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丰县事件想起肖志军

此次丰县事件让我想起十多年前发生在北京的“丈夫不签字致孕妇死亡案”，让我感慨最多的仍然是城乡隔膜，转发一下当时写过的两篇评论。希望回头能抽空针对丰县也写几句。

一、隔膜如此可怕，让表达善意也成为不可能

11月21日下午发生在北京的那起悲剧相信很多人已经知道了。一名叫肖志军的湖南衡阳男子，其妻因为难产生命垂危，医院决定免费接其入院治疗，但不管怎么劝说，肖志军就是拒绝在剖腹产手术单上签字。僵持三个小时之后，其妻不治身亡。

肖志军与他死去的妻子

悲剧发生，人们自然要追究责任:或责难肖某愚昧无知，或责难医院没有变通。这种心理可以理解，但是从网上提供的视频看，肖某的悲怆之情显然不是伪饰，责备他又于心何忍？对医院方面来说，已经做了相当多的工作，扪心自问，倘若换作是我，未必能比他们做得更好。追究肖某或医院的责任更像是惯性思维而解释乏力。或者说，我们只要追究了责任，不管是这个男人，还是医院，我们就可以说:看，都是这个孙子干的！我们愤怒了，显示了自己的道德感后，晚上就可以睡个好觉了。

在我看来，事情的关键并不在此，而是我们几乎无法理解肖某为什么会做出如此匪夷所思的选择。没钱？医院不是说免费吗？不是还有人说只要签字就给他1万元吗？他为什么不相信？他不签字，医院就不能做手术，这样的常识他都没有吗？他不相信别人说的话，别人也听不懂他说的话，这就是发生在那生死攸关的三个小时的全部。劝解者的逻辑我们都很认同，但没有人能进入肖志军的情形，于是说服他签字就成了不可能的任务——视频中，他似乎身处在另外一个世界。如果是我们在现场，我们该如何劝他？恐怕很多人都会有无力感。这一切完全超出了我们的理解范围(所以医院会找来神经科大夫，不过，“其精神毫无异常”)，这对我们的挑战是如此之大，以至于我们常常选择回避它。一个最简单粗暴的解释是他“愚昧无知”，但这不是答案。试想，一个农村人，来到城市，失去了妻子和孩子，背上“愚昧无知”的标签，留下一个荒唐的悲剧，让人情何以堪！

两年前，同为衡阳人的李绍为“千里背尸”，我们说他“愚昧无知”。再近一点，郭云、小任湘事件同样让我们难以索解。如果说一件事完全超出了我们的理解能力，那只是因为我们了解得不够多。回想21日下午那三个小时，我相信肖志军身边的人都是好人。但是就是这么一群好人，长达三个小时，竟然无法说服一个妻子危在旦夕的丈夫签字:两边都焦急万分，却无法沟通。因为其实他们不仅仅是在说服一个人，更需要了解肖志军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要了解一个人三个小时就太短了。而在平时，我们并不知晓像肖志军这样的人是如何生活的，也不了解他们的行为逻辑，所以才会在这人命关天的一刻束手无策。这种隔膜是如此可怕，以至于让表达善意也成为不可能。其实像肖志军一样的人并非少数，我从我的父亲身上就能看到肖的影子。我的朋友如是评说:“我们这个社会，城乡之间和阶层之间的割断与隔膜，已经远远超出了《通天塔》里刻画的沙漠深处的摩洛哥和现代化的东京。”

媒体的价值正在于此，我们需要媒体提供更多的信息。我想知道:肖志军具体在湖南衡阳哪里？他的家乡是怎样的？他的童年、少年和青年是怎么度过的？他和妻子怎么认识的？他们为什么会离开家乡来到这个之前只在电视中看到过的首都北京？在北京他经历了什么？他34岁了，他在2007年11月21日下午做出了一个匪夷所思的选择，我想这需要在他这34年生涯中去寻找答案。我还想知道他妻子的信息。她才22岁，之前经历过什么？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她就这么走了，她让我们很难过。她的父母的生活是怎样的？父母知道女儿离去的消息吗？在他和她的身边，还有多少和他们一样的人？

因为，也许只有我们有了足够的了解，我们才知道怎样去劝解2007年11月21日下午北京朝阳医院西区医院那个因固执而失去妻子和孩子的男人。

二、肖志军、盲山、旅游者与流浪者

这几天，关于“孕妇之死”的报道和评论已经很多了，大多集中在对手术签字制度的拷问。在我看来，这是方向性的错误，法律话语在这件事上是无力的，它只会遮蔽掉更多深层原因。我仍然坚持我几天前的看法，该事件体现的是社会的分化，以及由此而产生的隔膜。我们应该通过深入了解肖志军和李丽云之前的遭遇，从中发现问题、寻找答案。不过为什么有这么多人迷恋于签字制度、法律、公民权利与责任这套话语，其社会心理值得细细探究。

在相当多的报道中，肖志军被刻画成为一个愚昧、无知、自私，甚至是“偏执型人格障碍”的人，因为只有这样，手术签字制度才会成为关键问题——分析一个“精神病”有什么意义呢？但如我之前所说，不理解是因为不了解。实际上肖志军的种种行为完全可以理解，比如他相信算命先生的话，认为自己以后会当官，这在我们读过的通俗历史演义当中不是很常见吗？再比如他花钱跑官要官，这说明他对当下社会权力分配的现实有很准确的判断，只不过手段低级罢了。他一条道走到黑，我们视为“偏执”；然而我们都听说过一句话叫“只有偏执狂才会成功”——比如李彦宏做百度。从性格上来说，肖志军真的和李彦宏有那么大区别吗？只不过李彦宏的知识来自硅谷，肖志军的知识来自孔孟之学，来自易经，他们的知识谱系完全不同而已。为什么要把他视为“精神病”，真实的原因并不是他的想法太过离奇，离奇到了我们都不能理解，而是他的想法不符合我们所谓的“文明”的种种概念——福柯在《疯癫与文明》中说的已经很明白了。

同样生活在一座城市里，你可以清楚地分辨出两个群体：一个群体很适应城市生活，不论是装扮还是语言，都很得体，比如写字楼的白领；而另外一个群体则明显格格不入，比如农民工。这两个群体各行其是，完全没有共同语言。这让我想起了社会学家齐格蒙特.鲍曼提出的两个概念：旅游者和流浪者。他认为在现代社会，人们都在流动，但是同样是流动，可以分为流浪者和旅游者两个群体。旅游者流动是因为发现这个世界充满了无数有趣的东西，而流浪者流动是因为为了生存而别无选择。“旅游者一路绿灯放行，流浪者一路红灯止步。” 比如我们看到的白领和农民工就分别对应旅游者和流浪者。在鲍曼看来，旅游者和流浪者的对立是后现代社会的首要分离。在这两个群体之间，因为生活经历的迥异，他们即使相遇也无法交流，正如维特根斯坦所言，“假如狮子能开口说话，我们也听不懂它们。”

从“用途”的角度出发，流浪者是“无用的”，请恕再引用一段鲍曼的话，因为这些话简直就是为肖志军所说：“因为他们（流浪者）毫无用处，所以他们也是多余人。由于是多余人，他们自然成了羞辱的对象和替罪羊。可他们的罪行无非是希望成为旅游者，只不过他们没有能耐像旅游者那么遂心如愿罢了。”“没有流浪者的世界是旅游者社会的乌托邦。旅游者社会中的大部分政治——如迷恋于“法律和秩序”，把贫困作为犯法，等等——都可以解释为坚持不懈地冲破重重困难，把现实社会提升到乌托邦的水平。”所以，把肖志军污名化，把问题聚焦于手术签字制度，原因很简单，我们只愿意看到一个世界：“文明”的世界。而不愿意承认还有另外一个世界。

这两个群体对这个世界、对这个世界的弊端、对医治弊端的方法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认识。所以在我看来，手术签字制度的修修补补根本无关紧要。“文明世界”的法律、道德，在另外一个世界是失效的。比如对电影《盲山》中的村民来说，遵守法律即意味着终身不娶，意味着断子绝孙，那试问法律对他们来说又有何用？大人君子们倘若身处那样的环境，恐怕不会跟那些村民有根本区别。当然，你可以说法律至上，哪怕他们终身不娶，哪怕他们断子绝孙——不过，试问文明何在？（当然，我不是说他们的行为很对，只不过他们也是牺牲品。不要以为这个社会不欠他们——延续多年“剪刀差”，以及财政分配严重倾向于城市，这都是这个社会欠他们的。，哪怕是权利至上的诺奇克也讲矫正正义吧。）所以，根本的解决之道并不在此。管仲说“仓廪实而知礼节”，孔子也说“富之”而后“教之”，道理并不复杂，只不过我们常常无视这一点。

回到“孕妇之死”，我们也必须通过追寻肖志军、李丽云的生活经历，发现更多的问题。比如前天《南方都市报》报道中提到的居委会驱赶肖志军、李丽云，救助站不予救助，这些才是问题关键。而我相信在继续追寻的过程中会发现更多的问题。要知道其实我们都处在“完美的旅游者”和“无计可施的流浪者”两者之间的某个位置，我们属于一个命运共同体，我们的命运密不可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