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 | 赵毅衡：论元符号 | 自由微信

学术 | 赵毅衡：论元符号

赵毅衡跨界经纬 2020-01-18

论元符号

赵毅衡：《论元符号》,《山东社会科学》,2017年08期

［摘要］ 元符号，从字面上说很简单，是“关于符号的符号”。正因为简单，反而边界不清，使人困惑。本文仔细梳理了一些最基本的元符号范畴: 从窄义上说，可以有比喻、原型、设计等各种式样; 从广义上说，可以包括所有的解释、模仿、引用。本文在此基础上提出，符号升级形成“元符号性”，当再现成为链接式的“再再现”，元符号性渐渐擦抹掉原初意义，形成一个不断升级的过程。这个过程在人类文化中不断加速，当代文化正在经历一场“元符号性革命”。由此，我们可以重新定义人是“元符号性动物”。

［关键词］ 元; 元符号; 再再现; 元符号性

一、元符号的定义

“元－”( meta－) 一般用于学科或概念名称上，意义清晰明白: 元什么，就是“关于什么的什么”，就是关于某概念的升级概念。本文要讨论的”元符号”( meta－sign) ，就是“关于符号的符号”; “元符号学”( meta－semiotics) 就是“关于符号学的符号学”。

meta－这个前缀，希腊文原是“在后”的意思。亚里士多德的文集，哲学卷放在物理卷之后，名为 Meta physics( “物理之后卷”) 。哲学是对自然深层规律的思考，此后 meta－就获得了全新的含义，指的是对世界规律的探讨。某些华人学者把 meta－译为“后设”，极易误会，康德告诉我们，规律和范畴并不一定在现象之后出现。中文的“元”是古词，《说文解字》中说: “元，始也，从一从兀”，“惟初太始，道立于一，造分天地，化成万物”; 董仲舒《春秋繁露》曰: “元者为万物之本”，极为简明而传神。但这个定义之简明，有时却给理论造成极大的困难。例如“元符号”，意思极为明白，即“关于符号的符号”，反而造成困惑。许多理论家因为“元符号”这个概念意义太宽泛，而放弃深入讨论。过于宽泛，反而复杂无比。而这种兼具简繁的品格，也使某些论说过快地走入捷径，以为可以一步深入意义世界的奥秘。

正因如此，符号学家迪利感叹道: 元符号概念，有消极作用，让人以为人类可以在仅仅靠符号构成的、脱离实践的领域操作，“实际上这连天使都做不到”①。他的俏皮话意思是说: 以为元符号可以脱离符号表意实践，是不可能的幻想。但是本文结束时，将说明在许多情况下( 例如仪式象征) ，元符号能起作用，恰恰就是因为擦抹掉了符号表意的原初实践意义，在抽象层次上操作。而且这种似乎奇妙的符号魔术，恰恰不是天使的工作，而是我们作为人( 在区别于动物的意义上) 随时在做的事。仔细检查，我们的生活中，元符号数量之大，会让我们自己惊奇。

二、狭义的元符号

元符号是关于符号的符号，那就是说，它是某种意义再现的再再现，用另一种形式再现。元符号是替代下一级符号的符号，这下一级符号，可以是人面对事物世界( 例如一枚苹果) 所得的初始意义符号，也可以是已经媒介化的符号文本( 例如用“苹果”这个标题，苹果的图画) 。当一个符号指称的不是一个事物，而是另一个符号，它就是元符号。

符号分级替代关系，是构成元符号的最基本样式。因此，所有的比喻都应当是元符号，因为它让符号之间相比较，用一个异样的符号形象表达一个符号意义。说某人“心如石头”，代替说此人冰冷、粗粝、无感情，这个比喻，把我们对石头的原初感知心像符号( mental image) ，与对此人性格的判断联系起来，构成一个元符号———“石头人”。

说“鹊桥”或写“鹊桥”，都是元符号比喻，因为来自一折民间故事文本。画一幅喜鹊合起来排成桥，或舞台上用鸟声与人体动作表演走上鹊桥，当然也是元符号比喻，它们是在演示替代成语“鹊桥相会”。绝大部分比喻不是意义的逻辑延伸，而是在原先符号的心像基础上，作跨层次的符号活动，产生变异，取得一个更加生动的再现，从而促成传播双方的意识接近。② 如果这种“再再现”达到了抽象层次，那就出现了语言学家约翰森与莱科夫提出的所谓“概念比喻”。概念比喻在符号学中更重要，因为概念比喻必须可以在多种媒介中通用: 约翰森与莱科夫举的一个例子是“怒火”，这个比喻可以用各种方式说，并不锁定于某个表现方式之中。可以说: “我发火了”、“这话火上加油”、“怒火未熄”。③ 这些例子用英文、中文，都一样有效。用姿势、图像、舞蹈、音乐等媒介一样可以表现，街头抗议者甚至纵火来再再现“怒火”。

原型概念符号，经常可以在实际意义活动中找到，即我们称为“整体风格”或“总主题”的图像概念。例如某个公园的布置可以尽量安排成“儿童乐园”、“西班牙风情”，某个时装展可以是以“先锋意识”、“二十年怀旧”、“休闲随意”为主题，某个建筑区广场的设计可以是“蒙德利安”、“亨利摩尔”、“道家仙风”、“最简禅境”。这些都是覆盖各种符号的原型元符号，指导各环节设计的“元设计”。在人类的意义活动中，类似的“百搭”，或扑克牌中的“小丑”( Joker) ，各种场合可用，就像数学与逻辑学中，替代任何数量单元或概念的字母，都是这种通用元符号。

概念比喻中，最令人炫目的，是综合一个民族文化的“原型”比喻。在古代，水灾与旱灾轮流肆虐，中间夹着偶然来到的风调雨顺。对于先民，它们是符号而不是大气物理现象，祸福交替似乎无法控制，就需要有一个统一解释、一种高层次的总体象征。荣格指出，印度教和佛教共有的曼陀罗( Mandala) 概念，是一种宏大的原型，宇宙回旋重生的象征，体现了人类力求整体解释的精神努力。曼陀罗原型出现在建筑、家居、仪式等许多场合，荣格甚至说: “发现曼陀罗作为自我的表现形式，是我取得的最终成就。”①而中国以及东亚( 尤其是韩国) 对阴阳太极图的崇拜，以及此种图示在宇宙学、政治学、生理学上的应用，说明太极图更是一种表达宇宙运行总体规律的元符号。②或许这些元符号包容的面之广、通约的程度之高，都不如中国的《易经》。王夫子的界定听来过于宏大，实际上点出了原型元符号的本质: “乃盈天下而皆象矣。诗之比兴，书之政事，春秋之名分，礼之仪，乐之律，莫非象也，而《易》统会其理”③。只有原型元符号的力量，才能“统会天下之理”。

三、宽定义的元符号

“关于符号的符号”这样一个定义，覆盖面实际上很宽，可以宽得惊人。按照皮尔斯的说法，任何符号的意义解释，实际上都是一个元符号。皮尔斯说: “解释项变成一个新的符号，以至无穷，符号就是我们为了了解别的东西才了解的东西”④，要说明一个符号的意义，就必须用另一个符号。“当下的思想( 只是一种感觉) 没有任何意义，没有任何知性价值。意义并不取决于当下思想是什么，而是取决于接下来的思想如何再现它，而把这个思想的意义实在化( virtual) ”。⑤ 这段话听起来有点奇怪，从元符号角度就可以明白，皮尔斯是说: 只有再现解释才能落实任何意义。

雅柯布森进一步认为意义就是“可译性”( translatability) 。他有句名言: “能指必然可以感知，所指必然可以翻译”，此说简练但是明确: “可译性”指“可以用语言解释”，更应该理解成“可以用另一种符号再现”;“可译”就是用一个符号代替另一个符号。按此理解，所有的解释，就都是关于符号的符号，就是元符号; 所有对解释的提示引导，也都是元符号。例如，微妙的人体动作或脸部表情，代替一些难以说明的情景语言: 用轻微的点头微笑来鼓励对方说下去; 用大口抽烟或嚼口香糖来掩饰紧张; 用转身干咳来掩饰大笑的冲动; 高耸眉毛显露惊奇，甚至毫无表情让人觉得此人镇静。这些都是元符号，因为它们对解释作出倾向性的指示，尤其在使用言词不一定方便的时候。同样，可以把容颜的模仿( 化妆、面具) 、体态的模仿( 动作、舞姿) 、腔调的模仿( 念白、歌唱) ，都看成是类似比喻的“再再现”元符号。这不仅是指戏剧中，生活中更是如此。我们在网上购买一件衣服，因为是某“网红”穿过的样式; 或是购买一件家具，因为在广告中某明星“使用”过; 或是对某事件采取某种做法，因为是某电影中主人公的潇洒行事方式。如此做，就是在用一个符号模仿另一个符号，进入了一个元符号过程。考虑到人的成长和社会化都离不开模仿，我们的人格，实际上是元符号的形成物。

协助符号表意的，还有语言中的代词、衔接词汇( “如此”、“于是”等) 替代甚至省略，这些元符号构成一个文本中的“元符号链”，张德禄教授称之为“组篇机制”⑥。他研究中英语的元符号链，发现英语用代词连接词较多，而汉语用省略和重复较多，元符号链形成了中英文风格的重大相异之处。这些组篇连接成分，代替了许多不必要或不可能的重复，避免繁琐冗长的说明，“元符号链”不同于文本中的其他词汇，因为它们是替代符号的符号。

元符号大量见于“引号提醒”，原词语的意义在引号中被擦抹了，引号中虽然是原词，放在一个引号里被“提醒”，就不能当作原词汇被理解。例如，

“尴尬”是源自吴方言的词。

我从来不用“屌丝逆袭”这种网络粗词。

许多美国人都读错“Leicester”这城市名。

这些被引号括起来的不再是词汇，它们是原初词汇的替代符号，表示的是原词汇的某个特殊方面: 词源、风格、发音、写法、文化暗示等等。① 我们这里谈的不是名为 Leicester 的英国城市，而只说表现词的发音的符号。此种情况太常见，连许多语言学家都会误认为是词汇。我们可以扩大了说，许多( 可以) 放到引号中去的词句，都不是词句，而是擦抹原词，提醒原词的某个方面。在口述表达中，引号不如书面那样明显，但是经常只要变个声调，让听众觉得不自然，听众就会明白此处是一种“口头引号”②。

“引用”在人类文化中极其重要。翻译可以看成是“全文引用”，因此是原文的元符号; 评论或论文是全文间接引用，加间断直接引用。节本与提要是缩小规模的引用，典故则是片言只语的引用，审查与批判是否定性引用，洁本是有目标地缩减，戏仿或山寨是带恶意地引用，模仿是为我所用的引用，而抄袭则是有意掩盖的引用。各种各样的引用，突出了某种文本间的扭曲关系，原词已经不再是原词。

“引用”可以出现在多媒介文本中，例如在波普艺术中引用“文革”宣传画的元素，例如在电影配乐中使用瓦格纳的歌剧。同样，组合而成的新词也是元符号，因为他们实际上是引用原词，只不过把原词意义用( 显或不显的) 引号悬置起来，让其原词义大半消失。③ 在这个意义上，缩写词、省略号、惊叹号、截图、表情包( emoji) 、动态图( GIF) ，都是元符号，这些元符号常常带着幽默感，因为只求抓取最精彩的瞬间。

由于元符号不是指称一个事物，而是取代另一个符号，那么所有的新词、所有新的表达方式，都必须依靠社群的旧经验。这个问题起源自列维－斯特劳斯著名的人类学观念，即借旧用新的“拼凑”( bricolage) 。1962年他的名著《野性的思维》( Le Pensee sauvage) 中指出，原始的“神话式思维”，不是像工程师那样，先设定目的，然后找材料工具去达成这个目标，而是把现有的各种神话“再度使用”，拼凑出一个新的表意方式。④ “拼凑”这个概念后来被推进到哲学、批评理论、社会学、教育学、心理学、计算机科学等领域，被视为人类的意义活动的普遍样式: 列维－斯特劳斯说的是用旧材料“将就使用”，意义理论的“拼凑”是用旧文本“将就意指”。⑤ 我们所有的新思维、新解释，都是旧有符号文本的累加、变化、移用，人的意识在组织意义上永远是个拼凑巧匠，新的意义实际上大都来自旧符号的“再符号化”。随手举个例子: 《山海经》中的西王母，是灾难之兽: “西王母其状如人，豹尾虎齿，善啸，蓬发戴胜，是司天之厉及五残。”在后世道教神系中，西王母由先天阴气凝聚而成，是所有女仙之首，掌管昆仑仙岛。中国民间的故事和小说甚至说王母娘娘是黄帝的女儿，有记载说她馈赠汉武帝蟠桃。到了《西游记》中，王母娘娘是列仙之首，她开的蟠桃宴就是诸神的大集会，王母娘娘成了玉皇大帝的妻子。这些都是在“王母”二字上做文章，不管原出处了。由此可以看出，一个社群的文化，就是与社群相关的所有符号意义活动的总集合，而这种集合中的符号活动，大多是从原有意义符号上累积增生而成的，类似巨大的珊瑚礁，覆盖在上面的珊瑚，常是从 2．5 亿年前三叠纪以来累积的珊瑚上长出来的。

由此，我们可以把元符号理解为对符号的再度使用，这些符号原本携带各种意义，甚至完全不同的意义，但都能够为我们所用。为什么呢? 因为元符号再度使用的，只是符号的某个方面( 如西王“母”) ，内容相干程度是其次的，也就是说，元符号只使用次一级符号的某种品质，牺牲原先符号与对象的直接联系，最后完全擦抹掉原符号意义。

例如，每个城市的地铁图，都只是完全不成比例的“示意图”，大致反映地铁的空间位置，接近郊区的站间距离可能严重缩短，全图只强调换乘关系。同样，任何数字也都是元符号，因为把关系全部抽象为数量，5个苹果与 5 座大山，数字相同。此时元符号很有点像玩具，玩具在不同程度上迥异于其指称对象，所谓的“玩具飞机”，可以如飞机一般大小( 例如用于欺骗敌方侦察的充气飞机) ，可以与飞机一样质料( 例如退役为公园雕塑的旧飞机) ，但也可以是纸折的。其唯一共同点，是取消其指称对象的实质存在: 它们都不是飞机。

约翰·洛克

英国 17 世纪哲学家约翰·洛克，是第一个使用“符号学”一词来概括所有人文社会科学的人，却在“元符号”上下了一个宽泛程度无人能超越的定义。他认为思想是符号，而词汇是思想的符号，因此是符号的符号，所有的词都是元符号。① 因此，元符号性，是人类意义活动的根本符号品质。人类意义活动不断地处理符号与符号的关系，处理如何从符号生成符号的问题，是一种元意识活动。而人类的交流，都是基于元符号解释之上的元交流。人类文化贯穿了元符号的使用，文化的定义，就是以往文化的积累，称某人是“一个有文化的人”，意思就是说他知悉足够的先前意义，并能够用这些积累对新的意义活动进行评价。因此，人类文化，从定义上说就是“元文化”( meta－culture) ②。

四、元符号化与意义断裂

符号学中经常使用“元语言”这个概念，元语言是符码的集合，也就是解释根据的集合，元语言与元符号是完全不同的概念。塔尔斯基认为，上一层元语言，总是比下一层的对象语言“本质上更丰富”③。因为元语言在意义解释能力上更高一层。而元符号虽然是在下一级符号基础上产生的，却并一定比原初符号“更丰富”，还很可能相反，意义更狭窄化了，因为元符号不是解释规律，而是解释本身，用另一种符号再现，不见得会比原初符号更清晰。

笔者曾再三强调: 符号之所以能携带意义，是因为它把对象的无穷观相片面化了，如果要求符号全面地再现对象的所有方面，符号就无法完成携带意义的功能。④ 拉康提出了另外一个精辟的命题: “符号是事物之死”; 格雷马斯也提出“只有摧毁，才能表意”，因为在表意中，事物的自在性和整体性被取消了，事物的观相在符号替代中被抽取了。

这就回到了本文开始时迪利对元符号的批评: “只有天使能在脱离原初意义的元符号中操作”。笔者的答复是: 不仅是天使，还有具有正常意识的每个人。元符号性层层升级，使原初面对事物世界的符号过程难以追溯，一般的实行者能时时记得原初意义，因此，符号的无限衍义，就演化成艾科所谓的“封闭漂流”( hermetic drift) 。艾科认为符号衍义经常不必或不可能追溯。假定衍义从 A 延伸发展到 E，“最终能使 A 与 E 连接的只有一点: 它们都从属于一个家族，像似网络……但是在这个链条中，一旦我们认识 E 时，关于 A 的想法已经消失。”⑤也就是说，已经过去的衍义过程，有可能不留下痕迹。伊格尔顿也详细分析了这个现象，他指出，象征仪式的魔术，“并非来自物理学，而是来自元符号”。基督教礼拜仪式中用面包与酒作圣餐，说是代替耶稣的血和肉。耶稣的身体作为牺牲的符号，已经被圣餐元符号取代，这样耶稣就从肉身变成了纯粹的交流意义，而圣餐仪式就意味着原初符号之悬置。圣餐作为耶稣血肉的表意，正如 n 作为数字的符号，原数字并不存在。他指出: 这种情况下，“元符号就不仅仅是‘关于符号的符号’，而是‘超越符号的符号’( sign of the beyond－sign) ，或是‘非符号的符号’( sign of non－sign) 。”⑥这话让我们想起一个游戏，由一群人来一个接一个传递信息: 第一个人看到一个词，画出来传递给第二个，第二个根据他的画来猜测他要表达的意思，再次画出自己的理解传递给下一个人，直到最后一个人猜出答案，结果看是否与第一个词相符，当然，大部分情况下，意义变异到可笑的程度。元符号链替代的“升级”，也很可能是意义断裂的过程。

我们看到，片面化在元符号活动中进一步加强了，因为元符号是对符号再现的某个方面品质进一步的提取。一个元符号只能比它所覆盖的原初符号更加片面，因为它抽取的意义更为狭小。例如，在一张名单上打各种记号( 例如打钩) ，选出原名单中的某些人，在某个较窄的意义上拉出一张新名单，例如在一个连的士兵名单上组成突击队，此时元符号的范围比原初符号的外延范围更加缩小，但是内涵却加深了( 最勇敢而机敏的士兵) 。这与上一节谈到的“引号提醒”原则类近: 悬搁原义，作新的特殊理解。

五、“元符号性”的高低

在本文临近做结论之时，笔者不得不提出一个从未有人提出过的问题: 元符号有强弱“元符号性”的区别吗? 我们可以看到，有一种元符号意义的解释，对它所替代的下一级符号，再现变异程度较弱; 另一种元符号则有很强的独立性，或者再现的创新性很强。这种“再现变异”元符号性，很难度量，只能在比较之间感觉到。不过，在相类似的元符号活动中，或是在同一次元符号活动的不同元素中，我们依然可以清楚识别出来。

我举一个非常平凡的例子: 一个朋友的三岁孩子表演朗诵唐诗，说“前不见古人”时，他踮起脚尖作瞭望状;“后不见来者”，他回头作茫然状; “念天地之悠悠”，他拖长发音; “独怅然而涕下”，他擦眼泪并且加了几声“呜呜”哭声。三岁孩子的表演萌态可掬，引发满堂喝彩，这里明显有两套平行的元符号“再再现”文本: 一是朗读( 变字为音) ，二是表演( 变语义为姿势) 。观众显然更是为了孩子的表演喝彩。因为朗读对原诗的再现，其“元符号性”，远不如他的表演，孩子的表演再现方式离原初文本的距离更远、元符号性更高。这孩子显然也明白他的表演更吸引人，但是这套表演却是幼儿园老师设计的，孩子自己难以设计如此的元符号再现。这个例子似乎好笑，实际上却是表演性再现的共同特点: “元符号性”高，也就是创意更高。有的歌者的演出，远不如舞台灯光有创意; 有的电影中演员的演技，远不如场面的电脑特技精彩; 有的书法作品，不如其裱装引人注目; 有的新一代商品( 例如汽车) ，其内装美轮美奂，远不如其外形改成类似跑车形状更为诱人。

在人类符号行为的历史变化中，“元符号性”逐渐增强。现代化以来，由于媒介技术的高速发展，也由于文化活动的加倍增长，人类进入了一个指数越来越陡峭的“高度符号化”时代，这种符号化主要是因为元符号活动增加，也就是人们在符号上累加符号的活动越来越频繁。福柯对现代的“符号自行创造意义的力量”颇感悲哀。在《词与物》一书中，他认为人类最初使用词语符号时，符号对于物是透明的，但是文化的长期演变，擦抹掉其与具体物的对应，成为元符号。这是文化造成的社会知识型的断裂。现代文化中符号泛滥，是因为元符号性覆盖了几乎整个文化的意义活动。

博德利亚认为符号虽然一直存在，先前却不是文化的主导。在前现代社会中，符号是禁忌之物或权力之象征，神圣而不轻易使用，一旦使用则强调原样重复。到了现代性社会，符号被机械复制、大量使用，符号几乎把物淹没，把物世界变成符号世界。把物投入符号性使用，在古代多是仪式性的，在今日则是为了满足社群对符号意义的强烈渴求。①他们都看到了一个问题，即符号大量累加与再度使用引发的意义危机。这个危机在现代早期已有端倪，只是到当今更加发展了。后期现代是个符号泛滥时代，展望未来，我们能想象元符号化的进程越来越加剧，到一定程度后，这个文化所集合的符号意义活动，几乎全部是符号的自我增殖活动。

与远古时代相反，面对事物的初始符号活动，反而变成了稀有之物。例如，人们更多地到人工设计的“旅游胜地”如迪士尼乐园游玩，未“旅游化”的纯真大自然越来越少，元符号再现本身成为了我们面对的现实。

本文并不是在为当代信息社会唱哀歌，高度快速的元符号化也给现代社会带来了意料之外的进步增长点。在印刷术出现之前，学术的承传主要靠的是手抄本，各个学科是分离的，宇宙学、医学、宗教解经学等取得成就，都只能在本学科之内承传。印刷术提供了元符号技术，各个学科才了解到其他领域的成果，才出现打通各学科的方法论哲学、辩证思维方式、怀疑精神、科学模式转换。② 当今电子传媒引发更加高速有效的元符号性互渗，引发更重大的意义方式跨行业跨国界传播，当代文化的元符号性急速增加到如此程度，使得我们有理由称当代文化正在经历一场“元符号性革命”。

这场元符号性革命，是由互联网连接的电脑这个“再现机器”促成的。今日，再媒介化成了一个普遍传播行为，尤其是摄影与计算机技术的产生，使再媒介化成了主导意义方式。电脑屏幕上几乎所有的形象都来自其他媒介，因此新媒介在内容和形式上，都是其他媒介的翻译、改制、改造。所谓“屏幕页”( Screen Page)替代了纸页、书页、画页，因为这些“老式”媒介的页面只具有文本性，让接收者单向接收，而屏幕页允许接收者参与( 评论、PS、上载、转发) ，成为一种交流性的符号过程。③

六、人是元符号动物

本文的结尾，需要说清最重要的一点: 具有元符号能力，为什么是人类的特征? 人与另外两种“符号存在”( 一边是动物，另一边是具有人工智能的电脑) 究竟有何根本区别?

关于第一个问题，德国哲学家汉斯·兰克( Hans Lenk) 多次著文，辩驳对象主要是卡西尔的“人是使用符号的动物( animal symbolicum) ”这个著名定义。兰克指出，卡西尔在 1944 年的《符号形式哲学》中，已经承认猩猩能用手势交流。从那个时代之后，动物研究家已经发现动物的许多符号行为———不仅能使用工具，而且能将符号用于仪式。因此，兰克认为卡西尔的定义“哪怕不算错，也是过于草率，应当修正”①。最根本的问题是，动物没有“符号升级”( symbolic ascent) 能力，也就是创造更高一层次元符号的能力。即使猩猩的手势语再发展，猩猩也不可能有“对手势符号作关系分析的能力”。动物无法“文化地”发展符号，“只有人能在这等级中无限升高”。人不仅能表意或解释，而且能表达或解释其表达或解释过程。因此，兰克坚持认为，人的定义应当是“人是使用元符号的动物( animal metasymbolicum) ”②。元符号性，符号升级，是人类意识的最伟大创造。

因此，符号学的研究，除了描述现象之外，总结规律实际上是“元符号学研究”( meta－semiotics) ，这也就是为什么“批判符号学”和“总体符号学”( global semiotics) 成为当今符号学发展的趋势。有符号学能力的批判者，应当是“元符号学动物”，因为他们为人类的符号过程作出一种“意识形态程序化”的调节。③ 实际上，巴尔特早就提出过“研究符号学的符号学”④。西比奥克提出的“全球符号学”一个基本概念就是“模塑”( Modeling System) ，该词是从莫斯科－塔尔图学派的概念发展而来的。⑤ 洛特曼将自然语看作原初( Primary)模塑系统，而艺术是建立在语言基础上的第二模塑系统，也就是本文说的元符号。洛特曼认为，“元符号学研究的对象不再是文本，而是文本的模式，模式的模式”⑥，研究的是符号与元符号模塑与规范文化的能力。

另一个“拟人类”的符号存在，是电脑。电脑至今是在符号与“低元符号性”水平上操作，其元符号化进程是人类在设计并控制。或许机器能像那个三岁孩子那样把书写转化为声音，却不能像幼儿园教师那样设计出高度元符号性的表演。机器与人脑的最大差别，就是缺乏“自觉的”元符号能力: 机器的符号能力强，元符号性低; 而人的元符号能力，程度之高无与伦比。例如，人能够暂时悬搁棋局“战略”的计算，靠对对手的察言观色决定对策，机器不可能作这样超越的判断。电脑能做大量的设计工作: 从一艘航母的复杂构造，到一套时装的裁剪; 但是电脑无法作出决策，是否采用“青花瓷”式时装风格，是否歌剧院的设计要用“后现代风格”。再复杂的“空天一体化信息作战系统”，最后的“发射”决策，按钮依然要人来按。只有人脑才能审时度势，作出这样的高度元符号性决定。

试想一下，如果电脑自身获得了元符号“无限升级”能力，它就能够自行换代，增强元符号性，最后甚至能够做决策，从而创造一个独立于人类的意义世界的元符号文化价值体系。如果电脑能够从符号机器变成元符号机器，或许是很危险的事: 既然它的符号操作能力极强，累积的可用的符号比人记忆中储存的数量大得多，一旦有元符号能力，符号升级的速度也会比人脑快得多。到那一天，人类的意义方式，甚至元符号方式，都只能臣服于电脑的超高效率元符号化文化，机器意义世界的“深度学习”就会进化为超越人类的决策元符号，甚至用它来为文化“制定新规则”，代替人类决策。面对这样一个超强元符号性“主体意识”，智慧低一等的人类，将何以自处?

注释：

①Hans Lenk，“Man as Metasymboloc and Superinterpreting Being”，in Sign System Studies，No． 1－2，1999，pp．119－134 ．

② Hans Lenk，“What Makes Human Beings Unique?”in Philosophy Now，No．4，2016．

③Augusto Ponzio，“Modeling，Dialogue and Globality”，in Sign System Studies，2003．

④ ［法］罗兰·巴尔特: 《符号学原理》，载《文学符号学文集》，百花文艺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324 页。

⑤ Daniel P Lucid ed，Soviet Semiotics． An Anthology，Baltimore，1977 ; Stephen Ｒudy，“Semiotics in the USSＲ”，in The Semiotic Sphere，ed． T．A． Sebeok and J． Umiker－Sebeok ，New York 1986．