激发。解决问题应当成为语言研究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关键词：语言研究；社会学；方言学；人文社会科学；问题导向“问题导向”是目前人文社科研究中的主导思想。那么，什么是问题导向，如何在语言研究中贯彻问题导向？本文结合国内近年来语言学研究和发展的实例，尤其是本人的研究经历和经验教训，谈谈自己的思考。所谓问题导向，就是指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时刻关注社会、学科的发展所提出的各种问题，将发现问题、探究问题、解决问题作为自己研究的指导思想。对语言研究来说，就是时刻关注和解决社会发展和语言学科的发展中提出的各种语言问题。问题导向落实到研究者个体，则表现为具有强烈的问题意识。 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语言学由于其研究手段、研究范式部分接近自然科学，因此被看作与社会生活距离较远的学科。这其实是一种误解。语言是一种特殊的社会现象，既然语言是一种社会现象，那么以它为研究对象的语言学，就与社会生活存在密不可分的关系。新时期以来，随着社会经济文化的飞速发展，各种语言问题接踵而至，社会对语言研究的需求也日益强烈。语言与当代社会生活的密切关系，体现在语言与国家社会发展的需求、普通百姓的语言生活等方方面面。可以说，语言学与社会生活之间的关系，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密切！中国当代语言学有为国家需求和社会服务的优良传统。建国以来的中国语言学，有着适应社会发展需要、为社会发展和语言生活服务的优良传统。可以举两个典型的例子。一个例子是：1951—1952年，吕叔湘、朱德熙在《人民日报》连载《语法修辞讲话》，《人民日报》还在开始连载的当天（1951年6月6日）发表了社论《正确地使用祖国的语言，为语言的纯洁和健康而斗争》。《语法修辞讲话》向广大读者普及了汉语语法修辞知识，纠正了当时在语言使用中的各种不规范现象，极大地促进了广大人民群众正确、纯洁地使用现代汉语书面语，成为经典的语言学著作。另一个例子是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后，为了完成“文字改革”的三大任务之一——推广普通话，全国范围内开展了方言普查。为解决方言普查中语言学专家不足的问题，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曾经举办了3期“普通话语音研究班”，丁声树、李荣亲自编写讲义，亲自授课，研究班在培养推普骨干和方言调查研究人才方面取得了显著成绩，《汉语音韵讲义》《方言调查词汇手册》等也成为学习和研究方言音韵必备的名著。各地还编写了《ＸＸ省方言概况》油印本，出版了不少《ＸＸ地人学习普通话》的小册子。此次方言普查是政府主导、专家实施解决重大语言问题的一次成功实践，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众多语言学家参加到方言普查中，推动了推广普通话的进程，满足了社会发展的需求。语音研究班和方言普查实践中培养的专门人才，成为20世纪60年代以后方言调查研究的中坚力量和领军人物。当下的社会发展和语言生活所提出的各种语言问题，远比上世纪50年代复杂多样，摆在语言学家面前的任务，也更加艰巨。面对如此强烈而巨大的社会需求，语言学者义不容辞。问题导向的指导思想应贯穿研究的始终，具体包括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两个环节。第一，研究者经常思考与自己的研究有关的社会问题、专业问题，时刻关注社会、学科的发展现状和趋势。眼睛紧盯着社会对专业研究和学科发展的需求，学科发展对本人研究的需求。从这些需求中选择、提炼出问题，作为自己研究的主攻方向或研究课题。第二，在研究的具体过程中，以解决问题为目标。研究内容、重点、难点、思路的设计，理论和方法的运用，研究步骤的安排，一切以解决问题为宗旨。同时，紧盯着重要、复杂的问题不放，直到比较圆满地解决了问题。就如何发现问题来说，问题导向包含两个方面：一是社会语言发展的需求；二是语言学术发展的要求和激发。以上两个方面落实到研究者个体，就是增强思想的敏锐性，善于在观察、思考、研究过程中及时捕捉相关的语言问题，发现问题。如上所述，问题导向首先是指关注社会发展中提出的语言问题，既包括国家层面的战略需求，也包括跟社会发展、进步有关的其他语言问题。近年来，国家十分强调人文社科研究的问题导向，希望人文社会科学家通过研究来解决国家、社会面临的各种问题，尤其是新出现的问题。这就要求我们关注国家、社会对语言研究的需求，关注社会发展中出现的与语言有关的新现象、新问题，思考自己的研究兴趣、专业方向与这些问题的关联，思考如何通过自己的研究解决问题，也就是将自己的研究与社会发展中出现的大大小小的语言问题联系起来。下面举例说明。“一带一路”倡议尽管是以经济发展和经济联系为主轴，但在“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过程中，语言问题实在是一个大问题。跨境语言的调查研究、周边国家语言政策等研究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都是需要语言学者关注、思考、解决的问题。跨境语言作为我国少数民族与周边国家民族共同的交际工具，不仅具有特殊的交际功能，而且具有独特的文化功能，将相关少数民族与周边国家的文化联系起来。如云南省瑞丽市云井村就是横跨中缅两国的村落，两国操同一种语言的人民之间，在文化上具有天然的亲近关系，这种关系对于增进两国人民和政府之间的互信，促进双边贸易，有着其他方面不可替代的作用。而关于周边国家语言政策、边疆民族地区的语言生活、语言政策、汉语方言调查、语言地图集、语言文化资源保护等诸多研究成果，则是国家制定语言政策的重要依据。至于“一带一路”语言的调查研究与国家安全的关系，更是毋庸置疑的。另外，境内丝路沿线分布着复杂的汉语方言，流传或遗存着大量的戏曲（如秦腔、眉户戏、碗碗腔）、民歌（花儿、信天游）、歌谣、故事等民间文艺作品，还有大量的出土文献、民间文书等，涉及汉语方言调查、语言文化资源的挖掘和保护等研究课题，都是需要语言学者关注、思考、解决的问题。国家社会科学基金2019—2020年度项目指南中“‘一带一路’地区语言调查与研究”“跨境双语双方言与青少年国家意识培养研究”等，就反映了这种需求。如果我们以为冠以“一带一路”的语言研究都是赶时髦，那就把语言学理解得太狭隘了，更不是一个有担当的语言学者所应抱持的态度。语言既然是一种特殊的社会现象，它就永远不可能脱离社会而存在。这个基本的命题应当成为语言学者的座右铭。2017年1月25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发布了《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这个纲领性文件，对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者提出了国家层面的需求和问题，是一个新的机遇和挑战。文件明确指出“保护方言文化”是其中的一项工程。对于语言学工作者来说，要思考、解决的问题很多。比如，如何定义“方言文化”？方言文化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定位是什么？日本“民俗学之父”柳田国男通过对民俗的深入调查，发现了深藏在民间的“日本精神”。在我们看来，蕴藏在广大老百姓中的方言文化，正是中华传统文化的根脉和基底，其中文化是内涵，方言是载体。它们同历代典籍所记载、传承下来的精英文化是互相辉映、相得益彰的关系，同样应当受到重视。在“保护方言文化”的同时，必须认识到，“推广、普及普通话”是国家语言政策的基本方向，是国家语言文字工作的“主旋律”，这一点丝毫不可动摇。那么，“保护方言文化”与推广普通话之间是什么关系？两者之间如何达到一种平衡，并在此基础上建设和谐的语言生活，使方言及方言文化能够继续发挥它作为社会文化基础的作用，成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比如，学校能否开设方言课？哪个层级的学校适合开设方言课？方言课的定位是什么？内容是什么？乡土教材能否用方言来编写？传统媒体如电视、广播中，能否增加方言节目？可以上哪一类节目？再如，语言文化博物馆建设的理论与实践，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发展有极大关系，目前已经有广西贺州学院等高校进行了初步的实践，许多高校都在做这方面的准备。我们认为，在语言文化博物馆建设之前，不仅要对理论上的必要性和实践中的可行性加以论证，还要对其规模、内容、形式、技术等加以考察，不能盲目上马。这些理论性、应用性很强的问题，都是需要深入思考、阐述的。目前，这方面的研究还太薄弱。所以，要科学地保护方言文化，就要加强对各种方言民俗现象的调查、记录，仔细地研究。不能一概指斥为封建迷信，也不能一味地照单全收。将文化和方言的记录有机结合起来，进一步开发语言文化资源，要思考如何结合，如何开发。国家层面对语言研究的需求，还可以语保工程同语言文化研究的关系为例。2015年，国家开始实施“中国语言资源保护工程”，2019年工程第一期顺利收官。作为一项国家工程，尽管前期已经做了充分的准备和论证，但具体实施起来以后，从工程的管理、程序、标准、规范等宏观层面，到调查成果的格式、用字、技术处理等微观层面，都有许多问题要解决，如语言资源保护的内容、途径，语言资源保护和推广普通话的关系，濒危语言保护与一般方言保护的不同目标和策略，方言文化保护与一般方言调查的区别，工程实施和工程管理的要求等。随着工程第1期的结束，分省的《中国语言资源集》开始编纂，需要研究和解决的问题会越来越多。理论上，如《中国语言资源集》的学术定位和文化定位：是单纯作为语言资源的记录、保存手段，还是在保存的同时，具有宣传、普及方言文化的作用？是阳春白雪还是下里巴人？还是介于阳春白雪与下里巴人之间？我们认为应当介于两者之间。可以肯定的是，它一定不是下里巴人。《中国语言资源集》应当具有语言、文化的科学性、准确性和丰富性。应当是一套有厚度、有温度的书。在编写实践中，会存在方言用字问题，连读变调与轻声的描写和标注问题，词汇对照表中词语的注释问题，有些语法例句过于生硬，是不是可以考虑作注，指出调查人有把握的另一种说法，或其他说法，等等。以上这些问题，都是在《中国语言资源集》的编写中必须解决的问题。这些问题一方面要在实践中研究解决，另一方面需要在理论上、方法上深入思考，用理论研究的成果指导实践。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2019—2020年度课题指南中，推荐了“方言文化保护、传承的理论与实践研究”“方言文化保护与推广普通话关系研究”“濒危汉语方言调查与研究”“语言资源的开发应用研究”“我国少数民族语言资源深度保护与开发研究”“中国民族语言的方言资源智能化保护与开发研究”等选题，充分表明国家层面对解决上述问题的强烈需求。语言研究与扶贫工作关系甚密。2016年在“第五届反贫困与儿童发展国际研讨会”上，与会专家一致认为：贫困导致儿童早期发展受阻，并形成贫困代际传递的生理基础和社会适应能力短板。贫困对居民，尤其是儿童语言能力的发展具有很大的影响。2019年10月15—16日，“中国语言扶贫与人类减贫事业论坛”在北京召开。政府相关部门代表、专家学者、语言扶贫一线工作者、相关企业代表，围绕语言扶贫的理论和实践问题深入研讨，达成广泛共识，最后发出《语言扶贫宣言》。贫困地区的儿童在语言发展方面遇到的是多重问题：缺少合格的老师，普通话的推广缺少经费、师资、动力，外语教育更是望洋兴叹，导致知识面严重狭窄，知识水平和语言能力难以达到同期儿童的水平。留守儿童遇到的语言问题更为严重：由于缺乏与父母的正常语言交流，导致交流思想、表达情感、处理人际关系的能力下降。以上种种因素导致贫困儿童语言能力偏弱，社会适应能力较差。在精准扶贫的工作中，教育、语言工作者的介入非常重要，加强贫困地区推广普通话的力度，加强对贫困地区儿童口语能力、书面语能力的测试和评估，并通过研究，找到对这些儿童加强语言训练、提高其语言能力的途径，在实践中不断提升效果，是语言学者义不容辞的责任。我们可以从微观的角度，考察一个贫困县、乡的儿童语言能力发展现状，发展中遇到的主要问题及其对策，如何将信息技术运用到语言扶贫的工作中来等等，提出实践性很强的解决方案。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2019年度“农村留守家庭语言问题调查与语言服务研究”“脱贫攻坚背景下的语言与贫困关系研究”“流动人口或移民对我国语言格局影响的调查与研究”“不同群体的语言状况调查与研究”等，都是具有战略眼光的举措，对相关研究将起到重要的促进作用。以上种种问题，正如李宇明所指出的：“中国语言资源丰富，语言需求多样，语言问题叠加，语言矛盾复杂，这种语言国情也决定了中国语言学发展有得天独厚的条件，要研究和解决的语言生活中的‘真问题’也异常复杂和迫切”。问题导向的第二个方面，是指善于发现和解决语言研究中的重大问题和存在争议的问题。语言学科的重大发展，有关语言问题的重大课题的实施，会伴随着许多需要解决的问题。而学术大家是学科发展的引领者，他们对这些问题的阐述和回答，又会牵引出许多相关问题。比如，为了《中国语言地图集》的编纂，李荣发表了多篇关于汉语方言分区、官话方言分区的论文。这些论文是为了配合《中国语言地图集》对于汉语方言的划分，从理论上阐述如何划分，划分的标准是什么，怎样给方言命名，命名的原则是什么，等等。如有关晋语、徽语、平话的独立，关于官话方言分为七区，李荣都通过自己的研究和阐述，首先解决理论和原则问题，为地图集鸣锣开道。随着李荣先生这几篇重要论文的发表，以及《中国语言地图集》的出版，相继发表了一大批相关的论文。对新的方言分区（特别是晋语、徽语、平话能否独立）有支持的，有反对的，其目的都是要解决一个问题：如何更加科学地为方言分区。不论是支持、反对，还是补充、修正，都必须用语言事实来说话要“摆事实，讲道理”。所以这番讨论大大地促进了方言调查和研究：新的方言事实不断涌现，方言学理论建设速度加快，方言学科由冷门变成热门。《中国语言地图集》的编纂出版及相关研究，是方言学研究坚持问题导向的集中体现，深刻影响了汉语方言学的发展。“摆事实，讲道理”也成为方言学界的一种浓厚的风气。学术大家高瞻远瞩，目光敏锐，能够洞见学术发展的方向和趋势，因此在学术研究中发挥着重要的引领作用。他们的研究以及在研究中提出的新理论、新观点，思考和解决问题的新视角、新方法，可能昭示着语言研究的发展方向，值得高度关注。比如，邢福义先后提出“大三角”“小三角”理论，“复句三分”理论，“句管控”理论和“小句中枢说”，对现代汉语语法研究具有引领作用，其中有些重要的理论和概念，已经成为语法研究的基本理念和范式。学术大家对具体问题的研究，往往会提出语言研究领域中的一些重要问题，从而引发众多学者的关注和热烈讨论，引导语言研究的方向。比如，朱德熙在上世纪80年代后力倡方言语法研究，并且身体力行。1985年发表《汉语方言里的两种反复问句》，就引起了极为强烈的反响，反复问句成为语言学界关注的焦点问题，相继发表数十篇论文，有赞同的，有反对的，有补充各种相关事实的，形成一场关于反复问句的大讨论。朱先生1991年又发表《“V－neg－VO”与“VO－neg－V”两种反复问句在汉语方言里的分布》，进一步深化了有关的研究。那时候参与讨论的学者，问题导向都是比较明显的。如果一位方言语法研究者，对这类引起热烈讨论的现象不闻不问，仍然四平八稳地“走自己的路”，问题意识就太淡薄了。 李荣在讨论官话方言分区的时候，将陕西延安、延长、甘泉方言划到晋语区。但《中国语言地图集》却将这3个县的方言划归中原官话秦陇片，根据是它们没有入声。陕北晋语学者刘育林、张崇都反对这样划分。刘育林曾经发表文章，举例说明这3个方言口语中存在入声。但这些反对的意见不够系统，说服力不强。我们认为，问题的症结既然是入声的有无，那就应当从入声字入手，系统地加以解决。于是以《方言调查字表》为基础，用其中的入声字组成几百条常用词，编制了《入声字词语调查表》，对甘泉、延长方言进行了调查。调查显示，这两个方言的口语中，还有40多个深臻曾梗通摄字读成（说成）入声。调查完成后发表《陕北甘泉、延长方言入声字读音研究》一文，系统地阐述了甘泉、延长及延安方言的归属问题，并进一步讨论了陕北方言入声字的演变路径。《中国语言地图集》（第2版）采纳了这个观点，将甘泉、延长、延安方言划归晋语志延片，这3个方言的归属问题，终于尘埃落定。后来，高峰注意到延川话与清涧等吕梁片方言更为接近，具有更多的共同点，主张延川话应当归属晋语吕梁片。她的考察将陕北南部过渡地区方言的归属问题解决得更加妥帖。几代陕北晋语学者通过自己的调查研究，解决了晋语和中原官话的划界中一个比较棘手的问题，这些研究都是问题导向的体现。语言研究的目标只有一个，那就是解决语言问题。这里涉及的具体内容很多，在操作层面，如项目选题的设计，课题申报书的论证，论文的构思与写作等。这里要着重阐述两点：一是迎难而上，解决语言研究中遇到的重要的疑难问题；二是持续关注一个重要的语言学问题，不断地拓展和深化研究，寻求较为彻底的解决方案。这些都是在研究启动后和进行中问题导向的体现。学术研究中经常会遇到一些疑难问题，考察起来有一定的难度，不可能一次性解决。有的人遇到这类问题只是泛泛而谈，采取绕着走的回避态度。其实，这种现象背后往往隐藏着重大的理论问题，在理论和方法上具有重要意义，回避它们不如迎难而上，由浅入深，逐步解决。比如，多年来，连读变调问题一直困扰着西北方言学界。笔者曾联系西北官话、西南官话、吴语、晋语等的有关情况，提出“重轻式语音词的调位中和”的概念来解决这一问题。但真正使我们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和症结所在，产生进一步解决连调问题的强烈欲望，还是方言调查实践。近年来，笔者主要调查西北方言。每次带领学生外出调查，在归纳音系时，都要与他们一起分析连读变调，在分析的过程中逐渐找到了问题的症结。西北方言连调分析中普遍存在的困难是，单字调严重合并，一个单字调往往对应多个变调值，有的达到七八种变调；同时，一种两字组合往往有多种连调式。如果仅仅以单字调及其组合为出发点，就容易摸不着头脑，理不清规则。我们发现其中最核心的问题是方言中既有纯语音条件的组合变调型的连调式，又有以词汇、语法为条件的模式化程度很高的连调式，后者属于词汇、语法层面，在语音层面上难以得到合理的解决。在分析实践中，我们以动宾结构为一极，以重叠式名词和带“子、儿”等后缀的词为另一极，用来区分以语音组合为条件的连调式与以词汇、语法为条件的连调式，并发现后者大都是一些固定的“词调”。研究证明，在西北方言中词调问题非常突出，应当突破过去在语音层面描写分析连读变调的框架，在语音与词汇、语法相结合的关系中处理西北方言的连调问题。于是就开始进一步思考如何在理论和实践层面解决这一问题，在《论西北方言的词调及其与单字调、连读调的关系》一文中，阐述了“词调”的概念，论证了它与单字调、语音层面的“连读调”的关系。词调的概念提出以后，又发现必须将它和语法形态结合起来观察，于是又写了《再论词调———从词汇、语法层面透视汉语的连调问题》。晋语和西北方言中有的单字调对连调式有控制作用，同时往往不受其他调控制，是“强势调”；有的对连调式没有控制作用，反而容易被其他调所控制，是“弱势调”，笔者最近又在思考这个问题。词调研究还要进行语音实验研究，还需要考察这种现象同语言接触的关系。词调是语音与词汇、语法的接口，因此需要对某些方言的词汇进行穷尽性调查，在一份大词表的基础上，观察哪些词汇、语法成分读词调，以此来观察词调与语法化、词汇化的相关性，将词调研究切实地与词汇、语法研究结合起来，扩大其理论影响，提升其理论价值和普适性。可以说，词调问题还需要调查、考察许多具体问题，才能最终得到解决。解决了这个疑难问题，就攻克了西北方言研究中的一个重要堡垒，其意义是不言而喻的。问题导向在语言研究中的表现，包括在研究过程中持续关注某一问题，以达到认识的拓展、提高和深化。对一个复杂语言问题的研究，很难做到毕其功于一役。随着语言事实与文献材料的不断涌现，随着语言理论与研究方法的不断创新，尤其是经过学术界的争鸣，研究者可能发现早期的结论还存在修正和补充的空间，还可以进一步深化。具有鲜明的问题导向的学者，通常会持续地思考有关问题，在条件成熟时做更深入的考察。在这方面，朱德熙先生对“的”的考察和江蓝生先生对“们、麽”来源于“物”的考察，提供了两个经典的案例。朱德熙关于“的”的研究，是将一个问题的研究不断拓展的范例。20世纪60年代，朱德熙在《说“的”》一文中，根据分布把北京话的“的”归纳为“的1”“的２”“的３”，其中“的１”是副词后缀，“的２”是状态形容词后缀，“的３”是名词化标记。到1980年，朱先生在《北京话、广州话、文水话和福州话里的“的”字》中又进一步考察了它们在几个方言中的表现，发现大部分南方方言、一部分晋语方言中“的２”和“的３”的读音不同。“这篇文章的目的是想说明方言事实也支持我们对北京话‘的’字所做的分析，可是只举了广州、文水、福州三种方言为例，概括的面不够广。”直到逝世前，朱先生还在思考这个问题。“此文发表以后，我们关于方言‘的’字的研究搁置了很长时间，一直到一九八九年才重新捡起这项工作。……这一次我们的目的是考察方言里状态形容词名词化的情况，特别是要了解定语位置上的状态形容词必须名词化的现象在方言里分布的面有多广，所以选择的方言点必须是‘的２’和‘的３’不同音的，而且合在一起能够覆盖尽可能多的大方言区”。在这篇文章中，朱先生一共举了10个方言的例子，同时从汉语史的角度观察状态形容词名词化的问题，发现状态形容词作定语时要名词化，在近代汉语文献中已经有所表现了。谈到“的”字的研究经历，朱先生深有感触地说：一九八Ｏ年写《北京话、广州话、文水话和福州话里的“的”》，主要是想说明方言事实也支持《说“的”》的分析。其实这篇文章里更重要的一点是发现了方言里状态形容词修饰名词的时候要名词化的事实。不过当时对这件事的认识不够，特别是没有想到应该回头去考察历史，看看这个现象在文献里是否有所反映。当时没有想到这一点，就跟写《说“的”》的时候没有想到应该要考察方言完全一样。就这样这个问题一下子又搁置了十年。一直到一九八九年重新捡起这项工作的时候才去查考历史。结果发现历史事实跟方言情况完全一致，状态形容词作定语的时候也必须名词化。在对方言和历史都有了一定认识的基础上再来看北京话，不但纠正了过去分析中的错误，而且一些原来不知道该怎么解释的现象大都得到了合理的解释。……‘的’字研究进展之缓慢，自然跟工作不够勤奋，时间抓得不紧有关，可是更重要的恐怕是因为长期以来对方言语法研究、历史语法研究和标准语语法研究三者之间的密切联系缺乏清醒的认识。几十年持续地对一个问题加以关注和考察，不断拓展思路和视野，将共同语、方言、汉语史结合起来加以考察，是朱德熙先生“的”字研究的历程和经验留给我们的一份宝贵的学术遗产。江蓝生对“们、么”同源于“物”的考察，则是将一个问题的研究不断深化的典范。江蓝生《说“麽”与“们”同源》论证了“什么”的“么”（包括“这／那么”的“么”）与复数词尾“们”都源于古汉语表示类别的实词“物”。“该文先从语义的相宜性方面说明‘物’表示复数的可能性。……从实词‘物’虚化为复数词尾是词义本身引申的结果，即意义为‘等类、色样’的‘物’用在指人名词、人称代词之后，表示某一类人（跟“侪、等、辈、曹、属”一样），进而虚化为复数词尾。接着，该文从文白异读的角度，以某些现代方言为佐证，解释了唐代以来的复数词尾标记‘弭’与‘每’、‘每’与‘们’的音变关系。”文章的结论引起不小的争议，江先生本人也认为“这篇文章论证不够充分”，因而在23年以后，又补充了大量语料，对这篇文章的核心论点“们”来源于“物”进行论证。前文的重点是“么、们”同源于“物”，后文的重点是“唐代以来文献中的复数词尾标记‘弭、伟、每、懑、门、们’的语源都是‘物’。”内容更加集中，方法上也有一些变化，主要是“从语音演变的角度论证这些读音不同的复数词尾标记之间不是连续式音变的关系，而是不同演变路径的同源音类的叠置。”论文不仅运用了大量新的文献材料和方言材料作为证据，而且利用了江西福安话、现代晋语和西北方言中的例证，作为“们”等来源于“物”的直接证据。该文的音韵论证更加缜密，文献材料和方言语料的使用恰如其分，在理论和方法上新见迭出，因而逻辑力量很强，使“们”等复数词尾来源于“物”的结论成为不刊之论，大大深化了学术界对这个问题的认识。“问题导向”体现了人文社会科学家的使命感和学术敏感性。对于语言研究者个体来说，坚持问题导向就是自觉地将个人的研究与社会需求、与学科的发展紧密地关联起来，关注日新月异的社会变化中出现的层出不穷的语言问题，一切研究以解决问题为旨归，使自己的研究不是纸上谈兵或自娱自乐，而是具有更加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为社会发展和学术进步做出贡献。
部分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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