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各种意义的探究让人得出这样的印象：新时代人随手抛弃了意义，他们多半并不知道是自己抛弃的，还以为意义原本就不存在。新时代所特有的什么也感觉不到、什么也想不到的“虚无主义”的源头就在于此。众多关联的遁形和功能化导致世人看不到意义，而得出万事无意义的结论。

由于感到生存的无意义，又兴起了对意义的寻找。对意义的寻找并非在每个时代都如此声势浩大，亦非在每种文化中都有这么多追随者。往往是在一些原本天经地义的关联突然出现问题，不再那么理所当然时，对意义的探求才渐渐兴起。

在新时代的富裕社会里，人类经过奋斗“解放”了自己，获得了自由，而种种历来坚实的关联随之变得支离破碎，于是人类开始寻找“意义”。人类大张旗鼓地追求解放并获得彻底解放的结果是：历史长河中长期提供总体意义的宗教关联——与神的联系——消失了；政治关联——人们栖身其中的严明的等级制度——权力萎缩了；生态关联——与大自然的紧密联系——在人类的“解放”中渐渐消失了。

经济界打着为经济而经济的旗号甩掉了促进全人类生活水平共同提高的社会责任；旧时代因经济状况落后而固若金汤的社会关联分崩离析，留下了陷入孤独的个人。传统、惯例、伦理、道德成了历史；最终，建立在种种关联之上的个人与自己的关联也破裂了。于是乎产生了人人痛心却无力战胜的内心空虚和外在冷漠。意义激发力量，而无意义会把力量抽走：这是造成新时代人容易“耗尽”的一个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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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人随手抛弃了意义，他们多半并不知道是自己抛弃的，还以为意义原本就不存在。意义激发力量，而无意义会把力量抽走：这是造成新时代人容易“耗尽”的一个重要原因。

对于历史上各种牵强的、自封的，甚至为践踏人权辩护的“意义”，在新时代无疑应当加以摧毁：达达主义的“解构”和注释学的“解建构”就是起了这个作用。但若是意义不再存在，就必须开始批判性地构建和重建，即“创造意义”，因为缺乏关联是不行的，个人和社会生活均如此，以下各个层面的意义亦然——身体的知觉、心灵的感受、精神的思考和超越人类生活的意义。

对各种关联的构思和创造将重新展示意义的各个层面，用通俗平实的方法呈现出新时代人急切寻找的东西：生命之中存在的意义和生命本身的意义。人类思想、心灵和精神的资源将被释放出来，这些资源跟新时代生活和工作过于看重的物质资源相比，具有截然不同的价值。

实现物质富裕的目标也许对具体的生活来说很有帮助，但是难以使生命充实，它无法取代人类实现思想、梦想、价值的精神目标。而每项事业，哪怕再平淡，只要我们从事它不仅是为了物质追求，也是为了精神追求，这项事业就有意义。而如果我们因此获得了意义，我们就能经受并克服新时代生活的种种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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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项事业，哪怕再平淡，只要我们从事它不仅是为了物质追求，也是为了精神追求，这项事业就有意义。物资过多就失去了价值，拥有过多物资是无意义的。

试图用物质来填满意义的真空是徒劳的。这样做的人不值得羡慕，倒应该可怜。只有稀缺的物资才显得宝贵，但物资过多就失去了价值，拥有过多物资是无意义的。拥有一定数量的钱财是好事，若是过头就成了坏事，因为钱财不再为人减负，反而造成新的负担。

比如对钱财的争夺，这不仅在社会中发生，家庭内部也是如此。家财亿万的人还敢信任谁呢？物资和奢侈品过多会导致意义丧失，因为很多鲜活的关联随之失效：不断享用珍馐美味和豪华旅行使知觉退化，相互攀比使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联破裂，生活的张力减弱。因为在自我面前俨然没有丝毫困难和阻力，久而久之人就“感觉不到生命了”。

生活拮据时因为要精打细算而拥有的踏实和盼头没了。原本要实现目标的话需要付出诸多努力，这样人们才能感觉有意义，如今我们却能轻而易举地达到目的。既然能随时轻易地得到物资，我们也就失去了改善生活的动力和方向，失却了目标意义。对眼前需求的过度关注导致我们怀疑是否有必要超越自身为他人、为子孙后代着想，不然又如何解释我们富起来后反而感到空虚呢？

因此，新时代人开始了对意义的寻找，他们想找到新的意义来源，由此开发新的力量。历史上每逢关联破裂——比如亚里士多德时代古希腊城邦体系的解体、塞内加时期元首制蜕化为君主制，以及启蒙运动时期旧秩序的崩溃——人类就以此为契机寻找意义，而且每次都借着寻找幸福的由头来表达自己的不安。

实现“最大多数人最大的幸福（边沁的‘最大幸福原则’）”的目 标一度成为人类的共同事业，只是通往这个目标的道路一直有争议，正是这种争议导致两种体制争斗不休。人们以为，解决了体制问题，意义问题也就解决了，从而这个目标也就失去了意义。

在有限生命中实现所有梦想的努力是注定要失败的，试图用物质来填满意义的真空是徒劳的。

身处过渡时期的我们，仍然向生活索要着体制、社会、国家目前所无法给予的幸福。但这只是一种过渡现象，这一点已经清晰可见。在全新的全球化冲突里，关键问题已不在于谁给我们更多幸福，而是谁的宗教更强。

回顾历史，关于意义的问题比关于幸福的问题容易回答。但是，追求幸福的时代就像启蒙运动时期那样，汇集了许许多多追求幸福的个人的力量，洋溢着新鲜的气息，准备进行历史性的飞跃。一个历经变化后形成的“特别的新时代”将不再是一个意义消亡的时代，而是一个创造意义的时代。

这个新时代的特别之处在于：它所看重的不再是解放自己、迎来否定关联的自由，而是一种包含着新的、自愿选择的关联的自由。我们不是要返回旧时代，而是要建立个人与自身、与他人、与自然、与宗教的全新的多重联系，包括经济界目前承担的保护生态环境等社会责任。这个特别的新时代将重建目标意义，勾画一个新的乌托邦。为了能够持久，这会是一个不由某国单独建成，而由全人类共同实现的生态和社会的乌托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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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无论存在于此岸或是彼岸，在人类曾经有过的“乌托邦”设想中，人之存在消失于宇宙幸福中，人无法提出“接下来怎么样呢”这个问题，那是一个“天堂乌托邦”。而现在的这个不会成为下一个“天堂乌托邦”。

若是这个新乌托邦建成了，没有人会感觉到，因为那时不会再有人去寻找意义了。关于幸福的大讨论将沉寂下来，离开人类视线一段时间。人类将幸福得没有理由去思索幸福，幸福史将揭开一段沉默的新篇章，开辟一个应对其他挑战的新时代。

历经变化后形成的“特别的新时代”将不再是一个意义消亡的时代，而是一个创造意义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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