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题我两年前就想写了，中间也好几次说想写，但一直没写。最新的由头是前几天山东台吕台长那句“不做跨省的舆论监督”，“不看别人的笑话”，以及河南南阳火灾13学生遇难，张丰兄说“河南媒体不去采访，不去监督”，“连消防部门的通报都不发”。所以，我想还是写一下新闻的“通报时代”。我的私心是希望以后还会有人提这个词，然后说是我提出来的，可惜我的勤奋和勇气与我的虚荣心完全不匹配。为什么我很看重“通报时代”这个词？因为它有很强的符号意义，如果要写这几年新闻空间越来越窄憋的现实，相信我，不会有比这更合适的抓手。围绕“通报”，写个几万字的论文，绝对精彩，在此特别推荐学界的朋友写一篇，我草草说几句，就当抛砖引玉。一、从丰县到上海我是有条件写这个的，过去六七年我一直在做突发新闻报道。最早提“通报时代”是2022年2月丰县事件，那时感触很深，虽然在此之前迹象已经非常明显了。以前不管怎样，媒体多少会有一点报道的，但到了丰县事件，媒体自主报道完全绝迹。就社会新闻而言，丰县事件是非常大的新闻：举国关注，只要上网几乎没有人不知道的；持续时间特别长，将近一个月（以目前的热点更迭速度，能持续一周已是大新闻）。然而这个量级的新闻，媒体几乎完全缺位，在此之前这是不可想象的事情。每一天大家都在“等通报”。所有人都在网上说，“赶紧发通报啊”，我们对这个事情有哪些哪些疑问。然后一直没有媒体报道，媒体也在“等通报”（说明一下，不是记者不想报道）。所谓“通报时代”，就是“所有人都在等通报”，“没有新闻，只有通报”。最后被逼无奈，民众只能自发去做调查，有人被按住，有人虽然发出来了但很快被删除。官方前后大概发了五次通报，从丰县到徐州再到江苏省，但每一次通报均引发了更多的质疑。没有媒体报道，单凭官方通报完全不能取信于人。直到最后，才有新华社和央视的报道，试图盖棺定论，但内容只是对最后一次通报的照本宣科，已经没有人信了。实际上，我个人大体相信最后一次的通报内容，它符合我的农村生活经验，但我更能理解公众的不相信。丰县事件是一个典型案例，它具备了“通报时代“的所有特征：媒体报道的完全缺位，其他信息渠道的消声，官方通报成为唯一信源但无效。时至今日，丰县事件仍是不解之谜。另外一件事是两个月之后的上海yq，体量更大。在我心目中，那是2022年最大的新闻，没有之一；就我的新闻从业生涯而言，堪比08年的汶川地震。它对中国的影响极其深远，甚至可视为一个转折点，从很多方面都可以做如是观。同样，在漫长的三个月里，大家每天都在等上海卫健委的新闻发布会，像样的媒体原创报道，极其罕见。过去媒体发达的时候，上海那段时间的媒体原创报道，10万篇不夸张吧？全国几百家媒体，平均下来每天一篇原创报道，三个月也有10万篇了。对比一下08年汶川地震，稍微像样的报纸，每天何止一篇，动辄几个版，电视台更是全天播报。有心人可以统计一下，上海期间，全国媒体的原创报道（不算通报和转载）有多少篇？恐怕连1万篇都没有。此处需要学界发力，做一下量化数据分析。上海清晰让我们看到了“通报时代”的后果，媒体不要说做瞭望者了，它连已经发生的错误都无法呈现，遑论纠正。就此可以宣告中国新闻彻底进入了“通报时代”。此后很多新闻事件，都在呈现这一特征。比如，贵州大巴侧翻致27人死亡，媒体只能照抄蓝底白字的几十字通报，能多写一句“据悉事故车辆为yq隔离转运车”，已是千中无一的良心媒体。再比如北京长峰医院火灾，在官方通报出来之前，网上几乎看不到一张现场照片和视频，简直创造了现代社会的奇迹。二、“通报时代”的内容生产和传播先说内容生产。以前的记者恐怕无法想象，在今天，“等通报”对于新闻生产有多重要。这么说吧，稍微有点敏感的新闻事件，如果没有官方通报，一律不报。所以经常会听到领导问记者：“有通报吗？”“没有啊，没有先等等。”再积极一点的，“哎，让他们赶紧发个通报啊。”我有个前同事，搞了公号，名字有点黑色幽默，就叫“请以通报为准”。以前当然不是这样的，大概三四年前，这种情况还不多见，有通报当然好，没有通报，内部检查确认事实无误，也就发了。但到过去两三年，可以用两个词来形容：极其高频，极少例外。原因很简单，“通报”就是官方背书，是护身符。万一有事，可以拿出来做挡箭牌，否则背不起这个责任。从外在表现形式看，现在相当大一部分媒体报道，都是“抄通报”，甚至一字不改，一字不加。问题在于，如果媒体都要等官方通报出来，那媒体算什么呢？不说别的，单说时效性，你还比官方通报慢，有什么价值呢？我之前说，如果说以前新闻市场规模价值100块钱，现在只值10块钱，就是这个意思。即便行业里最牛的财新，也不能不拿官方通报作为挡箭牌。比如前些天疯传的那篇《嫌疑人srz之死》，也要等到一审宣判结果出来之后才能刊发。简单复盘一下：事情是2018年9月底发生的，中间有多个事件节点，包括三次尸检，嫌疑人被立案侦查，检察院提起公诉等等，正常情况下，这应该是一个连续追踪报道的题材，但要一直等到2023年11月一审宣判才能发出来，已时隔了五年之久。此处可以把判决书理解为官方通报的一种，是权威性更强但时效性几乎没有的通报。再简单说几句受众。我已经很久不上微博了，但大致还有些印象。虽然业界还保留着对财新、澎湃、新京报这些媒体的尊重，但在微博，都是“谣媒”。何谓“谣媒”？跟官方通报不一致的，即为“谣媒”。经常可以听到的是“让子弹飞一会儿”，“不要急，等通报”。在“等通报”的过程，受众逐渐形成了消费习惯，消费习惯再塑造价值观——在相当一部分受众眼里，“通报”即为事实。最大的赢家是政务号：各类“XX发布”“XX平安”成为超级大号，比很多媒体的粉丝还多，也就是说，今天很多人获知信息，不是来自媒体，而是来自官方。有心人如果统计一下政务号的发展趋势，与媒体的影响力进行对比，很可能正好呈现一条交叉的曲线。如果要写“通报时代”，这是一个值得大书特书的章节：官方通报怎样一步一步成为一个份量越来越重的信息渠道？比如说，微博头条抖音快手这样的平台，是如何扶持这些政务号的？GR（政府关系）在这类公司中是如何运作的？背后的原因并不复杂，正如媒体会拿官方通报背书一样，政务号也是平台生存至关重要的一个工具。所以“通报时代”是一个各方共谋的结果，但背后都指向了一个源头。也许有人会说：信官方难道有错吗？如果官方的透明度越来越高，信息越来越多，它替代媒体有什么问题呢？这里提两件事：一个是去年3月新修订的《国务院工作规则》，关于政务公开的第六章被整章删除；另外一个是裁判文书网，虽然保留下来，但大缩水已是必然，以后想看到srz案这样的判决书，恐怕难了。所以，所谓“通报时代”，就是一个公权大幅扩张，媒体同步萎缩的过程。说回山东台吕台长那句话。他当然该骂，但不能只骂他，那也是捏软柿子。在我看来，山东台还算好的，过去这些年，除了上海台和山东台，大部分地方台早就不做新闻了，也就吕台长，还会在同行面前说不做跨省舆论监督——拜托，在同行眼里，这还算议题吗？以及南阳火灾，河南媒体连消防通报都不发，看来中国新闻不仅进入“通报时代”，现在还要进入“不通报时代”了。用张丰兄的话说，“估计权力也会惊诧甚至失望：也不给我一个机会来禁止？”“通报时代”是媒体人的悲哀，但我不想传递悲观。越是这种时候，还在坚持报道真新闻的媒体和媒体人就越是可贵，比如这次南阳火灾，除了财新，其他媒体也在跟进，三联/南周/中青/都有报道。除了媒体，还有个人，比如前面提到的张丰，基本上每天一篇——写到这里，我去看了一下他的公号，一分钟前又发了一篇：《记住13个孩子死去的样子》。还有之前提到过的褚朝新、宋志标、余少镭，“越秀山边”和北青“深一度”。这里再给大家推荐一个公号：“鸡蛋bot”，我愿意称它为最好的新闻自媒体，一个很年轻的年轻人写的，特别棒。人生了这张嘴，不仅仅要吃饭，更要说话。少看通报多说话，与诸位共勉。相关文章：《我为什么不唱衰新闻》《新闻本应是世界最好的专业》《吕台长说的是“笑话”还是“真话”》

答案是：no。到加拿大有三个月了，这是一个时不时就要从脑子里冒出来的题目，我觉得我可以写也应该写一下了。以前我也想过，出去了就不要跟华人混在一起了。老实说，对于国人，无论公德私德，我是不太满意的，尤其是三观，恐怕我跟绝大多数中国人都不一致——虽然在小圈子里，大部分人三观一致，但我们这拨人在中国人里绝对是少数。所以，如果出去还混华人圈，那我还不如不出国好了。我相信，在我身边，包括这个公号的读者（不多，还不到四千人），有很多人都抱有类似的想法。就我这几个月的体验所得：这个想法不对。我可以确定一定以及肯定的说：我碰到的华人，没有一个坑过我；事实正好相反，有好多人帮过我，我非常感激。我接触的华人，主要是三个圈子。一个是微信群，准备来这边的时候，就加了一个多伦多的陪读生活群，无论事情大小，我都在群里问，从大的签证租房入学到小的超市购物下水道堵塞，啥都问。然后总是能得到答案，有时候看到群里几十条回复，一路拉下来，你要说没有一点感动是不可能的。现在混的时间长了，也都混熟了，他们都叫我“老彭”了。前不久群友还新拉了一个英语口语群，我一开始很积极，现在又懈怠了，真是惭愧。还有一个圈子是邻居群，最开始认识的邻居是前面微信群的群友，她把我拉到邻居群的。我住的公寓里有十多户中国人，大多数是过来陪孩子读书的家长。刚搬进公寓，我住三楼，外面是一个平台，可以烧烤，我看到有一群中国人在烧烤，群里问了一下，就翻过栏杆去一起吃喝了。邻居帮我的忙就很难数得清了。一开始没车，开车带我去Costco购物，是一个邻居；后面考了驾照，买车验车，包括装行车记录仪，是另外一个在修车行工作的邻居帮我；英语一塌糊涂，去学校沟通一些事情，也是找英语好的邻居跟我一起去；时不时收到邻居的投喂，有烧卖烤鱼等等……大家相处得很融洽，邻居是我现在主要的线下生活圈子，刚刚才和两位邻居一起去跑步回来。再有一个是同学群。我住所附近有个教堂，象征性交40加币，一周可以学两次英语，每次俩小时，讲语法和圣经故事，课间还有免费的咖啡喝——没错，一环扣一环，教堂英语是邻居带我去的。这里绝大多数是华人，除了大陆，也有台湾香港的，我们班大概二十人，只有一个伊朗的同学，其他都是华人。同学气氛特别好，大家都很友善热情，怎么说呢？是老师点名读课文，同桌会提醒你读到哪一段的那种。昨天教堂组织了圣诞庆祝活动，每人带一份食物，每班准备一个节目，整个过程非常热闹温馨，午餐吃了各式各样的菜，还第一次上台唱了歌（我五音不全，在国内从来不去KTV)，非常美妙的体验。我现在一周可以去三次教堂学英语，还有一处教堂完全免费，这一次，是同学带我去的。上个月，我儿子有一点不舒服，我不知道加拿大这边怎么去看病，结果一会儿功夫，我接到了四个电话教我怎么处理，有朋友有邻居也有同学。好了，就说到这里，总之，帮我无数，无人坑我。很难想象，如果没有华人帮我，我的生活会是怎样的？因为语言不通，我感觉在这边智商都下降了20个点。上个月我去Costco买东西，买牛肉干买成了狗吃的，包装上斗大的一个“dog”视而不见，只看见“beef”了。但要跟我同学比，这又不算什么，他把汽油加成了柴油，又要叫救援又要修车，花了不少钱——我们有时候会“说一下你不开心的事情让大家开心一下”。如果没有这些华人圈子的交往，过段时间，粗砺如我，恐怕也会抑郁的。所以，之前我的认知是错的，或者说，有些担忧是多余的。当然，这只是我短短几个月的个人体验，也许不对，可能会有人不赞成，但没关系，我只是写我此时此刻的感受。前一篇文章我就说过，现在让我写国内的事情，总是隔了一层，与其凌空蹈虚泛泛而谈，不如写写在这边的粗浅观察和思考。实际上，这并不只是我个人的感受，我认识的两位朋友，比我过来晚一些，一位发朋友圈说“遇到的同胞大多友善，有几位的友善程度，扪心自问我可能是做不到的”，一位专门写了一篇长文，感谢身边人的帮助。我也乐于接受这个认知的修正，其实它符合我更大的一个认知：我相信人的需求是相似的，相信价值是普适的，相信环境是影响人最重要的因素。我经常听到这样一种说法：这样的人民配得上他们的苦难；这样的人民配得上这样的政府，等等。我能理解这背后的愤激之情，但是我不同意这种说法，因为它忽视了谁才是始作俑者（真正的作恶者和操盘手），把责任归于被损害者，是不公道的。我们的思想观念，是被刻意塑造出来的，我们为人处事的方式，都极大地受外部环境的影响。我想问，即便现在自认清醒的人，谁没有曾经傻逼过？而今天能够拥有独立思考的能力，请问这个概率有多高？除了个人努力，多大程度应该归结于幸运？所以上面的那种言论，我的理解，这只是在无力感折磨下的情绪化表达，与其迁怒他人，不如反求诸己，你既然知道，那你的责任是不是就更大一些？所谓“知而不言是一种罪”。我也不喜欢鲁迅那句“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揣度中国人”，中国人没有那么好，也没有那么坏。我之前在一个群里说，我觉得国人在勤劳和重视教育这两点上是非常厉害的，有朋友不认可，觉得中国家长这种毫无价值的卷，怎么能够视为“重视教育”。我的看法是：不管教育质量的好坏，“重视”本身是无可置疑的，包括我们这些出来陪读的，夫妻分离，事业中断，损失不可谓不大。我们应该喟叹的是：以中国人重视教育的程度，如果能接受真正好的教育，会绽放出多大的光彩？我有时候想，以中国人这个劲儿，如果有更自由的空间，即便马斯克这样的人，十四亿人中出现几个也不稀奇啊。所以，我们要爱该爱的人，恨该恨的人，要敢爱敢恨，爱憎分明。而我这几个月的体验则告诉我，人是如何深受周围环境影响的。为什么我会碰到这么多热情友善的华人？简单的说，善意是会被传递的，举个例子，一开始别人开车带我去买东西，那么，后来我考了驾照，买了二手车，能带别人一下肯定也要带一下吧。再比如说去教堂学英语，有的教堂象征性收一点费用，有的教堂完全免费，教我们学英语的老师应该也是做义工，那么，接受了善意，是不是也就有能量释放一些出去？再往深一点说，就是社会环境，包括上一篇说的加拿大的交通，从学习规则到上路，其实都是潜移默化的改变，一个很小的细节，一开始我不习惯这边的拉链式出行（两条道汇入一条道，一边走一辆轮着来），因为没有任何指示，我还是国内养成的习惯性紧跟前车，搞了两次，特别不好意思，后面就格外注意。如果要分门别类，就得把整个社会的政治经济宗教等制度文化的影响说一遍，这样说起来就没完没了，我也没那能力，就此打住吧（希望啥时候我能把教堂对我的影响单独说说）。所以，重复一下上面的话，我相信无论国别族裔有何不同，作为人的需求和价值观其实都是相似的，都要吃饱穿暖，都爱自己的家人和朋友，都希望与身边人友善相处，都向往自由平等和平——那种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其乐无穷的只是极少数变态好不好？不同地方的人之所以有不同的表现，原因一点不复杂，就是那句“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如此而已。

刚到加拿大，住在一处民宿，出来就是十字路口，没有红绿灯，路口竖了个牌子，红底白字一个大大的“STOP”，这玩意儿就叫“停牌”。开车看见停牌就得停下来，先到先停，先停先走；行人不用管，直接走就行。这应该是加拿大交通规则和中国最大的不同。以前也看过文章，说外国人半夜碰到停牌，没有一个人，也乖乖停车——大概是为了反衬国人不守规矩。我对这个角度没兴趣，总觉得一个事情背后一定有它的合理性。这一天到晚随处可见停牌，就开始琢磨到底是怎么回事？后来我觉得我想明白了，结论就是：停牌效率更高。与红绿灯对比：假设红灯时长30秒，那么你有50%概率碰到红灯，1-30秒取中间值15秒，平均每辆车需要停7.5秒（文科生如果算错了请指正）；停牌每辆车只需要停3秒，节约了4.5秒，因此，停牌的通行效率更高。而行人可以直接过，节约的时间就更多。那为什么不全部用停牌取代红绿灯？停牌要求每辆车都停，算下来30秒只能过10辆车，如果车流量大，停牌的效率就远不如红绿灯了。考虑到大路口往往还是双向多车道，红绿灯效率就更高了。所以，使用停牌有个基础，就是地广人稀。北美这边很多人都住house，同样土地面积，比公寓楼少住太多人了。有些社区路口，经常半天没一辆车过。而中国人口密度大，就不太适用，即便有些地方可以用，教育成本也很高。想明白了这个道理，顿时觉得停牌是个伟大的发明，一是成本低，弄个牌子就能指挥交通，比起红绿灯便宜又方便；二是使用场景广，停车场里的小路口，也可以设立停牌——我住的公寓地下停车场，就有好几个停牌，对于保障安全确实很有帮助。后来我又发现，在有红绿灯的十字路口，有些路口行人是需要按灯的，你要不按灯，永远都不会变绿灯，有次我就等了好一会儿。再后来学开车（这边需要重新考驾照），又发现了一点：开车过路口，碰到绿灯不要减速。这跟国内完全不一样，一开始还真是不适应。我又想，交通规则追求的不外乎两点：安全和效率。安全当然第一，但在安全的基础上也要尽量追求效率。所以在车流量大的十字路口，开车碰到绿灯不需要减速，没有行人按灯就默认没有人通过，这都是为了保障通行效率。后来还发现，高速公路上有专门的高载客量（至少载有两人）车道，你就可以开快一点。到这边还养成了经常看后视镜的习惯，发现后车跟得比较紧，就变道让人先走。有次我在限速100的高速公路开到110，发现后车跟得紧，就变到了右道，人家以至少120的时速呼啸而去。另外这边开车没事基本不变道，虽然开得很快，大致还是放心的。我统计了一下自己的行程，从多伦多往不同方向开100公里，平均时速能达到60公里，高速路基本能达到100公里/小时，而且车流量很大，这里面一定值得琢磨的地方。这个号也有三四个月没更新了，因为我出国陪孩子读书了。要让我写国内的事情，总觉得如果离开了那片土地，缺乏切身感受，总是隔了一层——我不是那种可以跳出来洋洋洒洒说大一堆的人，不擅长也不喜欢。但如果让我写国外的事儿，我就是一个白痴，啥都不懂，连小学生都不如。所以停更倒不完全是因为懒。不过想想也许我还是可以写一点，到一个陌生的地方，总是要慢慢开始认识，哪怕是像停牌这样的粗浅观察和思考——不一定对，但没关系，记录下来就行。比如我最近还有一个疑惑，很多人出国都会说外国基建不行，跟中国简直就没法比。我以前也是这么看的，现在反倒有点拿不准了。正如前述，人家的高速路看起来不咋地，但是通行效率很高啊。我有时候开车瞎逛，不管开到多偏僻的地方，总是有一条小路通往农家。也就是说，虽然看似一般，但基本上是够用的。想起去年回四川犍为老家，鄙县的高速公路确实很让人震撼，很多路段都是高架桥全封闭，但没几辆车在上面跑。还有前年过雄安，我特意数了一下，30公里路程看到的车不超过5辆。所以，我们经常看到一个地方宏伟的基建就赞叹不已，这种游客视角（虽然回老家，但其实是游客），是不是也不太合适呢？以前总说“要想富先修路”，基础建设需要有一定前瞻性，但现在是不是太超前了？以前总觉得我们有干大事的体制优势，但这种体制优势有没有可能会变成体制劣势呢？这个事情容我再想想。好了，就先写到这里了。

写这篇的由头是昨天美使馆的一条视频：说实在的，这条视频制作质量一般，回答的内容也很普通，但传播甚广（平常这个号点赞也就几十几百，昨天那条有1.1万），说明这个问题触动了大家的心弦——尤其是在今天，有特别的意味。所以我也想回答一下这个问题。这篇当然不是在对自由做定义，只是个人感受，而在人生的不同阶段，对自由的认识是不一样。正如《十月围城》中孙文那句关于何谓“革命”的名言，十年前和十年后的回答是不一样的。1、自由是对可能的向往在我十八九岁的时候，自由就是想去外面的世界看看。之前我写过，94年高中毕业之后，托关系进了老家的一家三线厂（四川乐山东风电机厂）。现在的人未必能理解，这对当时的我和父母来说，这意味着什么，这叫“跳农门”，意味着我从此以后可以不做农民了，是一次身份上的巨大的飞跃。而当工人，你可以理解为今天当公务员，意味着一切都有了保障。当年的三线厂和周围的农村就是两个世界：一头什么都有，不仅有稳定的工作，还有各种配套，住宿楼、医院、学校、食堂、澡堂，甚至还有自己的冷饮厂；而一头什么都没有。但一段时间之后，我开始疯狂地想要离开这里，几乎每一天都在想，难以抑制的想。一个原因是我不想在一个一眼就能看到头的地方呆一辈子，一个原因是我不想我的人生被别人安排。一头是稳定可预期的未来，一头是完全不可测的外部世界，对于一个年轻人来说，选择后者，它不是基于理性的思考，只是年少轻狂。后来我赢了，靠着年轻人的叛逆，让父母明白这个孩子管不住了。所以那个时候自由是什么？自由就是对“可能”的向往。外面固然充斥着不可测，但换一种说法，就是“一切皆有可能”。自由和安全在大多数情况不可得兼，现在看，我选对了，实际上那家工厂几年后开始下岗分流，我所在的分厂直接倒闭破产了。所以我对现在年轻人热衷于考公抱有很深的疑虑：依附于体制，依附于庞大的国家机器，真的可以得到稳定的生活吗？牺牲了自由，真的可以换来安全吗？2、自由是做个不被惑的人我上学的时候，是一个非常正的人。所谓“正”，是说我相信大部分课本和老师说的东西。但到我二十出头的时候，接触到更多的信息，意识到自己被骗了，原来自己一直在被愚弄，由此导致巨大的愤怒。所以开始疯狂的读书（对，我又用了疯狂这个词），最原初的诉求就是想知道“自己是怎么被人骗的”，以及“为什么这么容易被骗”。我后来写过一篇读书心得，有兴趣的朋友可以看看。这个小标题来自胡适的一段话。从前禅宗和尚曾说，“菩提达摩东来，只要寻一个不受人惑的人。”我这里千言万语，也只是要教人一个不受人惑的方法。被孔丘、朱熹牵着鼻子走，固然不算高明；被马克思、列宁、斯大林牵着鼻子走，也算不得好汉。我自己决不想牵着谁的鼻子走。我只希望尽我的微薄的能力，教我的少年朋友们学一点防身的本领，努力做一个不受人惑的人。很多人瞧不起胡适，觉得他浅。在我看来，整个中文世界，没有比胡适更好的启蒙作者。所谓浅，是因为他不装腔作势，谁都能看得懂，而这是何等牛逼的本事。我现在书架上没有几本胡适的书，二十年前从广州去北京，胡适的书我一本都没带，因为我基本上看过了，也记住了。除了启蒙，胡适还给了一个东西，就是要克制虚荣，用大白话说话。这个时候自由是不被人迷惑，不受人欺骗。这其实是一个挺费劲儿的事情，首先要承认自己被骗了这么久，就很伤人自尊，然后要去搞清楚是怎么回事，就更劳神费力了。要“清空回收站”，“重新整理硬盘”（王怡语），需要付出大量的成本，谁没事愿意付出这么大的成本呢？又没有眼见的收益；再说，生活已经很累了；即便搞清楚，不仅不能带来快乐，反而让人更难受，还不如装糊涂好了……胡适不会说我上面的丧气话，他会说：“怕什么真理无穷，进一寸有一寸的欢喜。即使开了一辆老掉牙的破车，只要在前行就好，偶尔吹点小风，这就是幸福。”光知道是怎么被骗的还不够，还需要重构对这个世界的认识，也就是这个阶段，我成了一个坚定的自由主义者。3、自由是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这段其实没啥可说的，简单说一下吧。自由也没有那么痛苦，它还是很美好的，会带给人美妙的感受，比如它会驱使你去做喜欢做的事情。所以后来我去做新闻了，这是我喜欢做的事情。之前很多人对新闻失望，我写了两篇短文（《新闻本应是世界上最好的专业》和《我为什么不唱衰新闻》），原因很简单，这是喜爱的工作，我不想贬低它。我现在虽然没干这行了，为什么还要写点东西，缘由也在于此。自由还意味着拒绝做不喜欢的事情。比如这些年我从来没有经历过办公室政治，一方面当然是因为我运气好，但另一方面，可能也是因为我不想做，所以就不用经历这些。还有我从来不被人绑架，也不绑架别人，自由主义者必然是个人主义者。我上一份工作是领导一个团队，我自问我从来没有以集体、理想之名绑架过人，有同事离职，我都给他们说，不必因为离开团队而感到任何对不起。而最近我也离开了，因为我也不想绑架自己，开心最重要。自由是葆有人性、抵抗规训的后盾，我现在也没有被体制化，没有学会人情世故，这把年纪了有时候还挺不懂事的，我感谢身边人的宽容，不过我也不觉得这是什么坏事。4、自由是克服对权力的恐惧这几天，好几个我喜欢的公号被封了。昨天，我发了三条朋友圈，都被屏蔽了。但我想我们还是要坚持说话。所以今天的问题就是要如何克服对权力的恐惧。为什么一个简单的视频有那么多转发点赞？因为今天权力无远勿届，自由的空间越来越狭窄，由此触动很多人，以此作为一种表达。上一篇《我为什么不唱衰新闻》，其实主要谈的不是新闻，而是我们对权力的态度。这里我并没有更多的话。总之，我理解懦弱，但懦弱不是办法，因为“体谅每个人的懦弱，直到所有人都懦弱。”我也理解绝望，但我认为今天不需要绝望，而是要互相鼓励，爱自由的人团结起来。这篇从年少轻狂写起，希望人到中年还能有少年意气。我的朋友燕文薪前不久写了一篇文章，叫《中年人，也要奋志》，里面有这样的话：“中年人也不可丢了锐气，也不能丢了不避艰险的胆气，纵使前方暗夜无边或危不可测，也不必恐惧灰心，毕竟个体的精神，还是掌控在自己的手中，并进而能影响你周边的空气……我们人到中年，也绝不可丧志。因为志气是人的根本，有志才有气，才是活人！”自由是需要捍卫的。最后还是引胡适这个“不可救药的乐观主义者“的话：“朋友们，在你最悲观最失望的时候，那正是你必须鼓起坚强的信心的时候。你要深信：天下没有白费的努力。成功不必在我，而功力必不唐捐。”

很简单，因为它已经衰得不行了，还需要你来唱衰吗？唱衰有什么意义呢？我还在干这行的时候就告诫自己：不要不做新闻了就说新闻不行了。到底是要说自己当年多么牛逼？还是要说自己如何理想破灭？这太无聊了，这种“白头宫女在，闲坐说玄宗”的姿态非常不酷，天宝年间的事情就不要提了。在我看来，真正有意义的问题是：是什么让新闻业衰落？我上一篇说了，是言论空间的收窄，更直接点说：是权力杀死了新闻——不是他们说的互联网的冲击，也不是媒体人的自甘堕落，这些都不是根本原因。进一步的问题是：我们如何面对权力？这才是今天最有价值的问题，也是每个人逃不开的问题。张雪峰激起的波澜为什么到今天还未停息，根本原因也在于此。一种选择是离权力的伤害范围远一点，或争取成为权力的一部分，比如现在很多人热衷的考公，这也是张雪峰、张小强给出的答案。但我必须说，这不是出路，这不仅是理想主义的否定，也是现实主义的否定。道理很简单，今天只是新闻业不行了吗？房地产、教培、平台经济……过去一两年，多少行业不行了？大家都去考公，请问谁来纳税？这个道理不复杂，请问你能躲多久？一种选择与权力对抗，这是难而正确的道路。我知道看到这里很多人内心就会否定了。这是我个人去年以来的一点小小体会，疫情管控结束前夕，很多人的行动给了我很多感动，以及启发。我记得当时我发了一条朋友圈：“这两天给我的一个感受是：当人性中勇敢善良的一面被激发出来，也是有强大力量的。#相信人性#

凑个热闹，简单说几句。说明一下：下面不仅在谈专业，更多在谈职业，专业和职业不可分。先说收入，以我过去十年的经历，在北京，大部分人能拿到一万多，不算多，但也不低于社会平均水平，可以了。未来可能会走低，这也正常，其他行业也一样。但干新闻，还有其他收益。我不是说车马费红包，而是精神收益。中国古代精英解决死亡焦虑的办法不外乎三种：立功立德立言，是为“三不朽”。做新闻如果做得好，完美符合三不朽的要求，比如孙志刚事件，一下子“立功立德立言”全有了：报道本身是立言，废除收容遣返是立功，外界赞誉是立德。天底下哪有比这更好的事情？！为什么有些人有些团队坚决不收红包？朋友，这不是高尚，是聪明，所图者大，不愿意因小失大啊。当然，这种好运气不是人人都碰上，但如果从开拓眼界满足好奇心来说，新闻也是最好的职业啊。有哪个行业可以像记者一样，可以理直气壮的闯入他人的世界，体察别人的人生？一年可以跑几万公里，你别听他说累，爽得很！现在社会分工这么细，很多职业就在一个很窄的时空范围内周旋，新闻绝对是最开阔的职业，没有之一。再说职业要求，新闻看似谁都可以干，但同时又是要求最高的职业（至少是之一）。你要懂技术，会用电脑相机摄像机无人机文字处理视频剪辑软件等等；你要懂人际交往，情商高反应快，采访突破资源积累都要用；你要什么都懂点，行万里路之外还要读万卷书，我之前专门做过一次读书分享：《媒体人如何提高认知水平》。说这个的意思是：干新闻可以学到很多东西，成长空间很大！所以，天底下还有比新闻更好的职业吗？我是不太能想得出来了。所以，二十多年前，我才会削尖脑袋也想进入这个行业。说这么多，我不是要骂张雪峰，更不是要站张小强（在我看来，后者还不如前者）。前面谈了理想和职业，下面谈现实和专业：是哪些现实因素让新闻学这个专业贬值？1、国内的新闻教育太差新闻学院里面当然有好老师，我就认识几位，但大多数都不合格。之前有调查显示，有正式媒体工作经历的老师连三分之一都不到，在实务要求这么高的行业，简直荒唐至极。我之前就反复说过：中国的新闻学校应该向蓝翔技校学习。前面那篇读书分享也说过为何要这样，不是说读书不重要，而是技术要手把手教，读书可以自己看。实际上国外新闻名校，也大多如此，一天到晚训练学生采访拍摄写稿编片子，忙得不可开交。就我个人经验，国外新闻名校毕业的，就是更容易上手：对中国社会的理解有不足，但技术上几乎都没什么问题。所以，如果你还是想上新闻专业，一定要仔细甄别，慎重选择学校和老师，发C刊多不多不重要，有多少有新闻实务经验的老师，与业界的交流多不多，这些才重要。2、国内新闻行业贬值严重这里说的贬值，不是指媒体收入减少，而是指媒体报道空间的缩减。比如说上海yq，如果放以前，媒体的原创报道也许有10万篇，那现在1万篇都没有。我之前说过一句话：中国新闻进入“通报时代”。凡事都要等通报，标志性事件就是丰县事件，大家天天都在等通报，报道是没有的。如果说以前新闻报道的范围价值100块钱，那现在就只有10块钱，这是最大的贬值。至于收入减少，那都是次要或者说后续的事儿。而如前述，媒体行业本来就不太赚钱，个人最大的收益是精神方面的，这个损失就更大了：不仅没收益，还有精神创伤。至于目前谈得最多的新媒体转型，平台经济的冲击，这些都是小事，我相信有志于新闻的人都能搞得定。所以，如果你还想报新闻专业，以后去干新闻，想清楚，是否有足够坚韧心志去面对这种严酷的环境。想清楚了，还想干，那就去。归根到底，我们今天讨论新闻专业和职业，仍然讨论的是如何面对权力的冲击，而这绝不仅仅是新闻一个行业要面对的问题。报新闻专业，做真正的新闻，在今天是尤为可贵的选择，因为选择了直面权力。从这一点看，张小强的回答是难以赢得尊重的，因为他选择一条背道而驰的路，还不如张雪峰呢。至于我的态度，很简单：我不鼓励，但绝对尊重年轻人的选择。我记得一位年轻的媒体朋友在被问及“为什么选择做新闻”时是这样回答的：“有很多东西，我不太能理解，也不太能接受，然后好像唯一能跟它对抗的，以我的能力来说……可能就是新闻。”我很喜欢这句话，所以摘录作为结尾。相关链接：专访

"4月底，天涯论坛官网无法打开。“天涯倒闭”的传言引发网友集体怀念。天涯论坛在互联网走向中国大众的初期，聚集了来自社会各个阶层的活跃知识分子，他们灌水、创作、论战，使得天涯成为互联网文化的源头之一。本文作者彭远文先生是一位70后，他在高中毕业后南下广东打工，常年混迹于天涯，与网友相识、学习、辩论，并成为线下的至交。后来，他逐步走出工厂进入央视，成为资深媒体人。彭远文说，天涯论坛就是他的“大学”。他的个人故事也是互联网金色时代的一部分。以下是他的讲述：路指天涯我记性很差，过去对我而言很多时候就是一团混沌。我不记得哪一年注册的天涯，倘在以前，可以登陆查看，现在天涯也打不开了。很多人怀念它，我也是。对于没有上过大学的我来说，天涯就是“我的大学”。上天涯大概是2001年，那时我20出头，在广东东莞虎门的一家文具厂打工。再早之前，我在四川乐山的一家三线厂（注：上世纪军工企业在中西部三线地区建的工厂）上班。我是在1994年高中毕业之后，托关系进了厂——这对于农民出身的我来说，是一次巨大的飞跃。但年少轻狂，总想去看外面的世界，这两天看《漫长的季节》，我就是剧中的王阳。在经历了离家出走等一系列闹剧之后，父母终于明白这个孩子管不住了，放我去了广东。1997年，我进了东莞虎门南栅工业区的利高文具厂开铣床，一呆就是四年。那正是《南方周末》一纸风行的时代，我以前常说，启蒙时期对我影响最大的，是一份报纸和两个人：《南方周末》、胡适和王小波。印象最深的，是当我读到《南方周末》上朱学勤那篇《1998：自由主义学理的言说》，我才知道原来解释这个世界还有别的思想体系。在南栅的一个祠堂改建的图书馆，我借到了罗志田先生的《再造文明之梦——胡适传》，我曾在天涯的一篇帖子这样写到：“我在走廊看到晚上十二点（宿舍开灯会影响工友睡觉），告诉自己该休息了，明天还要上班（那时候一天要上十一个小时），可是躺在床上，怎么都无法入眠，于是走出门，继续在昏黄的灯光下看下去。”但在工厂里，很难找到能够交流的人。利高厂工程部很多国企下岗出来的工人，我跟他们有相似经历，但看法不同，经常吵架。他们说“xxx养大了你，你这叫忘恩负义“，我说“明明你的父母养大了你，你这叫认贼作父”，愤激之下，甚至摔门而去（完事了并不影响我们一起在厕所抽烟聊天）。图

前段时间和一群对媒体有兴趣的年轻人做了一次读书分享。碎片式的断想，拉拉杂杂记下来，权做备份。1、做新闻为什么要多读书我的一个基本看法：感知决定传播，认知决定方向。感知说的是共情能力，你的神经有多细腻？能不能捕捉那些最动人的细节？而这决定你的作品传播有多广。认知则是判断力，一个事件有很多切入角度，你能看到多少？哪个角度才是最切题的？如果方向错了，再细腻也没用。而要提高认知能力，一靠阅历，二靠读书，比起阅历，读书是更快捷的方法。读书不会立竿见影，但效用很持久。我以前一直强调“新闻教育要向蓝翔技校学习”，不是说读书不重要，这里的区别是：新闻技术（采访突破拍摄剪辑等）需要手把手教，但读书可以自己看；另外，认知不足可以从基础干起（年轻人一入行就去做深度报道，做特稿，写评论是不对的），但如果不会技能就不会做事。但如果想走得远一点，就必须提升认知，多读书就非常重要了。2、看什么书？如何看书？看书是指学术书，或者说思想类的书籍，网文小说不算，那是娱乐。我个人的经验，大致有以下几点：1、不求甚解。我看的第一本学术书是哈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虽然那已经是偏通俗的书了，但对于一个高中生来说难度仍然很大。但看不懂的也没关系，能看懂多少算多少。学术书最大的门槛就是有一些术语，不要怕，你把它理解为“互联网黑话”就行。2、好的入门书。不建议一开始就看原典，没必要，做新闻又不是要做论文。刘擎的《西方现代思想讲义》就是一本很好的入门书，我觉得这跟刘擎在“得到”先开了课程有很大关系，在深入浅出、通俗易懂上面下了很大功夫。另外，也不要瞧不起“得到”，“得到”在普及知识上功劳很大。不要被那种莫名其妙的优越感和虚荣心影响。原典带着的是当时的问题意识，跟我们今天有很大不同。所以，可以先看中国人的书，从了解二手信息开始，嚼过一遍的内容更容易消化。3、带着问题看书。看书是为了找答案，或者是为了跟人吵架。我当初看书，最重要的目的就是想知道“自己是怎么被人骗的”，以及“为什么这么容易被骗？”另外一个驱动就是为了上网跟人吵架，人家跟你说了一个什么人什么概念，你不懂，吵架就很被动。大致说这些，总之万事开头难，后面就容易了。下面就以刘擎的《西方现代思想讲义》为线索，来谈读书对做新闻的帮助。​3、现代性与丰县现代性是什么？按互联网黑话翻译过来就是“现代社会的特征”（用“现代性”比较省事）。我们生活在现代社会，所以理解这个社会的特征就非常重要，而韦伯是定义了现代的人。这个划分或者说定义，对于我们理解新闻事件，乃至理解中国就很有用。比如丰县事件，在我看来，就混杂了前现代、现代、后现代的种种特征。这里面有些是属于前现代的：贫穷、闭塞、野蛮等，中国的妇女拐卖现象主要是因为贫穷导致的，包括农村精神病人的自生自灭，这些都是典型的前现代特征。假设你去那个地方采访，操着一口现代文明的话语，当地人根本听不懂，这就太居高临下了，最后必然沦为自说自话；有些是属于现代的：比如个人权利、政府责任、媒体监督等，都适用于现代话语，这是一只脚迈进了现代，一只脚还在外面的中国特色问题；还有一些是属于后现代的：比如互联网的传播效应，以及以自我为中心的互不理解等。如果理解何谓现代，你就能明白别人在说什么，以及为什么会这么说。比如我们做的《中国拐卖妇女的想象与真相》，其实就是在向后现代的都市年轻人解释前现代的中国农村是怎样的。同样，如果知道韦伯说的现代理性和“除魅”，就更容易理解春季放鞭炮的内涵。理性当然是个好东西，我们现在的大部分好处都拜它所赐，但由此导致的信仰危机也是一个大问题。春节放鞭炮从现代理性看（包括医学方向的健康理念和政治上的尊重个人权利）当然是不对的，但如果从信仰缺失的角度看，春节几乎是中国人唯一的信仰仪式了，难道不值得尊重吗？就不能从群体出发牺牲几天的个人权利吗？当很多人从现代理性的角度觉得放鞭炮很傻的时候，到底谁更傻呢？所以知道一点韦伯，对我们做新闻判断是非常有帮助的。4、波普尔与认识论一般说来，我们会认为哲学很空，离现实很远。这里先从哲学的认识论开始谈。谈波普尔之前可以先谈休谟。我为什么一直对逻辑要求很严苛，一个原因就跟看了休谟有关。休谟告诉我们因果律是很不靠谱的，通过归纳得出的因果关系并不具备必然性，很多时候不过是我们的心理需求罢了。另外，休谟还认为我们很难认识结果的全部原因。有一句话叫“原因的原因的就不是原因”：假设一件事是另一件事30%的原因，0.3的三次方是多少？所以我们分析一件事，切忌逻辑松散，东拉西扯，要每一拳都打在同一个位置。有两种认识论，一种认为这个世界上存在亘古不变的真理，人类的任务就是发现真理然后实践就好了。一种不认为有这样的真理，如果从休谟出发，你对真理就会抱着极大的疑虑。而波普尔的了不起之处就在于，他提出了“证伪”的方法。首先，一个不能“证伪”的理论就不具备科学性。比如辩证法，怎么说都是对的，那就没意义，只是一种诡辩理论。然后，从证伪的角度，理论只是猜想，只要有一个反例就能推翻，所谓“真理”，只是有待证伪、局部暂时正确的理论。“真理”是一个持续不断更新的过程。好了，为什么说看似很空的认识论其实离我们很近？想想看，如果人类的任务是认识永恒的真理并实践之，应用在历史领域，就是“历史决定论”，通过对过去的归纳总结发现历史必然的规律。很熟悉吧？告诉我人类历史的必然规律是什么？都还记得吧？既然已经发现历史必然的规律，那应该怎么做？当然是“跑步进入XXXXXX”啊。如果你是历史进步的绊脚石，那扫除你不是很正常吗？这就是《西方现代思想讲义》第三章《20世纪的教训》里面说的，为什么可以杀人而没有道德负担？因为你认识到了真理并在实践真理，在宏大的目标面前，某个具体的人就不重要了，都是小节。相反，如果归纳法推不出真理，如果根本不存在永恒的真理，人类是不是就会更审慎一些？我们最重要的任务应该是保护个体而不是为了某个宏大目标牺牲个体，而个人也不能轻易找到借口推卸自己的道德责任。再想想，思想解放的那句名言，“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不就是波普尔的证伪主义吗？再进一步想想：如果这句话是对的，那历史决定论就是错的——其石破天惊之处，就在于此。为什么我们的考试中充斥着“标准答案”？从认识论的角度，首先是认为一切都有标准答案。而只有一切都是值得怀疑的，我们才能拥有真正的批判性思维。再想想最近热门的ChatGPT，在这个有史以来最厉害的“刷题高手”面前，如果没有批判性思维，我们以后怎么办？下面谈谈为什么我们会相信有永恒的真理（为什么容易被骗）？因为它符合人类对确定性的心理需求，追求确定性就是追求安全感。人类几十万年来一直生活在不安全中，对安全感的追求是根植在人类的动物本性中的。举个例子，为什么现在这么多人想考编？不就是为了追求确定性和安全感吗？再比如，为什么人们总是希望伴侣的感情一直不变？为什么结婚要承诺白头偕老？这都是在追求确定性和安全感。这无可厚非，但遗憾的是往往事与愿违。有句话是这么说的：如果为了安全而牺牲自由，最后你一样都得不到。我以前是三线厂的工人，在那个时代是最有保障最令人艳羡的职业，比今天的公务员还有保障（子女还能接班），但最后改制破产的时候，这些工人比农民还要惨。再比如说，如果你一天到晚跟伴侣确认“你爱不爱我”，你觉得最后会发生什么？如果你对确定性有如此高的要求，你还敢进入一段情感关系吗？相反，如果你认识到不确定是必然并接受它，你是否会更看重当下和自我？你是否会更加从容和勇敢？所以，回到开始的问题：哲学离我们远吗？认识论不仅影响了我们生活的大环境，也影响了我们的人生态度。5、哈耶克与经济学关于哈耶克可以重点聊一下经济学思维。如果媒体人必须了解一门专业学科，我倾向于是经济学，尤其是制度经济学。因为经济活动是现代社会最重要的现象：我们一天到晚最重要的事情不也是上班挣钱吗？经济学对我最重要的一个启发就是不要太相信自己的情绪本能和朴素认知。传统教育教我们的，都符合我们最朴素的认知和体验：我们在工作感受到了痛苦，那么资本家一定就是坏人；我们觉得收入太低，那么一定是有人赚取了我们的剩余价值；农民地里土豆一毛钱一斤，卖到我们手里要一块钱，一定是因为中间商太贪婪；牛奶被倒到了地沟里，市场一定存在配置的极不合理……由此，万恶之源就是资本主义和资本家，“资本来到世间，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于是我们渴望存在一个没有剥削，没有浪费，按需分配的世界。结局我们已经知道了，最后得到的是一个效率低下、普遍匮乏，甚至多数人没有人身自由的社会。用哈耶克的话说：通往地狱的路，是由我们的善良愿望铺就的。其中一个原因就在于我们对经济活动的复杂性缺乏认识，计划经济的社会实践证明了一件事：人类根本不具备计划整个社会的经济活动的能力，这是不可能的任务。比如去年，你会看到，即便有全世界最强大的政府，有着最强大的动员能力和最具服从性的民众，一旦切断了市场的运行，立竿见影的造成了基本生活资料的匮乏。之所以会发生这一切，就是对市场的运行机制缺乏基本认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我们对于市场经济的运行原理认识不够。比如交易成本，拿出租车和网约车为例，以前出租车要达成一次交易是怎么做的？司机不知道乘客在哪里，要开着车四处巡游；乘客也不知道司机在哪里，只能在街边守株待兔。想想交易成本有多高？而现在多么省事？再想想快递外卖行业，是不是也有同样的变化？那么像滴滴美团这样的平台，按传统的认识，是不劳而获的中间商，是剥削劳动者的黑心资本，但从降低交易成本的角度，难道不值得被奖赏吗？从提升消费者福祉的角度，难道不值得褒扬吗？所以，认知决定了你的判断。最后想谈谈何谓自由：自由不是为所欲为，自由就是选择。香港古惑仔电影《飞砂风中转》中，郑伊健扮演的古惑仔在监狱里看了弗里德曼（港译佛利民）的《选择的自由》，出狱之后不当黑社会老大要去上大学，跟他妈说“我有得选择，你们都有得选择”。猫腻在网络小说《将夜》中，也借夫子之口说，“自由就是选择的权利”。​我们很容易忽视选择的重要性。比如，我们会认为，只要上班都是被剥削，不管计划经济还是市场经济，不管是给政府打工还是给老板打工，都一样。其实不然，计划经济你只有一个老板，就是国家，市场经济你有无数个老板，你有得选择，这是巨大的区别。比如说，你门口只有一家供销社，和现在有许多的超市便利店路边摊农贸市场，是一回事吗？政治上同样如此，有得选择和没得选择，就是最重要的区别。而自由就在其中。要警惕那种混为一谈的思维，经常打着“没有本质区别”的说辞，让我们忽视了有得选和没得选，选择多和选择少。这种大手一挥的姿态看似睿智，实则愚蠢至极。选择是一件至关重要的事情，这就是“本质区别”。还要警惕对资本家的仇恨心理。为什么老板应该高收益？因为高风险。我从94年参加工作到现在，几乎没有恨过资本家，我之前写那篇回忆工厂生涯的文章结尾写过，“在我看来，中国的老板中的大多数人在大多数时候都在让我们的生活过得更好而不是更差。”一个仇视资本家的社会是没有前途的。过去一两年打压资本的恶果已经暴露得很明显了，包括我们在内，都是直接的受害者。这里还可以谈一个经济学概念：委托代理困境。这是经济活动中的大难题，很多机制设计都在试图解决这个问题，但是公有制完全忽视了这个问题，它默认人都是极度自律并大公无私的。为什么国有企业效率低下？因为管理人员不需要向产权所有者负责，甚至没有具体的产权所有者（人人有份就是人人都没份）。相反，私企老板则完美解决了这个问题，因为没有委托代理，没有人会拿自己的钱开玩笑，亏钱了也是他个人负责。为什么说不要相信自己的情绪本能以及朴素认知？因为从农业社会迈入现代社会，包括经济活动在内的社会运行机制都太复杂了。对于媒体人来说，如果只靠朴素认知，犯错的概率就很高，也走不远。6、伯林与一元论关于“积极民主”和“消极民主”就不谈了，谈谈伯林的一元论和多元论。正如刘擎在书中总结的，伯林揭示了价值的“不可共度性”，比如真善美，我们都知道是不同的价值观，不一定保持一致（比如纳粹美学，美则美矣，但不善），而且没法换算——1份善等于多少美多少真？所以价值冲突是常态，权衡利弊得失是常态，陷入两难境地是常态。这对于我们媒体人来说，一个启发就是什么都要懂一点：经济学、政治学、法学、史学、社会学……多多益善。你武器库中的武器越多，你就越不容易陷入偏执。媒体人最好做一个杂家，而不是专家，我们只需要知道什么时候去找什么样的专家就好了。也许是我的偏见，在一个领域研究越深，就越容易倾向于用一套理论解释一切。比如“经济学帝国主义”，在我看来，最后对“成本”“效应”的概念的外延已经到丧失其本意的地步了。而中国的经济学爱好者“铅笔社”，则完全忽视了政治对社会的影响。更近的一个例子也许是女权。女权视角很重要，而且从切身的体会进入某种理论是最好的切入方式。但如果看任何事情都只有这么一个视角，就会忽略其他视角，最后可能变得越来越自信，也就越来越封闭，越来越党同伐异。有句话叫“自由的精神就是对何谓正确不那么确定的精神”，要真正理解这句话，背后就是伯林揭示的多元论背后的两难困境。从韦伯、波普尔、哈耶克到伯林，如果要找一个一以贯之的东西，那就是在告诉我们：人类是非常容易犯错的一种动物，所以最重要的是能纠错——无论是从经济上还是政治上，制度设计的目的都不是要追求完美，而是错了能改。这是一种非常低调的观念，它不会让我们亢奋，但能让我们离悲剧远一点点。多读书，少犯错，与诸位共勉。

其实不想说丰县事件本身，因为事实不清，很多我想知道的细节都是缺失的。我有自己的猜测，但没意义：有相似生活经历和观念的人，不用说；不同意的，也不可能说服别人。况且终归是猜测，隔空破案很无聊，不说也罢。可以谈的，是关于丰县事件的种种言论，这是看得见的。我已经五六年没写过评论了，前天转发了之前关于“肖志军事件”的旧文，是因为那种城乡隔膜和对规则制度的迷恋，十五年前和今天，如出一辙。中国的农村（包括小城镇）和大城市像是两个世界，平常互不相干，只有在极偶然的情况下，农村人的故事才会成为城里人关注的焦点。上次肖志军夫妻是因为他们来到了首都，在医院发生了一场匪夷所思的惨剧，正好现场还有一位媒体人参与其中，并记录下了全过程；这次则是由抖音而微博，从而进入城里人的视野——如果李亚玲说的是真的，视频是大儿子导演拍摄的，这就太讽刺了。这让城里人受到了惊吓，由此产生了一系列的后续反应，总体而言，是出于善意，是好的，但由于长期的隔膜，同样充斥着误解和自以为是。“有作家曾经认为如果打击拐卖现象导致村落消失怎么办，对此我的回应是一句法谚：Fiat

此次丰县事件让我想起十多年前发生在北京的“丈夫不签字致孕妇死亡案”，让我感慨最多的仍然是城乡隔膜，转发一下当时写过的两篇评论。希望回头能抽空针对丰县也写几句。一、隔膜如此可怕，让表达善意也成为不可能11月21日下午发生在北京的那起悲剧相信很多人已经知道了。一名叫肖志军的湖南衡阳男子，其妻因为难产生命垂危，医院决定免费接其入院治疗，但不管怎么劝说，肖志军就是拒绝在剖腹产手术单上签字。僵持三个小时之后，其妻不治身亡。肖志军与他死去的妻子悲剧发生，人们自然要追究责任:或责难肖某愚昧无知，或责难医院没有变通。这种心理可以理解，但是从网上提供的视频看，肖某的悲怆之情显然不是伪饰，责备他又于心何忍？对医院方面来说，已经做了相当多的工作，扪心自问，倘若换作是我，未必能比他们做得更好。追究肖某或医院的责任更像是惯性思维而解释乏力。或者说，我们只要追究了责任，不管是这个男人，还是医院，我们就可以说:看，都是这个孙子干的！我们愤怒了，显示了自己的道德感后，晚上就可以睡个好觉了。在我看来，事情的关键并不在此，而是我们几乎无法理解肖某为什么会做出如此匪夷所思的选择。没钱？医院不是说免费吗？不是还有人说只要签字就给他1万元吗？他为什么不相信？他不签字，医院就不能做手术，这样的常识他都没有吗？他不相信别人说的话，别人也听不懂他说的话，这就是发生在那生死攸关的三个小时的全部。劝解者的逻辑我们都很认同，但没有人能进入肖志军的情形，于是说服他签字就成了不可能的任务——视频中，他似乎身处在另外一个世界。如果是我们在现场，我们该如何劝他？恐怕很多人都会有无力感。这一切完全超出了我们的理解范围(所以医院会找来神经科大夫，不过，“其精神毫无异常”)，这对我们的挑战是如此之大，以至于我们常常选择回避它。一个最简单粗暴的解释是他“愚昧无知”，但这不是答案。试想，一个农村人，来到城市，失去了妻子和孩子，背上“愚昧无知”的标签，留下一个荒唐的悲剧，让人情何以堪！两年前，同为衡阳人的李绍为“千里背尸”，我们说他“愚昧无知”。再近一点，郭云、小任湘事件同样让我们难以索解。如果说一件事完全超出了我们的理解能力，那只是因为我们了解得不够多。回想21日下午那三个小时，我相信肖志军身边的人都是好人。但是就是这么一群好人，长达三个小时，竟然无法说服一个妻子危在旦夕的丈夫签字:两边都焦急万分，却无法沟通。因为其实他们不仅仅是在说服一个人，更需要了解肖志军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要了解一个人三个小时就太短了。而在平时，我们并不知晓像肖志军这样的人是如何生活的，也不了解他们的行为逻辑，所以才会在这人命关天的一刻束手无策。这种隔膜是如此可怕，以至于让表达善意也成为不可能。其实像肖志军一样的人并非少数，我从我的父亲身上就能看到肖的影子。我的朋友如是评说:“我们这个社会，城乡之间和阶层之间的割断与隔膜，已经远远超出了《通天塔》里刻画的沙漠深处的摩洛哥和现代化的东京。”媒体的价值正在于此，我们需要媒体提供更多的信息。我想知道:肖志军具体在湖南衡阳哪里？他的家乡是怎样的？他的童年、少年和青年是怎么度过的？他和妻子怎么认识的？他们为什么会离开家乡来到这个之前只在电视中看到过的首都北京？在北京他经历了什么？他34岁了，他在2007年11月21日下午做出了一个匪夷所思的选择，我想这需要在他这34年生涯中去寻找答案。我还想知道他妻子的信息。她才22岁，之前经历过什么？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她就这么走了，她让我们很难过。她的父母的生活是怎样的？父母知道女儿离去的消息吗？在他和她的身边，还有多少和他们一样的人？因为，也许只有我们有了足够的了解，我们才知道怎样去劝解2007年11月21日下午北京朝阳医院西区医院那个因固执而失去妻子和孩子的男人。二、肖志军、盲山、旅游者与流浪者这几天，关于“孕妇之死”的报道和评论已经很多了，大多集中在对手术签字制度的拷问。在我看来，这是方向性的错误，法律话语在这件事上是无力的，它只会遮蔽掉更多深层原因。我仍然坚持我几天前的看法，该事件体现的是社会的分化，以及由此而产生的隔膜。我们应该通过深入了解肖志军和李丽云之前的遭遇，从中发现问题、寻找答案。不过为什么有这么多人迷恋于签字制度、法律、公民权利与责任这套话语，其社会心理值得细细探究。

上个月，去广州中山大学参加一个媒体短训班，中午吃完饭，匆匆穿过校园，去西门的学而优书店。我是个记性很不好的人，要很努力地想，才会想起离开广州有多久。我是2003年下半年离开广州的，上一次回去还是2006年。走进去，不由得心里一颤，整个格局一点没变，书柜、收银台、包括那些招贴，仍然是旧时模样。很难想象在广州这样的大城市，会有一个地方十多年都没什么变化。看着书店里的店员，那些小弟弟小妹妹，有种冲动想要跟他们说：嘿，我是你们前辈呢。那个时候我二十五六岁，整天背着一个黄书包，在书店里晃荡。是真的晃荡，其时我在书店做些宣传的杂事，定期整理新书推荐、销售排行榜，也给一本叫《阅读》的内刊写点小文章，后来在南方都市报每个月写篇“广州书情”。因为“工作需要”，我可以在书店随随便便地翻书，想怎么看就怎么看，有时候还借一堆书带回家去。碰到有顾客找书，一般我也能很快找到，甚至冒昧地推荐一些书。在学而优书店做店员，是我发誓再也不干机械加工这一行之后找到的第一份正经工作。大概是2001年，我从东莞虎门的利高文具厂辞职，想要转行。我在模具车间开铣床已经开了七年之久，做得还算不错。在利高文具厂工程部的四年，我大概是唯一一个从技工升为领班的人，也是唯一一个升职后主动辞职的人。开铣床是我在广东的谋生之技，没想到离了这个，我失业了整整一年。说起来也是读书所累，我此前写过一篇《在去图书馆的路上》，和一篇《我给南方周末写了一封信》，讲的便是在利高文具厂期间读书看报的故事。做过这些事，我便在工厂呆不下去了，因为再也不想过那样的生活。我做了一些准备工作，花了两年时间，自考了一个中文大专文凭，但其实一点用都没有。失业的那一年，我大概有一半时间住堂姐家，一半时间住工厂认识的笔友阿登租的房子里，蹭吃蹭喝。实在活不下去的时候，也想过重操旧业，但奇怪的是连开铣床的工作都找不到了。期间短暂去一家很不正规的酒类杂志做过一个月，完全摸不着头脑。我还给《南方周末》投过应聘信，被阿登嘲笑，这封应聘校对的信里居然还有错别字。直到去应聘学而优书店的店员。记得当时穿着衬衫西裤皮鞋去的，这种打扮我这辈子不会超过三个月，基本上都集中在失业的那一年里，这是我应聘用的行头——天知道，我当时去应聘过些什么工作！不记得说过些什么，总之就通知我去上班了。上班之后发现，衣服可以随便穿，这就更让人高兴了。最让人高兴的事情在后面，书可以随便看，没人管，我经常缩在一个角落，一看看半天。新招了不少人，店面不缺人手，现在想来，是老板在为新开店储备店员。以前在工厂的时候，我大部分余钱都花在了买书上面，但毕竟有限，现在是几万本书，想看哪本看哪本。以前主要看胡适、王小波，还有刘军宁、朱学勤、徐友渔、谢泳、余杰等人的书，到书店之后口味变了，当时张五常、林行止、杨小凯的书卖得很好，也跟着看了一些，开始对经济学有了些兴趣（那一年我看过的收获最多的一本书，应该柯武钢、史漫飞写的《制度经济学》），这对我后来写时评帮助颇大。还跟风看了些韦伯、福柯、罗尔斯等西方思想家的书，能看懂的很有限，但至少对学术书不再怯——不就是些我可以随便翻的东西吗？如果说在工厂的时候，胡适、王小波给我打开了一扇窗户，那在书店的时候，便是一片浩瀚的大海，让我这个连狗刨都不会的人可以在里面瞎扑腾，成不了游泳健将，却也自得其乐。入职几个月后，2002年底，学而优新港店开业，有一千多平米，应该是广州最大的民营书店。老板陈定方老师是四川成都人，被称为民营书业的“一姐”，性格爽朗，极富个人魅力，很容易被她短短几句话打动。我一直觉得四川女人比男人能干，经常举的例子便是陈老师和带我去广东的的堂姐。后来辞职去北京，陈老师看我去意已绝，便说就当放我两个月假，想回来随时回来。那天中午匆忙赶去书店，一则是为了怀旧，一则是看到陈老师在朋友圈说她手机上的nike跑步软件没法用，我说我去给她看看怎么回事。原来她装的是nike+，需要鞋里有传感器，我建议她装nike

本文2015年发腾讯《大家》，当时网上有很多人骂他们穷是因为太懒惰，品性太差，我心有不平，所以写了这篇。很欣慰地看到，这几年，凉山彝族陆续从高山上搬迁出来了，我相信他们一定能通过努力改变自己生活。————————————————我对凉山并不熟悉，不过二十年前短暂呆过一段时间而已。因为去过，每次凉山的新闻出来（都不是什么好消息），心中都会郁结些情绪，想要说说。又因为不懂，每次只是随口感慨两句就算了。照例，我还是先讲讲往事，再谈谈随想——所知实在有限，与其说与大家分享我的见识，不如说想与大家分享我的情感。【甘洛往事】那是95年冬天，当时我被厂里选送到四川工业学院委培，年少轻狂，天天旷课。期末考试结业五科，几乎全面旷考，自然不敢回家，找了个借口，说是要在成都打工。其时高中好友文大也来到了成都，一起找工作。文大比我先找到工作，他每天从打工的火锅店贪污20元给我作为第二天的活动经费。然而我却迟迟没有找到，有一天，文大提议，干脆他辞了工作，跟我一起去凉山甘洛找他老爸——文叔在那里承包了一个矿洞。没钱买火车票，一路逃票。查票的往前走，我和文大就往后躲，等中途到站停车，赶紧下车往已经查过的车厢跑。还有一种方法是跟彝族人混在一起，列车员根本不会去查他们的票。后一种方法更好玩，但一怕装得不像，二怕彝族人不配合，终于没敢尝试，颇有些遗憾。到了甘洛火车站，坐中巴去矿山，路况极差，一路颠簸，周围的风景，两个字形容足矣：苍凉。然后走路，爬了几个小时山，到了半山腰的矿山上。我跟文叔一见投缘，终日围着火炉把酒聊天，俨然忘年之交。偶尔进矿洞帮手，干了一阵，听见文叔雇的彝族人说nia

那天，阿登来找我。我还记得的我请他吃水煮肉片。阿登是广东人，不能吃辣，我却点了最辣的一个菜。这不是有意的，因为我那时候很少下馆子，以为水煮肉片就是把肉用水煮一煮。当时我糊弄过去了，后来也一直没跟阿登解释这个事——多不好意思啊。那大概是99年，我在东莞虎门镇南栅工业区利高文具厂。我和阿登是通过写信认识的——就是笔友——现在恐怕很少有人通过这种方式交友了。当年倒不鲜见，《佛山文艺》下边栏就会登一些交友信息：某某某，性别，年龄，哪里人，爱好什么。请原谅一个正在怀旧的人跑题多说两句：那时候《佛山文艺》多牛啊，靠着打工者的支持，成了全国发行量最大的文学杂志，据说巅峰期其他杂志加起来的发行量都没《佛山文艺》一家多。不过我跟阿登倒不是通过《佛山文艺》认识的，而是《南方周末》。1999年，《南方周末》搞“实验特刊”，我看着很不顺眼，身在旧社会的人没有闲情逸致去欣赏所谓的“新生活”。于是给他们去了一封信，顺便把《南方都市报》拿来陪枪毙了一把（彼时的南都可不是现在的南都，挺三俗的，刚创报要追求发行量嘛）。很意外，这封信登了出来。第二期，又登了一封来信，标题是《鱼和熊掌我皆欲之》，要跟我商榷，说很多人看南周是为了宣泄，告诫俺无论阅世还是阅书，都要宽容一点，落款是中大一教授。我那时候年轻气盛，又敏感（与人商榷居然不留姓名，拿教授名头吓唬我啊），马上就回了一封信。这封信又登出来了，我剪下来，夹在笔记本里，跟了我好多年。后来有了博客，我怕搞丢了，还特意拍照打字放到了网上，现在还能找到原文。我先道了个歉，对长者指点表示感谢（虽然很愤怒，但总算还知道点礼貌），然后开始继续说自己的。“我希望《南方周末》能成为‘沉默的大多数’的代言人，对于有的人而言，可以说话的地方已经太多，而有的人却没有说话的权利。在看了《为了三百元钱打死一个农民》之后，我很难以闲适的心情来欣赏‘新生活’。”“我不想在这里诉说生活的艰难，因为有许多人比我的生活更加困苦，我只觉得对我而言，时间是紧迫的（上个月我的工卡上有314个小时），必定要有所取舍。所以在王朔与王小波之间，我选择王小波；在《读者》、《南方都市报》与《南方周末》之间，我选择《南方周末》。无论阅世也好，阅书也好，我都很赞成前辈的观点，并时时为此感到遗憾。（顺便说一句，我认为作为遭受不公平待遇的一群能赞成渐进的改革，这是一种更大的宽容）。”“我说话总是很不客气，除了涵养不够和学识浅薄之外，我想，也许我代表的并不仅仅是我自己。有一群人很少说话，作为他们中的一员，我希望可以发出一点声音。”我现在仿佛还能看到，在南栅图书馆，那个伏案写信的年轻人，他是如此地激动和愤怒，以至于手都在微微发抖。32岁的柯景腾在《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女孩》中说很喜欢17岁的柯景腾，我也很喜欢22岁的自己，虽然他有些偏激。在信的结尾，我写道：“如果这封信能发表，我希望可以公布我的详细地址。我很寂寞，很希望得到热心人的指点。”那时候我真的很寂寞，那不仅仅是独处异乡的寂寞，更是思想交流上的寂寞。上篇专栏我写到接触胡适给我打开了另外一扇窗户：“原来对于这个社会，除了马克思主义，还有别的思想可以解释。”如饥似渴是一个合适的形容词，我开始去了解自由主义，去看近现代的历史，我看胡适、王小波，看余杰、摩罗、林达，看刘军宁、朱学勤、徐友渔，看罗素、哈耶克、波普尔……还看《南方周末》——我一直把胡适、王小波和《南方周末》，看作我启蒙时期最重要的两个人和一份报纸。但在南栅那间工厂，我找不到人跟我交流。我现在还记得我跟工友吵架，甚至摔门而去——我们所在工程部，很多是国企出来的老工人。他们总是说“×××养大了你，你不能这么忘恩负义”，我总是说“是你爸妈养大了你，你爸妈在养大的同时还被×××剥削，你不仅是‘忘恩负义’，简直就是‘认贼作父’”。他们为我的生气感到惊讶，觉得我太较真了。在我参加自考的十门科目中，《马哲原理》和《近代革命史》的得分最低，分别是60分和61分（其他都在80分左右），为此我得意洋洋。我答《马哲原理》试卷最后一道大分题，明明知道标准答案是什么，仍然按照自己的想法洋洋洒洒写了一大篇。我大言不惭地说，要说近代史和哲学，整个考室我可能是了解最多的人。有时候我会想：也许是阅卷老师故意放了我一马，否则怎么会给我一个刚刚及格的分数？现在看来，我之所以对《南方周末》搞实验特刊那么难以接受，除了爱深责切之外，也许还觉得这是一种“背叛”。那封信登出来之后，一个多月的时间里，我回了60多封信，这对我的精力消耗实在太大，慢慢地，几乎所有人都断绝了交流，除了阿登。那时候他在厦门大学读书，我们写信总是写很长，好几页。阿登还给我寄书寄杂志，比如《读书》。但如果不是阿登来找我，也许我们不会到今天仍然是好朋友。后来我离开南栅之后，就跑去找他了，在他那里吃住了一年时间——那时候他刚毕业，日子也过得好惨的。再后来，我离开广东去了北京，阿登去了《南方都市报》评论版做编辑，向我约稿，我开始给报纸写时评文章，逐渐走上媒体这条路。

一天的学习是这样安排的：先花十分钟复习昨天看过的内容，剩下的时间看五十页课本，不多看，也不少看，看完收工。晚上躺上床，再回想一下今天学过的内容。第二天复习十分钟，这五十页就算翻过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